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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香港“的士大王”的儿子，美国最权威的心脏病专家，卫生部长陈竺赴美深造的资助人。
在上海，见到77岁的胡应洲先生(Clyde Wu)，满头华发的他当天穿着一身挺括的深灰西服，搭配红色千鸟格领带。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采访的3小时中，胡应洲先生言谈极为谦逊，很多时候，他会微微侧头，想想怎么用普通话来准确达意，许多情形下，英文和粤语脱口而出。离开故土五六十载，乡音难改。
战乱迁徙
1931年，胡应洲出生于香港，他兄弟姐妹9人，五男四女，胡应洲排行第五。
胡应洲的父亲胡忠算是第一代香港人，生于1902年，只念过5年书。“我没见过我的祖父，祖父从老家广东跑到香港，做了一份普通工作。我的爸爸胡忠在香港出生，爸爸本来是养猪的，他常说，‘养猪没出息’，于是学开计程车，很辛苦地挣钱，他很用功”，胡应洲记得，父亲18岁时跟母亲江素琛结婚，母亲那年16岁，只念过一两年书。
胡应洲自认不是一个太聪明的孩子，“只是个普通学生，不是太坏，比较单纯”，他记得，在香港，5岁的他跟随长他两岁的姐姐胡慧英一起读一年级，那时他是个坐不住的小孩，老师指着他讲，“这孩子真不听话，把他送到最严的私塾去吧”。结果，他真的被父亲送到私塾，不听话时，老师就拿起藤条打屁股，藤条呼啸，抽下去，生疼。这个私塾，他一读就是5年。
等他为人父时，他却从未动手打过孩子，“打孩子只是大人发泄怒火的一种方式，这个方法没用，不能解决问题”。
当时香港战事连连，1942年1月，胡应洲的大哥胡文瀚(原名胡应沾)就从香港偷运了一部机器到达广东韶关，他晚上开动这部机器接点活，以补贴家用。1942年6月，11岁的胡应洲跟随亲眷迁徙至广东。
在广东韶关上中学时，学校要求都学白话文，但胡应洲在香港念的是私塾，学的是文言文，“只能重新学，不然，考试怎么办？11岁时的那个暑假是我最痛苦的一个暑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最让胡应洲发怵的是体育课，体育课要求跳高，他常常跳不过，“我一生都要补习体育，现在我就告诉孙子，你爷爷最害怕的科目是体育”。
“抗战时期，我们过得很辛苦。但妈妈讲，你们一定要受教育。我也很想学习科学”，当时战乱不断，在内地的4年多时间中，胡应洲先后换了8所中学。
1944年11月，日军集合两万余兵力，发动第三次粤北大战，打通了粤汉铁路，在1945年初长驱直入、攻占韶关，胡家分成3批迁徙至广东花都阳升村老家。
胡应洲在内地的这段时光，国难当头，他了解到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也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真正面貌，“这是最困难的一段时光，但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比如，香港对物质方面追求很多，香港的教育对孩子没有高的希望，就是希望读书出来好好挣钱，但我看到的内地和香港不一样”。
他在广州培正中学、佛山华英中学都念过书，教会学校华英中学推崇“追求真善美，确立信爱望”信条，给予他很深触动，“这两个学校对学生都很爱护，对学生期望很高，对他们在音乐、美术方面的培养很重视”。
胡氏商家
在胡应洲的记忆中，父亲胡忠最初是借钱，与一位印度人合买了一辆的士，后来这位印度人回到印度，父亲胡忠便买下了他的股份，拥有自己的第一辆车。
“1941年，我的爸爸拥有了自己的20辆车”，胡应洲回忆，但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始攻占香港，“当时政府要求用车运兵，所以我爸爸的20部车都没有了，他早年的努力经营化为泡影”。
1946年4月，胡应洲随父母回到一片废墟的香港。“那时，父亲又借钱，买了第一辆车，接下来，他买了第二辆、第三辆车……”15岁的胡应洲一放学，就帮着父亲做许多事:当时胡家雇佣一些工人开的士，胡应洲帮父亲向工人们收钱；那时香港的士计费表分几个不同标准，他要确定工人们不同的工作量、给他们发薪，到后来，他要给他们“分红”，比如，如果一名工人营业做到了40港币，就要给他2港币的“分红”，如果到做50港币，就给他2.5港币……“这个方法是大家一起想的，的确提高了工人们的积极性”，参与这个过程，也让胡应洲对实际生活有所了解。
从1950年起，胡忠不仅经营的士业务，还兼营地产、酒店、戏院及工厂等。
胡应洲记得，到1967年，父亲胡忠已拥有了200多辆的士，他的中央的士公司闻名全港，胡忠也成为香港“的士大王”。这一年，香港政府改变政策，准许私人自购的士经营，“当时社会动荡，父亲决意将名下的士卖给工人们，工人都也很乐意接受，他们分期付款买下了这些车、自己做老板。这以后，父亲改行做建筑”。
