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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中后期,即在道咸以来,朴学仍具有相当的活力,甚至同光年间,其流风余韵一直未断,取得了不亚于乾嘉时期的学术成就。考据与义理会通、考据与经世贯通成为此期朴学流变的显著特征。
关键词:朴学;流变;经世;义理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7-0104-04
朴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又称汉学或考据学(或曰考证学)。目前学界对清代朴学的研究偏重于乾嘉学派,对其学术地位、学术分派及代表人物的讨论较多,但涉及道光、咸丰以后的朴学整体流变研究较少。19世纪中后期,即咸丰、同治年间和光绪前期,虽然宋学出现短暂复兴,以经世致用为显著特征的今文公羊学日益发展,而朴学渐渐呈现衰势,但是,由于乾嘉朴学本身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在道咸以来仍具有相当的活力,甚至到光绪、宣统年间,其流风余韵一直未断。只不过伴随着对自身弊病的清醒认识,考据与义理会通、考据与经世贯通成为此期朴学流变的显著特征。本文拟就此略作论析。
一、19世纪中晚期朴学的延续
19世纪中后期朴学的流风余韵仍在延续,并在传统学术领域取得并不亚于乾嘉时期的学术成就。
朴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经学和小学,五经是朴学家孜孜追求的永恒学术主题,晚清朴学家以对五经研究的斐然成就不断延续着朴学的生命,尤其对《诗》、《礼》、《春秋》的研究,决不逊色于乾嘉朴学家。此外,对诸子学的研究日益突出。
关于《诗》的研究。
嘉道以后成就突出者主要有胡承珙、马瑞辰、陈奂、丁晏等。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32卷,集16年之功完成。该书不仅继承了毛诗、郑笺等古文经的传统,而且对早已亡佚的齐、鲁、韩今文经三家《诗》亦有发掘,同时还吸收了清代治《诗》名家郝懿行、胡承珙等人的成果,为宏博之作。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专毛废郑,吸取毛诗长于训诂名物的优点,全面研究了《诗经》,受到梁启超等人的盛赞。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虽未足以使两千余年湮没无传的绝学复兴,但可以使后人考见《诗经》今文学的家法和传播情况。丁晏《诗》学著作有《毛郑诗释》和《诗考补注补遗》,前一书能识古今《诗》之同,但不如陈奂的《诗毛氏传疏》详瞻;于毛郑有持论而无驳诘,但不如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精密。后一书以宋代经学家王应麟的《诗考》为基础,努力发掘汉代今文三家《诗》说,其结论多信实可取,创获接近陈寿祺而逊于陈乔枞。
关于礼学的研究。
由于礼学具有经世功能,是考据与义理(或汉、宋学)的最佳结合部,成为转向后的朴学关注的重点,因此在晚清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如丁晏的《仪礼释注》、郑珍的《仪礼私笺》、胡培翚的《仪礼正义》、黄以周的《礼书通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等。从中看出《礼记》研究缺乏有力之作,是薄弱之处。以上著作以胡培翚、孙诒让、黄以周成就最著。此处以黄以周为例,黄以周的《礼书通故》融会各派见解,对《礼》作了全面阐述。俞樾在《序》中指出:“足纠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视秦氏《五礼通考》,博或不及,精则过之。”梁启超称赞黄以周“对于每项礼制都博征古说而下以判断,正和《五礼通考》的性质相反,他的判断总算极矜慎极通明,但能否件件都算为定论,我却不敢说了”。[1]213胡培翚的《仪礼正义》是清代《仪礼》注疏的集大成之作,宗郑注而不无扬弃,对宋人见解也有取舍,这主要受其祖父胡匡衷学风影响甚深。同时又受业凌廷堪,传其学讲求义理之发掘。自述其例有四:曰补注,补郑君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旨,义可旁通,广异闻祛专己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由此可知该书大概内容。[1]221
关于《春秋》的研究。
清代治《春秋》者大有人在,但论工夫最深巨者,非扬州学派刘文淇祖孙三代莫属。刘文淇治经擅长《左传》,耗费数十年时间著《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未竟而人先逝。其子刘毓崧、孙刘寿曾承继先业,勤奋编纂,仅至襄公五年,书仍未完成,但书稿已达八十卷。梁启超惋惜说:“此事若成,价值或为数家新疏之冠,也未可知。”[3]223-224此外,浙人章太炎、扬州刘氏家族第四代传人刘师培治《左传》成绩都比较突出。
关于小学的研究。
朴学家治学理路讲求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所以朴学家的文字学成就突出。同时,朴学家发掘以古音求古义(不同于两汉时期训诂的以形求义)的方法是清儒小学之最大成功处,致使朴学在音韵学方面成就斐然。
晚清朴学在文字学上有突出成绩的是朱骏声和王筠。王筠《说文释例》是《说文》学最闳通之著作,价值类似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在此书中,王筠首先研究并发现《说文》中的若干条公例(义例或通例),凡不合通例的便知是窜乱,然后将《说文》中窜乱的内容重新执简御繁。这一工作是段玉裁未能完成的,由此决定了王筠与段玉裁在《说文》学上同等重要的地位。[1]234-235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是把《说文》之学向音韵方面发展的最好的一部书,此书将《说文》拆散了重新组织,“舍形取声贯穿连缀”,各字都分隶属于他所立的古韵十八部之下,“每字本训外,列转注、假借二事”,“凡经传及古注之以声为训者,必详列各字之下,标曰声训”,双声字“命之曰转音”。总算使《说文》学暂告一段落。[1]236
