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钱钟书的幽默是出了名的。那时大陆18家省级电视台拟拍一部大型系列电视片《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第一批36人入录，钱钟书自然名列其中。但是任凭电视台磨破嘴皮，他硬是婉言谢绝。有一次，摄制组人员给钱钟书夫人杨绛打电话：“被录制的文化名人，还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钱。”钱钟书立即从旁捅话：“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钱钟书的幽默中也有着天真的童心。女儿临睡前，钱钟书喜欢在女儿的被窝里埋“地雷”：把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一股脑儿埋进去。女儿发现后惊叫。他则大笑。这种游戏，钱钟书百玩不厌。杨绛说，新中国成立后，在清华养猫时，不管多冷的天，只要听见猫儿叫闹，钱钟书就会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竹竿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他真是个顽皮可爱的人。
　　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幽默是一个宽和的老者对人生的善意调侃。他曾戏谑地称自己进医院为“进宫”，有“二进宫”“三进宫”等。医生给他做白内障手术前，同他闲聊：“季老，你已经近90岁高龄，牙齿还这样好。”这是医生给病人施的放松法。季老答道：“前面一排牙是装饰门面的，后面的都已支离破碎了。”这一句，连医生的紧张也被打消了。他“五进宫”时，住了很长时间，两三个月没有理发，他写道：“我想，‘够瞧的’了。我自己起了个别号，叫作‘白毛老妖’。”他晚年的时候，出国留学被喻为镀金。季羡林说，他去的是经济发达的德国留学，所以“到德国镀来的金是24K的”。
　　汗曾祺先生是中国文坛公认的写短文高手，而他與人交往中的幽默机智，更显出了他做人的魅力。有一次，几位小同乡去拜见汪曾祺，他微笑着问：“跟高邮相比，还是北京大吧？”此话令小同乡们倍感亲切。众人甚是崇敬地说：“高邮除了秦少游，就是您了。”汪曾祺正色道：“不对，高邮双黄鸭蛋比我名气大多了，我只能居第三位。”众皆粲然而笑。作家林斤澜常常在家中接到找汪曾祺的电话，就问对方号码从哪儿得来的。对方说是汪本人。林问：“他不是在开玩笑吧？”对方肯定地说：“不，认真的，他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想出来的！”后来，林斤澜向汪曾祺问起此事。汪说：“我只记得这一个电话号码。”林问：“那你自己家的不记得？”汪断然答道：“我从不给自己打电话！”
　　诗人余光中先生的锦心绣口是有名的。一次，余光中与王蒙对话诗与散文，余光中比喻说：“诗是情人，专用来谈情说爱；散文是妻子，一会儿要进厨房，一会儿要管小孩子。”余光中到中山大学执教后，称女研究生为“村姑”。毕业后，这些女弟子们相约来为他祝寿，他对“村姑”们说：“不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写介绍信啦，作证婚人啦，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此话一出，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当代著名作家王蒙也是个相当诙谐幽默的人。王蒙先生曾应邀到上海某大学演讲，一开始他就说：“由于我这几天身体不太好，感冒咳嗽，不大能说话，还请大家谅解。不过，我想这也不一定是坏事，这是在时刻提醒我——多做事少说话……”幽默的开场自立刻引得了台下的笑声和掌声。一次。王蒙去上海参加中国作协会议。会后吃饭时，王蒙说，过去没有激光照排系统，用铅字排印《婚姻法》，本来是“实行一夫一妻制”，因为印刷质量不稳定，“夫”字没出头，印成了“实行一夫一妻制”……一番话逗得满座哄堂大笑，王蒙却怡然自得地呷起玉米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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