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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形式与内容可作为“元范畴”统摄詹姆逊的辩证批评，在两者的逻辑关系中，蕴涵着形式一元论、形式二元论、形式多元论的多重观念。詹姆逊把形式主义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相结合，运用符码转换、形式的意识形态、符号矩阵等方法，在形式与内容之间进行辩证分析。这种将形式、美学与政治阐释融为一炉的方法又称“社会形式诗学”，它适用范围广，关注社会形成与文化形式的关系，是比文学社会学更有效的方法。但是，过度的政治化和理论的杂糅、拼贴也是它的问题所在。
：形式与内容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
〔中图分类号〕I10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2-0066-06
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詹姆逊倡导复兴黑格尔的传统，用一种新的辩证批评（dialectical criticism）应对后工业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危机。他指出黑格尔哲学的重大主题：部分与整体、总体性、具体与抽象、表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等依然有效，但是，新的批评理论必须重新创造它们才能弃之不顾。他重启黑格尔的“形式与内容”范畴，认为文学构成了封闭的实验室境况，它的形式和内容，连同涉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为观测辩证思维的运作提供了特殊的微观世界。
《元评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詹姆逊在与国内学者杨建刚的一次访谈中提到，《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原本是一部书，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认为印成一本书未免过于冗长，他们建议把关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那部分另外成书，这就是《语言的牢笼》。参见杨建刚：《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政治无意识》集中阐发了辩证批评的理论形成和批评实践，体现了托尼·本内特所说的“通过寻求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解释文学文本的形式和内容的持续性努力”。Tony Bennett， Formalism and Marxism， first published in 1979 by Methuen﹠Co. Ltd， Taylor﹠Francis e-library， 2005， p.112.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同辩证批评是“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批评，是从形式到历史现实的释义过程，但对“辩证批评与形式问题”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的探讨。
从某种程度上讲，形式与内容可视为“元范畴”统摄詹姆逊的辩证批评。詹姆逊将该范畴广泛应用于文学、文化研究，把形式主义批评本文中的形式主义，泛指自20世纪始以追求形式本体为目的的各种形式批评，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与意识形态批评融为一炉，创立出从形式、美学入手，抵达政治、内容判断的新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又称为“社会形式诗学”（poetics of social forms）。2008年9月16日，挪威路德维希·霍尔堡纪念基金会（The Ludvig Holherg Memorial Fund）宣布，将2008年度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h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美国著名批评家和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教授，奖金为562，500欧元（约合900，000美元）。“社会形式诗学”是基金会给予詹姆逊的评语，以此肯定他在社会形成和文化形式之间作出的贡献。参见王逢振：《詹姆逊荣获霍尔堡大奖》，《外国文学》2008年第6期。因此，本文拟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解析辩证批评，从逻辑分析、方法阐释、批评路径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尝试揭示辩证批评与形式问题的内在联系。
一、形式与内容的逻辑关系
辩证批评要求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展开辩证思维，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用结构主义改造辩证思维。他在《语言的牢笼》中提出“以语言为模式”，语言学强调关系、反对实体的思想是结构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我们应把这项发现结合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中。詹姆逊把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当作辩证思维的起点，但它并不意味着对立面的消除，而是使对立双方更加复杂化，同时利用结构主义侧重关系、纯关系的思想，摆脱实体论而转入意识形态的分析，以此从根本上改变二元对立的前景。
詹姆逊把结构主义引入辩证思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让结构主义与黑格尔结合，在双项对立统一的前提下，观察对立面的冲突、斗争和转化过程。他在《论黑格尔的变奏》中指出，黑格尔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思辨预设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通过对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分析，最终达到统一的信念。但是，我们不能从目的论的陈旧方式阅读黑格尔，应从结构主义出发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尽管在某些人看来——包括我自己——结构主义有它的局限，但无论如何它都表示辩证法的重新觉醒和重新发现”。Fredric Jameson， The Hegel Variation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London： Verso， 2010， p.48.其次，让结构主义与马克思、阿尔都塞结合，将生产方式理解为一种“结构的结构主义”，即组成生产方式结构的各层面不是同一的，它们共存于缺场的结构中，但又保持相对的自治。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指出，生产方式本身作为结构是缺场的，它不存在于构成经济基础（生产力、生产关系等）与上层建筑（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等）中的任何层面，也不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是这些层面中的整个关系系统，其中，组成结构的各层面之间既保持关系又相对自治。
