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从大学毕业的刘兆丰从风景区规划开始认知真实的贵州，开始参与风景区规划工作，也从此与乡村旅游结下不解之缘。这些年来，他以一个规划师和建筑师的目光见证并参与了贵州乡村旅游从无到有的发展历史，并以独特的历史观视角，分析这里的山水人情何以与众不同，且入木三分。在他看来，乡村旅游要跳出单纯旅游业的角度，而从解决农村整体问题的角度来规划。
　　——编者
　　
　　我认为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可能，对中国的农村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乡村旅游热逐年升温。对于终年忍受水泥森林和繁忙工作带来的压抑感的城市人来说，那些山清水秀的偏远之地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似乎是他们逃避现实的桃花源。民族村寨独特的祭典、仪式、歌舞和服饰也为人们提供了体验异质文化的机会。在世人眼中，贵州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山清水秀，村寨里，人与自然完美融合，天人合一：聚居于此的少数民族更以其歌舞、仪式和灿烂的服饰文化闻名于世。在外人看来，是审美，是艺术，是旅游的好去处。但你是否想到，这美丽山水中的灿烂民族文化，同时是为生存所迫而形成的，贵州的旅游特别是乡村旅游，从始至终都和“生存”这个严肃的字眼紧紧联系在一起。
　　贵州入山一水一分田，土地资源稀少，自然条件在农耕时代对人类生存具有挑战性。迫于战乱迁徙至此的贵州西南民族(在这里不用“少数民族”一词，因为在贵州他们实际上是主体民族，所以我称他们为西南民族)与山水的良好融合，源干长期发展过程中，人与土地、自然环境取得平衡的客观要求。就苗族来说，从上古以来就长期被强势民族所驱赶，居无定所，在三千年颠沛流离的迁徙过程中，先后定居贵州。而当时统治者对苗疆的统治，从最初的羁縻怀柔，到将其作为一个军事通道，屯兵控制，发展到后来经济上的进入和夺取，由此爆发了一次次苗民起义，他们的反抗也一次次遭到无情镇压。可是在这样对立激烈的时期，苗族的文化反而在一遍遍的磨砺中，变得越来越独特，独具其形。苗寨数天数夜的鼓藏节仪式上，从最老的寨老到三岁的孩子都在不停地行走，我认为这个仪式其实就是一种模拟，他们以此来记忆自己那段刻骨铭心的失去故土的迁徙历史；苗族把大量精力和才智倾注在衣饰上，也是那段特殊的迁徙历史遗留的无奈——他们迫于战乱无法创造固定难移的文化实体。不同的苗寨支系以不同的服饰相区别，至少一百多种支系，我认为他们可以对应中国文学中几乎所有溢美之词，其灿烂者、其优雅华贵者，即使是当时中国宫廷服饰也无出其右。苗族服饰所表现出的高度成熟的文化，见者无不慨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建筑文化反而没有发展到汉文化核心区那样的水平，原因还是战乱，纯木结构的建筑在连年战争中无法保存，大量村寨往往在战火中付之一炬。苗族习俗还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即多与恋情有关，也同样是生存所需：分布在山中的村寨是彼此独立的，需要建立一些社交的仪式和途径，让不同村寨的男女相识，来负担繁衍后代的重要任务。为了保证优生，禁止同村男女通婚，因此对于村子里的女孩而言，长大就意味着面对别离离开儿时与自己一同玩耍，一同刺绣的好姐妹，离开青梅竹马、朝夕相处的男孩。在出嫁前，苗寨里的女孩往往很受家里宠爱，与同村的异性交往也不受约束——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远离礼教，你说它深刻也罢，原始也罢，自然也罢，他们遵循的是更高的原则，那就是合理生存。一旦嫁人，妇女婚后的生活非常艰苦。到了过传统的姊妹节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会回到娘家的村寨和过去的亲朋好友，也许还包括原来同村相好但不能结婚的男孩会面，大家在一起唱歌、喝酒、一连数天，通宵而歌，交臂而饮，磨颊痛哭。也正因为存在这种普遍的情感内涵，姊妹节的场面才那么让人揪心而动人。为了约束和制衡这些激情，必须有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规矩来调节，这就是为什么傩戏。巫等礼数，都必须严厉而尊严并从中诞生了独特的制度文化。
　　贵州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地区，土地少，交通不便、不利于工业和农业发展。虽然仍自得其乐，里面的年轻人已经多希望外出打工摆脱贫困，而外面的人进来，只看到风光秀丽、文化灿烂，看不到生活艰辛的一面，他们也不需要看到，现在生产力发达了，人们出游可以一心享受青山绿水带来的美好体验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贵州的乡村旅游注定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一方面，乡村旅游将承担哺育民生的重任；二来，乡村旅游可以为不同生存背景的人群，提供生命体验的互换场所。