音韵学是朴学家治经的副产品。晚清朴学在这方面的成就虽不及乾嘉,但也有几部佳作,如江有诰的《音学十书》、陈澧的《切韵考》、章太炎的《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等,尤其章太炎后来与黄侃一同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近代化做了开创性的贡献。
关于子学的研究
诸子学复兴在晚清朴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他们在子书整理上成就卓著,如俞樾的《诸子平议》、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和《荀子集解》等。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功力最深厚、成就最大、最为学术界所推崇。此书是清代墨学整理的总结之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论此书说:“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著述,亦以此书为第一也。”[1]255清末对《荀子》进行整理与校勘的学者不多,主要有俞樾、王先谦等人,其中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最突出,可以称得上是清代《荀子》整理的总结之作。其次,更重要的是,许多朴学家力求全面提升先秦诸子、甚至佛学地位,从中寻求经世之道并开始融入义理,以及寻求与西学会通的契合点,使子学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这集中体现在章太炎身上)。
二、19世纪中晚期朴学的两大流变特征
(一)义理与考据的会通
19世纪中后期的汉宋兼采思潮得益于两方面学者的努力,一部分学者是偏主宋学的汉宋兼采,另一部分以朴学为主的汉宋兼采。此处主要论述后者,以陈澧、黄以周、丁寿昌、郑珍为主要代表,他们在学术上力求汉宋兼采,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礼学研究中考据与义理的广泛结合。礼是孔子学说中最高范畴之一,礼学可视为中古宗教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初期形态,从现代学术角度可将礼学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实践的部分,即礼制,包括政教及社会生活中关于礼仪的各种规定。其二是理论的部分,即主要是中古时期官方经学中的礼学。常见的分类是,礼学包括礼仪之学(经今古文的《礼经》之学)、制度之学(《周官》获《周礼》之学)以及二者内在精神、价值、意义之学(《礼记》之学)。东汉郑玄遍注三礼,融通今古,三礼之名才始流行,三礼之学与郑学几乎成为不可分的名词。礼学在汉代,甚至更早时期,是经学的核心,清代朴学推崇中古早期的三礼之学,探求三礼的永恒价值,谋求以礼经世、以礼代理。因此,三礼之学成为清代朴学家治学的重点。在咸丰朝以前,朴学家关于礼学的著作主要有秦惠田的《五礼通考》、凌廷堪《礼经释例》、张惠言的《仪礼图》、邵懿辰的《礼经通论》、胡培翬的《仪礼正义》、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姚立方的《礼记通论》、朱彬的《礼记训纂》等。到咸丰以后,朴学家对礼学继续关注,此期涉及到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丁晏的《仪礼释注》、郑珍的《仪礼私笺》、黄以周的《礼经通故》等。
咸同年间和光绪前期,朴学家顺应学术思潮的变化,治礼注重考据与义理相结合。如黄以周把礼学解释为理学,实际上就是以礼学研究作为考据训诂与义理阐释的结合点。他将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进行新的解释,认为学者欲求孔圣之微言大义,必先通经。经义难明,必求诸训诂声音,而后古人之语言文字才能完全明白。而且既治经就应当遵守礼。又认为“礼者,理也,无理之秩然者也。”考礼就是穷理,后儒往往舍礼而言理,考礼必须征实于往古,而穷理可以空谈任臆。欲挽汉宋之流弊,只有依靠礼学。黄以周对顾炎武的说法的重新理解,反映同光之交汉宋兼采的思想,如此既避免了朴学家疏忽理论、轻视义理的偏向,又消除了宋学家空谈心性的弊端。不过由于立足朴学根基,黄以周在义理上很难有大的创新。
陈澧关于三礼之学没有具体著作,但有相关片断论述,他认为清代学者在礼学上的贡献超越前人,并具体辨析了“礼文”和“礼意”。指出能加以分类的是“礼文”,而“礼文”中尚有“礼意”存焉。曰:“礼意即天理也,人情也,虽阅百世不得而异者也。”该礼度节文,随时变迁,古礼未必能实行于后世,如此一来,皓首穷研,何尝真能有益于身,有用于世?礼学要旨理当发明“礼意”为先,就“礼文”以发明天理人情,亦即寻绎义理。认为清学考证“礼文”较多,而发明“礼意”太少,要求利用义理以探求“礼意”。[2]P659
二是力求汉宋传注(主要是郑玄与朱熹的经解)的精密综理。上文已提到郑玄与三礼之学的关系,此期朴学家重点治礼学,相应也就推崇郑玄。而且朴学家退百氏而进郑玄,实际上迈出了兼综汉宋的重要一步,毕竟朱熹的经学与郑学关系密切,张大郑学有利于凸显汉宋会通的结合部—礼学。陈澧兼综汉宋就是以郑、朱经学为整合重点,他的这一研究比同期其他学者要深入,具体体现在他的《汉儒通义》和《东塾读书记》中。主张对经今古文采取重古文、轻今文的态度,对宋学采取尊理学而黜心学的态度,认为只有郑、朱才能代表汉宋学书的最高成就,二人学问或一致,或互补。指出朱熹对训诂相当重视,朱熹认为传注之学不可不知,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纯粹是汉唐注疏之学。认为郑学明示汉儒说经也讲义理,汉儒义理之说,醇实精博,寻绎经典大义也是汉儒的追求。进而得出,宋学家未尝不知汉儒讲求义理,只是宋儒义理更为精善;汉学家亦非对宋人传注之学熟视无睹,只是责其多谬。陈澧指责清代经学界门户之见,指出郑、朱的突出优点正在于有所宗而又不拘成说,不屑于门户纷争。