詹姆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下，将结构主义与黑格尔哲学、阿尔都塞哲学相调和，最终形成一种“结构主义式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这种独特的辩证思维与20世纪以来的形式主义文论相结合，在处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时产生众多复杂现象——同一性与二元对立、决定性与自律性、主导性与多元性等矛盾并存在一起。简要说来，它们折射出詹姆逊在形式问题上的三种逻辑：形式一元论、形式二元论、形式多元论。 “形式一元论”指形式就是内容，内容也是形式，形式与内容本质同一且可以相互转换。结构主义与黑格尔的综合，将形式与内容等量齐观，既肯定内容的决定性、形式的自律性，以及两者的同一性，又深入观察它们之间的转化过程。詹姆逊不满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形式是主宰、形式是技艺的模式，也批判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形式本体论。他指出形式不是模具和出发点，而是作为终点，“作为只是内容本身深层逻辑最后的明晰表述”。④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first published in 197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329、403.詹姆逊认为形式与内容构成同义反复关系，两者的同一性根源于主体与客体、思维与现实的同一性。因为艺术形式本身是从历史语境中生发出来，它依赖于内容的可能性和社会经验的结构，它把社会经验当作素材，以人工制品的方式加工这些经验。
另外，文学素材也并非没有形式，它在起初就具有意义，艺术作品是把素材的原初意义转变成新的、提高了的意义建构。因此，形式的抽象化和文体化最终指向内容的深层逻辑，形式的实现和缺陷都是历史深层结构的标记。詹姆逊还借鉴席勒“美只是一种形式的形式”的说法，指出形式与内容无论哪一个都可以变成另一个，如内容也是一种“内部形式”（inner form），inner form的中译名常见“内部形式”、“内在形式”，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提到，“内部形式”的概念是歌德和威廉·冯·洪堡从普罗提诺那里发展得来。在涉及詹姆逊对形式问题的研究中，以“内部形式”的研究最多，国外最详尽的是克里斯托弗·安东尼·韦斯（Christopher Anthony Wise）的《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国内则有陈永国、刘进、李世涛、李志强等。“每一层内容都证明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形式”。④
“形式二元论”指形式与内容可作为某些二元对立范畴的通用代码，折射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关系。詹姆逊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这种划分又引发一大堆新的问题。参见[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页。结构主义与黑格尔的调和，在审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时，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与上层建筑的自律性并存，这样既可以摆脱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又可利用黑格尔的历时性，观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历史语境中的变化。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终极解释代码，意味着一种社会-经济学的转换，但是并不需要确证它的合理性，因为“这种确证已经孕含于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辩证观念当中”。⑥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first published in 197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402、327.
对詹姆逊而言，“形式与内容”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替换性表述，它可以避开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简化论、决定论、反映论，表达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在《论现代主义文学》中指出：“然而，确实值得补充的是，整个这一‘形式-内容’的问题既不是纯粹局部的、美学的问题，也不是局部的、技巧的哲学问题，而是在各种当代语境中不断反复出现的问题。”Fredric Jameson， The Modernist Papers， London： Verso， 2007， Intro. p.17.事实上，詹姆逊把形式与内容作为呈现时代语境的基本范畴，它们包含了多种意指，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主体与客体、艺术与现实、意识与存在、现象与本质、能指与所指等等。
“形式多元论”指文学和文化中存在多种形式并存的现象，其中主导的形式与非主导的形式共存。詹姆逊把生产方式作为主导符码解释文学艺术，他调和结构主义与马克思、阿尔都塞，又融入普兰扎斯、福柯、布洛赫等人的思想，把生产方式理解为一种“非共时性共存”，指出生产方式并不单独指经济、劳动和技术的模式，“它们同时也标示出文化和语言（或符号）生产的具体和独特的模式（同其他传统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等在一起）”。Fredric Jameso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Volume Ⅱ： The Syntax of History， first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London·New York： Verso， 2008， p.476.
在文化形式上，詹姆逊把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文化分期与威廉斯的“文化主导”结合在一起，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的主导形式”，与之共存的还有“非主导的、从属的、有异于主流的文化”，应把各种文化形式聚合在一个兼容并包的框架中共同讨论。参见[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27页。在文类形式上，詹姆逊把卢卡奇、弗莱的文类思想与生产方式结合，提出文类是作家与社会的契约，它携带一定的意识形态信息。文类的多元共存投射出“形式的联合”，通过这种形式的冲突与共存现象，能够窥见和象征性地表达特定历史时刻中生产方式的冲突与联合。
二、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批评
辩证批评对形式与内容的重视，是20世纪以来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艺术观念上的综合。形式主义文论突出形式，追求艺术形式自律和审美独立性，在语言、形式、结构上有科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文论强调内容，偏重客观现实对艺术的决定作用，关注内容揭示的历史、阶级、意识形态问题。詹姆逊借鉴语言、文本、符号、叙事、文类等形式主义方法，把形式主义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相融合，发展出从形式入手阐释内容的新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元评论》《政治无意识》集中了辩证批评对形式与内容的探讨。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詹姆逊指出辩证批评需要运用辩证思维，考察主体与客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它们都可以表述为历时性呈现的文学中形式与内容的矛盾。⑥在《元评论》中，詹姆逊认为形式主义颠倒了形式与内容的等级秩序，结构主义则提供了以关系代替实体的方法。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用音位学模式，以成对的对应或差异组织意义，当应用于文学形式分析时，整部作品被视为一个独特的大句子。但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最终都会流溢到作品之外而进入生活，不自觉地出现“从形式向内容的滑动”，Fredric Jameso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VolumeⅠ. Situations of Theory， first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London·New York： Verso， 2008， p.6.只有把它们转变成历史的范畴才能实现真正的超越。
