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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一大批志士仁人为其前仆后继。我们理所当然地、更多地将重点放在了革命党人身上。而其实在此次大变革中，除了革命党人之外，还有许多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立场的人加入到了这场革命当中，并在其中起到了甚为关键的作用。他们绝不是辛亥革命的配角。
梁启超：启民之智于新旧交替之时
从保皇到革命，从宣扬民主到重归立宪，后人总结梁启超总离不了“矛盾”二字。而他身处新旧思想交错的时期，存在矛盾其实并不奇怪。
192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过去十年之后，梁启超在他题为《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的演讲中说到辛亥革命的意义，“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白发的凭借。”而对于其中的“自觉”，他进一步阐述道：“自觉，觉些甚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的‘潜在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出来。”
其实对于这种“自觉”可以追溯到1898年。是年，在维新运动推动下，光绪下诏明定国是，颁发了“准许自由开设报馆”的诏令，中国统治者第一次“恩准”了新闻出版自由。但人民还未来得及享用此种自由，接踵而至的戊戌政变便让各地兴起的报刊纷纷停刊。政变后，康梁等人逃亡海外，但却未偃旗息鼓，继续通过报章宣传自己的维新思想。逃离中国3个月后，梁启超就又创办了《清议报》，继续着“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的办报思路。
甚至还可以再往前追溯。中国真正遭遇民族问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愈来愈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开始进入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这一层面，具有了现代性的意义。
在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的传人和影响，以及国内民族关系现状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的背景下，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肇始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和维新派，形成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西方民族主义理论；针对当时国内民族关系的现状，梁启超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名称和“小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的概念。对此，他的解释十分清楚：“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
维新派的这些探讨，不仅是理论层面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张本，且在当时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五族共和”准备了理论基础。
迫于内忧外患，1906年，梁启超代为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一些学者称：对于民国创立，“从某种意义上说，1906年的谕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决定意义”。
到了1910年，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在穿越新疆时，拍下了一幅“新疆咨议局”的照片，虽然房子看上去那么不起眼，像个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光秃秃的枝桠，一片冬天的荒凉，但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毕竟是全新的事物。在当时广西桂林的一次官方集会上，高悬着“立宪万岁”的匾额，会场上不同的服装就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风景：一边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员，一边是穿着新式校服的小学和师范学堂学生。
此时，民间立宪团体的纷纷诞生更是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浙江有“预备立宪公会”，湖北有“宪政筹备会”，湖南有“宪政公会”，广东有“自治会”等等。避居海外的梁启超也成为立宪派中的活跃人物。他一改几年来和革命党论辩中宣扬的开明专制和预备宪政思想，主张迅速立宪，实施君主立宪制度。
于辛亥革命本身，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立宪派，也起了关键作用。此前半年，他一面奋笔疾书，声援四川保路运动、声讨清廷“违法借债之罪”；一面参与谋划宫廷政变及“国会请愿”，逼清廷兑现承诺。这些舆论上的宣扬，使国人对满清覆灭有了思想准备。武昌首义事前并无周密策划，随后却以省内议员多为立宪派的各省咨议局群起宣告独立，给清廷以致命一击。也正因于此，1912年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返国，京城轰动，欢迎盛况空前。
袁世凯：“非袁莫属”
当我们谈论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政体之时，对于促成这一成果的实现，除了革命派的力量外，袁世凯是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
直接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说起吧，此时，袁世凯被清廷重新起用。在清末民初这个大的社会转折时期，清朝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势的力量寄托在袁氏身上，所谓“非袁莫属”。其实，最初清廷启用袁世凯的时候，只是授他为“湖广总督”。如此轻权，他当然拒绝，之后，袁世凯提出六个条件，不应允则绝不出山。此六个条件为：“开国会，组责任内阁，解党禁，宽容起事党人，总揽全国兵权，宽与军费。”前四个条件是属于“政治性”的内容，后两个条件则是“军事性”的，毕竟军队是袁世凯政治力量的构成与来源。之后，袁世凯即被授予内阁总理，此际乃袁世凯真正崛起之时。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29日，被17省代表在南京推选为临时大总统。计有候选资格者3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17省代表依次投票，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选举结果揭晓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然而，事隔两日，选举之日的喜庆与热烈就消失了大半。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再三声明，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只是暂时承之，以待贤者。