黄以周也认为自古之经学家,以郑玄、朱熹成就最高,其他汉宋学者持论往往不合经典,不能远绍孔孟,力主将郑朱二人的经解进行精密综理。具体表现在其著作《礼经通故》、《军礼司马法》、《礼说略》中。
(二)经世与考据的贯通
经世主义是伦理政治型的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中国古代的经世思潮在孔子以后的复杂演进中展示出两种基本路向:一是由荀况以至于宋代的叶适、陈亮,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力主儒学经世、重在外在事功与实践,以关乎社会实际问题来探讨“明道救世”。侧重发展儒学中的“外王”之学。二是由子思、孟轲直至宋明时期的程朱陆王,则以“正心诚意”为经世之本,着力发挥“内圣”之学,重在心性道德的修养,由内而外,由己而推及天下。
北宋以降,理学大兴,内圣之学压倒外王之学。不可否认,程朱陆王对现实政治也都是异常关心的。由于重视心性,空谈性理,导致轻视实务,空疏学风日渐膨胀,日益脱离实践,明末清初的学者们将之作为明亡于异族的学术根源,从而引发了明末清初反理学或纠理学之弊的经世致用思潮。随着清朝统治的确立,社会进入持续稳步的发展阶段,再加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世思潮逐渐让位于经史之学的笃实讲求,即乾嘉考证学或朴学。乾嘉朴学大盛时期,众多学者投入到经典考证之中,经世实学相对弱化。到乾嘉后期,清王朝逐渐转入衰世,作为学术界正统派的朴学,由于其致命的弱点—为考据而考据,脱离社会实际的倾向,日益成为众矢之的,不断受到学术界的批评与指责,并逐步转衰,失去了学术正统派的地位。可以说,打落朴学正统派地位的既非义理也非词章,而是经世致用之学。为此在乾嘉末期的朴学学术转向中,一些朴学家如洪亮吉、阮元、焦循等就开始致力于扭转这一弊端,治学兼及经世致用。至道咸之后,论学讲求考据与经世的贯通成为朴学营垒中的一种归趣。朴学家的经世路向具体表现为三种:其一,由考古转向通今;其二,由治经过渡到治史;其三,由考据回归义理。其中第三点即由考据回归义理,义理成为经世的必要手段。这一路向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考据与义理的会通,即汉宋兼采,上文已详论,此处从略。这里重点分析其他两个方面。
一是由考古转向通今。由考古转向通今,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回归西汉今文经学,寻求微言大义,从而援经议政,以经术为治术。另一种是直接参与现实政治,研究现实问题。关于前一种“通今”,在今文公羊学家身上表现最为明显。但是也有一部分晚清朴学家以朴学为根基兼治今文经典。例如,陈寿祺则专辑西汉《今文尚书》及齐、鲁、韩《三家诗》遗说,陈乔枞治今文三家《诗》与《今文尚书》,王先谦治今文三家《诗》,刘恭冕具有崇奉何休《论语》学的倾向,等等,皆具扶微补绝之心,他们与以学术为主要取向的今文经学家如戴望、陈立、皮锡瑞等一同推动今文经学的发展,客观上多少有些张大今文公羊学的作用和间接经世的色彩。
直接参与现实政治,研究现实问题是朴学家“通今”的主要表现。如丁晏,在其《周易述传》中切合当世政治发表一系列见解,从而凸显该书的经世取向。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从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丁晏向当政者提出一系列策略建议,并指出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统治阶级聚敛无度所导致的“民困”,进而提倡以俭为礼之本。针对清政府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存在的问题,丁晏提出三条意见,即节制之师不能扰民而后才能“御寇”;镇压农民军要严而有度,注意宽赦以安民心;对武人可论功赏之金帛禄位,不可使之把持国家之政柄。君主与重臣关系也是丁晏关心的问题,他反对重臣结党,反对重臣功成身退,反对重臣凌制君上。期望君主能诚心待臣,期望清王朝改变民族歧视政策。此外丁晏在《孝经述注》中提倡封建伦理道德以规范人心风俗,充分肯定伦理道德教育的社会政治意义。抛开丁晏的政治、阶级立场的反动与进步,以上这些反应其经世倾向明显。
又如俞樾,在其50岁左右时,论经义注重与时政相切,主要体现在《曲园杂纂》经义部分。书中提到,镇压太平天国后不久清王朝统治者就沉醉于饮宴声伎之中,不知祸乱未已。进而俞樾认为,清王朝虽然图谋变法,但衰亡不可避免。基于此种认识,俞樾在评说《易》、《春秋》时不谈振衰救弊之道,而大谈新王朝崛起的规律和应采取的指示方略。如论证布衣为天子的可能性,新法的制订,等等。其中反映的俞樾政治上的反清意识暂且不论,对现实政治的关怀是很鲜明的。
二是由治经过渡到治史。朴学的学术内容本以经学为核心,史学仅仅是经学的附庸。18世纪后半期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将经学研究方法运用于史学,使史学地位逐步上升,并开始与经学分庭抗礼。进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又将六经降为史学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范围,减少了经典的神圣性,并且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将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的史学根据其主要学术特征可称之为考据史学。不过,史学经世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这些朴学家们用心于史,主要也是看重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不过,此时的史学经世思想的宗旨是“资治”,其参照系是历代王朝或皇朝的兴衰治乱和成败存亡,这个特点一直被传承到19世纪前期。