《政治无意识》是将文本形式与历史阐释结合在一起的批评实践。它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包容各种批评理论的终极视域，把文本形式视为症候和征象，运用语言、意象、叙事、文类、符号矩阵等形式主义方法，对巴尔扎克、乔治·吉辛、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进行解读，探索被文本形式隐藏、遮蔽的意识形态内容。因此，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形式分析，进行历史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处理，是辩证批评调和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把形式主义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巧妙地结合起来的方法。概括地讲，这种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方法论层面看，辩证批评运用了“符码转换”（transcoding）的方法，将形式分析转入意识形态阐释。符码转换的术语来自格雷马斯，原指意义产生在语言的不同层面或不同语言之间的换位、转码中。詹姆逊把传统的中介理论与符码转换相结合，将后者改造成用于异质理论、异质层面进行交流、转换的方法，从而完成了中介理论的现代转化。他认为文学与文化通常被视为中介层面，从黑格尔的表现因果律看，艺术作为中介揭示了不同层面的“象征性同一性”，而且只有在最初的同一性中，才可能实现局部的同一和差异，戈德曼的同构理论就是如此。但是，这种中介认识忽略了文学艺术的特性，常常与反映论、工具论同义。
詹姆逊提出利用阿尔都塞的“缺场的结构”和“多元决定”的思想，在文学的半自治层面与其他层面之间建立联系，并结合格雷马斯的符码转换概念，将中介理解为符码转换的过程。所谓符码转换，是指“用相同的术语分析和表达两种相当不同的客体或‘文本’，或现实的两个非常不同的结构层面”。⑤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0、79.而且，它主要应用于两个层面：首先，指在不同理论体系之间，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在各种理论间来回穿越、往复，力图用其他理论的长处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其次，指在形式与内容之间，以政治为终极视域，运用语言、意象、结构、叙事、符号矩阵等形式主义方法，将所有形式、美学的分析转入意识形态的阐释。可以说，詹姆逊对符码转换的创新式利用，能够很好地保留各种理论的元代码，并进行彼此间的交流、对话与互译，是将形式主义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结合起来的理论依据。
第二，从批评层面看，辩证批评探究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把“形式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form）作为批评的核心。在《论现代主义文学》中，詹姆逊借鉴苏联语言学家赫捷姆斯列夫（Hjelmslev）的思想，并依据后者关于语言记号中“形式与内质”的区分与组合方法，提出了形式与内容的四种组合关系：首先，“内容的内容”，指文本内容所指涉的社会和历史现实，还没有获得确切的形式。其次，“内容的形式”，指文本的意识形态形式，它加工和组织一切无形式的内容，挖掘社会现实在文本中的深层意义结构。再次，“形式的形式”，指形式主义的纯粹形式，是抽象的形式，处于形式的半自治状态。最后，“形式的内容”，指形式与内容彼此融合又保持张力，通过形式呈现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的内容，是调和形式与内容对立关系的最有效方式。参见[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文集 第5卷 论现代主义文学》，苏仲乐、陈广兴、王逢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12页。伊格尔顿在《詹姆逊与形式》中指出，“如我曾提议的那样，对‘形式的内容’的关注，可能是詹姆逊对批评做出的显著贡献……形式的内容的观念是他能够将物质和意义结合在一起的另一种方法”。Terry Eagleton， “Jameson and Form，” New Left Review， vol.59， 2009， p.136.
“形式的内容”又称“形式的意识形态”，它是辩证批评的核心观念。詹姆逊在《文本的意识形态》中指出，“具有最特定含义的文学形式成为显而易见是充满意识形态的手段，成为社会象征的策略”。Fredric Jameso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VolumeⅠ. Situations of Theory， first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London·New York： Verso， 2008， p.52.因为审美行为本身是意识形态的，审美形式的生产也是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它发明了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的“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⑤詹姆逊承认卢卡奇带给他的最大启示之一，就是把艺术作品的形式视为观察和思考社会条件和形势的场合。但是，除了卢卡奇关注的统一、成功的形式，那些失败、残缺、疏漏的形式也同样是导向社会意义和社会真实的线索。实际上，詹姆逊把卢卡奇、戈德曼的“有机-整体形式观”，与阿尔都塞、马歇雷的“离心-冲突形式观”结合在一起。无论形式的统一、和谐，还是形式的冲突、断裂等不和谐，都是历史深层结构的标记，而探索这些结构、揭示形式隐藏的意识形态内涵就是批评的任务。 第三，从批评技巧看，辩证批评借鉴形式主义文论的技巧方法，把“符号矩阵”（semiotic rectangle）作为文学与文化阐释的基本工具。詹姆逊从共时与历时的调和中寻找意识形态阐释的方法，他发现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表达了结构主义的双项对立，它提醒我们历时事件的对象，本质上可视为一种共时现象进行研究。作为一种静止的价值系统，符号矩阵让外部的素材在语义四边形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同时又转变成系统内部象征性的指意成分。符号矩阵本身用以制造意识形态的封闭，表达二元对立的机制，是一种超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封闭系统“可作为完全不同的社会矛盾的表征性投射”，②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83、47.从而提供进入文本的路径。事实上，符号矩阵绘出了既定的意识形态内容及其逻辑极限，重构了在场与缺场之间的张力关系，并依据各种能动性加以图示。
因此，詹姆逊指出可通过历史化的利用，将封闭的矩阵重新用于历史化的辩证批评，将其作为“探讨文本错综复杂的语义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②如他对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康拉德、乔伊斯、普鲁斯特、兰波等人的经典作品解读，凭借符号矩阵的方法，揭示出文本潜藏的意识形态内涵。海登·怀特认为，不管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是否正确，詹姆逊拿来用作意义的生产机器，这种做法是很新颖的；而且，符号矩阵对于说明叙事如何发生作用，以及加强和消解不同时期社会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启发意义。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59.
