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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河岸》是苏童唯一有着鲜明时代背景的长篇。这部被认为是苏童创作进入新阶段的作品，也可能是作家对现实发言的开始
苏童终于完成了关于河流的小说。
童年推窗见水的生活，喧嚣的码头，船民的怪癖以及河水的静谧，成为他新出版的小说《河岸》的蓝本。香椿街上的少年被位移到70年代的油坊镇，那个变异年代之下，少年被岸上的人驱逐，永久流放。
荒诞的时代，与那个时代下被压抑的命运，以及历史中的悬案，以一种先锋意象的叙述，从一个少年的口中流出，也被悬置在岸边与河流的对峙之中。
5月20日下午，刚刚从苏州回到南京的苏童走进夫子庙旁的一家咖啡馆。牛仔裤，衬衫的袖子挽到手臂上，坐下后，点上一根“中华”，瞟了一眼窗外的拆迁废墟，苏童开始讲述《河岸》的创作过程，从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开头说起，“我自己一直觉得那是一个特别牛B的小说开头。”
新作原型来自童年的河岸
“他不能到岸上去。”苏童在莱比锡写下了小说《河岸》的第一句话。这是他多年前就已想好的小说开头。两个月后，苏童发现这个第三人称的叙述让他陷入了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圈套。于是，他废弃了7万字的写作，重新开始。
“一切都与我父亲有关。”他这样写道。
少年的叙述开始了。库东亮的父亲库文轩因为身上一个鱼形胎记被认为是烈士的后代，在文革年代，库文轩的烈属头衔遭到质疑，随后生活作风问题被揭露，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羞辱逼迫库文轩自我流放到船上，从此与岸划界为敌。处于成长期的儿子库东亮奔波于岸边与河流，父子之间对峙与和解的命运关系，反射着那个特殊年代的荒诞和无奈。
小说《河岸》中的水上世界，成为岸上生活的投射和反衬。有关河流的故事，一直是苏童无法放下的心结。苏童的父母是苏州第二代移民，父辈从长江太平洲移民苏州，仍旧被水围困。苏童儿时的房间推窗见河，70年代，那条狭长的河道充满喧嚣；夏季，船只可以堵满河道，苏童的母亲就从一条一条衔接的船上走到对岸上班，苏童则坐在窗边看船。
隔壁的舅舅家里寄养着一个船民的孩子，“孩子的奶奶和岸上的一个老光棍年轻时曾经有一段故事。那个老头和我舅舅是朋友。”在苏童的回忆里，这个比苏童小一岁的男孩戴着金耳环——这是当地船民的标志。为了能让孙子读书，孩子被放到岸上寄养，在岸上孩子的嘲笑声中，他成为了苏童的玩伴。苏童说，那个男孩对自己这部小说的触动“蛮大的”。
从小说中库东亮的身上能找到那个男孩的影子，孤独而惶恐，被弃于河水与岸边。虽然小说的情节完全来自虚构，但苏童童年的记忆成为小说的基调。苏童和一群孩子到家附近的码头偷红薯干，喧闹的码头成为了小说中重要的坐标。他潜水嬉闹时听到水面反射的回声，是小说中河水说话的原型。但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是渐渐膨胀出来的”。
苏童说，“这是我唯一一次对一个时代做这么一种正面描述。”小说《河岸》中充满了隐喻和象征，全部指向那个荒诞的年代。如果说苏童以往大部分作品的时间都是被悬置的，那么《河岸》注定是一个只能发生在70年代的故事。
“放下爱好，干点大事”
20万字的《河岸》，是到目前为止苏童写的篇幅最长的小说。在一直关注苏童的批评家王干看来，这部小说整合了他以往作品的很多特点：叙事角度、心理刻画、对往事的追忆，历史悬案和先锋意象。
苏童的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被文学圈内和大众接纳的大多数作品都为中短篇。而自《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之后，苏童刻画女性的功力被广泛认可。