1954年，胡应洲的三弟胡应湘(Gordon Wu)赴美，1958年胡应湘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之后，回到香港协助父亲，“三弟胡应湘对建筑这一行很有兴趣，他在1961年就设计了他的第一套房子”。
1969年，胡应湘成立合和实业；1972年，胡应湘将家族的事业由车队转向地产投资，并将合和实业有限公司上市，合和成为华资地产五虎将中最早上市的公司，“那时父亲任董事长，三弟胡应湘身兼建筑师与总经理”，胡应洲说。
从1970年代末期起，胡应湘先后收购湾仔南部的旧式楼宇进行重建，先后发展了合和中心及以父亲名字命名的胡忠大厦，前者一度成为全港最高建筑物。被港人誉为“投资大王”的胡应湘投资内地第一个动作是邀请李嘉诚等共建广州中国大酒店，他亲任工程建筑和技术总管；绰号“飞侠”的胡应湘还建设了沙头角B电厂及广深高速公路，胡氏也步入香港十大富豪排名榜。
胡家向来低调，胡应洲自认胡家家教是:不能自我骄傲，做人要谦逊，对人要忠实，不要欺负人。
“父母常讲，骄傲的人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真正认可自己不用骄傲。从小就听父母讲过很多这样的话，都被洗脑了。身在胡家，我们也没有优越感”，在他的印象中，父亲胡忠对子女要求甚严，母亲江素琛则对子女非常
鼓励，“妈妈经常跟我们讲:这个是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
“妈妈是对的”
胡家的孩子从商居多，跟其他兄弟不同，胡应洲从未想过走从商之路。童年时，他的最大梦想是“做一名医生，为中国人多做一些事”，母亲江素琛跟他说，“你应该去学医，但从医并不是为了挣钱”。
“妈妈总是比较了解孩子，现在看来，She is right(她是对的)！我的兄弟们学工程比较好，但我如果学工程，并不是最好的”，胡应洲感叹，谈及母亲，他的眼圈是红的。
1949年7月14日，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带着18岁的胡应洲离开香港，他是胡家首个赴美读书的男孩，家人在码头依依作别。胡应洲在一所美国专科大学度过了第一年，初到美国的胡应洲英文不太好，面临强大竞争。第二年他转学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在3年内完成了4年的学士学业。
“妈妈常说，你不知道不念书的辛苦，就是留级也要念完。幸亏自己用功，还可以挺过去。妈妈鼓励弟弟妹妹也出来，也到美国名校去读书”，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没有电子邮件，亲人只能通过书信联络。在胡应洲赴美留学的最初一两个月，只要提到儿子的名字，母亲就会以泪洗面；几乎目不识丁的母亲思儿心切，专门请了一位老师，教会她用中文写信。每个月，胡应洲差不多都能收到母亲的两封信，这些信需要在路上跑两周，才能到胡应洲手中。
求学期间，他并未感到自己受到很多优待。“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书有个好处，就是学校和老师不管你，你一定要学会自己思考、自己提问。大学就是教会你怎样去自学，这一点，国内的大学可以作为参考”。
这期间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层感悟，印象最深的是上了一年的《西方文學史》课程，“这门课培养了我从文化背景了解历史，不唯书、只唯实，也让我对文化、艺术保持浓厚兴趣”，在胡应洲看来，念医科的人跟念文学、艺术的人一样，需要有一定的敏感性。
1952年，胡应洲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士学位。在当时的美国，外国学生要进入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是一件是极其困难的事，有6000名学生同时申请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150个博士学位名额，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但胡应洲凭借优异成绩，被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多家知名学府录取，哥大医学院那一届的120名学生只有2名亚裔，胡应洲来自中国，另一名来自越南。
当时胡应洲权衡了两个从医方向:一是心理治疗，二是内科。最后他选择了内科研究，并以心脏学为自己的专攻方向，将焦点集中在研究心脏衰竭的生物化学原理。在他看来，内科中技术次要，关键在于观念更新，“我对研究血液循环、物理学科很有兴趣，我将心脏看成一个动力泵，去研究它”。