三、走向“社会形式诗学”
辩证批评确立了从形式、美学到历史、政治的阐释路径，这种把形式主义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融为一炉的方法贯穿詹姆逊批评理论的始终。美国学者科林·麦克埃布认为詹姆逊像他的两位导师——萨特和阿多诺一样，是一位系统的思想家，“系统的思想总有一个缓慢的开始，这个前提一旦解决，更多的前景会被它照亮”。Fredric Jameson， 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Cinema and Space in the World Syste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9.其实，麦克埃布的隐晦描述指出了詹姆逊思想中方法论的形成问题。但是，很多学者误以为这是他对詹姆逊的学术生涯进行划分的依据，美国学者科林·麦克埃布（Colin MacCabe）在詹姆逊的《地缘政治美学》的序言中指出，詹姆逊的学术生涯遵循一定的模式，首先是20世纪60～70年代对德国和法国理论的深入研究，然后至80年代，以《政治无意识》为标志，在那之后开始了爆炸式的文化分析。并普遍认为詹姆逊在前后期之间，存在由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向。其实，詹姆逊本人并不赞同所谓“学术转向”的说法。他曾把自己的全部工作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和形式”，或用“历史”代替“马克思主义”，指出“形式和历史”间的关系始终是他的兴趣所在。参见何卫华、朱国华：《图绘世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
表面上看，自80年代以来詹姆逊发表了大量涉及文化研究的论文、著作，而且涵盖了多种文化客体，如科幻小说、摇滚乐、建筑、电影、绘画、广告、时尚等。然而，詹姆逊提醒人们，虽然自己现在的著作与四五十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他并没有改变看待问题的方式，只是形式或历史语境发生了变化。他从两方面强调自己对形式的关注：一方面，他的兴趣点始终在于形式，如形式的意义、形式的意识形态等，以及利用各种方法对形式进行阐释；另一方面，他关注历史和历史情势的本质，包括社会和经济层面。或者说，形式和历史的联系可以称为“理论”。参见何卫华、朱国华：《图绘世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而且，他把这种理论又称作“社会形式诗学”。当2008年詹姆逊获得霍尔堡国际纪念奖时，学术委员会也用“社会形式诗学”总结他的批评理论，赞誉他在理解社会形成和文化形式的关系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具体说来，社会形式诗学的理论定位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社会形式诗学的适用范围广泛，能够涵盖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客体。20世纪60～80年代，詹姆逊以文学形式研究为主。《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三部著作，重点探讨了20世纪文学形式的辩证理论、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形式观念、经典作品中叙事、文类等形式手段对意识形态的遏制等等。80年代以来，伴随资本主义进入跨国阶段，消费社会成为资本主义最彻底的形式，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成为文化的主导形式，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文化变成经济，经济变成文化”。[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4卷·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王逢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2页。此时，詹姆逊以文化形式的研究为主，尤其关注最具后现代特色的电影和建筑。如《可见的签名》《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地缘政治美学》《文化转向》等，集中了他对电影、建筑、绘画、金融、地产等各种文化形式的分析。
第二，社会形式诗学聚焦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既肯定经济的决定作用，又突出文化的自主性，比传统的文学社会学更加有效。詹姆逊认为文学与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但又具备相对的自主性。文学与文化可理解为反映、投射、表征经济现实的中介，它们的变化在本质上体现为“寻求以形式来充分表达自己的内容的一种功能”，因为“形式本身实际上只是内容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实现”。④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first published in 197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329、189.传统的文学社会学重在探究文学的起源、因果，对艺术自身的特性重视不够。社会形式诗学则运用了一种类似于“历史转义”（historical trope）的方法，它是詹姆逊用来描述阿多诺将音乐形式的演变与经济现实相结合的做法。
其实，历史转义是让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现实相互接触，一种在上层建筑之中，一种在基础结构之中，一种属于文化的，另一种属于经济的。④这种方法既在经济与文化之间建立联系，又能够保留文化的独特性；当文化分析转入经济层面时，并不意味着进入另一个专门的领域，而是分析接近了具体的迹象。实际上，历史转义就是詹姆逊将形式、美学的分析，与政治、历史、基础现实相结合起来的方法。他曾以电影为例，揭示这种方法的好处：“比文学社会学更引人注目的是，电影研究似乎呈现一种在内部分析与外部分析之间、上层建筑符码与下部基础之间、形式读解与对这些文化产品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决定因素的阐释之间的刻板对立。”Fredric Jameson， 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 first published in 1992， London： Routledge， 2007， p.198.