王干将苏童的作品分为三个阶段：从最初创作到长篇小说《米》，这个时期苏童的代表作接连出现，被批评家归入先锋写作的阵营；第二阶段，是从2000年之后的调整，代表作是出现了《碧奴》；而《河岸》，王干认为是苏童第三阶段的开始。“这里面时代的元素调配得比较合理，出现了大量现实的场景。”
与大多数作家不同，苏童的个人兴趣一直在短篇小说。1995～1996年期间，苏童曾为香港《明报周刊》以一个字一港币的稿费写短篇专栏。“那个年代，这稿费是一大笔钱。”可仅写了十多篇，就停止了，“最后我变成了一个工匠。就放弃不写了。”
苏童承认，短篇小说对于自己只能是“自娱自乐”，因为稿费相比长篇还是低，“基本属于义务劳动，会饿死”。按照国内文学刊物的稿费标准，短篇小说每千字一百元，选载的话每千字三十。每两年结一本集子，印刷一万册。“所有收入加一起，两年不超过三万块。还不如收废品挣得多。”
即使如此，出于兴趣，苏童在2000年之后仍然写了一批短篇小说，比如《人民的鱼》等，但作品只是在作家圈内消化，外界当时一直认为苏童“沉寂”了许久。
这种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伤害，因为经济收入和艺术野心的原因，已入中年的苏童决定专攻长篇，“放下爱好，干点大事。”“任何一个作家都还是希望能有几部拿得出手的长篇的。”苏童说。
苏童的长篇小说屈指可数：《米》《我的帝王生涯》《城北地带》《碧奴》以及《河岸》。除了《碧奴》属命题作文之外，其他长篇内容迥异。从对少年时期街头生活的追忆到完全虚构的宫廷故事，苏童一直在寻求自己创作的可能性，“我的每一部长篇之间都是另起一行的关系。我想和上一篇不一样。”苏童说，《河岸》可能是自己又一次尝试的终结。
“最终一定会到关注现实这条路上”
苏童生于苏州，长居南京。苏南文人对于细节的追求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文本的极端在意使得批评界一直对于苏童的思想性诟病许久。但《河岸》中出现了直面70年代的现实，在一些批评家看来，此小说是苏童看重思想性的起点。
苏童自己却认为，“我从来没认为思想性是个问题。我没见到我的哪个同行的思想性说服了我。没有谁像卡夫卡一样用文学勾画了哲学的线条。”
对他来说，文本决定一切。
但在《河岸》中，太多的象征和隐喻，还是让苏童以惯用的技法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那种情绪溢出了作家对文本的控制。文中少年的叙述，远离了作家冷静叙事的初衷，充满主观的情绪，一些人物的出场也与故事主线若即若离。苏童坦承，“我承认这些问题。这是这个作品里没有解决的。”
以往，苏童代表作品里的故事大多把时间悬挂在民国甚至更早的历史当中。而《河岸》似乎显示着作者往当下的转向。苏童“关注现实”的尝试从2002年出版的《蛇为什么会飞》开始，当时外界推测，苏童是因为批评界关于他的小说不关注现实而做出的回应。他则否认说，“其实不是对批评的证明，是我自己的探索，到最终一定会探索到关注现实这条路上。”
在他看来，外界大多把日常生活混同于现实生活，在这种遮蔽之下，苏童希望自己能比常人“慢一拍”再对现实发言。“一个作家不比老农民对现实理解得更透彻。作家唯一的优势是他更有耐心。”苏童说，“任何对于一个时代最精准的描述都是沉淀之后做出的。”
结束了《河岸》的写作之后，苏童一直躲在家里休息。他已经暂时放弃了短篇的计划，他开始担心自己会像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超过60岁就写不动”，于是想在中年阶段“主攻长篇”。虽然他知道长篇写作是一种自我折磨，尤其像他这种自我断绝与上一篇作品关联的写法更是如此。
现在的苏童，已经戒了麻将和逛街的“恶习”，坚持游泳和健身，偶尔和从加拿大回国的女儿到苏州老家看船。出于自我保护，他不上电视。对于网上贴吧里对他“最懂女性的男作家”的评价，一笑置之。“下一个长篇，我有可能还写女性。”苏童说道。
