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持续的增长导致消费膨胀，与此同时，也引发大规模的浪费，带来生态资源锐减以及环境污染，这正是美国社会学家施耐博格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苦役踏车”。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迅猛发展也加速生产与消费的恶性循环。无处安放的垃圾、肆意排放的污水、不断蔓延的新型病毒……在与废弃物共存的年代，人类在逐渐适应恶劣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在竭力改变现状，然而面对大自然的咆哮发威，人类扭转局面的力量显得微乎其微。

垃圾的衍生及其引发的焦虑

　　如果说从一个人读过的书能看出他的品味，那么从一个人生产的垃圾也能了解他的生活方式。不少人对待垃圾都是随手一丢，眼不见为净，但他们不曾察觉的是，垃圾其实是人类祖先留给后世的物质遗产之一，什么样的人产出什么样的垃圾，人们所拥有的与所丢弃的，往往比他们自身更能精确、详尽、真实地说出他们过往的生活。如果人类能充分了解自身所丢弃的东西，便能更加了解置身其中的世界。垃圾考古学便由此诞生，分析古人的垃圾并从中了解认识他们的社会关系与行为习惯。考古学家艾弥尔·豪瑞在谈到美洲西南部的原始垃圾堆时，就曾如此断言：“无论人们怎么看这些土墩，视它们为讨厌的垃圾堆或是生活方式的象征，它们都比其他东西透露出更多的信息。”事实也正是如此，英国考古学家雷纳德·乌里就是从一条连接几个最大土墩的沟渠判断这是倾倒垃圾的地方，继而从它暴露出来的底层判断出整个卡尔基米什古城的年代。
　　对于考古学家而言，所谓的“物质文化”始终占据着研究重心，他们寻觅古人遗址或垃圾堆，试图从古人的器物和食物中找到蛛丝马迹。器物能穿越时空的阻隔解读不同时代人类的生活画面，也就能建立起实物证据或环境与特定的思考模式、习惯或个人特质之间的关联性，并以此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人类生来就以制造垃圾表明其存在的痕迹，罐头、瓦楞纸盒、包装材料都是垃圾掩埋场的常客，在被遗弃的废品中，人类与垃圾之间有着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甚至能追溯到人类群体的特质及其行为习惯，考察出使用者对不同品牌的忠诚度，再由特定垃圾的数量跨越到对人口的估量，这些文明碎片最终拼凑出一张社会历史图景。然而，垃圾考古絕非轻而易举之事，最辛苦的莫过于垃圾考古人员置身于垃圾掩埋场的恶劣环境中，以螺旋钻深入垃圾场的不同部分，再从选定的几层去处理垃圾样本，还要在不同地点、深度重复进行，此外还需微生物学家和土木工程师将样本放置于无氧的密闭容器中以便日后分析。
　　美国考古学家基德第一个揭示出古代废墟与垃圾的重要性。人类本能地将垃圾与自身所居之地划分开来，当居室固定后，要从此移除的就是垃圾了，也就是说，是垃圾的危机迫使人类行为模式的改变，从此迈向了文明之路。随着时间推移，被填埋的垃圾也逐渐堆积起来，它们被考古学家称为“冢”，其中“不可分解”的垃圾最为顽强，而且占有较大比重，层层覆盖，导致城市地势上升，从古特洛伊城的地理剖面图就可以看出这座城市处理垃圾的方法。即便如此，人类处理垃圾的方式在本质上毫无新意：倾倒、焚化、回收、减小物品的体积。然而这四种方法也并非权宜之计，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垃圾同时透露出人类行为模式往往本性难移，肆意浪费，不断推陈出新地制造垃圾也是社会的不幸。“喜欢、厌恶、丢弃”，以此循环，制造与发明产品无异于制造垃圾，一次性消毒手套和塑料用品的初衷原本是保证病人不被细菌感染，却制造了堆积如山的垃圾。

处理垃圾要付出昂贵代价

　　垃圾掩埋自古就有的做法是以泥土同化垃圾，控制气味。旧掩埋场填满，新掩埋场难寻，即便是科技不断更新，也并不存在完美的垃圾处理方式。“先进的科技不是避孕药，而是催生剂。”无纸时代的到来并不能缓解人类对垃圾的焦虑，计算机的盛行并没有使纸张从此绝迹，反而令制作冗长的文件比以往都容易，因此书本纸张成为历史陈迹的神话从未得以实现。
　　当人们为遍地垃圾大感绝望时，美国弗莱士河公园的落成令人叹为观止——这座上世纪40年代末占地约9平方公里的垃圾填埋场，自从变身为生态公园，始终承担着纽约的固定生活垃圾填埋任务。如今，这座堪称世界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已经转变为集休闲娱乐、文化教育等为一体的生态景观公园，成为纽约市最大的城市公园。英国纪录片《垃圾勇士》呈现了建筑师雷诺深入新墨西哥州沙漠荒地30多年，收集被弃的瓶瓶罐罐和轮胎建造房子，由各种玻璃瓶构建起的透明屋顶在白天收集了阳光，靠天然的雨水和风能自给自足，从生活方式上彻底践行环保，他的观念也影响到身边的一批人跟随他变废为宝。可见，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哲学揭示了人与物的真相，能留下来的才是最好的。“买买买”的背后是“扔扔扔”，从被动之物到能动之物，资源的再利用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也给人类提供了重新看待城市过度消费的契机。

肆意流淌的无声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