哥大4年，胡应洲得到了良好的医学教育，“好的医生，对病人要有怜悯之心，要致力于减轻病人的痛苦”，他秉信。
1956年，胡应洲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美国的医生通常是临床、教学、科研三位一体，对心脏科医生的要求尤其高，“要经过一年实习、三年内科学习，才能做心脏科医生”，因此，胡应洲在罗彻斯特大学教学医院实习两年、在波士顿市立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两年。
胡应洲经历过美国心脏病治疗史上的“黑暗时代”，1958年他刚做实习医师时，医生们常常给心脏病人开吗啡这种药物以止痛，当时心脏病人的死亡率极高，风湿性心脏病病人也很多，“但现在在美国，由于卫生条件进步，风湿性心脏病病人在美国已经很少了，并且，心脏病病人的死亡率不断下降，急性心脏病死亡率在人群中的比例下降到2％，慢性心脏病每年的死亡率约5％”。
胡应洲分析，“抽烟人数减少、肥胖人群减少及新药STATIN的研制成功是心脏病人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已推行禁烟运动40年，取得很大效果。如果不抽烟，心脏病、肺癌、慢性支气管炎等患病几率都会大大减少”。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成人吸烟的比例从1993年的25％降到了2004年的20.9％。胡应洲在美国竭力推进禁烟运动，他也曾向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提议，要求在中国推行禁烟运动。
“我们只有这一套房子”
1960年，胡应洲回到香港大学任讲师，缘分似乎在冥冥中注定。一天，胡应洲翻报纸，无意中看见钢琴家曾庆衡(Helen)赴港演出的新闻。
曾庆衡由美国辛辛那提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硕士毕业，她的父亲曾养甫为广东平远县人，192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曾于1940年冬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念书期间，胡应洲跟曾庆衡的表哥是室友，曾庆衡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他们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的胡应洲一心求学，之后他们未有通信。
胡应洲带着助手去听了那场音乐会。他清楚地记得，当天是一位台湾教授唱歌，Helen弹钢琴，他跑到后台，与Helen相认……“我们属于‘再见相爱’”，胡应洲笑称，在香港，他们度过了6个月的甜蜜时光，一年后去美国。1962年11月17日，在美国密歇根安堡城，他们举行了婚礼。他们的恩爱有口皆碑，胡应洲称，相处秘诀是“互相尊重，有爱心。争吵时，要知道什么时候shut up(住嘴)”。
自1967年开始，胡应洲在澳克伍德医院专科内科工作，担任该医院的心脏专家，他在底特律定居。1961年，他荣膺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院院士；1973年，他被美国心脏学院荣授院士。
对孩子的教育，胡应洲似乎结合了老一辈华人的孔孟传统与自由开放式主张，“孩子选择自己的路，念书不一定要拿第一、不一定非要进美国名校，但一定要好好念，对学问、对艺术要有兴趣，对社会要有责任感。做人要有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判断力”。
他的两个儿子均选择从医:43岁的长子胡文旭(Roger Wu)是一位儿童心理治疗专家，从普林斯顿大学学士毕业后，取得斯坦福大学医学博士学位；41岁的次子胡文禧(David Wu)是一位胸科专家，胡文禧的妻子胡淰清是一位麻醉专家，两人均是密歇根大学医学博士毕业。
胡应洲解释，从医是孩子们自己做出的选择，“Roger的文科很好，我们曾劝他去商学院或法学院学习，但他从小对人的心理就很有兴趣，一定要学儿童心理治疗；David在四五岁时就确定了要做一名医生”，这或许是潜移默化的力量。
在美国，心血管疾病仍是头号杀手，医学界尚未完全攻克这座堡垒。2005年，胡应洲夫妇捐赠1000万美元给哥大医学院，成立Clyde and Helen Wu分子心脏学研究中心，“为什么心脏衰弱时期细胞的运作会出现问题？我们要想对心脏病有进一步了解和新的发现，就要在细胞水平上研究心脏病，当时，哥大还没有分子心脏学系”，胡应洲捐助经费，就是希望医疗研究机构能继续研发治疗心脏病的方法。
