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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种起源》的出版和达尔文主义的普及，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随着社会对它的过度推崇，衍化并发展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其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欧洲，主张优胜劣汰和弱肉强食，简单地把自然界的“生存竞争”引入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忽略了人类社会的特殊性。社会达尔文主义经严复于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今社会。本文以学区房这一特有的教育和经济交叉现象为例，具体分析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我国教育的影响，着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进行梳理和概括，以及其在中国的输出，以学区房为例，分析高价学区房的现状，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 社会达尔文主义 学区房 现象分析
一、引言
社会达尔文主义由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提出，虽然诞生在欧洲，但是很快就传到了美国。在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弥漫成社会政治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现实”。诸如“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概念已经成为当时的“时代标签”[1]，自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至今，一直争议不断，尤其是十九世纪末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曾被其拥护者用来为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名，成为列强互相争夺世界、奴役掠夺被压迫民族的思想工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国内学者开始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与中国现状之间的联系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但是大部分都集中在政治经济领域，很少涉及教育。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优胜劣汰”对中国教育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口号上，孩子们一出生就面临着各种竞争，家长们都想自己的孩子在竞争中获胜，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值大大增加，人们感受到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与此相关升学、就业等竞争也异常激烈，这一观念被过度引用，甚至不自觉地被扭曲，从而引起一些中国特有的教育现象，如本文列举的高价学区房。本文首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进行梳理和概括，接着作者联系中国教育现状，以学区房为例论述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于1944年出版的著作《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美国思维》中。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即将达尔文式的进化观运用到人类社会，并对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做一种“准生物学的解释”，视“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为最高解释原则[7]。它产生后首先被用来解释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个人和阶级之间的关系），通过生存斗争，消灭“弱者”保存“强者”的逻辑合理化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阶级斗争，随后欧美各国资产阶级将其推广至社会经济活动中，用以维护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无限制的自由竞争。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输入中国的是改良主义思想家严复。严复特地指出：所谓进化，“微动植二物为然，而人民亦犹是也”，他在引进之初，就将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为一物，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输入中国后，几乎所有受到它影响的人都把它同达尔文主义混为一谈[2]。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广泛的市场，而且很活跃。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人们还不能完全把握其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这时权力资本不断介入，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闻风而动，推动了不平等的弱肉强食的发展形式，曲解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共产主义内涵，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负面影响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问题、利益分配问题、失业率上升问题。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例如，民族分裂、社保问题、教育资源不平衡等。
三、以“高价学区房”为例
本文接下来讨论的高价学区房问题，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教育影响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接受良好教育作为发展性需求受到人们的重视。面对我国教育发展极不均衡的现实，家长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观念的影响，“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给孩了赢得起跑优势，在义务教育阶段多数家长利用自身各种资源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争夺优质教育资源，这种表现的直接反映即择校。虽然《义务教育法》颁布实行，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障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但择校之风不但没有低头，反而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近年来“置业”成为择校的新途径。“购房择校”不再是孩了之问的竞争，已经发展成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竞争，成为资源代际转移的重要途径，教育资源的抢夺与竞争愈发残酷。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教学资源有优势的学校，导致学区房价格高居不下，甚至出现天价学区房，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显然与我国现阶段倡导的“和谐社会”理念格格不入。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过度应用，创造一个无限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如果不加以反思和控制，有限资源和无限生命个体需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会更加激烈，激化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冲击已有道德根基，甚至挑战法律的权威。