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加深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经世致用成为史学的基本出发点,由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可称之为经世史学。这一时期的学者治史注重当代史研究,有的着手对清朝传记资料的整理,有的着手对当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记述,有的关注外国史地研究。他们在精神上逐渐脱离对原有经史典籍的考证,运用新旧史料来撰写能够发挥自身政治伦理目的的专门史著,以表达他们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心。但是由于时局纷扰和功利色彩浓厚,他们的史学研究在理论方面的创新甚少。对这一时期史学研究贡献最突出的主要是今文公羊学家,而朴学家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成绩不尽如人意。
到20世纪初,经学地位逐渐下降,再加上章太炎、刘师培等朴学家对其翻天覆地地改造,其神圣的独尊地位基本丧失,经学逐步被抛入史学的资料库中,成为真正的故纸堆。与此同时,史学成为经学蜕变期朴学家的治学重点。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的传入,使这时的学者拥有了先进的理论武器,从而使他们运用先进理论把传统史学变革为近代新史学。
三、晚清朴学延续与流变原因及其学术影响
(一)晚清朴学延续与流变的原因
乾嘉时期,朴学盛极,至道咸以后,仍显勃勃生机,流风余韵延续不绝,究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是家学或师承关系的影响,尤以吴、皖两派和扬州学派突出。如吴派江声之孙江沅,精通音韵训诂,江沅弟子雷浚专精小学。扬州学者刘台拱的从子刘宝楠,刘宝楠之子刘恭冕均长于考释《论语》。仪征刘文淇、子刘毓崧、孙刘寿曾、曾孙刘师培四代家传,均长于治《左传》。其次是地域传播不断扩展的结果。道咸以后,朴学逐渐扩展到全国,在一些地区方兴未艾。如浙江出现黄式三、黄以周、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等,其学界地位远超吴、皖。岭南(陈澧)、贵州(郑珍)、两湖(邹汉勋、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福建(陈寿祺、陈乔纵)均有突出的朴学家。第三,治学领域的转移。乾嘉时期的治学偏重经学,考据诸子学、史学主要是为了“以子证经”或“以史证经”。而道咸以后,诸子学、史地考据逐渐成为朴学关注的重心,对经学的学术关注下降。
至于晚清朴学发生流变,主要由以下因素影响:首先,朴学家对治学方法进行了调适。朴学阵营内部认识到考据与义理均为治学的两种门径,二者不可偏废,并随着宋学的复兴与竞争而开始汉宋兼采。其次,道咸以来,部分学者基于时政的衰乱,揭橥“经世致用”的大旗,反对沉迷于考据训诂与空谈心性道德,这支学术力量的中坚是常州今文公羊学,梁启超称之为乾嘉朴学的副产品,这对朴学也形成了巨大冲击,使其增加通今致用的价值取向。第三,在内忧外患的沉重打击下,统治阶级强烈的感到学术的偏执一方、门户之见不利于统治,要求政治改良与道德建设并重,谋求经学的统一。
(二)19世纪中晚期朴学的学术影响
19世纪晚期的朴学,无论就学术内容、价值取向还是学术格局较之以往有显著变化,其学术影响十分突出。
首先,形成具有时代特征且影响后世的学术精神——以求真为基础的实证学风与注重致用的价值取向二者相结合以及汉宋兼采为标志的调和精神。清代朴学注重考据的治学方法,蕴涵了以实事求是为特征的治学精神,彰显了实证学风,其中所蕴涵的注重实证、言必有据的优良学术传统也契合了近代科学精神,晚清朴学家传承此学风,“启后学之涂轨”,成为近代学术转型的重要一环。学术本身具有二重性,即求真与致用,而乾嘉时期的朴学家经世取向色彩往往以隐晦、曲折的形式表现在个别著作中。嘉道以来,随着时局变化,士人交游的活跃,学术流派的碰撞,经世意识在晚清朴学发展中逐步扩展开来,最终实现了求真与致用的重新统一,进而渗透到近代以来士人的意识深层,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此外,“尊德性”和“道问学”作为中国学术的两大系统,不同时期各有所偏,宋学偏重前者而乾嘉朴学偏重后者。随着乾嘉朴学积弊的渐显,晚清朴学家寻求义理的倾向愈益明显,渐成学术主潮,这不但增强了朴学的义理化趋势,丰富了朴学家的思想内涵,为士人接受西学做了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形成的学术调适、融合精神成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基本学术理念。
其次,晚清朴学在近代学术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使近代学术呈现多元化格局。随着“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到来,近代学术格局大变,讲求经世致用的今文公羊学、偏重义理的宋学相继复兴,“西学东渐”影响不断扩大,主张“中体西用”的近代新学引领整个学术领域。而朴学地位虽然下降,但借助于学术内容转向诸子学、史学,学术方法兼采义理,学术精神兼顾经世,重而以新的面貌在清学格局中仍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最终,整个清代学术格局由经学独尊转变为多元并存,不同学术潮流共同推动传统学术走向近代。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东方出版社,1996.
