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著名政治家子产，治理郑国时亲力亲为，明察秋毫，时间不长，就把郑国治理得“门不夜关，道不拾遗”，百姓没法欺骗他。孔子的弟子子贱天天躲在房里弹琴，依旧把单父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是战国时魏人，治邺期间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面貌出现，顺利革除“河伯娶妻”的陋习，带领百姓兴修水利，用重典治乱世，百姓不敢欺骗他。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感慨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治者当能别之。”
　　子产、子贱、西门豹的治理思想和治理方法根本不同。他们三人，一人亲力亲为，一人求贤自辅，一人威化御俗，他们三个人的才能，谁最高明呢？司马迁认为，研究治理的人，应当会分辨出来。其实这三种治理思想，因时而异，顺势而治，自然无从分辨孰高孰低，但结果殊途同归，对今天的公司治理思想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组织管理学派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强调管理与环境的相宜与和谐，强调处理管理问题时要随机、制宜，这就是“权变理论”。权变理论认为，每个组织的内在要素和外在环境条件都各不相同，因而在管理活动中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情景的原则和方法，即在管理实践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的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公司治理同样如此，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最好的”公司治理模式。所以，公司治理并不存在“一招鲜，吃遍天”的简单“抄作业”的实践模式，不能不顾公司和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简单模仿华为、阿里巴巴、海尔、平安、小米等所谓的成功企业的治理模式，哪怕要采百家之所长，最后也只可能沦落成为“四不像”。
　　目前现代公司治理大多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制度模式，企业家、资本所有者委托“经理人”来经营管理公司。这个模式的“潜规则”是说，资本所有者不一定善于管理，而善于管理者不一定有资本。一个有资本优势，一个有专业特长，两者结合，应当是佳偶天成，天作之合。但这种治理模式，也不是绝对好的制度模式，资本所有者和经理人利益不一致时，在商界出现各种博杀、各种宫斗，甚至父子反目、兄弟相煎、夫妻对簿公堂的案例比比皆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彩虹教授认为，公司治理实践表明，不存在一般化的均衡关系。因而不要企望有某种“科学的”可模仿或可复制的模式，能够清晰地界定资本所有者和“经理人”在治理中的权力和利益边界……在这个意义上讲，公司治理更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种科学。作为一门艺术，没有任何的文化理念、制度规则和技术工具等，可以单项地平衡资本所有者和“經理人”的关系。
　　所以，健康的公司治理理念需要建立的是相互制衡机制，一定要努力寻求出企业家、资本所有者和职业经理人的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才能形成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
　　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首先要确保大家的共同利益——公司利益最大化，在此基础上，才能最大化每一个公司参与人的利益，这或许才是最优的公司治理应当追求的理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