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姑姑回来了。她的身后跟着两个陌生人。我以为是两个树贩子，或者乡镇干部。他们跟着姑姑干什么？姑姑在进门之前还与他们交谈着什么。我紧张又安静地看着，不知道他们是路过我家顺便进来歇口气，还是专程而来。我家坐落在村中央一条街道边，门口有几级台阶，姑姑上来了，抬一次腿人就上升一次，阳光照着她的头发、肩膀，然后是胯部和腿，姑姑一点都没有变，和以前见到她时一样美。
　　姑姑看见我，笑着对我说：“呆宝，姑姑来看你了，怎么不叫我啊？”我怯生生地叫：“姑姑。”那时候我胆小，打招呼都脸红。姑姑问：“就你一个人在家？”我说爸爸妈妈去干活了。姑姑转身对那两人说了一句普通话，然后重新用方言对我说：“他们干活的地方离家远吗？”我摇摇头。姑姑说：“你去把爸爸叫回来好吗？就说来客人了。”
　　我迈过天井跨过门槛，朝着村外跑去。阳光照在街道两旁破败的房屋和墙壁下乱石铺就的道路上，那些被人和牲畜无数次踩踏的石头被照耀得如同玉石一样澄明透亮，它们在我的脚下发出哒哒哒的声响。我一口气跑到上麦畈，那是我们村主要的产粮区之一，夏天这里一片碧绿勃勃生机，但此刻，太阳下收割后的稻田，好比被人强行剥去衣裳的老人，枯黄的稻草散乱着，高高低低的田埂就像根根毕露的肋骨，田野面目犁黑形销骨立。
　　我的祖父正赶着牛犁田，嘴里不断发出吼吼的叫唤，那是人对牛的呵斥声。祖父七十岁了，虽然模样也是那么瘦削，但是力气很好。祖父一手拿着牛鼻绳和竹枝，一手扶着犁把儿。他一会儿拿竹枝抽打牛，一会儿把犁从土里拔出来调转方向。牛是生产队解散时分来的，它吃力地拉着犁铧掀起一片片黑泥，土地就像被刀子割开了一道道伤痕……
　　“呆宝！你不在家里看着树，跑这儿来干什么？”父亲这样叫我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正气喘吁吁地从河滩挑石头上来——父亲挑石头上来，是要把一块紧挨着我们家稻田的撂荒地扩张成一块良田——他又问我：“是不是有人来买我们家的树了？”我差点把姑姑交待我办的事忘了。父亲听了后，说：“你确定姑姑带来的是树贩子吗？”我犹豫片刻摇摇头。
　　父亲嘟囔了一句：“这大忙天的，跑来走什么亲戚的呀，谁有这闲空！”随后就坐在田埂上歇气，等我去把在另一块地里干活的母亲叫来。母亲听说姑姑带客人来，第一反应也是来树贩子了。因为我们家前不久从山上分回一批树，还没有卖掉。如果卖掉的话，家里就会有一笔钱了。因此母亲烦的不是家里来客人不知到哪里去弄菜，而是买肉买豆腐都得花钱。母亲说：“唉，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姑姑呀……”
　　这就是姑姑当时留给我的印象：我的父母并不欢迎她。可她对此一无所知，见我跑着回家，问我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我说妈妈去买菜了。姑姑说：“呆宝，快去叫你妈妈不要买菜了。我们已经买了。”“买了？”“是的呀，刚才我带这个伯伯去街上买来了。”我这才看到堂屋的八仙桌上，摆放着姑姑买来的东西：猪肉、豆腐、咸带鱼，还有罐头和酒。这是当时在我们村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了。
　　那两个人一个三十七八、一个二十五六的样子。前者长得极白净，瘦瘦高高的，能说会道，嘴里镶有一颗金牙。后者则黑得像铁，粗粗壮壮的，嘴唇有点豁，就像被人割开过。姑姑说，他们是来招工的。招工可是一个新鲜词。姑姑说：“招工就是招收工人。”父亲一副淡漠的样子：“只有城里人才能当工人。”姑姑把父亲的话翻译成普通话，那个年纪稍长的哈哈笑了。
　　姑姑说：“现在形势不同了，在福建厦门那边已经有私人开办工厂了，他们需要向农村招收工人。”据姑姑翻译那个人的话说，他这次来汤溪是要招收一批女工进厂。那是一个服装厂，需要心灵手巧、吃苦耐劳的姑娘。他在汤溪镇待了几天，本来就要回福建了，却又想起这里有在江西铜矿时认识的熟人，就进山来看看。他说的熟人显然是指姑姑和姑夫。
　　总之那一餐酒喝了很久。我记不得大人们还说了什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坐在堂屋的八仙桌上喝酒的。说起来，这张桌子平时都是被大堂伯家占用了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让给我家用。虽然说这栋聚族而居的老房子，像堂屋、天井、通往阁楼的通道是三家（大堂伯家、二堂伯家、我家）共用的，但是大堂伯家一直占用着整个堂屋及几样家具，剩余两家也只能谦让。
　　这会儿，大堂伯也坐在八仙桌前陪着姑姑带来的客人，腮帮子红红的，显得很兴奋。他那陷在眼袋里充满血丝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一会儿讨好似的插几句嘴，一会儿站起来倒酒，接着就和那个稍微年长的客人猜起拳来了。这真是有趣，大堂伯斗大字不识一个，却能通过猜拳与对方达到沟通的效果。没想到那个人真能喝，一杯杯黄酒下肚，神态自若。有人悄悄问：“这客人谁呀？”“福建的。福建佬。”“你怎么知道？”“没看见鳳莲吗？她带来的。”
　　此时我姑姑就坐在那个福建佬身边，认认真真又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和大堂伯猜拳。姑姑明眸流盼，漂亮极了。
