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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极北镇正赶上一年里最冷的时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在城市里的工作搞砸了,只能回到这里来谋生。
在极北镇,大部分人都长得人高马大,腰围很粗。寒冷的地方,无论人、动物还是菜,都会长得更大一些。我手脚很长,却是一个瘦子,而且个子不高。在很早以前,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这种身材没少让我受欺负。但等我略微长大一些了,我的瘦削就能派上用场。在极北镇,有一项工作只有我这样的人能做,那就是极光放映师。
当然,这也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二十五岁那年离开了极北镇,因为留在镇上实在看不到什么出路。镇上的旅游业一直不怎么样,留在这里每年只能赚一点小钱。于是我去了城市。极光放映师的工作经历让我的四肢特别有力,加上我的身材,我很快找到了一份地铁扛包员的工作。
如你所知,城市里的地铁总是很挤,高峰期的地铁拥挤程度很容易让人感到绝望。这种时候就需要地铁扛包员的存在。
在城市里,如果你需要在高峰期坐地铁的话,需要准备一个体检徽章——你在医院能拿到这种徽章,前提是你经过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可以承受一定的压力。然后,你戴着徽章走到车门前,会看到一个满脸不耐烦的人。这是我负责打包的同事,他会问你:身上有易碎品吗?这时候他的语速很快,而且也不是很客气。但你需要理解,我们要应付的旅客非常多。
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旅客,就会指指头上顶着的地铁专用旅行箱,表示“所有易碎品都在里面了,不会压碎”。地铁专用旅行箱的底部是一个凹半球,下面还有带子,可以牢牢地固定在脑袋上。
接着,我的同事就熟练地一拉手里的塑料薄膜。那种塑料薄膜有点像保鲜膜,卷筒固定在门的一侧,另一头一拉一裹,就可以把你整个裹成一条。而我站在地铁车厢里,把你接过来,整齐地码放好,并且询问你的下车车站,在你头顶贴个彩条。不同的颜色对应不同车站,考虑到车站很多,我们的彩条和设计师的色卡有点像。普通人很容易认错,但我们很有经验,能够分辨出两个不同的粉红对应的相邻车站。
如你所见,一旦被塑料膜紧紧裹上之后,就算是两百斤的大胖子,也可以裹成占地面积很小的一块。这样一来,地铁车厢就能塞进多五倍的人,而且秩序也好,不容易因为拥挤发生吵架和争执——大部分人被堆着的时候连喘气都很困难,更不必说吵架了。列车快速地堆满了人,接着开往下一站。
这时候,我就在车顶,双脚踩着顶上的栏杆固定自己,爬到每个快下车的人头顶,拽著他们的脑袋把他们提起来,放到车门口。这也是这项工作需要瘦削身材的原因。像我这样的专业扛包员从来不等到快开门的时候才调整人堆,而是从列车关门起就翻动,把目的地最远的放在最里面。从地铁车顶往下看,他们脑袋上不同的彩条构成了一圈圈同心圆。
到站的时候,车门外等着的拆包员把乘客们搬下车,用拆包器在他们背后一划,乘客就从包裹里解脱了,深吸一口气,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骨头断了,然后去上班。
这份工作本来没啥问题,直到有一天,副市长来视察,而那天的打包员正好心情不好。
那天,副市长正背着手,在一群安保人员的开道下视察着地铁站。这件事情让乘客很恼火,因为他不但自己是个胖子,而且还占据了十多个人的立足之处——那些安保人员围成一个圈,把乘客挤出圈子,让他可以一边点头,一边表示:“这个秩序就很好嘛,这是关心我们群众的实事,让大家便捷快速出行,减少拥堵。”
然后,他走到一个打包员身边,向他提问:“工作几年啦?平时习惯吗?”就出事了。
那天这个位置本来安排的是班组长,问答都是排练过的。结果班组长正好肚子不舒服,想着快去快回上个厕所,就让这个打包员顶一顶。偏巧副市长来问,如我所说的,打包员心情不好,觉得自己可能要失恋了,于是满腹心事,眼看一个人走到车门前却不进去,再一看反正这人没行李,于是下意识地一拉膜,把他给裹起来扔进了车厢。
副市长一边挣扎一边叫:“我是副市长,我是市政府的!”可地铁车厢里本来就乱,他这么一挣扎,其他被裹着的乘客都不乐意了,个个骂他,把他的声音压了下去。混乱中,我只听到“市政府”,往他脑袋上贴了一张竹青绿的纸条,就把他扔进了人堆中间。
