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艺术家，在电影理论批评领域始终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积极倡导电影意识批评原则，遵循现实主义电影观。王尘无作为左翼电影批评的代表人物，首次把“电影”和“意识”联系在一起，同时，在民族救亡的关键时期，提倡电影要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敢于揭露和批判时代的黑暗和错误的思想。王尘无以犀利的文风、鲜明的观点，通过撰写电影理论、电影批评、电影杂感等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影评风格，促进了中国左翼电影理论体系的建构，对探究当下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中，“剧联”（全称“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影评人小组”与所有左翼文艺团体一样，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民族救亡的革命文艺活动。左翼影评人作为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重要组成力量，以非常明确的革命姿态和主体思想，从事电影理论评论工作，引导电影创作实践。其中，在左翼影评人中被誉为“威信最高的影评家”的王尘无，撰写了大量电影理论和批评文章，其坚持的“电影意识”“武器论”及现实主义电影观等批评原则，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影评的整体风格及话语范式，对中国左翼电影批评的理论体系建构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左翼电影理论的开拓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社会危机与民族危亡并存的关键时期，而在电影界仍然充斥着武侠神怪、恩怨情仇等题材与时代特征极不相符的影片。苏联进步电影在中国的上映，为中国电影人和电影观众带来了全新的主题、全新的人物以及全新的表现手法，为中国电影界带来了一股新风，使人眼前一亮。加强对苏联电影理论和实践创作的译介和传播，成为党领导影评工作的意识自觉和理论自觉。王尘无在左翼文艺家中率先介绍了列宁和苏共关于社会电影观念的论述。1932年6月15日，王尘无所作的一篇题为《电影在苏联》的文章在《时报·电影时报》上发表。这篇文章首次在中国介绍了列宁的“在一切艺术中，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电影”的观点，并论述了苏共“电影必须经党之手，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启蒙及煽动的有力武器”[1]的思想。王尘无认真学习了苏共关于电影的决议和苏联电影理论观念，认为当下的中国电影也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成为民族救亡和启蒙民众的有力武器。他强调：“不把中国电影放在大众的，不是少数人的领导和影响之下，中国电影就永远不会有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影片产生。”从此，电影作为“大众的普及的手段”和“坚固普及教育的工具”，开始为中国电影批评界所认识。[3]
　　同时，瞿秋白、夏衍、郑伯奇等左翼文艺家也意识到电影艺术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先后翻译并运用了苏联电影理论观点撰写批评文章。1932年4月，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结合马克思文艺理论基本观点，严厉批评了当时国产影片的不足之处，指出《火烧红莲寺》一类的影戏，充斥着资产阶级有钱买货、无钱挨饿的意识形态和小市民的封建道德。1933年9月，芦荻在摘译苏联保尔庭斯基的《列宁与电影》的基础上，编写了专门介绍列宁电影言论的《列宁的电影论》。1933年，在王尘无实际负责的《晨报·每日电影》上，他还编辑发表了夏衍翻译的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郑伯奇翻译的普多夫金的《电影脚本论》以及狄莫辛柯的《电影结构论》等一批介绍苏联电影理论的文章。此外，夏衍、王尘无、洪深、史东山、沈西苓等人都先后在此发表了有关苏联进步影片的评论文章，有效形成了译介苏联电影理论的重要力量和强大声势。
　　建立和探讨中国左翼电影理论成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家的重要课题。王尘无在《中国电影之路》一文中强调：“只有建立起中国电影观和电影批评的标准，我们才能更具体、更有计划地推动促进中国电影。”以王尘无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家对苏联电影理论的译介和传播，以及他们对时下中国电影创作状态的分析与评判，对左翼电影文化运动和中国电影理论的初步建构产生了直接影响，为左翼电影批评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根基，标志着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理论的重大开端。
　　二、“电影意识”批评的提出
　　1932年8月22日，日本国立大学的一篇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