　　招工却出乎意料的难。两天了，很多人来打听，但没有人真正报名。吴村人对外面的世界过于陌生，谁也不愿带这个头。此时唯有我姑姑是意志坚定的，她说回到山腰村准备一下行李，再过两天就去福建了。她的态度只能让人嫉妒。毕竟去福建做工人，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但临到出发那天，姑姑并没有出现在远行的队伍里。到头来，两个福建佬也只招到了三个工人，他们是：大堂伯家的两个女儿三贞、四贞，还有二堂伯家的二儿子阿西。
　　看着两个福建佬带着三个年轻人和背着铺盖卷送行的大堂伯，走过村口的挂满爬山虎的石拱桥，走过总有小孩在下面寻找榛子的榛子树，走向被溪流瀑布上升腾起来的薄雾吞没了的枫树湾，有人说：“这个烂糊真是狡猾，一声不吭就把两个女儿送出去当工人了，以后三贞四贞寄钱回来，够他喝酒吃肉的。我们一年忙到头，收的粮食说不定还不及人家女儿一个月的工资呢。”“谁叫你是农民而不是工人呢。”“哼，也只有烂糊才舍得把女儿送出去赚钱……”
　　人们站在村口议论一通，争执几句，就都回家干活去了。各人有各人的生活要忙。只有与渐行渐远的三个年轻人有血缘亲情的人才会有一些担忧罢了。当我回到家，看见送行归来的大堂伯坐在八仙桌前，神情阴郁地盯着桌面，从他家厨房传来堂伯母的埋怨：“三贞四贞从没出过远门，又不识字，你把她们送出去是怎么想的啊，万一被人骗……”平日里恶魔一样的大堂伯，此刻如同被阉割的公牛的卵袋瘪瘪着，任由堂伯母埋怨。 　　此后三天，大堂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然后，情况却在随后几天发生了逆转，大堂伯又打起堂伯母来了：“我受够了，这个地主分子的女儿，你再唠叨，我拿针缝上你的嘴！”他小小的个子，气得蹦跳不止，一边拿拳头打老婆，一边咆哮着，“你以为我乐意把三贞四贞送出去吗？如果不是你给我生了一个又一个雌的，我这辈子会活得这么窝囊吗？我养一个儿子就够了……”
　　大堂伯以前打堂伯母是因为喝醉了，站都站不稳；现在打她却是在喝醉之前，又准又狠，所以打起来就更致命。堂伯母左闪右躲，都躲不过，就哭天喊地，最后带着最小的女儿六贞逃到她的娘家去了。堂伯母一走，大堂伯就更放肆了，他不但喝酒，还去押宝。他押宝不但赌注大，而且好像根本不在乎输赢，仅仅图一时痛快。
　　人们说：“烂糊，你有女儿送出去当工人，你钱多得没地儿花，还是你来当庄家吧。”
　　大堂伯说：“你才钱多得没地儿花呢。”
　　大堂伯与村里某个女人就是这时候好上的。那女人说不上漂亮，但是白白胖胖的，很有肉感。这事一传开，就出现各种说法，其中比较靠谱的是福建佬走之前给了烂糊一笔钱，算是提前预支的工资也好，报答他陪吃陪喝的感谢也罢，总之烂糊花钱花得痛快，都跟福建佬有关。
　　人们说：“烂糊这次翻身了。看来还是生女儿好哇。”
　　就在这时，我的堂伯母回家了。人们都以为她是听说大堂伯与别的女人相好才赶回来的，没想到堂伯母去了那户人家，没有骂那女人一句，而是万分无助地哭开了：“你这个老虎叼的，没心肺的，三贞四贞被人骗了，卖了，呜……呜呜……你还在这里寻欢作乐，你还是不是人哪！”
　　大堂伯愣了一下：“放你娘的狗屁，什么骗不骗的？回家说去！”
　　许多人跟随堂伯母的哭声，涌到了我们家的堂屋里。据堂伯母讲，那个瘦瘦高高、镶金牙的福建佬是出了名的骗子，他去年就到过山那边龙游县几个村子招过工，骗走一个熟人家的女儿卖到了广东，天天被虐待。
　　在场的人都震惊了。那个镶金牙的福建佬，看上去磊磊落落的，人们惊讶于他的胆大妄为：去年他来浙江骗过人，今年怎么还敢来？！而且，我们村与龙游县的那个村子仅仅一岭之隔，消息怎么就这样不灵？人们为自己没让女儿跟着去做“工人”庆幸的同时，又感到自己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似的。因为平日里什么村的母猪生产了，牛被偷了，他们都有打听的。可偏偏一个大活人被骗走卖掉，这么大的事竟然毫不知晓。
　　从此我一天到晚听到的是两个堂伯家的哭声。我跟着父母去地里干活，父母一边干活一边谈论三贞四贞的事，难免争执起来。我去找小伙伴玩，他们的爹妈就要问：“呆宝，你知道姑姑带人贩子来吴村拐骗亲戚，从中挣了多少钱吗？”我无言以对，也恨起姑姑来了。
　　二
　　姑姑带那两个福建佬来我家的时候，她知道他们是骗子吗？我相信姑姑是无辜的。可是，我无法解释姑姑为什么没有一起去福建。如果一起去了福建，村里人就会以为她也一起受骗了，就不会把矛头对准她了。
　　三贞四贞被骗，本来与我家没有瓜葛，可是福建佬是我姑姑凤莲带来的，我家就受到了牵连。村里人对我家人指指点点的。我父亲倒不在乎村里那些嚼舌头的，他在乎的是两个堂哥对他的态度。二堂伯那里事情是明了的，阿西是自己要去的。而且相比含苞待放的三贞四贞，阿西的情况要好一些，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男的。而大堂伯这边，如果三贞四贞真有个三长两短，心里总是会不安的。正是出于对两个侄女的负责态度，他才会去安慰她们的父母。可是好多天了，大堂伯把自己关在卧房里不露面，堂伯母呢，哭得昏天黑地，对我们一家没有好脸色。
　　父亲决定去山腰村把姑姑叫来。第二天，我还在睡觉，就听到楼下响起几声呼号，我趴在天井周沿的栏杆上往下看，只见堂伯母疯了一般，死死揪住姑姑的头发，歇斯底里地叫着：“妖精！还我女儿，还我三贞四贞呀！你把她们骗到哪儿去了？我们还是亲戚，你做这种事，是要遭雷劈的呀——”
　　姑姑的下场极其狼狈，她被堂伯母那样打，那样骂，却不敢还手。不一会儿，半个村子的人都嗅到了仇恨的气味，姑姑就差跪在堂伯母面前磕头认罪。最可怕的是，我的祖父出现了，一向不爱在人多的地方抛头露面的他，这一天捶胸顿足，当着众人的面打了姑姑两个耳光，要与她断绝关系。