当然副市长后来还是安全下车了,虽然经此一事,他差点心脏病发作,肋骨也扭伤了。下车之后,我们这个班组就整个停工了,班组长和打包员自然被炒了鱿鱼,连带我也被开除了。
所以,三年以后的现在,我回到了极北镇。
一些年以前,很多南方人尤其喜欢到极北镇来玩,因为极北镇有雪,而且民风淳朴。但后来人们就发现,有雪的地方越来越多,去国外也很容易,极北镇这地方实在太远,交通又不方便,需要坐飞机转火车转大巴再转狗拉雪橇,于是来的人就越来越少。最后大部分的镇民都离开了镇子,到外面找工作去了。
好在极北镇还有很多哈士奇,这多少算是一个特色——这些哈士奇是这里的出租车、宠物和应急储备粮,尽管最后一点目前为止还从没有发生过。但怎么说呢,哈士奇并不能够招揽多少生意,听说国外的一些观雪地能看到白色的鹿和狼,我们这里只有眼睛像两个针孔一样,看上去状如弱智的哈士奇,实在不太拿得出手。
我坐在六条哈士奇拉的单人雪橇上,往旅游管理中心去。这里的出租车站很有趣,你在一个木箱子里投币之后,按一下想去的车站的按钮,下面会掉下来一块肉干,每个车站对应的口味都不同。你把肉干喂给六狗雪橇的头狗,它就会知道要带你去哪个车站。
狗跑得很快,夜风卷着雪花拍打在脸上,有一种刺痛感。雪橇道两边是昏暗的路灯,雪橇在地面上发出嘶嘶的摩擦声,我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好像这条路会一直延伸到没有终点的地方。
到了地方,我下了雪橇,揉了揉哈士奇们的脑袋。它们的头顶冒出水汽,在夜灯下看上去很是明显。我往头狗胸口挂的袋子里塞了点肉干当作小费,它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我曾经在旅游管理中心工作。最热闹的时候,旅游管理中心有三十几个工作人员,每天晚上都会在镇上盛装巡游。有一个叫阿丽的姐姐会扮成冰雪仙子,在冰雕的城堡顶上跳芭蕾舞。而我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在巡游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会放映极光。绿色和紫色的极光会像帷幔一样垂挂下来,所有的观众都会抬头看,直到脖子变得僵硬。有些观众索性躺倒在地上看极光。我们不得不每过一会儿就提醒他们翻个身,否则他们的衣服就会冻在地上。
在极北镇,大部分人都长得人高马大,腰围很粗。寒冷的地方,无论人、动物还是菜,都会长得更大一些。我手脚很长,却是一个瘦子,而且个子不高。在很早以前,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这种身材没少让我受欺负。但等我略微长大一些了,我的瘦削就能派上用场。在极北镇,有一项工作只有我这样的人能做,那就是极光放映师。
当然,这也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二十五岁那年离开了极北镇,因为留在镇上实在看不到什么出路。镇上的旅游业一直不怎么样,留在这里每年只能赚一点小钱。于是我去了城市。极光放映师的工作经历让我的四肢特别有力,加上我的身材,我很快找到了一份地铁扛包员的工作。
如你所知,城市里的地铁总是很挤,高峰期的地铁拥挤程度很容易让人感到绝望。这种时候就需要地铁扛包员的存在。
在城市里,如果你需要在高峰期坐地铁的话,需要准备一个体检徽章——你在医院能拿到这种徽章,前提是你经过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可以承受一定的压力。然后,你戴着徽章走到车门前,会看到一个满脸不耐烦的人。这是我负责打包的同事,他会问你:身上有易碎品吗?这时候他的语速很快,而且也不是很客气。但你需要理解,我们要应付的旅客非常多。
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旅客,就会指指头上顶着的地铁专用旅行箱,表示“所有易碎品都在里面了,不会压碎”。地铁专用旅行箱的底部是一个凹半球,下面还有带子,可以牢牢地固定在脑袋上。
接着,我的同事就熟练地一拉手里的塑料薄膜。那种塑料薄膜有点像保鲜膜,卷筒固定在门的一侧,另一头一拉一裹,就可以把你整个裹成一条。而我站在地铁车厢里,把你接过来,整齐地码放好,并且询问你的下车车站,在你头顶贴个彩条。不同的颜色对应不同车站,考虑到车站很多,我们的彩条和设计师的色卡有点像。普通人很容易认错,但我们很有经验,能够分辨出两个不同的粉红对应的相邻车站。