结语
总之，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看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更能体现詹姆逊关注经济、社会形成对文化、艺术形式的影响，它是辩证批评在历史语境中的新发展。詹姆逊将形式、美学与政治阐释相结合的方法，调和了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既让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动机一致，又继承了资产阶级美学的成果。但是，詹姆逊的批评理论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他始终围绕经济阐述文化的方法，被指责为文化批评的工具论模式；另一方面，他坚持把政治、历史视为绝对的视域，存在过度政治化的倾向。而且，当他急于将各种理论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时，忽视了诸种理论间的差异和不相容性，出现过度杂糅、拼贴的现象，使其理论显得复杂晦涩、矛盾丛生。
：形式与内容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
〔中图分类号〕I10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2-0066-06
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詹姆逊倡导复兴黑格尔的传统，用一种新的辩证批评（dialectical criticism）应对后工业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危机。他指出黑格尔哲学的重大主题：部分与整体、总体性、具体与抽象、表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等依然有效，但是，新的批评理论必须重新创造它们才能弃之不顾。他重启黑格尔的“形式与内容”范畴，认为文学构成了封闭的实验室境况，它的形式和内容，连同涉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为观测辩证思维的运作提供了特殊的微观世界。
《元评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詹姆逊在与国内学者杨建刚的一次访谈中提到，《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原本是一部书，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认为印成一本书未免过于冗长，他们建议把关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那部分另外成书，这就是《语言的牢笼》。参见杨建刚：《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政治无意识》集中阐发了辩证批评的理论形成和批评实践，体现了托尼·本内特所说的“通过寻求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解释文学文本的形式和内容的持续性努力”。Tony Bennett， Formalism and Marxism， first published in 1979 by Methuen﹠Co. Ltd， Taylor﹠Francis e-library， 2005， p.112.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同辩证批评是“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批评，是从形式到历史现实的释义过程，但对“辩证批评与形式问题”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的探讨。
从某种程度上讲，形式与内容可视为“元范畴”统摄詹姆逊的辩证批评。詹姆逊将该范畴广泛应用于文学、文化研究，把形式主义批评本文中的形式主义，泛指自20世纪始以追求形式本体为目的的各种形式批评，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与意识形态批评融为一炉，创立出从形式、美学入手，抵达政治、内容判断的新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又称为“社会形式诗学”（poetics of social forms）。2008年9月16日，挪威路德维希·霍尔堡纪念基金会（The Ludvig Holherg Memorial Fund）宣布，将2008年度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h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美国著名批评家和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教授，奖金为562，500欧元（约合900，000美元）。“社会形式诗学”是基金会给予詹姆逊的评语，以此肯定他在社会形成和文化形式之间作出的贡献。参见王逢振：《詹姆逊荣获霍尔堡大奖》，《外国文学》2008年第6期。因此，本文拟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解析辩证批评，从逻辑分析、方法阐释、批评路径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尝试揭示辩证批评与形式问题的内在联系。
一、形式与内容的逻辑关系
辩证批评要求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展开辩证思维，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用结构主义改造辩证思维。他在《语言的牢笼》中提出“以语言为模式”，语言学强调关系、反对实体的思想是结构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我们应把这项发现结合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中。詹姆逊把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当作辩证思维的起点，但它并不意味着对立面的消除，而是使对立双方更加复杂化，同时利用结构主义侧重关系、纯关系的思想，摆脱实体论而转入意识形态的分析，以此从根本上改变二元对立的前景。
詹姆逊把结构主义引入辩证思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让结构主义与黑格尔结合，在双项对立统一的前提下，观察对立面的冲突、斗争和转化过程。他在《论黑格尔的变奏》中指出，黑格尔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思辨预设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通过对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分析，最终达到统一的信念。但是，我们不能从目的论的陈旧方式阅读黑格尔，应从结构主义出发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尽管在某些人看来——包括我自己——结构主义有它的局限，但无论如何它都表示辩证法的重新觉醒和重新发现”。Fredric Jameson， The Hegel Variation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London： Verso， 2010， p.48.其次，让结构主义与马克思、阿尔都塞结合，将生产方式理解为一种“结构的结构主义”，即组成生产方式结构的各层面不是同一的，它们共存于缺场的结构中，但又保持相对的自治。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指出，生产方式本身作为结构是缺场的，它不存在于构成经济基础（生产力、生产关系等）与上层建筑（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等）中的任何层面，也不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是这些层面中的整个关系系统，其中，组成结构的各层面之间既保持关系又相对自治。
詹姆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下，将结构主义与黑格尔哲学、阿尔都塞哲学相调和，最终形成一种“结构主义式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这种独特的辩证思维与20世纪以来的形式主义文论相结合，在处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时产生众多复杂现象——同一性与二元对立、决定性与自律性、主导性与多元性等矛盾并存在一起。简要说来，它们折射出詹姆逊在形式问题上的三种逻辑：形式一元论、形式二元论、形式多元论。 “形式一元论”指形式就是内容，内容也是形式，形式与内容本质同一且可以相互转换。结构主义与黑格尔的综合，将形式与内容等量齐观，既肯定内容的决定性、形式的自律性，以及两者的同一性，又深入观察它们之间的转化过程。詹姆逊不满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形式是主宰、形式是技艺的模式，也批判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形式本体论。他指出形式不是模具和出发点，而是作为终点，“作为只是内容本身深层逻辑最后的明晰表述”。④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first published in 197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329、403.詹姆逊认为形式与内容构成同义反复关系，两者的同一性根源于主体与客体、思维与现实的同一性。因为艺术形式本身是从历史语境中生发出来，它依赖于内容的可能性和社会经验的结构，它把社会经验当作素材，以人工制品的方式加工这些经验。
另外，文学素材也并非没有形式，它在起初就具有意义，艺术作品是把素材的原初意义转变成新的、提高了的意义建构。因此，形式的抽象化和文体化最终指向内容的深层逻辑，形式的实现和缺陷都是历史深层结构的标记。詹姆逊还借鉴席勒“美只是一种形式的形式”的说法，指出形式与内容无论哪一个都可以变成另一个，如内容也是一种“内部形式”（inner form），inner form的中译名常见“内部形式”、“内在形式”，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提到，“内部形式”的概念是歌德和威廉·冯·洪堡从普罗提诺那里发展得来。在涉及詹姆逊对形式问题的研究中，以“内部形式”的研究最多，国外最详尽的是克里斯托弗·安东尼·韦斯（Christopher Anthony Wise）的《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国内则有陈永国、刘进、李世涛、李志强等。“每一层内容都证明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形式”。④
“形式二元论”指形式与内容可作为某些二元对立范畴的通用代码，折射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关系。詹姆逊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这种划分又引发一大堆新的问题。参见[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页。结构主义与黑格尔的调和，在审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时，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与上层建筑的自律性并存，这样既可以摆脱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又可利用黑格尔的历时性，观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历史语境中的变化。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终极解释代码，意味着一种社会-经济学的转换，但是并不需要确证它的合理性，因为“这种确证已经孕含于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辩证观念当中”。⑥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first published in 197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402、327.
