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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决策是一个政党不断把政治理念转化为方针政策和具体行动的过程。党内决策机制是否健全、有效，关系到一个政党能否始终保持着敏锐分析和准确判断的能力，决定着这个政党行动能力的高低。近些年来，在多党大选中意识形态不再是外国民众投票的主要依据，主流政党政策竞争的压力明显上升。为争取选票、吸引选民，一些外国政党倡导下放决策权、贴近民众做决策，以求准确全面地反映民众政策诉求。一些大党、老党为增强党内凝聚力、减少党员流失，也主张改变“精英决策”模式，把普通党员、基层组织纳入决策过程，以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此外，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精细，政党仅仅依靠党务干部已经不能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加之网络技术迅猛发展，政党也需要运用新的手段高效决策。这些都促使一批外国主流政党越来越重视党内决策机制的建设。
决策机制基本现状与特点——差异性突出
目前，多数外国主流政党都存在或建立了一定的党内决策机制，但是，差异很大。相对而言，发达国家政党的党内决策机制比较健全；部分中东欧转轨国家的政党在模仿西方政党的过程中，也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党内决策机制；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决策机制则不够完善，甚至处于整体“缺失”状态。具体来讲，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
一是机制化程度不同。发达国家及东欧部分转轨国家政党的决策机制相对完善，多设有专门机构、形成制度、讲究程序，有的还具备较完整的体系；但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决策机制不健全，制度“支离破碎”，决策过程也不够严谨。
二是机制运作的核心依据不同。多数发达国家及东欧国家主流政党基本能够在法律、制度和党规指导下完成决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党主要依据领袖个人威望、能力，甚至政治“手腕”完成决策，“家长制”色彩较浓。
三是机制面临的问题不同。在发展中国家，一些大党、老党决策机制的主要问题是决策权过度集中，民主决策不足，科学论证不够，监督与问责机制缺失；而一些“西化”步伐较快的主流政党又陷入“全民决策”的困境，“迷信”形式和程序，决策效率低下。发达国家主流政党出于拉拢选民的需要，决策过程由党内向党外延伸，决策机制建设迎合选民诉求的特征突出，甚至有“作秀”之嫌。
决策机制的建设趋势与主要做法
近些年来，社会信息化和媒体化趋势增强，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专业化，民众政治参与意识提升。许多外国主流政党面临的决策环境更加复杂，因而完善决策机制的意识有所提高，调整步伐加快。
一、更加重视民意表达机制的建设——推进了民主决策的进程
多数情况下，外国政党的决策动议一般由党的政策制定机构、地方支部和外围组织(利益团体)甚至党的领导人直接提出，经专门党务机构汇总，并由其下属工作委员会或政策起草小组拟成草案，最后提交党代会表决通过。地方组织决策过程基本类似，只是需要向中央申请或备案。但近年来，出于各种务实考虑，许多政党加强了民主决策的力度，并形成一些有特色的机制。
(一)在党内创建系统的民主决策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工党不断改革党的决策机制，改革的重点是把政策评议过程作为一个激发党员积极性的环节。为使全体党员最大限度地参与决策，党的执委会在地方选区、支部和社区召集“政策论坛”，让广大基层党员评议党的现行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地方“政策论坛”上，基层党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被充分讨论，并经过汇总后提交给党的政策委员会，使基层呼声直达党内高层。改革后，地方“政策论坛”成为了普通党员参与党内决策的平台，一定程度使工党决策权和决策主体向基层倾斜。
(二)形成个人负责型民主决策机制。这种做法在多党制国家十分常见，主要表现为，围绕党的公职候选人组建决策班子、制定各种政策纲领。2007年总统大选前，法国社会党候选人罗雅尔提出“参与式民主”主张——先密集举办上万场群众集会、广泛收集选民意见，再根据这些意见制订政策，并最终形成了包括100项决策承诺在内的竞选纲领。这一民主决策机制的特点是，几乎所有政治性及工作性决策都以全党甚至社会民意为基础，但决策的运作则基本上以党的公职候选人为中心，受其领导、对其负责。
(三)组建形式多样的民主对话机制和平台。许多政党鼓励民众参与党的决策过程，并引入听证会、俱乐部、沙龙、论坛等平台进行辅助决策。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加强了民主决策建设，以执政党名义就打击腐败、物价、环保、卫生等问题举办公开听证会；组建“经济俱乐部”吸纳知名经济学家、政府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讨论经济形势和对策；组建“政治俱乐部”定期邀请议会、政府和社会团体代表就国家发展中的各种现实问题交换意见，必要时还进行公开辩论。这些机制和平台都旨在充分听取党内外各界的意见，平衡各方面诉求，充实和完善党的决策方案。
二、更加重视形成党内外智囊参与决策的机制——旨在提高决策的专业化水平
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各种专业化人才队伍和咨询机构迅速发展壮大，为政党科学决策提供了新的支撑。
（一）设立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形成党内智囊团队。比如，德国基民盟中央大楼的第四层被称为“智囊层”，党的各项政策，如经济、外交、内政议题均在此进行分析，由常设的专业处、室提出决策建议。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策委员会是党的政策咨询机构，负责就国家各领域发展政策提出建议、起草政策性文件草案、提出决策动议等。埃及民族民主党2002年新设了隶属总书记的政策书记处，该书记处下设最高政策委员会、专业政策委员会和各省政策工作小组，专门负责研究制定各项政策文件。