　　其实在欧美很多作家，学者、诗人、艺人，都愿意住在乡村里创作，他们为什么不住在城里工作呢?因为只有来到这种环境，才有生命和创作的激情，创作生命才能活得更长久。而贵州是适合这一点的。
　　生命体验互换这一目的，要求贵州乡村旅游需要迅速从观光旅游向度假旅游转型。现在是短期的互换，以后还会有长期的互换，短期的叫观光体验，稍久一点的就叫休闲度假，住得再久一些，就会变成人们的性灵“家园”和“归宿”。
　　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方式，是人文规划者所愿的预想。而实际情况已经偏离了这个设想。例如，在摆脱了战争的威胁后，贵州少数民族在长期艰苦的迁徙生活中发展出来的那一套庄严而沉重的祭祀文化已经不适用，渐渐失去了严肃性，由生存需要上升到审美体验。当初我们以为是审美其实是生存的事物，已经籍此得到了一个机会，蜕变为真正的审美和表演，而且可以转化为文化产品。做产品对发展经济无疑有好处，但也有危险，比如鼓藏节如果转为产品，族人到时可能就会搞不清楚铜鼓为谁而敲是为了精神传承?还是为了自己高兴?抑或只为了讨游客高兴呢?另一方面问题出在游客身上。中国的旅游群体追求的不见得是生命体验，也不是希望接受挑战从而获得生命的激发，比如像背包族那样。事实上中国大众游客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只是停留在换个场景满足感官，心宽体胖地让别人服侍的阶段，其中有个文化人类学上特别关注的现象，那就是民族地区风俗中和婚姻。女性有关的部分被利用，来的人往往是为了猎奇，猎艳，寻找心理上的满足，要看村花一笑、寨花敬酒，看到还要有互动才算满足。而在贵州，很普通的女孩穿上民族服装就艳丽无比，如宫廷出来的一般，这正好和游客的这种畸形需求对上了号。于是就此产生的取向，使得民族文化被消费，失去本身的尊严，更没有进行所谓的生命体验的互换，乡村旅游仍然被城市人居高临下的目光所俯视。这种状况和和乡村的利益和发展要求是相悖的，也是乡村旅游面临的最大威胁。
　　一方面是原住文化民尊严的丧失，一方面是游客群体的低文化层次。本来被设计为生存体验互换的贵州乡村旅游，在两方均已经背离理想的情况下，贵州乡村旅游之路走过了三个阶段。
　　首先是蜜月阶段。改革开放后原受禁锢的民俗传统文化复兴，淳朴的当地人完全是用过姊妹节的心情对待客人的，游客，专家、领导来了，他们打心眼里高兴，用十分的热情来接待客人，客人想看什么都给看。
　　蜜月阶段后，客源不再是上述人群，而是旅行社组织的 一批批游客，可当地人仍然用“来的都是客”的方法接待，村民待客费时、费物、费心。村民们也渐渐知道这是旅行社组织的商业行为，开始提供有偿服务，因为没有做生意的经验，村民从一开始的不好意思讨价还价，演变到无序竞争和强买强卖，及至一发不可收拾，逐步招致游客的强烈反感。双方在缺乏平等沟通的情况下，进入了对抗阶段。在此过程中，游客很可能放弃将这样的村寨作为目的地。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石头寨，本来是全国搞美术和摄影的人最喜欢去的地方，后来彻底垃圾化，游客不愿意再去，村民也不理游客了。
　　对抗阶段过去后，也可能演变为丽江模式，将当地人完全置换出去，让村寨变成一个主题公园，实际只是个空壳，原有文化已经消失殆尽，这样的主题公园搬到任何地方建都可以有同样的效果，大可不必在原地毁掉一个真的，建成一个假的。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根深蒂固，短时间内仍然很难打破。乡村旅游将强势的外界与处于弱势的农村对接，为城市和农村搭起交流体验的平台，并为双方带来变动和机会。对于城市来说，说到学习公民道德行为以及最基本的人与人相处的规范，旅游本身是一个最好的大学校。中国富人多了，出国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可中国游客的形象在海外风评极差，我每次在外都极为汗颜，海外的中国人看到特意用中文标出的“不要践踏草坪”等字样，这种强烈的反差也会迫使他们反思，为了尊严而尝试自我学习，自我改造。作为生命文化还被保留着的最后一片土地，贵州乡村旅游是国民素质提升的绝佳试验场；对于乡村，旅游带来的机会意味着生产发展、文化调适、乡村自组织重建。以前的乡村是有稳定性的，过去中国真正的优秀分子出白干乡村又反馈乡村，有不离土的传统观念，但社会的变迁打破了这个传统。贵州乡村的现状是受离农教育的影响严重，高素质人口的急剧外流，导致乡村下一代人口素质的衰退。中国乡村旅游恰恰是乡村自组织重建的契机和平台，通过创立一种融合了文化沟通和自我意识唤醒的旅游模式，为离乡的优秀人物提供了一个反哺故乡的机会和可能性。过去他们想回乡但才能无用武之地，现在在乡村旅游的框架下，他们回到乡村也可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乡村旅游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最佳渠道。我们需要一种文化机制和建设者，来实验梁漱溟、晏阳初那代人当年的理想，帮助乡村完成历史更新和演变。
　　
　　(刘兆丰，本土营造工作室主持人、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本文根据刘兆丰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