　　极端的惩罚，对咬定自己不曾参与拐骗的姑姑而言，是难以承受的。可想而知，姑姑一回到山腰村就病倒了。可是汤溪镇派出所的警察并没有放过她。据说姑姑被带走，审讯了一个星期才放出来。放出来那天，天下雪了，姑姑一边走一边哭，哭得实在伤心，就坐在雪地里喊冤。那情形被一戶人家看见，跑过去扶她。她说这雪下得这么早，是因为老天爷知道她的冤屈啊。可是无论姑姑怎样为自己洗罪，她的名声仍然以摧枯拉朽之势败坏了，以至于龙游县那边的人听说后，以为之前那起拐骗案也与她有关，跑上门去一通胡闹。
　　我姑夫是一位老实巴交、像我祖父那样视名誉为生命的人，他拿起砍刀要杀了那些上门滋事的人，追出村口一段路，警告道：“我家凤莲有没有参与拐骗，公安局已经做了调查，结果是明明白白的。今后，如果再有谁敢胡说八道，别怪我昆忠翻脸不认人！”但是关起门来，他又忍不住骂姑姑“你这个贱人”。在他看来，我姑姑的下场是自作自受。因为在福建佬来山腰村找他们之前，他就说过“这不是个好东西”。但是姑姑没有听他的，不但给对方回信，还亲自带他去招工。现在她把好几家人的名声，甚至好几条年轻的、生死未卜的生命都卷进去了，姑夫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切都是我姑姑的错。再联想到姑姑对“那个东西”执迷不悟的感情，他在骂了姑姑“贱人”之后，就动手打她。
　　姑夫打起人来毫不手软。因为他在打姑姑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打她一个人，他的那股狠劲儿其实更多的是出于对福建佬的那种特殊的恨。姑姑被他打得满脸是血，却不承认错误：“你打吧，你打吧！把我打死好了——”
　　那一年春节过得特别没劲。我从来没想过人有这样的一种能力：表面上，杀猪宰鹅，做豆腐冬米糖，贴对联放炮仗，家里家外，忙忙碌碌，一切都为快乐而准备，可是到了该快乐的时候，却不快乐。原来，放炮仗的时候，人也可以不快乐的。那么，为什么还要让炮仗白白地炸死在天空中呢？ 　　大堂伯家、二堂伯家、我家，在热气腾腾的老屋里，就像往年一样，完成一道道辞旧迎新的程序。除夕那天，祖父把祖宗的画像从阁楼上抱下楼，大人们极其庄严地把祖宗像悬挂在堂屋的板壁上。这是吃年夜饭前，必须三家共同完成的大事。每家都要把家里最好的菜，如猪头、鸡、鸭、鱼等等拿到八仙桌上摆放。
　　一切准备就绪，祖父第一个跪在地上。我们所有人，大堂伯、二堂伯、我父亲……都跟着祖父跪在地上。老屋一下子显得那么静穆，那么高。祖宗们戴着红顶帽，穿着图案精美、衣纹上画着金色小龙的服装（女人则穿朱红色描金服装，戴凤冠），正襟危坐于太师椅上。没人敢说话，我连鼻涕流进嘴里都不敢吸回去。可是有人发出声音了，听上去很难听的声音，就像一只垂死的羊在喘息。难道大堂伯又喝醉了吗？我朝发出声音的方位看去，才发现祖父的身子在轻微地颤抖。
　　我们都知道，当家族中年龄最长的他率领我们一齐给祖宗们跪拜后，他就该站起来给祖宗们斟酒，祈求祖宗保佑子孙平安了。可是祖父没有站起来，他低举着两手，似乎要抱住他的头，突然哭嚎了几声：“列祖列宗啊，是我教女无方，让你们蒙羞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祖父哭，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祖父哭。我才知道像祖父这样的硬汉也是会哭的……
　　那个春节，祖父的眼泪就这样渗透在每一个日子里。没有一个人快乐。他的那几滴眼泪，就像盐卤水，搁在刚刚磨出来的豆浆里，豆浆就凝结成块了，搁在流淌不息的生活里，生活就凝结成块了。本该正月初六要收起来的祖宗像，也没人敢收起来。于是我们共同的祖先，就日日夜夜地端坐在堂屋，目光深情而凝重地看着我们。当我经过的时候，感觉他们随时会张嘴训诫一番。好在那个春节我家没有多少客人来做客，要不然客人也会害怕的……
　　不过，我还是希望姑姑会带着我的表哥彪子来做客。以往他们都要在我家住上好幾天。彪子是姑姑在外地谋生那几年生的。虽然他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是他坐过汽车火车，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生活过，令我崇拜。只是，这个正月姑姑不会来了。套用父亲的话说，来干吗呢，还丢人现眼得不够吗？可母亲说，正月里不回娘家看望老父亲，不是更要遭骂？
　　果真被言中了。尽管姑姑顾虑重重，最终回来看望她的老父亲了——只是没有带着彪子来。或许，姑姑想利用做客的机会，消除她与我祖父还有大堂伯家的误解，再次澄清事实本相——只是事与愿违，祖父的态度依然那样固执。他不理睬姑姑，还把她带来的糕点扔到了门外。姑姑眼里溢出泪水，但是没有哭出声。祖父可能意识到这样赶走姑姑有些过分，就说：“你如果有什么话要说，就跪到列祖列宗脚下去认错！”然而姑姑浑身发抖着，除了跪着哭，说不出一句话。
　　堂伯母从外面回来，看到姑姑跪在地上哭，顿时像一条狗看见另一条狗一样狂吠起来：“你这个狐狸精，骗子，你怎么还有脸回来见列祖列宗啊，公安局怎么就没有枪毙你这个人贩子啊……”这一回姑姑没有忍住，与堂伯母吵起来：“大嫂！你不能这样冤枉我，我是问心无愧的！这话在老祖宗面前，我也照旧要说，如果我是有意带人来拐骗三贞四贞，我凤莲出门被天打雷劈，上山被毒蛇饿狼咬死！”堂伯母没想到姑姑会在祖宗面前发毒誓，愣住了。姑姑继续道：“要说三贞四贞为什么会跟福建佬走，只有你们一家人自己清楚！我早就想问问你们，是不是你们自己收了人家钱财，把她俩给卖了！这才这样死死咬住我！”