1.什么是“学区房”
与其他中国特色的词汇一样，学区房也是老百姓智慧的结晶，结合了原本不属同类的学校、地区和房地产三个概念。广义的学区房指重点学校附近的房屋，狭义的学区房是指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可以免试进入重点小学和初中的物业和房产，也可以理解为能够满足购房者本人子女就读区、市级重点学校（小学或中学）的房屋[6]。学区房既是房地产市场的衍生品，又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一个独特现象，学区房的产生与国家“就近入学”的政策紧密相关。为了给每一个儿童提供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我国于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适当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中小学具有一定的招生规模，因此，各个学校会根据附近居住区的学龄人为划定就学范围，学龄儿童在所属学区内就学，这就是“就近入学”[6]。如果学生的户籍位于教育行政部门划分的某一学区内，就可以免试入学。其实，这种划片就近入学的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促使名校学区房价格攀高，重点中小学学区的房子成为炙手可热的抢手房的原因之一。 2.“高价学区房”的现状
CCTV-2《经济半小时》栏目在2009年7月19日播出了一起题为《一房难求的学区房》的节目，报道了北京主城区内相隔只有二十多米的两套房产：中关村927号楼和大泥湾2号楼，二者房价差竟然达到九千到一万元每平方，只因前者位于中关村学区。2011年，在北京市四个学区房板块中，北京学区房的价格通常比周边非学区房价格高出20%以上。东城区东四地带学区房价格高出周边非学区普通住宅每平方米5000元左右：西城区平安里板块，学区房价格高出周边非学区普通住宅每平方米5000元左右：朝阳区东人桥口坛地区，学区房高出周边普通住宅每平方米一两千元：而中关村地区学区房和普通住宅之间的价差最为突出，价差在5000～10000元/平方米[9]。2010年，西城区板块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34525元/平方米，而截至2013年前11个月统计的数据，则为54611元/平方米。中关村板块在2010年为39557元/平方米，而截至2013年前11个月统计的数据，则为45433元/平方米。房价快速上涨的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学区房价格飙升造成的。地处中关村中心地区的万柳区域，由于紧邻中关村三小分校、人大附小、人大附中等名校，学区房的价格已达到10万/平方米，比中关村三小总部的学区房贵1万～3万/平方米[4]。
除了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在国内的二线、三线城市中，学区房同样是“香饽饽”。据搜房网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南京市的学区房的供需比例约为0.85：1，需求明显大于供应。家长争相抢购，房价与日俱增。2009年至2011年，南京二手学区房价格一直在持续大幅上涨，涨幅基本在50%以上[8]。据杭州当地报纸显示的二手学区房价格，人们发现位于天长小学附近一套43平方米的二手房售价高达47万，而一套77平方米的学区房价格则高达85万[5]。
3.对“高价学区房”的反思
目前，学区房热已凸显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学区房热从表面上看是众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重点中小学而对学区内的房子进行抢购，然而，家长对学区房近乎偏执的热捧现象背后折射出了很多社会问题。在人类文明日渐发达的今天，为了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迫不得已“迁徙”，而这种“迁徙”已经成为了一场接力赛，代表进入重点学校资格的学区房成了接力棒，学业完成后再传给下一位家长。然而弱势群体对优势教育资源的诉求无法得到相同程度的满足，因而在学业竞争赛道上处于不利的起跑位置。选择学区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家长对名校的从众心理，而这种选择反过来又拉大了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距。“名校”、“重点学校”拥有更多教学资源，优秀的师资和良好的教学条件吸引着比一般学校更优质的生源，吸收更多社会资源和经济支持。面对那些办学水平、师资队伍、教学设备都具有优势的学校，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那里接受教育呢？相反，普通学校原有的教育资源就跟不上，生源较少，师资力量不断削弱，最终出现强的更强、弱的更弱的局面。这种现象发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竞争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当竞争超出一定范围，就成了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一种碾压；当弱势群体的利益长期得不到照顾，一些长期受到压迫的弱势者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手段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如受教育权，甚至会挑战法律，从而导致社会对抗事件的发生，这与我们倡导的“和谐社会”相悖。更重要的是，义务教育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具有排他性，应不受学生个体家庭经济条件的约束[8]，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人人平等”的具体体现，是国家政府必须维护的领域，不能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去解释和维护，也不适用自由竞争这一市场经济规律。如果把“自然选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发则淋漓尽致地运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那么，我们的学校没有必要开了，公立医院和福利院也没有必要设立了，我们的弱势群体也就没必要管了，经济也没有必要约束了，这显然是不可行的。
四、结语
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自被提出至今，一直争论不断，它创造性地把自然进化论和人类社会相结合，但是它只是机械套用，抹杀了人类社会自身的特殊性。社会达尔文主义直接作用于社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虽然它产自资本主义社会，对近代中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激励人们奋起抗争，但是对于现如今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成为一部分人不正当发展需求的挡箭牌。本文探讨的学区房问题虽然只是教育和经济的一个交叉点，却折射出了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潜在因素。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过度推行衍生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应倍加警惕。
参考文献：
[1]Mike Hawkins.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32.
[2]白云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输入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Vol4：93-100.
[3]达尔文.《物种起源》[M].商务印书馆，2005.
[4]刘兴旺.天价学区房坚冰难破[J].华夏时报，2014.1.27.
[5]金绍荣.“学区房”的隐患及反思[J].教育科学论坛，2011，Vol12：59-60.
[6]张品.试析学区房的形成及其社会效应[J].社会工作，2011，Vol4：87-90.
[7]周保巍.“社会达尔文主义”述评[J].历史教学问题，2011，Vol5：48-56.