“钱只有用了以后，才是你的；怎么用，由你自己决定，有人要买大汽车、游艇，有人要买房子……怎么用钱，这是个大问题”，这是胡应洲的金钱观。胡应洲在底特律居住的房子，1966年买的，“我们只有这一套房子，是普普通通的house(房子)，但住着很舒服，这就可以了”。
“犯错没关系”
在哥大读书时，胡应洲就遇到了一大批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学、研究数年的教授们。1992年，胡应洲第一次访问北京协和医学院，他与协和时任校长巴德林相识，也与协和结下不解之缘。此后每个月，胡应洲都会邮寄65磅(近30公斤)的医疗课本、最新医学期刊、各种最新CD及医疗录音带给协和医学图书馆。从今年开始，他向协和提供2万美元让他们自己订阅杂志或光盘，这是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年纪大了”。
胡应洲还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以资助一些年轻医科学者，从1994至2003年，胡应洲基金项目资助了150名中国医科学者到香港大学及美国不同医学院深造，“港大项目的这笔钱是我三弟胡应湘的夫人胡郭秀萍女士给的，我负责挑选候选人”，胡应洲解释。受该项目资助的学生会先在港大度过6个月，若成绩优秀，他们可以继续硕士及博士学位的学习，现在他们都已回到中国各所高校。
每年通常有150至200人申请该项目，面试时从筛选出的50人中选择15人，胡应洲在面试时通常不问候选人有关的学术问题，“要在15至20分钟内确定一个人是困难的，要看这个人待人处事的看法”。
候选人的面试反应非常有趣。一次，胡应洲用自己曾犯过很多医学失误作为问题的开头，询问一位候选人，他回答，在他的外科医生生涯中没有过任何失误。当然后来他没被选中。“做医生总要犯错，我也犯过错。犯错没关系，但自己要能改正，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胡应洲这样看。
此外，胡应洲用个人资金协助北京协和医学院培训并改进课程设置，他挑选了超过35位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上海瑞金医院的学者送往美国深造，只有3人没有回国。胡应洲在确定人选时就注意选择那些已在医院拥有一定位置的学者，而非年轻毕业生。至今这些学者有17位已成为医院的主任或副主任，其中包括现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陈竺。
在上海，见到77岁的胡应洲先生(Clyde Wu)，满头华发的他当天穿着一身挺括的深灰西服，搭配红色千鸟格领带。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采访的3小时中，胡应洲先生言谈极为谦逊，很多时候，他会微微侧头，想想怎么用普通话来准确达意，许多情形下，英文和粤语脱口而出。离开故土五六十载，乡音难改。
战乱迁徙
1931年，胡应洲出生于香港，他兄弟姐妹9人，五男四女，胡应洲排行第五。
胡应洲的父亲胡忠算是第一代香港人，生于1902年，只念过5年书。“我没见过我的祖父，祖父从老家广东跑到香港，做了一份普通工作。我的爸爸胡忠在香港出生，爸爸本来是养猪的，他常说，‘养猪没出息’，于是学开计程车，很辛苦地挣钱，他很用功”，胡应洲记得，父亲18岁时跟母亲江素琛结婚，母亲那年16岁，只念过一两年书。
胡应洲自认不是一个太聪明的孩子，“只是个普通学生，不是太坏，比较单纯”，他记得，在香港，5岁的他跟随长他两岁的姐姐胡慧英一起读一年级，那时他是个坐不住的小孩，老师指着他讲，“这孩子真不听话，把他送到最严的私塾去吧”。结果，他真的被父亲送到私塾，不听话时，老师就拿起藤条打屁股，藤条呼啸，抽下去，生疼。这个私塾，他一读就是5年。
等他为人父时，他却从未动手打过孩子，“打孩子只是大人发泄怒火的一种方式，这个方法没用，不能解决问题”。
当时香港战事连连，1942年1月，胡应洲的大哥胡文瀚(原名胡应沾)就从香港偷运了一部机器到达广东韶关，他晚上开动这部机器接点活，以补贴家用。1942年6月，11岁的胡应洲跟随亲眷迁徙至广东。
在广东韶关上中学时，学校要求都学白话文，但胡应洲在香港念的是私塾，学的是文言文，“只能重新学，不然，考试怎么办？11岁时的那个暑假是我最痛苦的一个暑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最让胡应洲发怵的是体育课，体育课要求跳高，他常常跳不过，“我一生都要补习体育，现在我就告诉孙子，你爷爷最害怕的科目是体育”。
“抗战时期，我们过得很辛苦。但妈妈讲，你们一定要受教育。我也很想学习科学”，当时战乱不断，在内地的4年多时间中，胡应洲先后换了8所中学。
1944年11月，日军集合两万余兵力，发动第三次粤北大战，打通了粤汉铁路，在1945年初长驱直入、攻占韶关，胡家分成3批迁徙至广东花都阳升村老家。
