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陷入一个难以解脱的怪圈之中，多年来的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高增长由于分配体制的弊端使得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这张馅饼上分得了过大的份额而居民部门的相对占比则越来越低，居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因而越来越小。政府不仅主导改革而且主导发展，企业层面国进民退趋势越益明显，企业和地方政府天生就具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投资冲动，在这一背景下，产能过剩顺理成章，转换经济发展方式自然是障碍重重。这些是长期问题。目前，我们还面临通胀压力逐渐加大、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这样恼人的中短期问题。中国的决策层应对中短期问题的政策似乎已十分明确：对房地产价格坚决打压；对通胀预期采取多种手段应对。本文主要针对目前政府在管理通胀预期方面的做法进行一些粗浅分析。
　　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民意，新近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也突出了民生至上的原则，对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CPI持续上涨的宏观经济状况，政府已出台了贷币紧缩、管理舆论、地方首长落实“米袋子、菜篮子”责任、整顿流通领域乱象乃至于对非国有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产品的限价劝告等极端措施。眼下，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升至20.5％，从世界范围比较，算是高得吓人，但周小川行长在前几天清华大学的论坛上表态说：“存款准备金率没有上限”，似乎表明，只要通胀压力不缓解，存款准备金率还可能提升N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从金融体系中回收流动性。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流动性需要回收呢?小川行长在同一讲话里也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就是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多年来中国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的双顺差迫使央行投入基础赁币，而央行发行央票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目的旨在对冲。也就是说，国际收支失衡才是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的真正原因。国际收支双顺差又生成了一个金融怪圈，即：美元大量流入一央行被迫购入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央行用央票和提升存款：在备金率回收流动性。这个金融怪圈和经济怪圈(即：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份额过大+地方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投资冲动和能力一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加剧，随着经济高速成长，政府和企业拿走得更多)之间既存在差异又存在某种联系。在通胀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政府目前所依赖的宏观调节手段只是升息、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规模控制，但由于形成两个怪圈的背后因素没有消除，因此，中央银行在动用政策工具时总有所顾忌，例如，CPI不断走高时，国际公认的调节手段是升息，但提升利率又会加剧国际资本流入，因此，央行可自由裁量频繁使用的手段只剩下提升存款准备金率。能不能在中国现阶段找到一种兼顾中国短中长期问题解决的有效调节办法呢?
　　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宏观管理者们可以解放思想，大胆启用汇率工具。
　　我大概从2004年以来一直呼吁当局人民币要与美元脱钩、要重视汇率工具的运用，让汇率成为调结构的有力工具等等，但在现在的背景下再谈汇率工具的运用，我更强调它在管理通胀预期方面的积极作用。
　　众所周知，在去年第四季度的CPI指数中，食品类商品价格上涨的贡献度已近3／4，其中蔬菜价格的上涨贡献度为最大，但到了最近几周，全国许多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蔬菜滞销、农民卖菜难的现象。尽管如此，3月份的CPI仍高达5.4％，4月、5月的数据尚不得而知，但也不会很乐观，这说明，即使是信贷紧缩已持续了三个月以上，即使是蔬菜已大量上市，但中国CPI仍然有另外的强力推动因素，现在看，这个因素就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今年是“十二五”开局的第一年，各地都在大干快上，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在货币紧缩背景下增速不降反增，这说明，我们应当重新思考宏觀调控的工具选择问题。中国经济目前已融入全球化，高速经济增长格局下形成的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依赖已要求我们必须将汇率纳入贷币政策工具篮子，用人民币主动升值、明显或较大幅升值的办法来应对输入型通胀。
　　多年来，我们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上始终强调自主性、渐进性、可控性三原则，三原则背后既有对稳步扩大可贸易商品市场份额和维持就业及经济增长的种种考量，也有对“升值有害论”和“阴谋论”两种主流舆论意见的顾及。
　　按照“升值有害论”者的说法，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沿海外向型企业就会大量破产倒闭，工人失业会巨量增加，这会对中国的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而在持“阴谋论”看法的一些官员和专家们看来，美欧日等经济体压迫人民币升值就是想让中国重蹈日本“广场协议”后的覆辙，让中国经济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后也进入所谓“失去的十年”。这明显是将贷币问题经济问题政治化。
　　从世界经济史角度看，上个世纪下半叶西德马克和日元都有过短期大幅升值的经历，这两国货币大幅升值的原因都是由于积累了20多年的高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因而存在本币升值的内在要求，但两国货币升值后又是持续多年保持贸易顺差。我们的人民币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币值单边向上预期，其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连续30多年年均近10％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实际上，IMF和世行在很多年以前就用购买力平价方法将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定为1：4，并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人均实际收入。我们自己由于缺少自信，由于看到太多的内部经济金融弊端因而不敢相信人民币在国际市场能够获得这样高的评价，这颇有些妄自菲薄的意味。我们不仅对人民币缺少自信，对中国的企业家也缺少自信，许多人以为人民币大幅升值就会使外向型企业遭受重创实际上是低估了中国企业家的市场适应能力和结构自调节能力。
　　我们都知道，现今世界上不仅美欧日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就是新兴市场国家也大都持此看法，所以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完全没有必要。没有谁想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来搞垮中国，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此能耐。相反，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从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说，对中国肯定会利大于弊。
　　首先，国际收支失衡状况会迅速得到矫正，一旦升值幅度足够且宣布几年之内币值不动，国际热钱的流入就会自动停止。双顺差终结的最大好处之一是中央银行再不用这么累地去建这个“池子”那个“池子”了。
　　其次，在国际油价、大宗商品价格日渐攀升的情况下，我国的进口成本会大幅下降，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会明显改善，一个单位的出口商品会在国际市场换来更多的东西，，
　　再次，能在控制通胀预期上发挥积极作用，大量商品包括生活用品相对变得更便宜会提高中国工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
　　最后，我们谈谈大幅提升人民币汇率对消除中国金融怪圈和经济怪圈的作用。可以认为，只要人民币汇率提升到一定程度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会立即改观，金融怪圈会消解于无形。那么，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怪圈会如何呢?我判断，人民币大幅升值对消解这个经济怪圈也能有很大帮助，其逻辑是：在节能减排硬性监管指标下，只要大宗进口商品变得相对便宜，那些碳排放大户就会转而选用进口品替代。例如，中国目前出口一千万吨钢材但产生二千万吨的碳排放，如果碳排放监管是严厉的并附带经济处罚条款，中国近七亿吨钢材的生产能力就不会继续扩张，而实际产能也会考虑国际市场价格因素：和碳排放监管因素而出现压缩性调整。由此推而广之，对那些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有瑕疵的项目，由于人民币大幅升值同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取更便宜因而很难被地方政府接纳。人民币大幅升值对出口企业会产生震撼冲击，那些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企业会自动进行升级性结构调整，转向生产出口高附加值产品。这样的行为普遍化后，中国的转变发展方式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了。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无论从短中长期哪个角度都应考虑对现时的宏观调控方式进行改善，改善的重点是将汇率当成控制通胀和结构调整的政策工具，不要再死心眼儿地一味靠提升准备金率、贷款指标管理，货币政策由此可真正回归稳健常态，让商业银行具备充裕的可贷资金去支持“三农”、中小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和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满足实体经济的转型资金需要，为“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经济的良性平稳发展提供金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