[8]朱敏.“学区房热”现象中的教育公平问题评析[J].教育改革，2011，Vol1：4-6.
[9]余璇.学区房受追捧的原因及外部性探究[J].理论前沿，2011，Vol7：263.
关键词： 社会达尔文主义 学区房 现象分析
一、引言
社会达尔文主义由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提出，虽然诞生在欧洲，但是很快就传到了美国。在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弥漫成社会政治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现实”。诸如“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概念已经成为当时的“时代标签”[1]，自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至今，一直争议不断，尤其是十九世纪末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曾被其拥护者用来为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名，成为列强互相争夺世界、奴役掠夺被压迫民族的思想工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国内学者开始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与中国现状之间的联系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但是大部分都集中在政治经济领域，很少涉及教育。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优胜劣汰”对中国教育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口号上，孩子们一出生就面临着各种竞争，家长们都想自己的孩子在竞争中获胜，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值大大增加，人们感受到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与此相关升学、就业等竞争也异常激烈，这一观念被过度引用，甚至不自觉地被扭曲，从而引起一些中国特有的教育现象，如本文列举的高价学区房。本文首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进行梳理和概括，接着作者联系中国教育现状，以学区房为例论述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于1944年出版的著作《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美国思维》中。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即将达尔文式的进化观运用到人类社会，并对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做一种“准生物学的解释”，视“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为最高解释原则[7]。它产生后首先被用来解释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个人和阶级之间的关系），通过生存斗争，消灭“弱者”保存“强者”的逻辑合理化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阶级斗争，随后欧美各国资产阶级将其推广至社会经济活动中，用以维护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无限制的自由竞争。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输入中国的是改良主义思想家严复。严复特地指出：所谓进化，“微动植二物为然，而人民亦犹是也”，他在引进之初，就将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为一物，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输入中国后，几乎所有受到它影响的人都把它同达尔文主义混为一谈[2]。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广泛的市场，而且很活跃。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人们还不能完全把握其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这时权力资本不断介入，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闻风而动，推动了不平等的弱肉强食的发展形式，曲解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共产主义内涵，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负面影响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问题、利益分配问题、失业率上升问题。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例如，民族分裂、社保问题、教育资源不平衡等。
三、以“高价学区房”为例
本文接下来讨论的高价学区房问题，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教育影响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接受良好教育作为发展性需求受到人们的重视。面对我国教育发展极不均衡的现实，家长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观念的影响，“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给孩了赢得起跑优势，在义务教育阶段多数家长利用自身各种资源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争夺优质教育资源，这种表现的直接反映即择校。虽然《义务教育法》颁布实行，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障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但择校之风不但没有低头，反而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近年来“置业”成为择校的新途径。“购房择校”不再是孩了之问的竞争，已经发展成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竞争，成为资源代际转移的重要途径，教育资源的抢夺与竞争愈发残酷。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教学资源有优势的学校，导致学区房价格高居不下，甚至出现天价学区房，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显然与我国现阶段倡导的“和谐社会”理念格格不入。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过度应用，创造一个无限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如果不加以反思和控制，有限资源和无限生命个体需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会更加激烈，激化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冲击已有道德根基，甚至挑战法律的权威。
1.什么是“学区房”