满腔热情的领导者们并未看到列强对新政权的肯定，相反，袁世凯却得到了列强的支持，因此，革命军希望袁能加入革命，带来根本而快速的胜利。另一方面，已经奄奄一息的清廷已将权力倾囊授予袁世凯，以图其能拯救清室。同时，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定：袁世凯如“反正”，当公举其为临时大总统。
不久，袁与革命党开始在上海举行谈判，底线就是“君主立宪”，保留清廷的名义，虽然当时革命浪潮已席卷全国，但他对共和制度依然不信任，虽然他也认为民主共和派为“进步党”，但仍坚持其立宪主张，主张在“君主立宪”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但是，当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后，民主共和呼声渐成主流，孙中山内阁也汇集了当时的社会精英，“君主立宪”逐渐失势，袁世凯似乎只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开始松动了。
在孙中山的一再恳请下，在清皇室已名存实亡的情况下，袁世凯似乎不是很积极地 附和了共和。当然，他附和共和，也与列强的态度，及他的外籍幕僚的建议不无关系。袁世凯一贯很重视列强的态度，也与外籍幕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让清室退位，袁世凯接受共和，出任总统之职，统一南北，已成当时的主流意愿。清朝皇帝退位后，袁世凯顺利地接过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接着成了首任正式大总统。
总以观之，袁世凯先领清廷之权柄，再获革命党“临时大总统”之位的许诺，迫使宣统皇帝逊位。清朝统治，就此告终。但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以观，立宪派、革命党以及袁世凯三方的合力，终使中国的封建统治就此结束，当是历史的进步。
宋教仁：革命仅是手段
宋教仁一生短暂，但留给后人颇多。如以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实行民主共和；制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法律；民主宪政思想以及地方自治思想等等，其中最宝贵的则是他的民主宪政思想，而此民主宪政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则是他的责任内阁思想。
要理解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运作，内阁制是重点，宋教仁很关键。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却因病未能及时赶到武汉领导革命，致使领导权落到旧官僚黎元洪和汤化龙手中。1911年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赶到被袁世凯重重包围的武汉，准备与新政权共存亡。
在此期间，他主持了鄂军都督府的所有公文的制定颁布，同时完成了《鄂州约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文件”的撰写，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以此为蓝本。其中虽明确规定“都督有总揽政务、统率水陆军队、任命文武官职等大权”，但在执行这些权力时，“需经过政务委员的副署”——这就是典型的“内阁制”限权。
从宋教仁为中部同盟会制定并执行的制度看，他们采取的是同样的“内阁制”方式。所以，宋教仁坚持内阁制，是其对民主政治实际运作的基础理念。
彼时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领导革命，共和制度当是必然，与袁世凯谈判清帝逊位，这是无可让渡的底线。共和制度之下的政府组织安排，分歧则是，孙中山主张总统制，宋教仁则坚持内阁制。
宋教仁是革命党人中坚持内阁制的急先锋。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宋教仁便与孙中山有过是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争论。
宋教仁力主内阁制。所谓内阁制，宋教仁自己的解释是：“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而孙中山则称，“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
关于怎样才能建立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宋教仁认为就是要建立政党内阁，“盖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宋教仁就坚持政府组织形式采用责任内阁制，后来又一再强调，“将来宪法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
当时舆论认为，“中国以数千年来专制之政治，阴驱潜率，蒂固根深，已种毒于人心而莫由拔，今一旦覆专制，立共和，毅然决然采用内阁制，盖所以防专制之复生也，立法命意，至为深远。”
但也有人认为是宋教仁自己想当总理，故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但宋教仁之所以坚持内阁制，是为了防范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而牢牢地将权力抓在革命党人手中，他曾对胡汉民(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说过：“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就范。”这个“野心者”指的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曾对其谋士杨度有过这样一段评论：“孙中山襟怀豁达，是容易相处的，天真的黄兴也好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以暴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得多了。”
实行总统制，对于孙中山或袁世凯来说，其意义并不相同，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乐见其成。
只是，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制度安排最终被确定为“责任内阁制”，甚至还添加了更为严厉的条款：“任命国务员须得参议院同意”，同时，还并列对总统的权限条款：“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制时须副署之。”
因而，民国初年，宋教仁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是另外一个主角。
汤化龙：立宪党人的合作
汤化龙在武昌首义的第二天早晨，就出现了。张朋园在其所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里描述：“武昌起义的第二天，革命党邀约咨议局人士共商大局，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立宪派，正式与革命党发生了关系。汤氏表示：‘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这样，双方起始合作，革命党负责军事，立宪派主持庶政，形势趋向稳定。”汤化龙由一名清政府旧官员，先后任湖北军政府民政总长、政事部长、编制部长等要职。