如你所见,一旦被塑料膜紧紧裹上之后,就算是两百斤的大胖子,也可以裹成占地面积很小的一块。这样一来,地铁车厢就能塞进多五倍的人,而且秩序也好,不容易因为拥挤发生吵架和争执——大部分人被堆着的时候连喘气都很困难,更不必说吵架了。列车快速地堆满了人,接着开往下一站。
这时候,我就在车顶,双脚踩着顶上的栏杆固定自己,爬到每个快下车的人头顶,拽著他们的脑袋把他们提起来,放到车门口。这也是这项工作需要瘦削身材的原因。像我这样的专业扛包员从来不等到快开门的时候才调整人堆,而是从列车关门起就翻动,把目的地最远的放在最里面。从地铁车顶往下看,他们脑袋上不同的彩条构成了一圈圈同心圆。
到站的时候,车门外等着的拆包员把乘客们搬下车,用拆包器在他们背后一划,乘客就从包裹里解脱了,深吸一口气,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骨头断了,然后去上班。
这份工作本来没啥问题,直到有一天,副市长来视察,而那天的打包员正好心情不好。
那天,副市长正背着手,在一群安保人员的开道下视察着地铁站。这件事情让乘客很恼火,因为他不但自己是个胖子,而且还占据了十多个人的立足之处——那些安保人员围成一个圈,把乘客挤出圈子,让他可以一边点头,一边表示:“这个秩序就很好嘛,这是关心我们群众的实事,让大家便捷快速出行,减少拥堵。”
然后,他走到一个打包员身边,向他提问:“工作几年啦?平时习惯吗?”就出事了。
那天这个位置本来安排的是班组长,问答都是排练过的。结果班组长正好肚子不舒服,想着快去快回上个厕所,就让这个打包员顶一顶。偏巧副市长来问,如我所说的,打包员心情不好,觉得自己可能要失恋了,于是满腹心事,眼看一个人走到车门前却不进去,再一看反正这人没行李,于是下意识地一拉膜,把他给裹起来扔进了车厢。
副市长一边挣扎一边叫:“我是副市长,我是市政府的!”可地铁车厢里本来就乱,他这么一挣扎,其他被裹着的乘客都不乐意了,个个骂他,把他的声音压了下去。混乱中,我只听到“市政府”,往他脑袋上贴了一张竹青绿的纸条,就把他扔进了人堆中间。
当然副市长后来还是安全下车了,虽然经此一事,他差点心脏病发作,肋骨也扭伤了。下车之后,我们这个班组就整个停工了,班组长和打包员自然被炒了鱿鱼,连带我也被开除了。
所以,三年以后的现在,我回到了极北镇。
一些年以前,很多南方人尤其喜欢到极北镇来玩,因为极北镇有雪,而且民风淳朴。但后来人们就发现,有雪的地方越来越多,去国外也很容易,极北镇这地方实在太远,交通又不方便,需要坐飞机转火车转大巴再转狗拉雪橇,于是来的人就越来越少。最后大部分的镇民都离开了镇子,到外面找工作去了。
好在极北镇还有很多哈士奇,这多少算是一个特色——这些哈士奇是这里的出租车、宠物和应急储备粮,尽管最后一点目前为止还从没有发生过。但怎么说呢,哈士奇并不能够招揽多少生意,听说国外的一些观雪地能看到白色的鹿和狼,我们这里只有眼睛像两个针孔一样,看上去状如弱智的哈士奇,实在不太拿得出手。
我坐在六条哈士奇拉的单人雪橇上,往旅游管理中心去。这里的出租车站很有趣,你在一个木箱子里投币之后,按一下想去的车站的按钮,下面会掉下来一块肉干,每个车站对应的口味都不同。你把肉干喂给六狗雪橇的头狗,它就会知道要带你去哪个车站。
狗跑得很快,夜风卷着雪花拍打在脸上,有一种刺痛感。雪橇道两边是昏暗的路灯,雪橇在地面上发出嘶嘶的摩擦声,我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好像这条路会一直延伸到没有终点的地方。
到了地方,我下了雪橇,揉了揉哈士奇们的脑袋。它们的头顶冒出水汽,在夜灯下看上去很是明显。我往头狗胸口挂的袋子里塞了点肉干当作小费,它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我曾经在旅游管理中心工作。最热闹的时候,旅游管理中心有三十几个工作人员,每天晚上都会在镇上盛装巡游。有一个叫阿丽的姐姐会扮成冰雪仙子,在冰雕的城堡顶上跳芭蕾舞。而我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在巡游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会放映极光。绿色和紫色的极光会像帷幔一样垂挂下来,所有的观众都会抬头看,直到脖子变得僵硬。有些观众索性躺倒在地上看极光。我们不得不每过一会儿就提醒他们翻个身,否则他们的衣服就会冻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