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一次小范围的交流上，一位财政系统的厅级官员说，媒体要更加“爱护”财政官员。因为这个系统很特殊，官员愿说、敢说的很少。
　　对“厅长”这话，我赞同其初衷，但不同意“爱护”的说法，用“理解”更好。
　　在中国，财政官员是个极其重要却特殊的官员群体。他们被社会的认知和理解的程度，和其扮演的实际角色存在着不小的错位。
　　现实原因不易表达，但历史传统却很明了：帝制时代讲求道德治国，道德家被硬说成是国家栋梁，而更重要的财经治国者，尽管“扶大厦于将倾”，其名声却赶不上那些沽名钓誉之徒。
　　唐朝有个人叫刘晏，这恐怕没几个人知道，但同时代的杜甫却比他出名得多。他比杜大约小四五岁，官做得比杜大，对国家产生的影响更远在杜之上。
　　刘晏是山东人，是个神童。有传说称，刘晏8岁时，唐玄宗封泰山，他呈上一篇“颂”，玄宗召见，刘晏对答如流，连杨贵妃都喜欢他。《旧唐书》中确有“举神童”的记载，但没有这么添盐加醋。
　　刘晏一生的精华篇章不是什么神童，而是为国理财。唐代宗时，他主管财政和经济改革，做到了同中书门下平章（常务副总理）。他的改革很多，选取其中和当今联系最密切两条来看，一是搞“混合所有制”，二是“不劳于民”。
　　“混改”发生在盐业。在帝制时代，盐业多为国家专营，但唐朝初年，盐竟然是民间自由买卖，连盐税都不怎么收。安史之乱后，国家财政困窘才开始对盐专营。国家建立了强大盐务机构，从收购、运输、到终端销售都一律官营，不给民间一点空间。
　　盐务机构就是“国企”，开支惊人、腐败丛生。于是，刘晏开始推行“混合所有制”。他认为，国家掌握产业链上游，即负责收购即可，下游都留给民间。这样，国家对行业依然有绝对控制力，而下游环节通过商人运营，还能提高效率。“混改”后，国家从盐业主要获取两种收入：一是收购后加价售给商人，二是对商营环节征盐税。

　　好制度总会走样，乃至废弛。唐朝末年，国家再次收紧盐业专营。两个民间盐贩走投无路，王仙芝、黄巢起义就这么来的。

　　实际上，刘晏的盐业改革很像当今的石油业。石油的上游环节，油田开采和原油进口基本上是国营，而越到下游，民营色彩越来越重。比如，民营炼油厂曾大热，而民营加油站更是遍地开花。石油行业的“混改”曾被称为“卖管网”，其指向和刘晏的盐业改革其实差不多。
　　第二个改革是“不劳于民”。在帝制时代，人民必须免费给国家免费做苦工，即徭役。这种国家对人民劳动力的免费掠夺是很多农民起义的导火索，从鱼腹藏书的陈胜吴广，到喊出“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韩山童刘福通都是如此。
　　刘晏的方案是由国家支付报酬。唐代的官营手工业多是人民无偿劳动，但刘晏进行了改革，在官营造船、官炉铸钱两个行业率先建立了“国家雇佣制”。这等于国家以货币从民间购买服务，这在当时实属超前。《旧唐书》评价刘晏说，“富其国而不劳于民”，说得很到位。
　　抛开东汉、西汉这些“断裂”王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最长的帝制王朝。安史之乱后，依然存续近150年，这很大程度得益于财政改革者奠定的国家财政治理构架。中央政府式微，但相当长时间内，仍能制衡藩镇。
　　好制度总会走样，乃至废弛。唐朝末年，国家再次收紧盐业专营。两个民间盐贩走投无路，王仙芝、黄巢起义就这么来的。秦元亡于徭役，但唐却亡于盐贩造反，这可以看作是刘晏两项改革的呼应。
　　《三字经》里写到，“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如是。”但中国人对财政官员和财政治理的认知，断然不能止于童蒙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