[2]张素卿.经及其解释——陈澧的经学观[G]//.经学今 诠三编(中国哲学第二十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黎 峰)
关键词:朴学;流变;经世;义理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7-0104-04
朴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又称汉学或考据学(或曰考证学)。目前学界对清代朴学的研究偏重于乾嘉学派,对其学术地位、学术分派及代表人物的讨论较多,但涉及道光、咸丰以后的朴学整体流变研究较少。19世纪中后期,即咸丰、同治年间和光绪前期,虽然宋学出现短暂复兴,以经世致用为显著特征的今文公羊学日益发展,而朴学渐渐呈现衰势,但是,由于乾嘉朴学本身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在道咸以来仍具有相当的活力,甚至到光绪、宣统年间,其流风余韵一直未断。只不过伴随着对自身弊病的清醒认识,考据与义理会通、考据与经世贯通成为此期朴学流变的显著特征。本文拟就此略作论析。
一、19世纪中晚期朴学的延续
19世纪中后期朴学的流风余韵仍在延续,并在传统学术领域取得并不亚于乾嘉时期的学术成就。
朴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经学和小学,五经是朴学家孜孜追求的永恒学术主题,晚清朴学家以对五经研究的斐然成就不断延续着朴学的生命,尤其对《诗》、《礼》、《春秋》的研究,决不逊色于乾嘉朴学家。此外,对诸子学的研究日益突出。
关于《诗》的研究。
嘉道以后成就突出者主要有胡承珙、马瑞辰、陈奂、丁晏等。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32卷,集16年之功完成。该书不仅继承了毛诗、郑笺等古文经的传统,而且对早已亡佚的齐、鲁、韩今文经三家《诗》亦有发掘,同时还吸收了清代治《诗》名家郝懿行、胡承珙等人的成果,为宏博之作。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专毛废郑,吸取毛诗长于训诂名物的优点,全面研究了《诗经》,受到梁启超等人的盛赞。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虽未足以使两千余年湮没无传的绝学复兴,但可以使后人考见《诗经》今文学的家法和传播情况。丁晏《诗》学著作有《毛郑诗释》和《诗考补注补遗》,前一书能识古今《诗》之同,但不如陈奂的《诗毛氏传疏》详瞻;于毛郑有持论而无驳诘,但不如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精密。后一书以宋代经学家王应麟的《诗考》为基础,努力发掘汉代今文三家《诗》说,其结论多信实可取,创获接近陈寿祺而逊于陈乔枞。
关于礼学的研究。
由于礼学具有经世功能,是考据与义理(或汉、宋学)的最佳结合部,成为转向后的朴学关注的重点,因此在晚清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如丁晏的《仪礼释注》、郑珍的《仪礼私笺》、胡培翚的《仪礼正义》、黄以周的《礼书通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等。从中看出《礼记》研究缺乏有力之作,是薄弱之处。以上著作以胡培翚、孙诒让、黄以周成就最著。此处以黄以周为例,黄以周的《礼书通故》融会各派见解,对《礼》作了全面阐述。俞樾在《序》中指出:“足纠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视秦氏《五礼通考》,博或不及,精则过之。”梁启超称赞黄以周“对于每项礼制都博征古说而下以判断,正和《五礼通考》的性质相反,他的判断总算极矜慎极通明,但能否件件都算为定论,我却不敢说了”。[1]213胡培翚的《仪礼正义》是清代《仪礼》注疏的集大成之作,宗郑注而不无扬弃,对宋人见解也有取舍,这主要受其祖父胡匡衷学风影响甚深。同时又受业凌廷堪,传其学讲求义理之发掘。自述其例有四:曰补注,补郑君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旨,义可旁通,广异闻祛专己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由此可知该书大概内容。[1]221
关于《春秋》的研究。
清代治《春秋》者大有人在,但论工夫最深巨者,非扬州学派刘文淇祖孙三代莫属。刘文淇治经擅长《左传》,耗费数十年时间著《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未竟而人先逝。其子刘毓崧、孙刘寿曾承继先业,勤奋编纂,仅至襄公五年,书仍未完成,但书稿已达八十卷。梁启超惋惜说:“此事若成,价值或为数家新疏之冠,也未可知。”[3]223-224此外,浙人章太炎、扬州刘氏家族第四代传人刘师培治《左传》成绩都比较突出。
关于小学的研究。
朴学家治学理路讲求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所以朴学家的文字学成就突出。同时,朴学家发掘以古音求古义(不同于两汉时期训诂的以形求义)的方法是清儒小学之最大成功处,致使朴学在音韵学方面成就斐然。
晚清朴学在文字学上有突出成绩的是朱骏声和王筠。王筠《说文释例》是《说文》学最闳通之著作,价值类似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在此书中,王筠首先研究并发现《说文》中的若干条公例(义例或通例),凡不合通例的便知是窜乱,然后将《说文》中窜乱的内容重新执简御繁。这一工作是段玉裁未能完成的,由此决定了王筠与段玉裁在《说文》学上同等重要的地位。[1]234-235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是把《说文》之学向音韵方面发展的最好的一部书,此书将《说文》拆散了重新组织,“舍形取声贯穿连缀”,各字都分隶属于他所立的古韵十八部之下,“每字本训外,列转注、假借二事”,“凡经传及古注之以声为训者,必详列各字之下,标曰声训”,双声字“命之曰转音”。总算使《说文》学暂告一段落。[1]236