对詹姆逊而言，“形式与内容”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替换性表述，它可以避开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简化论、决定论、反映论，表达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在《论现代主义文学》中指出：“然而，确实值得补充的是，整个这一‘形式-内容’的问题既不是纯粹局部的、美学的问题，也不是局部的、技巧的哲学问题，而是在各种当代语境中不断反复出现的问题。”Fredric Jameson， The Modernist Papers， London： Verso， 2007， Intro. p.17.事实上，詹姆逊把形式与内容作为呈现时代语境的基本范畴，它们包含了多种意指，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主体与客体、艺术与现实、意识与存在、现象与本质、能指与所指等等。
“形式多元论”指文学和文化中存在多种形式并存的现象，其中主导的形式与非主导的形式共存。詹姆逊把生产方式作为主导符码解释文学艺术，他调和结构主义与马克思、阿尔都塞，又融入普兰扎斯、福柯、布洛赫等人的思想，把生产方式理解为一种“非共时性共存”，指出生产方式并不单独指经济、劳动和技术的模式，“它们同时也标示出文化和语言（或符号）生产的具体和独特的模式（同其他传统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等在一起）”。Fredric Jameso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Volume Ⅱ： The Syntax of History， first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London·New York： Verso， 2008， p.476.
在文化形式上，詹姆逊把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文化分期与威廉斯的“文化主导”结合在一起，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的主导形式”，与之共存的还有“非主导的、从属的、有异于主流的文化”，应把各种文化形式聚合在一个兼容并包的框架中共同讨论。参见[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27页。在文类形式上，詹姆逊把卢卡奇、弗莱的文类思想与生产方式结合，提出文类是作家与社会的契约，它携带一定的意识形态信息。文类的多元共存投射出“形式的联合”，通过这种形式的冲突与共存现象，能够窥见和象征性地表达特定历史时刻中生产方式的冲突与联合。
二、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批评
辩证批评对形式与内容的重视，是20世纪以来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艺术观念上的综合。形式主义文论突出形式，追求艺术形式自律和审美独立性，在语言、形式、结构上有科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文论强调内容，偏重客观现实对艺术的决定作用，关注内容揭示的历史、阶级、意识形态问题。詹姆逊借鉴语言、文本、符号、叙事、文类等形式主义方法，把形式主义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相融合，发展出从形式入手阐释内容的新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元评论》《政治无意识》集中了辩证批评对形式与内容的探讨。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詹姆逊指出辩证批评需要运用辩证思维，考察主体与客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它们都可以表述为历时性呈现的文学中形式与内容的矛盾。⑥在《元评论》中，詹姆逊认为形式主义颠倒了形式与内容的等级秩序，结构主义则提供了以关系代替实体的方法。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用音位学模式，以成对的对应或差异组织意义，当应用于文学形式分析时，整部作品被视为一个独特的大句子。但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最终都会流溢到作品之外而进入生活，不自觉地出现“从形式向内容的滑动”，Fredric Jameso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VolumeⅠ. Situations of Theory， first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London·New York： Verso， 2008， p.6.只有把它们转变成历史的范畴才能实现真正的超越。
《政治无意识》是将文本形式与历史阐释结合在一起的批评实践。它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包容各种批评理论的终极视域，把文本形式视为症候和征象，运用语言、意象、叙事、文类、符号矩阵等形式主义方法，对巴尔扎克、乔治·吉辛、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进行解读，探索被文本形式隐藏、遮蔽的意识形态内容。因此，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形式分析，进行历史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处理，是辩证批评调和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把形式主义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巧妙地结合起来的方法。概括地讲，这种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方法论层面看，辩证批评运用了“符码转换”（transcoding）的方法，将形式分析转入意识形态阐释。符码转换的术语来自格雷马斯，原指意义产生在语言的不同层面或不同语言之间的换位、转码中。詹姆逊把传统的中介理论与符码转换相结合，将后者改造成用于异质理论、异质层面进行交流、转换的方法，从而完成了中介理论的现代转化。他认为文学与文化通常被视为中介层面，从黑格尔的表现因果律看，艺术作为中介揭示了不同层面的“象征性同一性”，而且只有在最初的同一性中，才可能实现局部的同一和差异，戈德曼的同构理论就是如此。但是，这种中介认识忽略了文学艺术的特性，常常与反映论、工具论同义。
