“形 象工程”，在国内往往会遭舆论“口诛笔伐”。殊不知，国外也有“形象工程”，而且还十分触目惊心。
　　明知故犯谋私利
　　西班牙的“形象工程”就非常令人吃惊。
　　就像我们惯常听闻的“鬼城”，在该国也不同程度存在着。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的索里亚市位于杜罗河畔，山林茂密，风景优美。于是，当地政府和政客便打起了“主意”，2007年，当地议会通过议案，要在这里建一座“生态城”。
　　这是一个宏大的建设工程。“生态城”项目议案获得通过后，区政府即用公共资金购地560公顷，用以建设豪华住宅、酒店、多功能体育馆、河滨公园甚至马术学校等全套设施。
　　也许，在2007年时，这个已连续10年经济较快增长——平均增长率3.65 %的国家的政客，在“胜利”面前，充满着“豪情壮志”。
　　然而，“想的没有变的快”。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房地产等行业泡沫严重。西班牙经济“硬着陆”，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到2013年的数年间，经济陷入两位数百分比的衰退之中。
　　就在去年，西班牙最高法院判决工程违法，所有项目全部停建。于是，这项以“环境保护”为噱头的公共工程，在开工3年、耗资5200万欧元后被迫停工，成为只剩一片废墟的“鬼城”。
　　如今，这个已成“鬼城”的“生态城”已被民众认定为“形象工程”。自然，最终付出代价的也是民众，包括税率上涨、公共服务打折、工资降低，甚至还得上缴“可再生能源税”等等。
　　一个实例是，索里亚市政府将扩建市医院的3400万欧元经费中的1/3拨给了“生态城”，医院扩建的二期工程便因资金短缺而被迫中止。普通投资者也深受其害，市民安娜·莫德雷格在“生态城”初建之时在其附近开了一家旅馆，然而一直是门可罗雀，至今仍然生意惨淡。
　　其实，这样的“形象工程”在西班牙数不胜数。该国《世界报》记者佩德罗·西蒙和同事曾驱车8000公里在全国进行调查，沿途所见所闻令人瞠目：国家一直活在透支之中，然而小镇比亚比哈德赛罗居民不足百人，却投入公共资金1200万欧元建了一座人工滑雪场，至今已连续8年停滞营业;圣费尔南多市花费1000万欧元建了一座水族馆，但在这个所谓的“海洋公园”里，却连一条鱼也没有……
　　这些耗费了巨额公共资金和大量人力物力，甚至以破坏生态的代价强行建设的“形象工程”，或是建了一半因违法或抗议被叫停，或是建成后发现没有使用价值而废弃。最终，一个个钢筋水泥成就的“形象工程”成了公共经费“打水漂”的“墓碑”。更糟糕的是，西班牙的许多“形象工程”都是明知违法或浪费，政府却仍然批准建设，确实让民众心痛。
　　那么，明知故犯究意为哪般？西蒙称，像“生态城”一样，当地政府和政客最初的承诺都是建成后能够使所有人受益，居民能够借此享受公共福利，所谓的“造福人民”，“但是结果往往是，政府拿着民众的钱做了混账事，政客凭此赢得了选票，与企业共同谋取了巨额利润，又将债务转嫁到了民众头上”。
　　为了脸面和选票
　　为了选票而大搞“形象工程”的，还有巴西借举办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而“大干快上”体育场馆，结果导致民怨沸腾。
　　一直以来，巴西的城市基础（公共）设施是较为落后的。当初卢拉政府曾向国民承诺“私营公司将承担世界杯项目的主要资金”，但很快改弦更张，政府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向了场馆建设，且一味追求观众容量，被民众斥为“挥霍资金”。
　　更令民众不满的是，“很多旨在为巴西主办城市带来长期利益的基础设施项目都被政府所忽视”，巴西世界杯组委会主席罗纳尔多居然还说“为了世界杯，宁愿放弃医院”。这叫民众情何以堪。他们清楚，“当比赛结束、游客散去后，巴西的城市留下的不是新医院，而是无用的一流体育场，其中一些体育场甚至没有机会再举行球赛”。对此，民众要求政府，应该“建设国际足联标准的医院和学校”。
　　民众愤怒的还不仅如此。西蒙·库珀和斯特凡·兹曼斯基在新著《足球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巴西世界杯将很可能实现财富从巴西向足球俱乐部和私营公司等多个利益团体的转移。纳税人会发现他们辛苦所得的收入被用于国内外的特殊利益团体，而非用于民众和国家的长期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巴西为举办世界杯而牺牲了自己的一部分未来”。