音韵学是朴学家治经的副产品。晚清朴学在这方面的成就虽不及乾嘉,但也有几部佳作,如江有诰的《音学十书》、陈澧的《切韵考》、章太炎的《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等,尤其章太炎后来与黄侃一同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近代化做了开创性的贡献。
关于子学的研究
诸子学复兴在晚清朴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他们在子书整理上成就卓著,如俞樾的《诸子平议》、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和《荀子集解》等。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功力最深厚、成就最大、最为学术界所推崇。此书是清代墨学整理的总结之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论此书说:“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著述,亦以此书为第一也。”[1]255清末对《荀子》进行整理与校勘的学者不多,主要有俞樾、王先谦等人,其中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最突出,可以称得上是清代《荀子》整理的总结之作。其次,更重要的是,许多朴学家力求全面提升先秦诸子、甚至佛学地位,从中寻求经世之道并开始融入义理,以及寻求与西学会通的契合点,使子学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这集中体现在章太炎身上)。
二、19世纪中晚期朴学的两大流变特征
(一)义理与考据的会通
19世纪中后期的汉宋兼采思潮得益于两方面学者的努力,一部分学者是偏主宋学的汉宋兼采,另一部分以朴学为主的汉宋兼采。此处主要论述后者,以陈澧、黄以周、丁寿昌、郑珍为主要代表,他们在学术上力求汉宋兼采,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礼学研究中考据与义理的广泛结合。礼是孔子学说中最高范畴之一,礼学可视为中古宗教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初期形态,从现代学术角度可将礼学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实践的部分,即礼制,包括政教及社会生活中关于礼仪的各种规定。其二是理论的部分,即主要是中古时期官方经学中的礼学。常见的分类是,礼学包括礼仪之学(经今古文的《礼经》之学)、制度之学(《周官》获《周礼》之学)以及二者内在精神、价值、意义之学(《礼记》之学)。东汉郑玄遍注三礼,融通今古,三礼之名才始流行,三礼之学与郑学几乎成为不可分的名词。礼学在汉代,甚至更早时期,是经学的核心,清代朴学推崇中古早期的三礼之学,探求三礼的永恒价值,谋求以礼经世、以礼代理。因此,三礼之学成为清代朴学家治学的重点。在咸丰朝以前,朴学家关于礼学的著作主要有秦惠田的《五礼通考》、凌廷堪《礼经释例》、张惠言的《仪礼图》、邵懿辰的《礼经通论》、胡培翬的《仪礼正义》、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姚立方的《礼记通论》、朱彬的《礼记训纂》等。到咸丰以后,朴学家对礼学继续关注,此期涉及到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丁晏的《仪礼释注》、郑珍的《仪礼私笺》、黄以周的《礼经通故》等。
咸同年间和光绪前期,朴学家顺应学术思潮的变化,治礼注重考据与义理相结合。如黄以周把礼学解释为理学,实际上就是以礼学研究作为考据训诂与义理阐释的结合点。他将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进行新的解释,认为学者欲求孔圣之微言大义,必先通经。经义难明,必求诸训诂声音,而后古人之语言文字才能完全明白。而且既治经就应当遵守礼。又认为“礼者,理也,无理之秩然者也。”考礼就是穷理,后儒往往舍礼而言理,考礼必须征实于往古,而穷理可以空谈任臆。欲挽汉宋之流弊,只有依靠礼学。黄以周对顾炎武的说法的重新理解,反映同光之交汉宋兼采的思想,如此既避免了朴学家疏忽理论、轻视义理的偏向,又消除了宋学家空谈心性的弊端。不过由于立足朴学根基,黄以周在义理上很难有大的创新。
陈澧关于三礼之学没有具体著作,但有相关片断论述,他认为清代学者在礼学上的贡献超越前人,并具体辨析了“礼文”和“礼意”。指出能加以分类的是“礼文”,而“礼文”中尚有“礼意”存焉。曰:“礼意即天理也,人情也,虽阅百世不得而异者也。”该礼度节文,随时变迁,古礼未必能实行于后世,如此一来,皓首穷研,何尝真能有益于身,有用于世?礼学要旨理当发明“礼意”为先,就“礼文”以发明天理人情,亦即寻绎义理。认为清学考证“礼文”较多,而发明“礼意”太少,要求利用义理以探求“礼意”。[2]P659
二是力求汉宋传注(主要是郑玄与朱熹的经解)的精密综理。上文已提到郑玄与三礼之学的关系,此期朴学家重点治礼学,相应也就推崇郑玄。而且朴学家退百氏而进郑玄,实际上迈出了兼综汉宋的重要一步,毕竟朱熹的经学与郑学关系密切,张大郑学有利于凸显汉宋会通的结合部—礼学。陈澧兼综汉宋就是以郑、朱经学为整合重点,他的这一研究比同期其他学者要深入,具体体现在他的《汉儒通义》和《东塾读书记》中。主张对经今古文采取重古文、轻今文的态度,对宋学采取尊理学而黜心学的态度,认为只有郑、朱才能代表汉宋学书的最高成就,二人学问或一致,或互补。指出朱熹对训诂相当重视,朱熹认为传注之学不可不知,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纯粹是汉唐注疏之学。认为郑学明示汉儒说经也讲义理,汉儒义理之说,醇实精博,寻绎经典大义也是汉儒的追求。进而得出,宋学家未尝不知汉儒讲求义理,只是宋儒义理更为精善;汉学家亦非对宋人传注之学熟视无睹,只是责其多谬。陈澧指责清代经学界门户之见,指出郑、朱的突出优点正在于有所宗而又不拘成说,不屑于门户纷争。