詹姆逊提出利用阿尔都塞的“缺场的结构”和“多元决定”的思想，在文学的半自治层面与其他层面之间建立联系，并结合格雷马斯的符码转换概念，将中介理解为符码转换的过程。所谓符码转换，是指“用相同的术语分析和表达两种相当不同的客体或‘文本’，或现实的两个非常不同的结构层面”。⑤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0、79.而且，它主要应用于两个层面：首先，指在不同理论体系之间，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在各种理论间来回穿越、往复，力图用其他理论的长处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其次，指在形式与内容之间，以政治为终极视域，运用语言、意象、结构、叙事、符号矩阵等形式主义方法，将所有形式、美学的分析转入意识形态的阐释。可以说，詹姆逊对符码转换的创新式利用，能够很好地保留各种理论的元代码，并进行彼此间的交流、对话与互译，是将形式主义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结合起来的理论依据。
第二，从批评层面看，辩证批评探究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把“形式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form）作为批评的核心。在《论现代主义文学》中，詹姆逊借鉴苏联语言学家赫捷姆斯列夫（Hjelmslev）的思想，并依据后者关于语言记号中“形式与内质”的区分与组合方法，提出了形式与内容的四种组合关系：首先，“内容的内容”，指文本内容所指涉的社会和历史现实，还没有获得确切的形式。其次，“内容的形式”，指文本的意识形态形式，它加工和组织一切无形式的内容，挖掘社会现实在文本中的深层意义结构。再次，“形式的形式”，指形式主义的纯粹形式，是抽象的形式，处于形式的半自治状态。最后，“形式的内容”，指形式与内容彼此融合又保持张力，通过形式呈现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的内容，是调和形式与内容对立关系的最有效方式。参见[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文集 第5卷 论现代主义文学》，苏仲乐、陈广兴、王逢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12页。伊格尔顿在《詹姆逊与形式》中指出，“如我曾提议的那样，对‘形式的内容’的关注，可能是詹姆逊对批评做出的显著贡献……形式的内容的观念是他能够将物质和意义结合在一起的另一种方法”。Terry Eagleton， “Jameson and Form，” New Left Review， vol.59， 2009， p.136.
“形式的内容”又称“形式的意识形态”，它是辩证批评的核心观念。詹姆逊在《文本的意识形态》中指出，“具有最特定含义的文学形式成为显而易见是充满意识形态的手段，成为社会象征的策略”。Fredric Jameso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VolumeⅠ. Situations of Theory， first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London·New York： Verso， 2008， p.52.因为审美行为本身是意识形态的，审美形式的生产也是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它发明了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的“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⑤詹姆逊承认卢卡奇带给他的最大启示之一，就是把艺术作品的形式视为观察和思考社会条件和形势的场合。但是，除了卢卡奇关注的统一、成功的形式，那些失败、残缺、疏漏的形式也同样是导向社会意义和社会真实的线索。实际上，詹姆逊把卢卡奇、戈德曼的“有机-整体形式观”，与阿尔都塞、马歇雷的“离心-冲突形式观”结合在一起。无论形式的统一、和谐，还是形式的冲突、断裂等不和谐，都是历史深层结构的标记，而探索这些结构、揭示形式隐藏的意识形态内涵就是批评的任务。 第三，从批评技巧看，辩证批评借鉴形式主义文论的技巧方法，把“符号矩阵”（semiotic rectangle）作为文学与文化阐释的基本工具。詹姆逊从共时与历时的调和中寻找意识形态阐释的方法，他发现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表达了结构主义的双项对立，它提醒我们历时事件的对象，本质上可视为一种共时现象进行研究。作为一种静止的价值系统，符号矩阵让外部的素材在语义四边形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同时又转变成系统内部象征性的指意成分。符号矩阵本身用以制造意识形态的封闭，表达二元对立的机制，是一种超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封闭系统“可作为完全不同的社会矛盾的表征性投射”，②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83、47.从而提供进入文本的路径。事实上，符号矩阵绘出了既定的意识形态内容及其逻辑极限，重构了在场与缺场之间的张力关系，并依据各种能动性加以图示。
因此，詹姆逊指出可通过历史化的利用，将封闭的矩阵重新用于历史化的辩证批评，将其作为“探讨文本错综复杂的语义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②如他对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康拉德、乔伊斯、普鲁斯特、兰波等人的经典作品解读，凭借符号矩阵的方法，揭示出文本潜藏的意识形态内涵。海登·怀特认为，不管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是否正确，詹姆逊拿来用作意义的生产机器，这种做法是很新颖的；而且，符号矩阵对于说明叙事如何发生作用，以及加强和消解不同时期社会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启发意义。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59.