苏童终于完成了关于河流的小说。
童年推窗见水的生活，喧嚣的码头，船民的怪癖以及河水的静谧，成为他新出版的小说《河岸》的蓝本。香椿街上的少年被位移到70年代的油坊镇，那个变异年代之下，少年被岸上的人驱逐，永久流放。
荒诞的时代，与那个时代下被压抑的命运，以及历史中的悬案，以一种先锋意象的叙述，从一个少年的口中流出，也被悬置在岸边与河流的对峙之中。
5月20日下午，刚刚从苏州回到南京的苏童走进夫子庙旁的一家咖啡馆。牛仔裤，衬衫的袖子挽到手臂上，坐下后，点上一根“中华”，瞟了一眼窗外的拆迁废墟，苏童开始讲述《河岸》的创作过程，从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开头说起，“我自己一直觉得那是一个特别牛B的小说开头。”
新作原型来自童年的河岸
“他不能到岸上去。”苏童在莱比锡写下了小说《河岸》的第一句话。这是他多年前就已想好的小说开头。两个月后，苏童发现这个第三人称的叙述让他陷入了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圈套。于是，他废弃了7万字的写作，重新开始。
“一切都与我父亲有关。”他这样写道。
少年的叙述开始了。库东亮的父亲库文轩因为身上一个鱼形胎记被认为是烈士的后代，在文革年代，库文轩的烈属头衔遭到质疑，随后生活作风问题被揭露，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羞辱逼迫库文轩自我流放到船上，从此与岸划界为敌。处于成长期的儿子库东亮奔波于岸边与河流，父子之间对峙与和解的命运关系，反射着那个特殊年代的荒诞和无奈。
小说《河岸》中的水上世界，成为岸上生活的投射和反衬。有关河流的故事，一直是苏童无法放下的心结。苏童的父母是苏州第二代移民，父辈从长江太平洲移民苏州，仍旧被水围困。苏童儿时的房间推窗见河，70年代，那条狭长的河道充满喧嚣；夏季，船只可以堵满河道，苏童的母亲就从一条一条衔接的船上走到对岸上班，苏童则坐在窗边看船。
隔壁的舅舅家里寄养着一个船民的孩子，“孩子的奶奶和岸上的一个老光棍年轻时曾经有一段故事。那个老头和我舅舅是朋友。”在苏童的回忆里，这个比苏童小一岁的男孩戴着金耳环——这是当地船民的标志。为了能让孙子读书，孩子被放到岸上寄养，在岸上孩子的嘲笑声中，他成为了苏童的玩伴。苏童说，那个男孩对自己这部小说的触动“蛮大的”。
从小说中库东亮的身上能找到那个男孩的影子，孤独而惶恐，被弃于河水与岸边。虽然小说的情节完全来自虚构，但苏童童年的记忆成为小说的基调。苏童和一群孩子到家附近的码头偷红薯干，喧闹的码头成为了小说中重要的坐标。他潜水嬉闹时听到水面反射的回声，是小说中河水说话的原型。但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是渐渐膨胀出来的”。
苏童说，“这是我唯一一次对一个时代做这么一种正面描述。”小说《河岸》中充满了隐喻和象征，全部指向那个荒诞的年代。如果说苏童以往大部分作品的时间都是被悬置的，那么《河岸》注定是一个只能发生在70年代的故事。
“放下爱好，干点大事”
20万字的《河岸》，是到目前为止苏童写的篇幅最长的小说。在一直关注苏童的批评家王干看来，这部小说整合了他以往作品的很多特点：叙事角度、心理刻画、对往事的追忆，历史悬案和先锋意象。
苏童的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被文学圈内和大众接纳的大多数作品都为中短篇。而自《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之后，苏童刻画女性的功力被广泛认可。
