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巧合，今年第8期的《诗潮》杂志“朦胧诗以来：中国现代诗精选”栏目重新刊发了我的诗作《大鲸》，这首诗的首发便是1991年7月号的《诗歌报月刊》。当年我写完《大鯨》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与满足感，而且相信当时颇具先锋意识的《诗歌报月刊》会予以重点推出。我将此诗寄给了一直保持联系的乔延凤先生，果然刊物很快就给予发表，并在封二配发了作者照片和摘录诗句：“我知道，在海深处，海草上/鲸停着/如一片白云覆盖森林。”
　　对于《诗歌报》和其后的《诗歌报月刊》，那时我熟悉的主要是蒋维扬和乔延凤二位先生，具体联络的则是后者。经过乔先生之手发表的我的诗作与文章数量不少，但我们可能就见过两次面，一次是1988年《诗歌报》组织的探索诗大赛的颁奖会，在黄山。另一次已经是十年之后的盐城诗会。而那以后，时间仿佛迅速地进入新的世纪，生存与诗歌的语境都在发生很多微妙的变化。
　　记得《大鲸》刚发表时，诗人余笑忠曾和我提及其中“捕鲸的船，屏声静气，迫近/又一次迫近/这样地，望见鲸/刺破鲸的动脉/刺破河流”一节是否可以删去，这样全诗（沉静辽阔）的格调更统一。我同意他关于一首诗格调的见解，但终于固执保留着这一段落。因为这种剧痛的场景，才是存在者曾经真实感受而且总会一再感受到的。不知笑忠先生如今在“人生的中途”（引但丁语），是否亦有此经验。
　　《诗歌报》自创刊开始，在整个20世纪末对于中国诗歌的创新流变有着持续的影响。其对诗歌流派推出的首创，对当代中国先锋诗歌与诗人的充分关注与推举，对诗歌新观念与理论建设的推进实行，都有着显著的功绩。它积极参与书写了中国诗歌一段令人激奋的重要历程，并且留下浓墨重彩的诸多笔划。作为当时逐浪于诗歌新潮流中的一员，无论是急流勇进中的振奋或遭遇阻碍中的颠簸，对那一切的记忆我依旧十分清晰与深刻。
　　我曾在1988年3月21日《诗歌报》头条发有一文《诗，将在诗人中选择诗人》，现在看来的确是理想主义的范本。文中有这样的一些句子：“对一个诗人来说，诗是完全真实的。在此奇异的人类精神的火眼金睛之前，尘寰中的一切露出了虚假。”“诗的最终目的，便是它自己的构筑与完成，而不必是别的什么。”等等。然而在眼下的现实中，我发现选择诗人的却不一定是诗，更大的可能是这个社会的构成，社会的各种因素与社会的各方关系，使一些人头昏眼花又令另一些人如鱼得水的历史的存在语境。这是喜剧又抑或是悲剧呢？
　　许多事情有所变化同时又不曾改变，事实中的诗歌仍被更多的东西侵蚀，权力、利益、表演、娱乐、无知、偏见、意识形态及江湖陋习等等。那个持续的农耕社会的坚固部分在都市化过程中仍然深深地楔入了后工业时代的范畴。当写诗的人总在说“双赢”“互利”，诗歌理想无疑已经受到彻底的嘲讽。
　　我时而怀念与《诗歌报》密切交往的那种状态，尤其是其编辑宽广的艺术容纳气度与敏捷眼光。我承认我的诗歌在语言和意象组构上时有艰涩的倾向，但被选用时总能一字不动给予发表。而就在去年，我将写作中的《黑猫公园》组诗的一部分给某一家地方诗歌刊物，他们最后拒绝的理由是“里面很多‘黑色’‘我是知识分子暴徒，自由派士兵’‘危险的时代’等等词汇，另外也较晦涩”，这诗“根本通不过”。实际上只是我的诗作以黑猫为主体意象，以上词语是对猫的自由品性及其活动环境的譬喻。
　　我不能不感觉到一个诗作者与编者间的某种裂隙，因为我不确定此时编辑是以怎样的原理来读解与判断，但肯定不是诗歌的原则：或者说事实中诗歌的美学上的分裂在加剧。当然这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存在状态，从根本上讲，诗界的裂痕源于整个人群的分野与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我想存在者不必一定要去寻求共同性，尽管如此，我依然有失群的狮子那样的失败与孤独感。
　　我翻阅到1987年10月21日的《诗歌报》头条是一则讯息《湖北省举行首次诗歌创作对话会》，文中提到参加对话会的诗人有徐迟、骆文、曾卓、熊召政等，我是唯一的所谓“第三代”诗人代表。谈及“第三代”诗歌，与会的老诗人中徐迟先生是立场鲜明的支持者，他认为“‘第三代’的出现是一种文学史的过程”。报道中还写道：“青年诗人南野评价说，他们最可贵的一点是使诗歌回到了诗本身上来”。看到这里，唯有叹息。我至今仍然持这一观点，诗歌具有诗歌自身的言语规则和逻辑，其美学架构可能会与现实世界产生错位的感觉。但我此处的感慨仅来自于时光流逝的哀伤，虽然亲历了事件，但一些事仍然呈现出奇异。
　　这则消息的撰写者是我当时的诗歌兄弟熊红，那时我们几个朋友组建了湖北省最早的后现代诗歌小群体，其中包括后来的作家野夫。如今大家被时间抛掷到相距遥远的各地，像暴风吹拂的原子。时间是诗歌关注的一个永恒主题，此刻当语言捕捉住其中的涵意，却是生存的恐惧与迫切之感。
　　我2002年离开湖北回到浙江，前些年由于教学工作所涉及专业之需，我由对麦茨电影理论研究，进而对法国哲学家拉康思想学说的深读与阐释，还有对齐泽克的解读，连带系统研读了巴尔特、德里达与福柯等人著作。终于在2012年完成并出版著作《结构精神分析学的电影哲学话语》，并于次年完成《西方影视美学》修订再版后，就试图全面回到诗歌。电影话语与诗歌美学其实一以贯之，归之于哲学层面尤其如此。记得那一年有诗人提出“诗到语言止”之说，“非非”诗派亦有词语能指的还原之论，可惜诗与诗学界当时与其后对结构主义及后结构理论均浅尝辄止。迄今为止，我认为对现代汉诗的美学与哲学分析都亟待深入，诸如诗歌语言与想象的关联、诗的意象与无意识域、诗写作的源动力模式等。
　　时间既具有建构亦有消解之意，每一个瞬间都有存在的印迹。令人欣喜的是《诗歌报》历经改版与改名生存下来了，而且《诗歌月刊》一直以独特的姿态立足于诗歌建筑群中。在新世纪的繁杂话语背景中如何进行诗歌的创意性建设，引领诗歌美学的高度与潮流，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高难课题，却值得为之努力。历史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最大的可能。在此《诗歌月刊》迎来35周年之际，能够以此短文表达纪念与祝贺之意，甚感快慰，衷心希望它再续辉煌。
　　2019年9月 杭州草庄
　　南野，1955年生，原名吴毅， 1982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曾长期在湖北工作，后任浙江传媒学院教授。著有诗集《纯粹与宁静》《把青青水果擦红》《在时间的前方》《时代幻象》等，学术著述《新幻想主义论述——南野诗学文论》《影像的哲学——西方影视美学理论》《结构精神分析学的电影哲学话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