黄以周也认为自古之经学家,以郑玄、朱熹成就最高,其他汉宋学者持论往往不合经典,不能远绍孔孟,力主将郑朱二人的经解进行精密综理。具体表现在其著作《礼经通故》、《军礼司马法》、《礼说略》中。
(二)经世与考据的贯通
经世主义是伦理政治型的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中国古代的经世思潮在孔子以后的复杂演进中展示出两种基本路向:一是由荀况以至于宋代的叶适、陈亮,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力主儒学经世、重在外在事功与实践,以关乎社会实际问题来探讨“明道救世”。侧重发展儒学中的“外王”之学。二是由子思、孟轲直至宋明时期的程朱陆王,则以“正心诚意”为经世之本,着力发挥“内圣”之学,重在心性道德的修养,由内而外,由己而推及天下。
北宋以降,理学大兴,内圣之学压倒外王之学。不可否认,程朱陆王对现实政治也都是异常关心的。由于重视心性,空谈性理,导致轻视实务,空疏学风日渐膨胀,日益脱离实践,明末清初的学者们将之作为明亡于异族的学术根源,从而引发了明末清初反理学或纠理学之弊的经世致用思潮。随着清朝统治的确立,社会进入持续稳步的发展阶段,再加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世思潮逐渐让位于经史之学的笃实讲求,即乾嘉考证学或朴学。乾嘉朴学大盛时期,众多学者投入到经典考证之中,经世实学相对弱化。到乾嘉后期,清王朝逐渐转入衰世,作为学术界正统派的朴学,由于其致命的弱点—为考据而考据,脱离社会实际的倾向,日益成为众矢之的,不断受到学术界的批评与指责,并逐步转衰,失去了学术正统派的地位。可以说,打落朴学正统派地位的既非义理也非词章,而是经世致用之学。为此在乾嘉末期的朴学学术转向中,一些朴学家如洪亮吉、阮元、焦循等就开始致力于扭转这一弊端,治学兼及经世致用。至道咸之后,论学讲求考据与经世的贯通成为朴学营垒中的一种归趣。朴学家的经世路向具体表现为三种:其一,由考古转向通今;其二,由治经过渡到治史;其三,由考据回归义理。其中第三点即由考据回归义理,义理成为经世的必要手段。这一路向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考据与义理的会通,即汉宋兼采,上文已详论,此处从略。这里重点分析其他两个方面。
一是由考古转向通今。由考古转向通今,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回归西汉今文经学,寻求微言大义,从而援经议政,以经术为治术。另一种是直接参与现实政治,研究现实问题。关于前一种“通今”,在今文公羊学家身上表现最为明显。但是也有一部分晚清朴学家以朴学为根基兼治今文经典。例如,陈寿祺则专辑西汉《今文尚书》及齐、鲁、韩《三家诗》遗说,陈乔枞治今文三家《诗》与《今文尚书》,王先谦治今文三家《诗》,刘恭冕具有崇奉何休《论语》学的倾向,等等,皆具扶微补绝之心,他们与以学术为主要取向的今文经学家如戴望、陈立、皮锡瑞等一同推动今文经学的发展,客观上多少有些张大今文公羊学的作用和间接经世的色彩。
直接参与现实政治,研究现实问题是朴学家“通今”的主要表现。如丁晏,在其《周易述传》中切合当世政治发表一系列见解,从而凸显该书的经世取向。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从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丁晏向当政者提出一系列策略建议,并指出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统治阶级聚敛无度所导致的“民困”,进而提倡以俭为礼之本。针对清政府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存在的问题,丁晏提出三条意见,即节制之师不能扰民而后才能“御寇”;镇压农民军要严而有度,注意宽赦以安民心;对武人可论功赏之金帛禄位,不可使之把持国家之政柄。君主与重臣关系也是丁晏关心的问题,他反对重臣结党,反对重臣功成身退,反对重臣凌制君上。期望君主能诚心待臣,期望清王朝改变民族歧视政策。此外丁晏在《孝经述注》中提倡封建伦理道德以规范人心风俗,充分肯定伦理道德教育的社会政治意义。抛开丁晏的政治、阶级立场的反动与进步,以上这些反应其经世倾向明显。
又如俞樾,在其50岁左右时,论经义注重与时政相切,主要体现在《曲园杂纂》经义部分。书中提到,镇压太平天国后不久清王朝统治者就沉醉于饮宴声伎之中,不知祸乱未已。进而俞樾认为,清王朝虽然图谋变法,但衰亡不可避免。基于此种认识,俞樾在评说《易》、《春秋》时不谈振衰救弊之道,而大谈新王朝崛起的规律和应采取的指示方略。如论证布衣为天子的可能性,新法的制订,等等。其中反映的俞樾政治上的反清意识暂且不论,对现实政治的关怀是很鲜明的。
二是由治经过渡到治史。朴学的学术内容本以经学为核心,史学仅仅是经学的附庸。18世纪后半期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将经学研究方法运用于史学,使史学地位逐步上升,并开始与经学分庭抗礼。进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又将六经降为史学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范围,减少了经典的神圣性,并且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将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的史学根据其主要学术特征可称之为考据史学。不过,史学经世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这些朴学家们用心于史,主要也是看重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不过,此时的史学经世思想的宗旨是“资治”,其参照系是历代王朝或皇朝的兴衰治乱和成败存亡,这个特点一直被传承到19世纪前期。