三、走向“社会形式诗学”
辩证批评确立了从形式、美学到历史、政治的阐释路径，这种把形式主义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融为一炉的方法贯穿詹姆逊批评理论的始终。美国学者科林·麦克埃布认为詹姆逊像他的两位导师——萨特和阿多诺一样，是一位系统的思想家，“系统的思想总有一个缓慢的开始，这个前提一旦解决，更多的前景会被它照亮”。Fredric Jameson， 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Cinema and Space in the World Syste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9.其实，麦克埃布的隐晦描述指出了詹姆逊思想中方法论的形成问题。但是，很多学者误以为这是他对詹姆逊的学术生涯进行划分的依据，美国学者科林·麦克埃布（Colin MacCabe）在詹姆逊的《地缘政治美学》的序言中指出，詹姆逊的学术生涯遵循一定的模式，首先是20世纪60～70年代对德国和法国理论的深入研究，然后至80年代，以《政治无意识》为标志，在那之后开始了爆炸式的文化分析。并普遍认为詹姆逊在前后期之间，存在由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向。其实，詹姆逊本人并不赞同所谓“学术转向”的说法。他曾把自己的全部工作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和形式”，或用“历史”代替“马克思主义”，指出“形式和历史”间的关系始终是他的兴趣所在。参见何卫华、朱国华：《图绘世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
表面上看，自80年代以来詹姆逊发表了大量涉及文化研究的论文、著作，而且涵盖了多种文化客体，如科幻小说、摇滚乐、建筑、电影、绘画、广告、时尚等。然而，詹姆逊提醒人们，虽然自己现在的著作与四五十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他并没有改变看待问题的方式，只是形式或历史语境发生了变化。他从两方面强调自己对形式的关注：一方面，他的兴趣点始终在于形式，如形式的意义、形式的意识形态等，以及利用各种方法对形式进行阐释；另一方面，他关注历史和历史情势的本质，包括社会和经济层面。或者说，形式和历史的联系可以称为“理论”。参见何卫华、朱国华：《图绘世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而且，他把这种理论又称作“社会形式诗学”。当2008年詹姆逊获得霍尔堡国际纪念奖时，学术委员会也用“社会形式诗学”总结他的批评理论，赞誉他在理解社会形成和文化形式的关系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具体说来，社会形式诗学的理论定位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社会形式诗学的适用范围广泛，能够涵盖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客体。20世纪60～80年代，詹姆逊以文学形式研究为主。《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三部著作，重点探讨了20世纪文学形式的辩证理论、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形式观念、经典作品中叙事、文类等形式手段对意识形态的遏制等等。80年代以来，伴随资本主义进入跨国阶段，消费社会成为资本主义最彻底的形式，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成为文化的主导形式，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文化变成经济，经济变成文化”。[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4卷·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王逢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2页。此时，詹姆逊以文化形式的研究为主，尤其关注最具后现代特色的电影和建筑。如《可见的签名》《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地缘政治美学》《文化转向》等，集中了他对电影、建筑、绘画、金融、地产等各种文化形式的分析。
第二，社会形式诗学聚焦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既肯定经济的决定作用，又突出文化的自主性，比传统的文学社会学更加有效。詹姆逊认为文学与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但又具备相对的自主性。文学与文化可理解为反映、投射、表征经济现实的中介，它们的变化在本质上体现为“寻求以形式来充分表达自己的内容的一种功能”，因为“形式本身实际上只是内容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实现”。④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first published in 197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329、189.传统的文学社会学重在探究文学的起源、因果，对艺术自身的特性重视不够。社会形式诗学则运用了一种类似于“历史转义”（historical trope）的方法，它是詹姆逊用来描述阿多诺将音乐形式的演变与经济现实相结合的做法。
其实，历史转义是让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现实相互接触，一种在上层建筑之中，一种在基础结构之中，一种属于文化的，另一种属于经济的。④这种方法既在经济与文化之间建立联系，又能够保留文化的独特性；当文化分析转入经济层面时，并不意味着进入另一个专门的领域，而是分析接近了具体的迹象。实际上，历史转义就是詹姆逊将形式、美学的分析，与政治、历史、基础现实相结合起来的方法。他曾以电影为例，揭示这种方法的好处：“比文学社会学更引人注目的是，电影研究似乎呈现一种在内部分析与外部分析之间、上层建筑符码与下部基础之间、形式读解与对这些文化产品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决定因素的阐释之间的刻板对立。”Fredric Jameson， 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 first published in 1992， London： Routledge， 2007， p.198.
结语
总之，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看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更能体现詹姆逊关注经济、社会形成对文化、艺术形式的影响，它是辩证批评在历史语境中的新发展。詹姆逊将形式、美学与政治阐释相结合的方法，调和了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既让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动机一致，又继承了资产阶级美学的成果。但是，詹姆逊的批评理论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他始终围绕经济阐述文化的方法，被指责为文化批评的工具论模式；另一方面，他坚持把政治、历史视为绝对的视域，存在过度政治化的倾向。而且，当他急于将各种理论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时，忽视了诸种理论间的差异和不相容性，出现过度杂糅、拼贴的现象，使其理论显得复杂晦涩、矛盾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