胡应洲在内地的这段时光，国难当头，他了解到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也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真正面貌，“这是最困难的一段时光，但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比如，香港对物质方面追求很多，香港的教育对孩子没有高的希望，就是希望读书出来好好挣钱，但我看到的内地和香港不一样”。
他在广州培正中学、佛山华英中学都念过书，教会学校华英中学推崇“追求真善美，确立信爱望”信条，给予他很深触动，“这两个学校对学生都很爱护，对学生期望很高，对他们在音乐、美术方面的培养很重视”。
胡氏商家
在胡应洲的记忆中，父亲胡忠最初是借钱，与一位印度人合买了一辆的士，后来这位印度人回到印度，父亲胡忠便买下了他的股份，拥有自己的第一辆车。
“1941年，我的爸爸拥有了自己的20辆车”，胡应洲回忆，但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始攻占香港，“当时政府要求用车运兵，所以我爸爸的20部车都没有了，他早年的努力经营化为泡影”。
1946年4月，胡应洲随父母回到一片废墟的香港。“那时，父亲又借钱，买了第一辆车，接下来，他买了第二辆、第三辆车……”15岁的胡应洲一放学，就帮着父亲做许多事:当时胡家雇佣一些工人开的士，胡应洲帮父亲向工人们收钱；那时香港的士计费表分几个不同标准，他要确定工人们不同的工作量、给他们发薪，到后来，他要给他们“分红”，比如，如果一名工人营业做到了40港币，就要给他2港币的“分红”，如果到做50港币，就给他2.5港币……“这个方法是大家一起想的，的确提高了工人们的积极性”，参与这个过程，也让胡应洲对实际生活有所了解。
从1950年起，胡忠不仅经营的士业务，还兼营地产、酒店、戏院及工厂等。
胡应洲记得，到1967年，父亲胡忠已拥有了200多辆的士，他的中央的士公司闻名全港，胡忠也成为香港“的士大王”。这一年，香港政府改变政策，准许私人自购的士经营，“当时社会动荡，父亲决意将名下的士卖给工人们，工人都也很乐意接受，他们分期付款买下了这些车、自己做老板。这以后，父亲改行做建筑”。
1954年，胡应洲的三弟胡应湘(Gordon Wu)赴美，1958年胡应湘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之后，回到香港协助父亲，“三弟胡应湘对建筑这一行很有兴趣，他在1961年就设计了他的第一套房子”。
1969年，胡应湘成立合和实业；1972年，胡应湘将家族的事业由车队转向地产投资，并将合和实业有限公司上市，合和成为华资地产五虎将中最早上市的公司，“那时父亲任董事长，三弟胡应湘身兼建筑师与总经理”，胡应洲说。
从1970年代末期起，胡应湘先后收购湾仔南部的旧式楼宇进行重建，先后发展了合和中心及以父亲名字命名的胡忠大厦，前者一度成为全港最高建筑物。被港人誉为“投资大王”的胡应湘投资内地第一个动作是邀请李嘉诚等共建广州中国大酒店，他亲任工程建筑和技术总管；绰号“飞侠”的胡应湘还建设了沙头角B电厂及广深高速公路，胡氏也步入香港十大富豪排名榜。
胡家向来低调，胡应洲自认胡家家教是:不能自我骄傲，做人要谦逊，对人要忠实，不要欺负人。
“父母常讲，骄傲的人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真正认可自己不用骄傲。从小就听父母讲过很多这样的话，都被洗脑了。身在胡家，我们也没有优越感”，在他的印象中，父亲胡忠对子女要求甚严，母亲江素琛则对子女非常
鼓励，“妈妈经常跟我们讲:这个是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
“妈妈是对的”
胡家的孩子从商居多，跟其他兄弟不同，胡应洲从未想过走从商之路。童年时，他的最大梦想是“做一名医生，为中国人多做一些事”，母亲江素琛跟他说，“你应该去学医，但从医并不是为了挣钱”。
“妈妈总是比较了解孩子，现在看来，She is right(她是对的)！我的兄弟们学工程比较好，但我如果学工程，并不是最好的”，胡应洲感叹，谈及母亲，他的眼圈是红的。
1949年7月14日，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带着18岁的胡应洲离开香港，他是胡家首个赴美读书的男孩，家人在码头依依作别。胡应洲在一所美国专科大学度过了第一年，初到美国的胡应洲英文不太好，面临强大竞争。第二年他转学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在3年内完成了4年的学士学业。