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加深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经世致用成为史学的基本出发点,由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可称之为经世史学。这一时期的学者治史注重当代史研究,有的着手对清朝传记资料的整理,有的着手对当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记述,有的关注外国史地研究。他们在精神上逐渐脱离对原有经史典籍的考证,运用新旧史料来撰写能够发挥自身政治伦理目的的专门史著,以表达他们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心。但是由于时局纷扰和功利色彩浓厚,他们的史学研究在理论方面的创新甚少。对这一时期史学研究贡献最突出的主要是今文公羊学家,而朴学家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成绩不尽如人意。
到20世纪初,经学地位逐渐下降,再加上章太炎、刘师培等朴学家对其翻天覆地地改造,其神圣的独尊地位基本丧失,经学逐步被抛入史学的资料库中,成为真正的故纸堆。与此同时,史学成为经学蜕变期朴学家的治学重点。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的传入,使这时的学者拥有了先进的理论武器,从而使他们运用先进理论把传统史学变革为近代新史学。
三、晚清朴学延续与流变原因及其学术影响
(一)晚清朴学延续与流变的原因
乾嘉时期,朴学盛极,至道咸以后,仍显勃勃生机,流风余韵延续不绝,究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是家学或师承关系的影响,尤以吴、皖两派和扬州学派突出。如吴派江声之孙江沅,精通音韵训诂,江沅弟子雷浚专精小学。扬州学者刘台拱的从子刘宝楠,刘宝楠之子刘恭冕均长于考释《论语》。仪征刘文淇、子刘毓崧、孙刘寿曾、曾孙刘师培四代家传,均长于治《左传》。其次是地域传播不断扩展的结果。道咸以后,朴学逐渐扩展到全国,在一些地区方兴未艾。如浙江出现黄式三、黄以周、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等,其学界地位远超吴、皖。岭南(陈澧)、贵州(郑珍)、两湖(邹汉勋、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福建(陈寿祺、陈乔纵)均有突出的朴学家。第三,治学领域的转移。乾嘉时期的治学偏重经学,考据诸子学、史学主要是为了“以子证经”或“以史证经”。而道咸以后,诸子学、史地考据逐渐成为朴学关注的重心,对经学的学术关注下降。
至于晚清朴学发生流变,主要由以下因素影响:首先,朴学家对治学方法进行了调适。朴学阵营内部认识到考据与义理均为治学的两种门径,二者不可偏废,并随着宋学的复兴与竞争而开始汉宋兼采。其次,道咸以来,部分学者基于时政的衰乱,揭橥“经世致用”的大旗,反对沉迷于考据训诂与空谈心性道德,这支学术力量的中坚是常州今文公羊学,梁启超称之为乾嘉朴学的副产品,这对朴学也形成了巨大冲击,使其增加通今致用的价值取向。第三,在内忧外患的沉重打击下,统治阶级强烈的感到学术的偏执一方、门户之见不利于统治,要求政治改良与道德建设并重,谋求经学的统一。
(二)19世纪中晚期朴学的学术影响
19世纪晚期的朴学,无论就学术内容、价值取向还是学术格局较之以往有显著变化,其学术影响十分突出。
首先,形成具有时代特征且影响后世的学术精神——以求真为基础的实证学风与注重致用的价值取向二者相结合以及汉宋兼采为标志的调和精神。清代朴学注重考据的治学方法,蕴涵了以实事求是为特征的治学精神,彰显了实证学风,其中所蕴涵的注重实证、言必有据的优良学术传统也契合了近代科学精神,晚清朴学家传承此学风,“启后学之涂轨”,成为近代学术转型的重要一环。学术本身具有二重性,即求真与致用,而乾嘉时期的朴学家经世取向色彩往往以隐晦、曲折的形式表现在个别著作中。嘉道以来,随着时局变化,士人交游的活跃,学术流派的碰撞,经世意识在晚清朴学发展中逐步扩展开来,最终实现了求真与致用的重新统一,进而渗透到近代以来士人的意识深层,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此外,“尊德性”和“道问学”作为中国学术的两大系统,不同时期各有所偏,宋学偏重前者而乾嘉朴学偏重后者。随着乾嘉朴学积弊的渐显,晚清朴学家寻求义理的倾向愈益明显,渐成学术主潮,这不但增强了朴学的义理化趋势,丰富了朴学家的思想内涵,为士人接受西学做了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形成的学术调适、融合精神成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基本学术理念。
其次,晚清朴学在近代学术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使近代学术呈现多元化格局。随着“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到来,近代学术格局大变,讲求经世致用的今文公羊学、偏重义理的宋学相继复兴,“西学东渐”影响不断扩大,主张“中体西用”的近代新学引领整个学术领域。而朴学地位虽然下降,但借助于学术内容转向诸子学、史学,学术方法兼采义理,学术精神兼顾经世,重而以新的面貌在清学格局中仍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最终,整个清代学术格局由经学独尊转变为多元并存,不同学术潮流共同推动传统学术走向近代。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东方出版社,1996.
[2]张素卿.经及其解释——陈澧的经学观[G]//.经学今 诠三编(中国哲学第二十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