汤化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他生于湖北浠水县一个世代商贾人家，幼时习八股文，成绩优秀，曾考取清朝举人、进士，后留学日本，入政法大学学习法律。1909年回国后，适逢清朝政府实行宪政，令各省成立咨议局，汤化龙遂被推举为湖北省咨议局副议长、议长，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上。
同盟会与立宪派在武昌首义后，形成的新格局不是竞争而是合作。所谓即是革命党放了第一枪，立宪党人紧跟上。
若取政治的角度观察，武昌革命，新军先发，咨议局附从；新军所恃的是实力，咨议局凭借的是政治社会声望。这种合作，才是湖北能够稳定，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的“政治保障”。
张鸣教授在其《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说到：“立宪党人掺和首义，有三件事帮忙最大。一个是这些大绅商的参与，让在汉口的西方人觉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层作乱，同时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作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另一个是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就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再不作为，对不起自己。于是，接下来的各省响应，成了革命党和立宪党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
“三是汤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马上投入维持秩序，这么大的武汉，如果起义过后仅凭不足四千革命士兵，根本无法控制。”
立宪党人是近代中国的社会中坚，他们在获取经济成长之后，开始致力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在晚清最后几年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对应之，从而亲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特别是清廷推出皇族内阁和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前者比较彻底断绝了立宪党人分享权利的可能性，后者则从经济上狠狠宰了立宪党人一刀，终于将立宪党人从朝廷的同情者变为反对者。
武昌首义后，继之湖南、陕西同日起义，其革命党人与咨议局合作模式一如湖北；之后，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相继独立或光复。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给奄奄一息的清廷以致命一击。
辛亥革命中的其他立宪党人
汤寿潜(1856－1917)：汤寿潜担任浙督，甫一上任，汤就拟订旗营和降条件，以自己的诚信与声望促使旗营“委械请降”，杭州乃至浙江“全境帖然以定”。接着，汤再派朱瑞、吕公望率攻宁支队3200余人开赴镇江，一路披荆斩棘。不久，汤又积极呼吁成立中央政府，统一事权，并自告奋勇为南京临时政府劝募公债，以纾财政危机。
张謇(1853－1926)：1869年考中秀才，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前，张謇一直主张君主立宪。但辛亥革命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
赵凤昌(1856－1938)：武昌起义爆发当晚，赵凤昌便得到来自武汉的消息。次日，赵凤昌即邀集上海各界名流探讨时局，明确表态：“上海居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同一天，赵凤昌委托上海商会董事苏宝森告知外商及外交使团：洋人绝不能干涉革命军。随即公使团作出决议：各国严守中立。
梁启超：启民之智于新旧交替之时
从保皇到革命，从宣扬民主到重归立宪，后人总结梁启超总离不了“矛盾”二字。而他身处新旧思想交错的时期，存在矛盾其实并不奇怪。
192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过去十年之后，梁启超在他题为《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的演讲中说到辛亥革命的意义，“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白发的凭借。”而对于其中的“自觉”，他进一步阐述道：“自觉，觉些甚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的‘潜在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出来。”
其实对于这种“自觉”可以追溯到1898年。是年，在维新运动推动下，光绪下诏明定国是，颁发了“准许自由开设报馆”的诏令，中国统治者第一次“恩准”了新闻出版自由。但人民还未来得及享用此种自由，接踵而至的戊戌政变便让各地兴起的报刊纷纷停刊。政变后，康梁等人逃亡海外，但却未偃旗息鼓，继续通过报章宣传自己的维新思想。逃离中国3个月后，梁启超就又创办了《清议报》，继续着“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的办报思路。
甚至还可以再往前追溯。中国真正遭遇民族问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愈来愈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开始进入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这一层面，具有了现代性的意义。
在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的传人和影响，以及国内民族关系现状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的背景下，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肇始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和维新派，形成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西方民族主义理论；针对当时国内民族关系的现状，梁启超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名称和“小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的概念。对此，他的解释十分清楚：“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
维新派的这些探讨，不仅是理论层面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张本，且在当时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五族共和”准备了理论基础。
迫于内忧外患，1906年，梁启超代为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一些学者称：对于民国创立，“从某种意义上说，1906年的谕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决定意义”。