“妈妈常说，你不知道不念书的辛苦，就是留级也要念完。幸亏自己用功，还可以挺过去。妈妈鼓励弟弟妹妹也出来，也到美国名校去读书”，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没有电子邮件，亲人只能通过书信联络。在胡应洲赴美留学的最初一两个月，只要提到儿子的名字，母亲就会以泪洗面；几乎目不识丁的母亲思儿心切，专门请了一位老师，教会她用中文写信。每个月，胡应洲差不多都能收到母亲的两封信，这些信需要在路上跑两周，才能到胡应洲手中。
求学期间，他并未感到自己受到很多优待。“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书有个好处，就是学校和老师不管你，你一定要学会自己思考、自己提问。大学就是教会你怎样去自学，这一点，国内的大学可以作为参考”。
这期间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层感悟，印象最深的是上了一年的《西方文學史》课程，“这门课培养了我从文化背景了解历史，不唯书、只唯实，也让我对文化、艺术保持浓厚兴趣”，在胡应洲看来，念医科的人跟念文学、艺术的人一样，需要有一定的敏感性。
1952年，胡应洲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士学位。在当时的美国，外国学生要进入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是一件是极其困难的事，有6000名学生同时申请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150个博士学位名额，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但胡应洲凭借优异成绩，被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多家知名学府录取，哥大医学院那一届的120名学生只有2名亚裔，胡应洲来自中国，另一名来自越南。
当时胡应洲权衡了两个从医方向:一是心理治疗，二是内科。最后他选择了内科研究，并以心脏学为自己的专攻方向，将焦点集中在研究心脏衰竭的生物化学原理。在他看来，内科中技术次要，关键在于观念更新，“我对研究血液循环、物理学科很有兴趣，我将心脏看成一个动力泵，去研究它”。
哥大4年，胡应洲得到了良好的医学教育，“好的医生，对病人要有怜悯之心，要致力于减轻病人的痛苦”，他秉信。
1956年，胡应洲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美国的医生通常是临床、教学、科研三位一体，对心脏科医生的要求尤其高，“要经过一年实习、三年内科学习，才能做心脏科医生”，因此，胡应洲在罗彻斯特大学教学医院实习两年、在波士顿市立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两年。
胡应洲经历过美国心脏病治疗史上的“黑暗时代”，1958年他刚做实习医师时，医生们常常给心脏病人开吗啡这种药物以止痛，当时心脏病人的死亡率极高，风湿性心脏病病人也很多，“但现在在美国，由于卫生条件进步，风湿性心脏病病人在美国已经很少了，并且，心脏病病人的死亡率不断下降，急性心脏病死亡率在人群中的比例下降到2％，慢性心脏病每年的死亡率约5％”。
胡应洲分析，“抽烟人数减少、肥胖人群减少及新药STATIN的研制成功是心脏病人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已推行禁烟运动40年，取得很大效果。如果不抽烟，心脏病、肺癌、慢性支气管炎等患病几率都会大大减少”。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成人吸烟的比例从1993年的25％降到了2004年的20.9％。胡应洲在美国竭力推进禁烟运动，他也曾向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提议，要求在中国推行禁烟运动。
“我们只有这一套房子”
1960年，胡应洲回到香港大学任讲师，缘分似乎在冥冥中注定。一天，胡应洲翻报纸，无意中看见钢琴家曾庆衡(Helen)赴港演出的新闻。
曾庆衡由美国辛辛那提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硕士毕业，她的父亲曾养甫为广东平远县人，192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曾于1940年冬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念书期间，胡应洲跟曾庆衡的表哥是室友，曾庆衡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他们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的胡应洲一心求学，之后他们未有通信。