与其他中国特色的词汇一样，学区房也是老百姓智慧的结晶，结合了原本不属同类的学校、地区和房地产三个概念。广义的学区房指重点学校附近的房屋，狭义的学区房是指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可以免试进入重点小学和初中的物业和房产，也可以理解为能够满足购房者本人子女就读区、市级重点学校（小学或中学）的房屋[6]。学区房既是房地产市场的衍生品，又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一个独特现象，学区房的产生与国家“就近入学”的政策紧密相关。为了给每一个儿童提供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我国于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适当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中小学具有一定的招生规模，因此，各个学校会根据附近居住区的学龄人为划定就学范围，学龄儿童在所属学区内就学，这就是“就近入学”[6]。如果学生的户籍位于教育行政部门划分的某一学区内，就可以免试入学。其实，这种划片就近入学的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促使名校学区房价格攀高，重点中小学学区的房子成为炙手可热的抢手房的原因之一。 2.“高价学区房”的现状
CCTV-2《经济半小时》栏目在2009年7月19日播出了一起题为《一房难求的学区房》的节目，报道了北京主城区内相隔只有二十多米的两套房产：中关村927号楼和大泥湾2号楼，二者房价差竟然达到九千到一万元每平方，只因前者位于中关村学区。2011年，在北京市四个学区房板块中，北京学区房的价格通常比周边非学区房价格高出20%以上。东城区东四地带学区房价格高出周边非学区普通住宅每平方米5000元左右：西城区平安里板块，学区房价格高出周边非学区普通住宅每平方米5000元左右：朝阳区东人桥口坛地区，学区房高出周边普通住宅每平方米一两千元：而中关村地区学区房和普通住宅之间的价差最为突出，价差在5000～10000元/平方米[9]。2010年，西城区板块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34525元/平方米，而截至2013年前11个月统计的数据，则为54611元/平方米。中关村板块在2010年为39557元/平方米，而截至2013年前11个月统计的数据，则为45433元/平方米。房价快速上涨的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学区房价格飙升造成的。地处中关村中心地区的万柳区域，由于紧邻中关村三小分校、人大附小、人大附中等名校，学区房的价格已达到10万/平方米，比中关村三小总部的学区房贵1万～3万/平方米[4]。
除了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在国内的二线、三线城市中，学区房同样是“香饽饽”。据搜房网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南京市的学区房的供需比例约为0.85：1，需求明显大于供应。家长争相抢购，房价与日俱增。2009年至2011年，南京二手学区房价格一直在持续大幅上涨，涨幅基本在50%以上[8]。据杭州当地报纸显示的二手学区房价格，人们发现位于天长小学附近一套43平方米的二手房售价高达47万，而一套77平方米的学区房价格则高达85万[5]。
3.对“高价学区房”的反思
目前，学区房热已凸显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学区房热从表面上看是众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重点中小学而对学区内的房子进行抢购，然而，家长对学区房近乎偏执的热捧现象背后折射出了很多社会问题。在人类文明日渐发达的今天，为了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迫不得已“迁徙”，而这种“迁徙”已经成为了一场接力赛，代表进入重点学校资格的学区房成了接力棒，学业完成后再传给下一位家长。然而弱势群体对优势教育资源的诉求无法得到相同程度的满足，因而在学业竞争赛道上处于不利的起跑位置。选择学区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家长对名校的从众心理，而这种选择反过来又拉大了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距。“名校”、“重点学校”拥有更多教学资源，优秀的师资和良好的教学条件吸引着比一般学校更优质的生源，吸收更多社会资源和经济支持。面对那些办学水平、师资队伍、教学设备都具有优势的学校，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那里接受教育呢？相反，普通学校原有的教育资源就跟不上，生源较少，师资力量不断削弱，最终出现强的更强、弱的更弱的局面。这种现象发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竞争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当竞争超出一定范围，就成了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一种碾压；当弱势群体的利益长期得不到照顾，一些长期受到压迫的弱势者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手段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如受教育权，甚至会挑战法律，从而导致社会对抗事件的发生，这与我们倡导的“和谐社会”相悖。更重要的是，义务教育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具有排他性，应不受学生个体家庭经济条件的约束[8]，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人人平等”的具体体现，是国家政府必须维护的领域，不能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去解释和维护，也不适用自由竞争这一市场经济规律。如果把“自然选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发则淋漓尽致地运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那么，我们的学校没有必要开了，公立医院和福利院也没有必要设立了，我们的弱势群体也就没必要管了，经济也没有必要约束了，这显然是不可行的。
四、结语
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自被提出至今，一直争论不断，它创造性地把自然进化论和人类社会相结合，但是它只是机械套用，抹杀了人类社会自身的特殊性。社会达尔文主义直接作用于社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虽然它产自资本主义社会，对近代中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激励人们奋起抗争，但是对于现如今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成为一部分人不正当发展需求的挡箭牌。本文探讨的学区房问题虽然只是教育和经济的一个交叉点，却折射出了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潜在因素。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过度推行衍生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应倍加警惕。
参考文献：
[1]Mike Hawkins.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32.
[2]白云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输入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Vol4：93-100.
[3]达尔文.《物种起源》[M].商务印书馆，2005.
[4]刘兴旺.天价学区房坚冰难破[J].华夏时报，2014.1.27.
[5]金绍荣.“学区房”的隐患及反思[J].教育科学论坛，2011，Vol12：59-60.
[6]张品.试析学区房的形成及其社会效应[J].社会工作，2011，Vol4：87-90.
[7]周保巍.“社会达尔文主义”述评[J].历史教学问题，2011，Vol5：48-56.
[8]朱敏.“学区房热”现象中的教育公平问题评析[J].教育改革，2011，Vol1：4-6.
[9]余璇.学区房受追捧的原因及外部性探究[J].理论前沿，2011，Vol7：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