　　我们两家的争吵，成了那个快要结束的正月最热闹的景观。在这之前，几乎所有人只怀疑姑姑参与了拐骗，从未想到烂糊有可能把女儿卖掉，现在事情就像一块快要愈合的疮疤一下被揭开，露出鲜红的烂肉……
　　我的大堂伯从卧房里冲出来，有些丧心病狂地殴打我姑姑。村里人有上前劝架的，有吓得跑掉的，有看得入迷的，有趁机上去踢大堂伯几脚的。总之我的祖父，就是在那一场卷土重来的争端中，在无法调停和对后辈们极度失望之后，心怀羞耻和对不起列祖列宗的自责悄悄地离开堂屋，走到了堆放农具的杂物间。
　　当时，看见他离开的只有我一人，因为人们的注意力都吸附于激烈的争吵上了。我看见一声不响的祖父，在锄头、簸箕、犁、水车、稻桶之间翻找，最后在手推车上找出一根绳子，他似乎对它很满意，踩着空稻桶将它的一头捆绑在头顶横木上。挂下来的另一个头呢，他哆哆嗦嗦一会儿，打了一个结。他把结下面的圆圈，套在脖子上紧了一紧，又抬头看看横木，然后身子突然向前一倾，用力地往身后蹬腿，似乎要把脚下翻倒的空稻桶踢开，可是稻桶稳稳地立着，祖父努力了一会儿，转过身时发现了我。
　　“呆宝你站着干吗，快帮爷爷把稻桶推倒啊！”祖父带怒似哭的声音很恐怖，就像从另一个人嘴里发出来的。
　　我战战兢兢地走过去：“爷爷，你要干什么？！”
　　祖父凶道：“别管我，快把稻桶推倒啊！”
　　我平时最怕祖父，因为他总是那么严肃。可是我推了一下稻桶，它仅仅摇晃了一下。祖父绝望得吼起来：“再用力推啊——”祖父一边叫一边蹬腿，好几脚踢中了我……继而，稻桶就像一个胖子歪歪斜斜地倒在地上，与此同时，我突然听到被悬空的祖父“呃”了一声。
　　那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感到了危险，但是我不知道这是自缢，因为我从没见过一个人自缢，但是祖父这般没命地踢蹬是为了什么？我吓得瘫软无力，努力想去把爷爷从上面解下来，发现自己无能为力，这才大声叫喊起来……
　　只是，祖父被人们七手八脚地救活后，神志昏迷不清，随后父亲不得不叫上二堂伯家的大儿子阿亨、小儿子阿喜，借来竹子做的躺椅，三人换着肩将祖父抬到汤溪镇医院去救治。但由于祖父自缢后出现窒息，脑部较长时间缺氧缺血，医生说即使神志有所恢复，身体终是偏瘫，类似中风后遗症。
　　父亲和哭个不停的姑姑商量。姑姑沉默良久，说：“爹是被我害的，去金华市中心医院的医药费全由我出。”父亲说：“你还是省省吧！你有多少存款？哼，如果不是因为你，爹不会闹成现在这样！”
　　最后祖父在镇上的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等他能认出自己的儿女，能吞下喂他的米汤，就办了出院手续。祖父先由我家服侍了一个月，父亲尽着做儿子的义务，喂水喂饭，端屎端尿。母亲则多少有些抱怨，认为祖父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其后果不该由我家来承担。其后，祖父就被姑姑和姑夫抬到他们家去了。 　　祖父在山腰村一住就是十年。这十年祖父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姑姑服侍。父母会在春节或者中秋节，带我和之后出生的妹妹，走十里山路去姑姑家看望他，为他带去一些营养品。
　　姑姑从此安安心心待在家里种田。她和山区的许许多多妇女一样，终日忙里忙外，既要随姑夫下地干活，又要照顾一家老少。时间一长，就再也看不出她是一个早在同龄人只知道挣工分的年代就外出闯世界的人了。她显得普普通通的。首先她的皮肤变黑了，脸色难看，穿的衣服平平常常；其次她少言寡语，不爱咯咯笑了。但是无论她付出多大代价，她的名声都不可能恢复如初了。就像我祖父的身体再也不可能好起来一样。
　　现在，套在我祖父脖子上的绳索结束了他站起来行动的能力；而大堂伯家、二堂伯家，如果说也曾有過平静和睦的生活，那么早已被打破：哭声、埋怨、争吵和担忧就像河床中的巨石，时不时地激起波澜与漩涡，使得每一天都显得那么动荡不安。不管怎么说，他们两家都有人被拐骗，作为受害者亲属不能不忧心忡忡，更别提三贞四贞此时有可能正在遭受外省男人的蹂躏……
　　我家呢，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姑姑的名声，祖父的自杀、瘫痪，母亲对待他的态度，村里人从始至终的闲言碎语，以及从大堂伯家、二堂伯家传来的哭声、吵架声，都影响了生活的心情，父母总是矛盾不断。而且在村里人面前，不由自主地，总会感到有些抬不起头来……
　　现在唯一能平息事态继续朝不利方向发展的，就是把三贞四贞还有阿西从福建佬手里解救回来。唯有这样，才能解除受害者亲属为儿女担忧的痛苦，让关注此事的村里人得到安慰。可是自从把姑姑抓走又放回来，公安局是不是真的派人追到福建了呢，还是像往常那样坐在办公室里打牌睡觉？
　　恰逢那年汤溪城隍庙举办庙会的日子，虽然交通不便，我们村还是有不少人，就像刚刚学啼鸣的小公鸡那样去逛庙会了。有人大着胆子走进派出所去打听情况，结果只得到一句“案情上报了，回去等结果”。这事在代销店里一传，村里人都说，三个年轻人一定是凶多吉少，否则派出所的态度不会这么不好。甚至有人说，三贞四贞被卖到福建某个穷山僻壤，一定被一辈子没尝过腥的光棍汉，野狗撕肉般地糟蹋了；阿西呢，说不定卖到了大陆对岸的台湾，做奴隶，天天干活。
　　这时就有人呜呜地哭了。挤在代销店里的人回头一看，是烂糊。这家伙的存在让大伙感到开心，可是又不能笑出声来，只好问：“烂糊，三贞四贞真的是被你卖掉的？”大堂伯一杯一杯地喝酒，眼泪哗哗地流淌，不说话。人们觉得无趣，就不再谈论这件事了。
　　三