胡应洲带着助手去听了那场音乐会。他清楚地记得，当天是一位台湾教授唱歌，Helen弹钢琴，他跑到后台，与Helen相认……“我们属于‘再见相爱’”，胡应洲笑称，在香港，他们度过了6个月的甜蜜时光，一年后去美国。1962年11月17日，在美国密歇根安堡城，他们举行了婚礼。他们的恩爱有口皆碑，胡应洲称，相处秘诀是“互相尊重，有爱心。争吵时，要知道什么时候shut up(住嘴)”。
自1967年开始，胡应洲在澳克伍德医院专科内科工作，担任该医院的心脏专家，他在底特律定居。1961年，他荣膺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院院士；1973年，他被美国心脏学院荣授院士。
对孩子的教育，胡应洲似乎结合了老一辈华人的孔孟传统与自由开放式主张，“孩子选择自己的路，念书不一定要拿第一、不一定非要进美国名校，但一定要好好念，对学问、对艺术要有兴趣，对社会要有责任感。做人要有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判断力”。
他的两个儿子均选择从医:43岁的长子胡文旭(Roger Wu)是一位儿童心理治疗专家，从普林斯顿大学学士毕业后，取得斯坦福大学医学博士学位；41岁的次子胡文禧(David Wu)是一位胸科专家，胡文禧的妻子胡淰清是一位麻醉专家，两人均是密歇根大学医学博士毕业。
胡应洲解释，从医是孩子们自己做出的选择，“Roger的文科很好，我们曾劝他去商学院或法学院学习，但他从小对人的心理就很有兴趣，一定要学儿童心理治疗；David在四五岁时就确定了要做一名医生”，这或许是潜移默化的力量。
在美国，心血管疾病仍是头号杀手，医学界尚未完全攻克这座堡垒。2005年，胡应洲夫妇捐赠1000万美元给哥大医学院，成立Clyde and Helen Wu分子心脏学研究中心，“为什么心脏衰弱时期细胞的运作会出现问题？我们要想对心脏病有进一步了解和新的发现，就要在细胞水平上研究心脏病，当时，哥大还没有分子心脏学系”，胡应洲捐助经费，就是希望医疗研究机构能继续研发治疗心脏病的方法。
“钱只有用了以后，才是你的；怎么用，由你自己决定，有人要买大汽车、游艇，有人要买房子……怎么用钱，这是个大问题”，这是胡应洲的金钱观。胡应洲在底特律居住的房子，1966年买的，“我们只有这一套房子，是普普通通的house(房子)，但住着很舒服，这就可以了”。
“犯错没关系”
在哥大读书时，胡应洲就遇到了一大批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学、研究数年的教授们。1992年，胡应洲第一次访问北京协和医学院，他与协和时任校长巴德林相识，也与协和结下不解之缘。此后每个月，胡应洲都会邮寄65磅(近30公斤)的医疗课本、最新医学期刊、各种最新CD及医疗录音带给协和医学图书馆。从今年开始，他向协和提供2万美元让他们自己订阅杂志或光盘，这是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年纪大了”。
胡应洲还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以资助一些年轻医科学者，从1994至2003年，胡应洲基金项目资助了150名中国医科学者到香港大学及美国不同医学院深造，“港大项目的这笔钱是我三弟胡应湘的夫人胡郭秀萍女士给的，我负责挑选候选人”，胡应洲解释。受该项目资助的学生会先在港大度过6个月，若成绩优秀，他们可以继续硕士及博士学位的学习，现在他们都已回到中国各所高校。
每年通常有150至200人申请该项目，面试时从筛选出的50人中选择15人，胡应洲在面试时通常不问候选人有关的学术问题，“要在15至20分钟内确定一个人是困难的，要看这个人待人处事的看法”。
候选人的面试反应非常有趣。一次，胡应洲用自己曾犯过很多医学失误作为问题的开头，询问一位候选人，他回答，在他的外科医生生涯中没有过任何失误。当然后来他没被选中。“做医生总要犯错，我也犯过错。犯错没关系，但自己要能改正，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胡应洲这样看。
此外，胡应洲用个人资金协助北京协和医学院培训并改进课程设置，他挑选了超过35位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上海瑞金医院的学者送往美国深造，只有3人没有回国。胡应洲在确定人选时就注意选择那些已在医院拥有一定位置的学者，而非年轻毕业生。至今这些学者有17位已成为医院的主任或副主任，其中包括现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陈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