到了1910年，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在穿越新疆时，拍下了一幅“新疆咨议局”的照片，虽然房子看上去那么不起眼，像个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光秃秃的枝桠，一片冬天的荒凉，但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毕竟是全新的事物。在当时广西桂林的一次官方集会上，高悬着“立宪万岁”的匾额，会场上不同的服装就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风景：一边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员，一边是穿着新式校服的小学和师范学堂学生。
此时，民间立宪团体的纷纷诞生更是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浙江有“预备立宪公会”，湖北有“宪政筹备会”，湖南有“宪政公会”，广东有“自治会”等等。避居海外的梁启超也成为立宪派中的活跃人物。他一改几年来和革命党论辩中宣扬的开明专制和预备宪政思想，主张迅速立宪，实施君主立宪制度。
于辛亥革命本身，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立宪派，也起了关键作用。此前半年，他一面奋笔疾书，声援四川保路运动、声讨清廷“违法借债之罪”；一面参与谋划宫廷政变及“国会请愿”，逼清廷兑现承诺。这些舆论上的宣扬，使国人对满清覆灭有了思想准备。武昌首义事前并无周密策划，随后却以省内议员多为立宪派的各省咨议局群起宣告独立，给清廷以致命一击。也正因于此，1912年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返国，京城轰动，欢迎盛况空前。
袁世凯：“非袁莫属”
当我们谈论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政体之时，对于促成这一成果的实现，除了革命派的力量外，袁世凯是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
直接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说起吧，此时，袁世凯被清廷重新起用。在清末民初这个大的社会转折时期，清朝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势的力量寄托在袁氏身上，所谓“非袁莫属”。其实，最初清廷启用袁世凯的时候，只是授他为“湖广总督”。如此轻权，他当然拒绝，之后，袁世凯提出六个条件，不应允则绝不出山。此六个条件为：“开国会，组责任内阁，解党禁，宽容起事党人，总揽全国兵权，宽与军费。”前四个条件是属于“政治性”的内容，后两个条件则是“军事性”的，毕竟军队是袁世凯政治力量的构成与来源。之后，袁世凯即被授予内阁总理，此际乃袁世凯真正崛起之时。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29日，被17省代表在南京推选为临时大总统。计有候选资格者3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17省代表依次投票，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选举结果揭晓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然而，事隔两日，选举之日的喜庆与热烈就消失了大半。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再三声明，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只是暂时承之，以待贤者。
满腔热情的领导者们并未看到列强对新政权的肯定，相反，袁世凯却得到了列强的支持，因此，革命军希望袁能加入革命，带来根本而快速的胜利。另一方面，已经奄奄一息的清廷已将权力倾囊授予袁世凯，以图其能拯救清室。同时，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定：袁世凯如“反正”，当公举其为临时大总统。
不久，袁与革命党开始在上海举行谈判，底线就是“君主立宪”，保留清廷的名义，虽然当时革命浪潮已席卷全国，但他对共和制度依然不信任，虽然他也认为民主共和派为“进步党”，但仍坚持其立宪主张，主张在“君主立宪”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但是，当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后，民主共和呼声渐成主流，孙中山内阁也汇集了当时的社会精英，“君主立宪”逐渐失势，袁世凯似乎只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开始松动了。
在孙中山的一再恳请下，在清皇室已名存实亡的情况下，袁世凯似乎不是很积极地 附和了共和。当然，他附和共和，也与列强的态度，及他的外籍幕僚的建议不无关系。袁世凯一贯很重视列强的态度，也与外籍幕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让清室退位，袁世凯接受共和，出任总统之职，统一南北，已成当时的主流意愿。清朝皇帝退位后，袁世凯顺利地接过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接着成了首任正式大总统。
总以观之，袁世凯先领清廷之权柄，再获革命党“临时大总统”之位的许诺，迫使宣统皇帝逊位。清朝统治，就此告终。但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以观，立宪派、革命党以及袁世凯三方的合力，终使中国的封建统治就此结束，当是历史的进步。
宋教仁：革命仅是手段
宋教仁一生短暂，但留给后人颇多。如以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实行民主共和；制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法律；民主宪政思想以及地方自治思想等等，其中最宝贵的则是他的民主宪政思想，而此民主宪政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则是他的责任内阁思想。
要理解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运作，内阁制是重点，宋教仁很关键。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却因病未能及时赶到武汉领导革命，致使领导权落到旧官僚黎元洪和汤化龙手中。1911年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赶到被袁世凯重重包围的武汉，准备与新政权共存亡。
在此期间，他主持了鄂军都督府的所有公文的制定颁布，同时完成了《鄂州约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文件”的撰写，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以此为蓝本。其中虽明确规定“都督有总揽政务、统率水陆军队、任命文武官职等大权”，但在执行这些权力时，“需经过政务委员的副署”——这就是典型的“内阁制”限权。
从宋教仁为中部同盟会制定并执行的制度看，他们采取的是同样的“内阁制”方式。所以，宋教仁坚持内阁制，是其对民主政治实际运作的基础理念。
彼时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领导革命，共和制度当是必然，与袁世凯谈判清帝逊位，这是无可让渡的底线。共和制度之下的政府组织安排，分歧则是，孙中山主张总统制，宋教仁则坚持内阁制。
宋教仁是革命党人中坚持内阁制的急先锋。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宋教仁便与孙中山有过是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争论。