　　想当初，政府之所以敢如此大手大脚，一个原因可能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国家经济多年保持着7%-8%的高增长，这让政府感觉形势喜人，工程可以“形象形象”。然而，乐极生悲，翌年就猛地回落到2.7%，2012年更创出0.9%的新低，2013年经常账目下赤字高达814亿美元。
　　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今年是该国大选之年。政府认为，2014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和2016年的奥运会这两项赛事，将拉抬政府形象，能够获得大量选票，使政府得以连任。
　　后来，及至出现抗议浪潮后，政府还是认为“抗议参加者主要是中产阶级，都市贫民并未普遍卷入，这些都市贫民既是罗塞夫，也是足球的‘基本票仓’”，“他们（政府）能稳住阵脚”，也因此，一方面铺张浪费建场馆，另一方面却对各项基础设施工程不断挥舞“剪刀”。
　　同时，巴西为世界杯赛的拆迁，也被批为“形象工程”。今年1月下旬开始，圣保罗市中心的约400多名流浪者被要求在月底前搬出破旧的棚户区，住进政府安排的汽车旅馆并接受相应治疗，棚户区将被铲平。然而，为期只有9个月，包括补偿和治疗，根本未考虑提供长期的住所、职业培训和康复方案。世界杯后不久，贫民窟又恢复原状。
　　对此种种，许多巴西民众看得十分清楚，认为“政府为脸面和选票”。
　　无形的“形象”也害人
　　西班牙和巴西的“形象工程”虽然“各有千秋”，然而，从形式上看还属大同小异，希腊搞的则是一种无形的“形象工程”。当然，也同样令人瞠目结舌。
　　希腊这些年过的可谓是“苦日子”。陷于严重经济衰退的6年间，一直靠“输血”维持着，国际上先后两轮提供了2400亿欧元的救助贷款，即便如此，到2015年还将有2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
　　究竟怎么会弄到如此地步？希腊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共识是，大搞“形象工程”——政党和政客为了胜选掌权不顾财政实力和国家前景毫无节制地以好处换取选票——“收买人心”，透支了国家财力。
　　透明国际希腊分部主席科斯塔斯·巴库里斯指出：“我们的政治体系中，议员和选民之间就像是一种客户关系。”——一种怪异的社会现象：为选票，政党和政客要对选民作出各种“大方”的承诺，甚至承诺给予政府职位。
　　1990年代初担任财政部长的塞浦路斯·马诺斯就曾直言不讳地这样“拉票”：“一旦我当选，我一定保证给你女儿在政府里谋一个差。”2010年秋季大选前，政府内突然增加了2.7万个领取薪金的名额，可是很多名字只出现在工资单上，本人完全不必“应卯”，因为根本没有职位，连办公地点都没有。
　　久而久之，希腊便“拥有”了庞大而效率低下的公共部门。总人口只有1100万，公共部门公务员居然达到100万人。由于公共部门已太过庞大，很难再有“潜力”可挖，多届政府便将主意打到“事业单位”上。
　　于是，希腊的教师与学生之比成为世上最高。一个芝麻大的小岛上的一所非常小的学校里竟然有15名体育老师。全国一度有2万名教师从事行政工作，因为根本没有学生可教。
　　当然，政党和政客心里还不踏实，怕选票流失。于是，他们还盲目推行高福利。国家虽然长期举债度日，但每年居然仍把国民收入的26%用于社会福利。
　　世界杯过后，巴西的城市留下了一些荒废的体育场，民众要求政府该“建设国际足联标准的医院和学校”。
　　此外，为“收买人心”，希腊政客竟对偷税漏税都睁只眼闭只眼，前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就说：“如果你能雇傭你的选民，你一定会那样做。”于是，希腊成了“逃税天堂”，逃税金额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至20%。
　　多年来大搞“形象工程”，受累的最终还是普通民众。试想，逾26%的失业率，将有多少家庭陷入绝境？可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形象工程”真的都是害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