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鸣先生在《书屋》二○○○年第六期上发表的《胡适和余英时在汉奸文人周作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文章写得很气愤，但讲道理，是需要冷静的。为此，我想提供一点情况，与陈先生作些商榷。
　　周作人任伪职，是不争的事实，抗战胜利后还由国民党政府南京法院以“汉奸罪”判刑十四年。余英时先生于一九九二年香港《明报》（8月号）以此为内容发表了一篇《谈鲁迅与周作人》，文章所谈，被陈鸣先生称为“究竟何所据？大陆的人未之闻也”，说余英时先生文章中的“口说”是“首先”。其实，早在一九九二年以前，就已有大量材料涉及此事了。如许宝骙《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团结报》1986年），王定南《我对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山西政协报》1987年）。丛培香、徐广琴《王定南访问记》（《新文学史料》1987年），贾芝《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新文学史料》1983年），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读书》1990年）等等，这些价值重要的资料皆见于余文之前，怎么能凭自己草下定语呢？
　　关于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是一九四○年十一月初，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病死，当时在伪组织的高层政治圈中活动且消息灵通的许宝骙得知，新民会混混儿缪斌极力钻营其缺。另在伪政权中有王揖唐出于日方一派力量所授属意周作人。那时，王定南和张东荪每半月总在许之弘通观四号家中，汇集情报，研究工作。他们为抵制缪斌，很自然同时也酝酿周作人。亦因周作人已受蒋梦麟托付当上了伪北大文学院院长。许于解放初在北京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为这个问题给自己扣的是“曲线救国论”的帽子。“三人碰头会”既经谈出结论，遂由许去找周进行游说。许与周谈时，周曾表示，书生做官，性格不宜，且与当局多人概不熟识，只恐落落难合。许便又向周介绍了殷桐声（伪建设总署督办）、汪翊唐（伪财务总署督办）等，几天后又邀殷汪和周及钱稻荪到许家见面会谈，谈妥后，许即去看首脑王克敏，王知周温文尔雅，果然一说便成。“周作人出掌教育了，我方所要求于他的首先是要他积极利用职权在可能程度上较好地维护燕京大学，搪住日方的压力，减缓它的渗进。”许宝骙继续回忆说：“我想可说他尚无背于我方要借他来抵制缪斌的本意，尚无悖于我所说的‘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那两句话。”并在闲聊时仍听周作人总以一贯的“幽默”语调说：“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这句形象深刻的话，正好道出周当伪教育督办时的处境心态和作风。
　　北方特委负责人王定南参与研讨并决定了我方这一行动，没有他的同意，许宝骙不会去进行这项活动，伪教育督办之职也就会被另外的人担任了。许宝骙著文中问：“这算不算党组织决定？”王定南第二次被捕，关在日本宪兵队。许宝骙为周作人辞去伪教育督办后的空缺，并抵制第二个缪斌——文化界的痞子何庭流，仍找张东荪、王之湘商量，再向王克敏说这项促成，也未听说周作人在任伪官期间做过什么坏事。
　　王定南在后来回忆周作人任伪教育督办一事，与许宝骙有些出入，说有一次是在何其巩北池子八十八号家里，何其巩、张东荪对他说：“伪教育督办汤尔和死了，周作人、缪斌二人活动要当伪教育督办，周是个念书人，缪斌这个人很坏，周如活动成功危害性小些。”王定南说：“你们这一分析有道理。”并说“对周作人活动要出任伪教育督办只讲了这一句话，我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更不可能交待给委托人任伪职的两句话：‘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如果我说过两句话，就是我写给华北伪政权头子的两句话：‘依附敌人既为当代人所不齿，也贻后代子孙羞。’”按照王定南的回忆解释，他也是同意了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分析的，至于说的是哪两句话？周本人倒真做的是“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假若明确而严正地说的是：“依附敌人既为当代人所不齿，也贻后代子孙羞。”那就不会出现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的事了，因为周是在许等人多次见面后谈妥的，且事后“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没有入局，更不是戏中人。特别是假定王定南确实只说的是“所不齿”和“子孙羞”，这与他说“你们这一分析有道理”便自相矛盾了。
　　周作人自己对于出任伪职，在他致鲍耀明信中是这么说的：“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周作人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据著名学者贾植芳先生的胞兄贾芝著文介绍，“在敌伪统治时期，周作人先生与我地下组织也有过一些联系。”“李大钊同志牺牲后，周作人先生不仅与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积极参与了后事的处理，参加了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宣外下斜街浙寺的公祭，而且对李大钊同志的一家在长时期中给了很多的帮助，可以说他是朋友中出力最多的一个。”周保存的李大钊书稿，解放后，才让儿子周丰一从家里带到北京图书馆，交给李乐光同志取走。保护李葆华。帮助星华姊妹去延安，那时光华才十五岁，从行程的安排到路费的资助，都作过精心筹划。在星华赴延安行前，与周道别，周还说：“我绝不会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向周作人组稿的文洁若回忆：周“有个保存来信的习惯，一九六六年抄家后，其中一万多封辗转送到鲁迅博物馆，而今均已发还给遗族，其中不少具有史料价值的：如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钱稻荪以及李大钊夫人和子女们给他的信函。当然也不乏敌伪时期周作人为街坊们帮忙而收到的感谢状。”这些街坊们，肯定不会因他当汉奸害百姓而感谢他吧！
　　这类事，在后来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有关周作人的一条注中，没有提他是汉奸，为此，还曾被有疑问的人认为“是一种否定周作人是汉奸的信号”哩！
　　文洁若在一九九○年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最后说：“西方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足的作家都有公正的评价。我相信，周作人的功过最终也必自有定论。”恰如《随园诗话》卷九之宋人笑赵师欲附范文正公祠堂诗仅存的两句：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