　　阿西却是在江西获救的。或者说是由江西公安局解救回来的。原来，福建佬没有把阿西带到福建去，而是在江西就把他“卖”掉了。那时候从浙江去福建火车需要经过江西境内，福建佬在鹰潭火车站骗阿西说，这里有一个国营工厂需要工人，厂里会派人来接你。阿西的目标是去厦门见大世面的，鹰潭这样的小城市算什么呢。但是福建佬说服了他：“你刚从山里出来什么都不会，你先在这里做学徒，等你学会一门技术了，我再来接你。”
　　阿西有些拿不定主意，最终还是被骗了。他被一辆运砖头的车拉到了一个砖瓦厂，被迫干起了在吴村也没有干过的重活。那个地方无疑是中国土地上最早出现的黑心砖厂之一。砖厂有监工监视工人干活。阿西被安排去拉砖。窑洞口很低，窖内面积又很小，窖内的高温像火炉一样炙烤着，地面像烧红的烙铁一样滚烫。可是后悔已经没有用：“早上六点多，监工就会来叫，干到上午十点半吃早饭。然后从十一点干到下午两点吃午饭，菜里没几滴油花。住的是一间用石棉瓦简单搭建起来的工棚，住二十多个人……”
　　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上高强度的劳动，使得没有吃过大苦头的阿西不堪重负，有时将拉砖车停在半路喘口粗气，就会被监工抡起三角皮带毒打……一句话，阿西虽然活着回来了，但他带回来的是噩梦般的信息。往往阿西说到伤心处，身子不停地抖动，有人也跟着抹起了眼泪。看到有人抹眼泪，阿西的情绪更是激动，哽咽着说不出话。接下来如何逃离魔窟的情节，只好由二堂伯母来继续。
　　这时，最受煎熬的无疑是大堂伯一家了。他们无法回避三贞四贞身在何处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光哭是没有用的，光从阿西那里也打听不出什么来。这时就有一个人站出来，要去县公安局询问案情进展。这个人是大堂伯的未来女婿水银，当初正是由于他的牵制，大贞才没有跟着去当什么工人。结果却遭到他未来岳父一顿臭骂：“你小子是想去公安局送死吗？”
　　可是舆论的闸门一旦重启，是不会轻易关闭的。这一天，大堂伯来到代销店喝酒，又一次遭到村里人的谴责与追问，在酒精和狂妄的作用下，他竟然拍着柜台恶狠狠地说：“我家两个姑娘就算是我卖掉的，你们管得着吗？我养她们又没有花你们一分钱！你们狗屁都不是，吃屎的……”在场的人听他这么一说，当即上去打他：“这么说三贞四贞被你卖掉的无疑！你把她们卖到了什么地方？”大堂伯瞪着血红的眼珠子，口鼻歪斜着，解释说我没有卖，但是没有人愿意听。
　　一场声势浩大的“审判”运动，突然就爆发了，之前没有人想到大家的心会这么整齐。人们义愤填膺，谴责、质问大堂伯，并扬言：“明天我们都要到金华县公安局去揭发你！”大堂伯吓蒙了，在众人的威逼下，只好战战兢兢地承认，三贞四贞是由他同意福建佬带走的，一共得了一千五百块钱。说完，他就趴在柜台上，就像打冷嗝一样抽着肩膀。不一会儿，又说，四贞是经他许配给那人的……不是卖……
　　大堂伯收取福建佬的那一笔钱，最终做了大贞的未婚夫水银、三贞四贞的两个舅舅，去福建救人的盘缠。那个年月，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但是在危急时刻，多带一些钱总是对的。谁知道他们到了福建，会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呢？
　　因为前途未卜，水银他们走后，堂伯母当天就带着大贞去求菩萨了。大贞的未来婆家——水银的父母——再也睡不着觉。水银是他们家的独苗。他们跟邻居说，像他们这样的正经人家，真不该跟烂糊之流做亲家。他们后悔让水银跟大贞处对象了。可偏偏这时候，烂糊却不停地找上门去要酒喝。 　　“一千五百元，他妈的，没了！”烂糊说着醉话。
　　他们爱理不理的。
　　“哼，谁再想娶我的女儿，除非这个数！”
　　“哼，你以为大贞是千金呀？你要卖大贞，就卖到福建广东去吧！”
　　“什么？”烂糊突然把眼珠子瞪得牛眼似的，吓得水银父母噤若寒蝉。
　　大伙儿在焦虑等待中，度过了漫长的十天。
　　这一天，谁也没有想到，水银和两个舅舅真的带着三贞回来了。
　　刚开始，水银父母将信将疑的，等跑到街上，看到我家祖屋门口聚集着人，心里才一下子踏实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人人重复着这句话。
　　只是，水银他们只救回三贞。四贞去了哪儿？有人想冒昧地问一声，终是没有问。人们都有些拿不准，这时候应该做出怎样的表情。如果笑着庆祝三贞的归来，万一人家正沉浸在失去四贞的悲痛之中呢？虽然看上去几个归来者一点不像阿西归来时狼狈，但是三贞的眼角毕竟湿湿的，也弄不清是因为能够活着回来高兴哭的，还是因为伤心。于是都静等三贞、水银、两个舅舅怎么说。
　　“真没有想到，他们那里的房子是石头造的。石头房一家连着一家”，其中一个舅舅先开了口，“他妈的除屋盖采用杉木瓦片外，不光墙体用石料砌筑，连楼板，门、窗过梁，门斗雨披都用条石砌筑的。”所有人都有点吃惊，一是世界上怎么会有全用石头造的房子呢？那得多费事；二是他怎么一开口不说正经事？
　　“你们知道，我也算走过一些地方的。在回来的火车上，我想啊想啊才想明白，福建莆田那地方靠近海，经常刮台风，所以……”
　　终于有人问：“那你们……怎么救人的呢？”那个舅舅却说：“那是。大海给人的感觉，是高出地平线的，从远处看。”——大海，那是我们，不管大人还是小孩，所能想象的最遥远的境界了。虽然我们浙江同样地处沿海，但是生在浙江腹地的山区、孤陋寡闻的我们，只见过水库。所以我们只有听的份了。
　　这时仍有逞能之人，突然冒出一句：“听说莆田桂圆很多的。”
　　“桂圆？当然多啦，那地方就产这个的。”那个舅舅就接着谈桂圆了。谈得我们嘴里生津，眼睛在他们带回来的行李包上搜寻。