王干将苏童的作品分为三个阶段：从最初创作到长篇小说《米》，这个时期苏童的代表作接连出现，被批评家归入先锋写作的阵营；第二阶段，是从2000年之后的调整，代表作是出现了《碧奴》；而《河岸》，王干认为是苏童第三阶段的开始。“这里面时代的元素调配得比较合理，出现了大量现实的场景。”
与大多数作家不同，苏童的个人兴趣一直在短篇小说。1995～1996年期间，苏童曾为香港《明报周刊》以一个字一港币的稿费写短篇专栏。“那个年代，这稿费是一大笔钱。”可仅写了十多篇，就停止了，“最后我变成了一个工匠。就放弃不写了。”
苏童承认，短篇小说对于自己只能是“自娱自乐”，因为稿费相比长篇还是低，“基本属于义务劳动，会饿死”。按照国内文学刊物的稿费标准，短篇小说每千字一百元，选载的话每千字三十。每两年结一本集子，印刷一万册。“所有收入加一起，两年不超过三万块。还不如收废品挣得多。”
即使如此，出于兴趣，苏童在2000年之后仍然写了一批短篇小说，比如《人民的鱼》等，但作品只是在作家圈内消化，外界当时一直认为苏童“沉寂”了许久。
这种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伤害，因为经济收入和艺术野心的原因，已入中年的苏童决定专攻长篇，“放下爱好，干点大事。”“任何一个作家都还是希望能有几部拿得出手的长篇的。”苏童说。
苏童的长篇小说屈指可数：《米》《我的帝王生涯》《城北地带》《碧奴》以及《河岸》。除了《碧奴》属命题作文之外，其他长篇内容迥异。从对少年时期街头生活的追忆到完全虚构的宫廷故事，苏童一直在寻求自己创作的可能性，“我的每一部长篇之间都是另起一行的关系。我想和上一篇不一样。”苏童说，《河岸》可能是自己又一次尝试的终结。
“最终一定会到关注现实这条路上”
苏童生于苏州，长居南京。苏南文人对于细节的追求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文本的极端在意使得批评界一直对于苏童的思想性诟病许久。但《河岸》中出现了直面70年代的现实，在一些批评家看来，此小说是苏童看重思想性的起点。
苏童自己却认为，“我从来没认为思想性是个问题。我没见到我的哪个同行的思想性说服了我。没有谁像卡夫卡一样用文学勾画了哲学的线条。”
对他来说，文本决定一切。
但在《河岸》中，太多的象征和隐喻，还是让苏童以惯用的技法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那种情绪溢出了作家对文本的控制。文中少年的叙述，远离了作家冷静叙事的初衷，充满主观的情绪，一些人物的出场也与故事主线若即若离。苏童坦承，“我承认这些问题。这是这个作品里没有解决的。”
以往，苏童代表作品里的故事大多把时间悬挂在民国甚至更早的历史当中。而《河岸》似乎显示着作者往当下的转向。苏童“关注现实”的尝试从2002年出版的《蛇为什么会飞》开始，当时外界推测，苏童是因为批评界关于他的小说不关注现实而做出的回应。他则否认说，“其实不是对批评的证明，是我自己的探索，到最终一定会探索到关注现实这条路上。”
在他看来，外界大多把日常生活混同于现实生活，在这种遮蔽之下，苏童希望自己能比常人“慢一拍”再对现实发言。“一个作家不比老农民对现实理解得更透彻。作家唯一的优势是他更有耐心。”苏童说，“任何对于一个时代最精准的描述都是沉淀之后做出的。”
结束了《河岸》的写作之后，苏童一直躲在家里休息。他已经暂时放弃了短篇的计划，他开始担心自己会像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超过60岁就写不动”，于是想在中年阶段“主攻长篇”。虽然他知道长篇写作是一种自我折磨，尤其像他这种自我断绝与上一篇作品关联的写法更是如此。
现在的苏童，已经戒了麻将和逛街的“恶习”，坚持游泳和健身，偶尔和从加拿大回国的女儿到苏州老家看船。出于自我保护，他不上电视。对于网上贴吧里对他“最懂女性的男作家”的评价，一笑置之。“下一个长篇，我有可能还写女性。”苏童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