宋教仁力主内阁制。所谓内阁制，宋教仁自己的解释是：“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而孙中山则称，“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
关于怎样才能建立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宋教仁认为就是要建立政党内阁，“盖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宋教仁就坚持政府组织形式采用责任内阁制，后来又一再强调，“将来宪法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
当时舆论认为，“中国以数千年来专制之政治，阴驱潜率，蒂固根深，已种毒于人心而莫由拔，今一旦覆专制，立共和，毅然决然采用内阁制，盖所以防专制之复生也，立法命意，至为深远。”
但也有人认为是宋教仁自己想当总理，故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但宋教仁之所以坚持内阁制，是为了防范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而牢牢地将权力抓在革命党人手中，他曾对胡汉民(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说过：“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就范。”这个“野心者”指的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曾对其谋士杨度有过这样一段评论：“孙中山襟怀豁达，是容易相处的，天真的黄兴也好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以暴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得多了。”
实行总统制，对于孙中山或袁世凯来说，其意义并不相同，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乐见其成。
只是，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制度安排最终被确定为“责任内阁制”，甚至还添加了更为严厉的条款：“任命国务员须得参议院同意”，同时，还并列对总统的权限条款：“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制时须副署之。”
因而，民国初年，宋教仁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是另外一个主角。
汤化龙：立宪党人的合作
汤化龙在武昌首义的第二天早晨，就出现了。张朋园在其所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里描述：“武昌起义的第二天，革命党邀约咨议局人士共商大局，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立宪派，正式与革命党发生了关系。汤氏表示：‘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这样，双方起始合作，革命党负责军事，立宪派主持庶政，形势趋向稳定。”汤化龙由一名清政府旧官员，先后任湖北军政府民政总长、政事部长、编制部长等要职。
汤化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他生于湖北浠水县一个世代商贾人家，幼时习八股文，成绩优秀，曾考取清朝举人、进士，后留学日本，入政法大学学习法律。1909年回国后，适逢清朝政府实行宪政，令各省成立咨议局，汤化龙遂被推举为湖北省咨议局副议长、议长，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上。
同盟会与立宪派在武昌首义后，形成的新格局不是竞争而是合作。所谓即是革命党放了第一枪，立宪党人紧跟上。
若取政治的角度观察，武昌革命，新军先发，咨议局附从；新军所恃的是实力，咨议局凭借的是政治社会声望。这种合作，才是湖北能够稳定，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的“政治保障”。
张鸣教授在其《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说到：“立宪党人掺和首义，有三件事帮忙最大。一个是这些大绅商的参与，让在汉口的西方人觉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层作乱，同时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作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另一个是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就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再不作为，对不起自己。于是，接下来的各省响应，成了革命党和立宪党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
“三是汤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马上投入维持秩序，这么大的武汉，如果起义过后仅凭不足四千革命士兵，根本无法控制。”
立宪党人是近代中国的社会中坚，他们在获取经济成长之后，开始致力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在晚清最后几年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对应之，从而亲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特别是清廷推出皇族内阁和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前者比较彻底断绝了立宪党人分享权利的可能性，后者则从经济上狠狠宰了立宪党人一刀，终于将立宪党人从朝廷的同情者变为反对者。
武昌首义后，继之湖南、陕西同日起义，其革命党人与咨议局合作模式一如湖北；之后，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相继独立或光复。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给奄奄一息的清廷以致命一击。
辛亥革命中的其他立宪党人
汤寿潜(1856－1917)：汤寿潜担任浙督，甫一上任，汤就拟订旗营和降条件，以自己的诚信与声望促使旗营“委械请降”，杭州乃至浙江“全境帖然以定”。接着，汤再派朱瑞、吕公望率攻宁支队3200余人开赴镇江，一路披荆斩棘。不久，汤又积极呼吁成立中央政府，统一事权，并自告奋勇为南京临时政府劝募公债，以纾财政危机。
张謇(1853－1926)：1869年考中秀才，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前，张謇一直主张君主立宪。但辛亥革命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
赵凤昌(1856－1938)：武昌起义爆发当晚，赵凤昌便得到来自武汉的消息。次日，赵凤昌即邀集上海各界名流探讨时局，明确表态：“上海居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同一天，赵凤昌委托上海商会董事苏宝森告知外商及外交使团：洋人绝不能干涉革命军。随即公使团作出决议：各国严守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