　　“那，你们吃过鲜桂圆喽？”
　　“鲜桂圆哪？这会儿还没采摘呢。不过，三贞应该吃过的。”
　　我们把目光转向三贞。三贞的眼角没有眼泪了，她气呼呼道：“哼，去年刚去的时候，鲜桂圆多着呢，却不舍得给我们吃，他们要晒成干卖钱的。可笑的是，那里人以为我们不认识桂圆呢，我们摘下来吃，他们直摆手，弯腰捂肚子，骗我们吃了会肚子疼。”
　　“呃呵！”嘘嘘之声在人群里响起，连桂圆都不舍得给客人吃！
　　“那里人给我们吃生花生。一点不好吃！”
　　嘘嘘之声此起彼伏。
　　福建省莆田县留给我们的印象，就这么固定了。那里人面朝大海，住石头屋，吃生花生。台风来的时候，就躲在石头屋里，守着桂圆却舍不得吃。我们想象，那是很苦的生活。可是，真那么苦，三貞为什么没有变得很瘦？也不喊苦呢？更奇怪的是，至今未归的四贞，之后像断了线的风筝，大堂伯一家对此讳莫如深。
　　是她深陷囹圄，水银他们无力救回，还是成了那笔已经花光、无力归还的一千五百元钱的抵押品？尽管事实真相不得而知，许多人还是报以深深同情。觉得这起轰动一时的拐骗案中，唯有四贞是真正的牺牲品。
　　转眼就到了这年的中秋节前后。三贞四贞如何在福建受苦的故事，一直没有得到展开，人的注意力被别的事物转移了。那时候村里就要通电了。电线杆是村里派壮劳力去水库码头一根一根抬回来的。电线杆沉重又不能弯曲，每一根需要八个人抬。壮汉们赤膊上阵喊着号子，声音高亢粗犷，让人听了心潮澎湃。与此同时，水银和大贞的婚事，也像一根根竖起来的电线杆，进展得很快。
　　水银父母终究没有阻止这门婚事，因为他们太想抱孙子了。于是就在村里通上电，白昼可以无限延长的日子里，大贞要嫁给水银了。这是吴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在电灯泡下举行的婚礼，我们家祖屋里所有的电灯全亮着，那种新鲜、明亮且热烈的场面让人亢奋。我想，弄这么大排场，是大堂伯欲重振雄风、有意为之。当然那时的我是想不到这一点的。那时的我一整天守在灶后头等各种好吃的，直到从堂屋那边传来喧闹声，我才发现是堂伯母在哭：“如果不是你逼的，见到水银他们去，她怎么就不敢跟回来？都是因为逃避跟鬼一样的亲爹啊……”
　　“你喝醉了，贱婆娘！”大堂伯这一回表现得很克制，“四贞是自己看上那个福建佬的！这事三贞最清楚，现在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四贞在大贞之前就嫁给那人了，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如果三贞不是因为有六指（我的这个堂姐左手上有六根手指），说不定也嫁在那边了！嫁给谁不是嫁？”
　　“你这个冷血，什么嫁人哟……”堂伯母哭着，“分明是你逼的啊！我苦命的四贞呀，我不相信你在信里说你过得很好……三贞也是因为怕，一定隐瞒了什么，呜呜……”大堂伯忍到极限，一下子恢复了往日凶恶：“去你妈的，去你个地主家的女儿——”这时族亲们把他拉走了。
　　这个日子里，我们这个家族的所有族亲都来了，唯有姑姑没有被邀请。没有人知道她那天的心情，就像没有人知道四贞是因为憎恨大堂伯自己不愿回来，还是因为爱上那个豁嘴的男人自愿嫁给他。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随着时间推移和真相的败露，我姑姑作为福建佬的领路人，虽然有难以推脱的连带责任，拐骗之事却不是她操纵的。事实说明，三贞四贞之所以会被拐走，主要原因在于她们的亲爹收了人家的钱财。可是，姑姑她仍然被误解。或者说，她俨然成了一个“拐骗亲戚”的符号，人们需要这样的符号，她也就无法摆脱它。
　　姑夫是不同情她的。因为她不仅把名声败坏了，而且把自己的亲爹气得瘫痪在床，老人在病榻上饱尝病痛折磨不说，家里的负担却是实实在在地加重了很多。这时，姑夫的积怨却不再通过打骂表现出来。自从把岳父抬到了家里，他就埋头干活，对我姑姑倒变得客客气气了。这种克制让我姑姑感到害怕。而她的那个儿子对她也不像以前那么亲热了。很显然，他在外面也是受歧视的。或者他相信了别人的话，也歧视她了。 　　总之，拐骗事件后，与之相关的家庭与人的命运全改变了。
　　记得接下来的日子，四贞一直没有回来，渐渐没人提到她了，只有堂伯母还经常想起，躲在屋里为她祈祷。自从四贞被拐走，堂伯母苍老了许多。与大堂伯小小的个子相反，她是一个细高挑儿，年轻时可能有骨感之美，衰老后只能用瘦嶙嶙来形容。这时候她经常提一个篮子，佝偻而行，假装去菜地，事实上是为了等四贞。她躲在枫树湾的古树后面，两眼迷蒙地看着来路，嘴里喃喃自语。
　　“冬梅！你又在等四贞啊！”如果有人问她，她就很窘迫，说自己是摘菜、拔猪草，或者转身溜掉。“你有那么多女儿，还这么想她做什么？烂糊最近没有打你吧？”看见她愁肠百结、欲哭无泪，谁的心里都会不适的。年轻些的会想到“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年老些的会联想起她的身世，“二贞夭折那年，她也这样伤心过”。有人接口说：“冬梅是命不好，如果当年地主不打倒，她是我们这一带正经八百的千金小姐呢，怎么也不会嫁给烂糊这等浪人的。”
　　村里人担心说：“冬梅再等下去她会发疯的。”
　　四
　　三年过去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我上小学三年级了。三年时间让我长高了身体，学会了认字。老师说：“你们认了字，就不再是‘睁眼瞎’了。”我这才知道，我们这里对不认字的人叫“睁眼瞎”，是读书让我们看见了。可是我的堂伯母，一个原本能认字的女性（据说是他爹当地主时，专门找私塾教的），却在这三年里瞎掉了。