（二）借助专业“外脑”开展决策，并形成机制化做法。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党利用党外研究咨询机构作为决策的参谋助手。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大选时，许多政党的主要候选人都会吸收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和各种专家组建“政纲团队”，参与制定竞选纲领。一些专业“外脑”甚至成为执政党决策的核心部分和关键环节。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自2006年奥斯卡
决策机制基本现状与特点——差异性突出
目前，多数外国主流政党都存在或建立了一定的党内决策机制，但是，差异很大。相对而言，发达国家政党的党内决策机制比较健全；部分中东欧转轨国家的政党在模仿西方政党的过程中，也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党内决策机制；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决策机制则不够完善，甚至处于整体“缺失”状态。具体来讲，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
一是机制化程度不同。发达国家及东欧部分转轨国家政党的决策机制相对完善，多设有专门机构、形成制度、讲究程序，有的还具备较完整的体系；但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决策机制不健全，制度“支离破碎”，决策过程也不够严谨。
二是机制运作的核心依据不同。多数发达国家及东欧国家主流政党基本能够在法律、制度和党规指导下完成决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党主要依据领袖个人威望、能力，甚至政治“手腕”完成决策，“家长制”色彩较浓。
三是机制面临的问题不同。在发展中国家，一些大党、老党决策机制的主要问题是决策权过度集中，民主决策不足，科学论证不够，监督与问责机制缺失；而一些“西化”步伐较快的主流政党又陷入“全民决策”的困境，“迷信”形式和程序，决策效率低下。发达国家主流政党出于拉拢选民的需要，决策过程由党内向党外延伸，决策机制建设迎合选民诉求的特征突出，甚至有“作秀”之嫌。
决策机制的建设趋势与主要做法
近些年来，社会信息化和媒体化趋势增强，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专业化，民众政治参与意识提升。许多外国主流政党面临的决策环境更加复杂，因而完善决策机制的意识有所提高，调整步伐加快。
一、更加重视民意表达机制的建设——推进了民主决策的进程
多数情况下，外国政党的决策动议一般由党的政策制定机构、地方支部和外围组织(利益团体)甚至党的领导人直接提出，经专门党务机构汇总，并由其下属工作委员会或政策起草小组拟成草案，最后提交党代会表决通过。地方组织决策过程基本类似，只是需要向中央申请或备案。但近年来，出于各种务实考虑，许多政党加强了民主决策的力度，并形成一些有特色的机制。
(一)在党内创建系统的民主决策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工党不断改革党的决策机制，改革的重点是把政策评议过程作为一个激发党员积极性的环节。为使全体党员最大限度地参与决策，党的执委会在地方选区、支部和社区召集“政策论坛”，让广大基层党员评议党的现行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地方“政策论坛”上，基层党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被充分讨论，并经过汇总后提交给党的政策委员会，使基层呼声直达党内高层。改革后，地方“政策论坛”成为了普通党员参与党内决策的平台，一定程度使工党决策权和决策主体向基层倾斜。
(二)形成个人负责型民主决策机制。这种做法在多党制国家十分常见，主要表现为，围绕党的公职候选人组建决策班子、制定各种政策纲领。2007年总统大选前，法国社会党候选人罗雅尔提出“参与式民主”主张——先密集举办上万场群众集会、广泛收集选民意见，再根据这些意见制订政策，并最终形成了包括100项决策承诺在内的竞选纲领。这一民主决策机制的特点是，几乎所有政治性及工作性决策都以全党甚至社会民意为基础，但决策的运作则基本上以党的公职候选人为中心，受其领导、对其负责。
(三)组建形式多样的民主对话机制和平台。许多政党鼓励民众参与党的决策过程，并引入听证会、俱乐部、沙龙、论坛等平台进行辅助决策。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加强了民主决策建设，以执政党名义就打击腐败、物价、环保、卫生等问题举办公开听证会；组建“经济俱乐部”吸纳知名经济学家、政府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讨论经济形势和对策；组建“政治俱乐部”定期邀请议会、政府和社会团体代表就国家发展中的各种现实问题交换意见，必要时还进行公开辩论。这些机制和平台都旨在充分听取党内外各界的意见，平衡各方面诉求，充实和完善党的决策方案。
二、更加重视形成党内外智囊参与决策的机制——旨在提高决策的专业化水平
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各种专业化人才队伍和咨询机构迅速发展壮大，为政党科学决策提供了新的支撑。
（一）设立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形成党内智囊团队。比如，德国基民盟中央大楼的第四层被称为“智囊层”，党的各项政策，如经济、外交、内政议题均在此进行分析，由常设的专业处、室提出决策建议。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策委员会是党的政策咨询机构，负责就国家各领域发展政策提出建议、起草政策性文件草案、提出决策动议等。埃及民族民主党2002年新设了隶属总书记的政策书记处，该书记处下设最高政策委员会、专业政策委员会和各省政策工作小组，专门负责研究制定各项政策文件。
（二）借助专业“外脑”开展决策，并形成机制化做法。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党利用党外研究咨询机构作为决策的参谋助手。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大选时，许多政党的主要候选人都会吸收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和各种专家组建“政纲团队”，参与制定竞选纲领。一些专业“外脑”甚至成为执政党决策的核心部分和关键环节。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自2006年奥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