　　虽然她没有像村里人担心的那样疯掉，但是生过几次病，病重的时候神思恍惚过，最严重的一次是偷了家里的钱，要去福建找四贞。被大堂伯追回来，挨了几次毒打。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她的眼睛越来越红，继而转成灰白，就瞎了。瞎了后，就安静了，再没有为四贞哭闹过。
　　当然，这三年里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比如我们村死了十多个人，同时又有人出生了，比如我的妹妹，大贞的儿子，都在那段时间来到了人间。在这样的生死更替中，成熟得快要滴出水来的三贞，也要嫁到龙游县的一个小村子去了。嫁给那人的唯一条件，是让对方出钱陪她去县医院做六指摘除手术。手术在现在看来是很小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却要下那么大的决心。手术后三贞变得有些抑郁，总把那只手藏着掩着，最后连婚礼也没办，悄悄收拾衣物走了。有人说，那人如此轻易就把三贞搞回了家，是因为烂糊又一次把她卖了。
　　就在人们这么议论三贞的时候，四贞回来了。
　　我的这个飘零异地的堂姐，当她抱着小孩出现在村口，已经没有几个人认得她了。因为她黑了胖了，不再是一个少女。倒是那个有点豁嘴的福建佬，被人一眼就认出了。村里人曾经是恨这个福建佬的，这种憎恨无疑出于正义，可是细一想，他现在是烂糊的女婿了，就笑着打招呼：“啊，啊，难道真的是四贞吗？”“是啊，是啊，是我。”四贞脸红了，说的方言有点走调，说几句后才顺过来。这时妇女们告诉她，你妈天天在这里等你呢。这会儿却没有见到她。就派小孩跑去告訴她，让她高兴高兴。
　　此时我的堂伯母正坐在灶后头烧火。她的眼睛瞎掉后，这些家务活她照旧做，只是田地里不去了。小孩站在门口喊：“烂糊老婆！烂糊老婆！你家四贞回来啦！”堂伯母手里拿着一根燃着的柴禾，骂：“去！没大没小！”堂伯母并不信。村里的小孩之前骗过她。
　　过一会儿是六贞急匆匆跑回来叫：“妈！妈！四姐回来了！”
　　“什么？！”堂伯母摸索着追出来。
　　“四姐回来了！”
　　“真的？”
　　“真的！”
　　燃着的柴禾掉在她的脚背上，一股烧焦的味儿，也不知道是鞋烧着了还是肉焦了，六贞发现后将柴禾扔到天井里，问：“妈，妈——你怎么啦？”“我，我……有点头晕，你扶着我。”接着，她就往地上倒，六贞拼命地扶起她，怎么也扶不住，她就倒在地上，像锯木厂的电锯那样干嚎了两声，继而才被六贞扶起来，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摇着头，脸作嚎啕状，却出不了声。
　　堂伯母上了床，除了嘴唇哆嗦，死人一样。随后四贞就到了。四贞没有直接迈进门槛，而是在大门口最高一级台阶上，扑通一声跪下了。“爸！妈——我回来了——”四贞的呼唤中带着哭腔。六贞有点怕，怯生生地告诉四贞，妈妈刚才晕倒了，躺在床上。四贞这才站起来，往妈妈的房间去，人没走到房间，就失声痛哭起来：“妈！妈——”又过了几秒钟，里面响起哭声一片。
　　跟着四贞进屋的人都很奇怪，高高兴兴回家来，为什么要哭呢？可是再过了一会儿，看见堂伯母就像饥饿的孩子找奶吃一样，胡乱地摸捏着女儿的脸，他们自己也哭了。
　　四贞是带着两个孩子回来的。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儿子。女儿很活泼，一到大堂伯家就叽哩哇啦叫着，一口闽南话。儿子还要大人抱着。我们家祖屋顿时热闹了，不断有人来问候四贞。来的路上可能心情还有些复杂，可是一看到两个活泼健康的小孩，就把四贞当初被“卖”的事抛开了。而且这一回，来自福建的女婿仿佛猜中了吴村人的期待似的，带了鲜桂圆来。来得早的那批人和我家、二堂伯家，都吃到了。其后到的人虽然没有吃到，但是分的糖果和敬的烟，都是很高档的，有人专门把烟夹在耳根到代销店去问过，店里最好的烟也比不上。
　　通过四贞的解释，村里人终于明白，这个福建佬与那个福建佬，不是一个地方也不是一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个受骗者。因为那个福建佬许诺给他“说媒娶老婆”，先后收取他家四千块钱。等他们到了福建，三贞因为生有六指被一户原本说好的人家拒绝，那个福建佬又不肯退钱，那户买家就要把三贞转卖掉，这时是这个福建佬将三贞赎回来的。好在他脑子还算活络，这几年一直拼命挣钱，干过各种营生，还清债务不说，还有了些许盈余，这才想着带四贞回来拜见岳父岳母。
　　村里人从四贞的讲述中，听出了这个福建佬不是坏人，也听出她与他的感情。这样一来，就没人好意思问：“你们在成婚之前是早有意思还是被逼的？”因为有人发现四贞额上有一个伤疤，但是有人说这疤早在做少女时就有的。不过包括我父母在内，总是有一点纳闷的。 　　“你说，阿翔能赚钱，那边也不比吴村穷，你不觉得……”
　　“他不是豁嘴吗？再说福建，男多女少也不一定呢！”
　　这点纳闷就此化解。至少我父母，接纳了这个叫阿翔的福建佬，专门设宴招待四贞一家。这样，我家与大堂伯家，如果说曾经因为我姑姑有过芥蒂，现在彻底消除了。四贞与福建佬的结合，颠覆了人们对事情的看法。特别是他们走之前，还专程去了一趟汤溪镇，买回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时村里人对四贞嫁了这么好的一个人，甚至有些羡慕了。应该知道，当时我们村有缝纫机、自行车、半导体，最洋气的电器是住在桥头的麻雀家有一台电唱机。然而电唱机虽好（只要在一个盘子上放上一张薄薄的唱片就能播放越剧），但它的魅力怎么比得上电视机？
　　每到天色擦黑，人就像悄没声息的野狗汇聚于我家附近，三三两两，若即若离。直到大堂伯酒足饭饱，将电视机上的红布揭开，屏幕上出现抽筋般的雪花，人才一下子拥进屋来。有为抢位置吵起来的，有为电视中的家仇国恨哭起来的，有自告奋勇跑到屋顶转动电视天线的。那一阵子，因为有幸与大堂伯同住一屋，我们家看电视再方便不过了。
　　那时候最得意、浑身最舒坦的人，应该就是大堂伯了。每天有那么多人到家里看电视，走在路上也平添了几分傲气。比如遇到信号不好，爬到屋顶上的人从天井上空探头问“清楚了没有”，下面的人没一个敢接话，得等大堂伯指挥着：“慢慢来，慢点转，好了，就这样吧。”当电视画面清晰后，他却不看电视了，坐到角落喝起酒来，两眼绿莹莹地盯住大家，似乎在说：“你们不是辱骂我‘卖’女儿吗？哼，现在倒要问问，我‘卖’得对不对？”
　　五
　　此后一段日子过得出奇的平静。平静得让人忘了时间的存在。仿佛我们都变成了山上的树木，不再争吵哭泣，不再生死别离，历经春夏秋冬，身体内形成一圈年轮。年轮一圈一圈地形成，小树在长大，老树在衰老。具体到我，就是每升一个年级就多长一圈年轮。
　　我在吴村念书到四年级，再往上升级以后，就不得不到井下村上学了。从五年级至初中二年级，都是走读的，也就是天蒙蒙亮就出發，走五里山路到学校，待到放学后，再走五里山路回家。至今记得冬天的早晨特别冷，水缸里总是结了一层冰，就着这冰水洗过脸，到学校时总感觉鼻子掉在路上了。我读书是用功的。因为山区的贫穷历历在目，尤其通过电视“亲眼目睹”都市繁华和现代文明之后，我对外面世界满怀憧憬，尽管其中也掺杂着自卑和恐惧，脑子里时常闪过阿西从江西逃回来的样子，但是我无法遏制它的滋长。我的老师们，不也这样一遍遍地教导我们的吗？“只有好好学习，将来才能考上大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又说，“山里孩子除了招工、参军和考大学，没有别的出路！”
　　老师教导我们的话，就像日复一日用锤子敲击锈铁，声音久久回荡耳际。可是我自幼多病，参军是轮不上的，国家单位的正式招工也轮不到山里人，考大学就成了唯一途径。因此我在学校用功一天，回到家后还会躲到阁楼上去读书。那些看电视的人爱拿我调侃：“呆宝呆宝，书越读越呆啦！”
　　然而，这期间，有两件事对我的大学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尽管这两件事在别人眼里是自然而然的，但在我看来，犹如往平静的湖面扔下两颗炸弹。
　　一是四贞回到福建后，还会隔三差五地寄钱回来，我的大堂伯——这棵老树，由于四贞常寄钱回来，一副“老树逢春发瑞彩”的样子，经常去赌博、偷情。这其实与我没有关系。问题是，在他的撮合下，阿西再次收拾简单的行囊，去福建投奔四贞了。没过多久，阿西就寄钱回家了。我父亲就坐不住了，说：“呆宝，等你大些，也跟福建的姐夫去做工吧。读书，读书，哪里是个头呀。”听到父亲这么说，我差一点哭了。没想到父亲和村里的妇女一样浅薄。
　　二是我的表哥彪子被老师打了。之前已经说到，我对老师是尊敬的。可是，我眼中最有学问、最文质彬彬的人，那个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班主任，每堂课都要找我表哥的茬。辱骂与罚站是平常的，拿教鞭抽打一点都不奇怪，可怕的是会突然蹿上去揪住彪子的头发，将他的头往墙上死磕。彪子哀叫连天又不甘示弱，翻卷着身子与他对峙起来。如此一来，这对师生成了仇人，就算相隔几十米闻到对方气息，或者一不留神目光相接，也会擦枪走火。
　　当然，由于彪子小时候不在浙江长大，回故乡后又遇上我姑姑名声败坏的缘故吧，他与整个班集体有些格格不入，正因如此他爱逃学、多次留级，才会在我读初一那年和我坐在同一个班里。而老师们只喜欢那些听话的、成绩好的学生。当他们那么随意地脱口而出“人贩子的儿子”、“小流氓”之类的词汇，我会浑身发冷、战栗。这不仅仅因为我与彪子是亲戚，更因为老师们对一个学生的判罚显得那么不公平。
　　读初二那年，彪子就再没有来上学了。看着空荡荡的座位，我的心里很难受。我知道就算彪子勉强读到初三，也不一定考上高中，但是我依然决定去劝他上学。山腰村是一个坐落在高山上的村子，据说建村伊始，大的牲畜赶不上山去又调不过头来，几乎都摔死了，最后只得选择刚生下的小牛犊由人背上山去，小牛犊长大了慢慢繁殖起来，再想赶下山来卖，结果又摔死了。当然，现在上山的路已经没有当初险峻了，不然我祖父也抬不到姑姑家去。
　　我紧走慢赶，到姑姑家时天黑了。寂静的大山就像吃人的矿洞。我没进门就听见了争吵。主要是姑姑在骂：“他不去上学，能怪我吗？是他自己不争气！这个家，所有倒霉事，都怪我，我们还是离了算了……”等争吵有所缓和，我才走进去，姑姑、姑夫吃惊的同时，马上笑着问我吃饭了没有。
　　姑姑家的房子很小，是用黄泥夯起来的墙壁，房屋结构简陋不说，没有天井尤其显得压抑。姑夫说：“呆宝，你先坐着，吃点南瓜籽。”姑夫还像以前那样热情，到处给我找吃的，直到看我把南瓜籽吞下去，才问我：“你今天……是从家里来的，还是从学校来的？”我说从学校来的。还撒谎说，是老师叫我来的。他就有些紧张，搓着一双石头凿成似的手，跟检讨似的向我诉说彪子不愿上学的事。
　　“我没少揍他，也没少哀求他，就想让他把书念好，将来好在城里找一份工作，不再像我和他娘一样劳碌，受气。可是他呢……”姑夫罗列了彪子在家里的种种劣行，比如撒谎、偷懒、好吃、孤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会生出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你也知道，你姑姑被人骗了后事事不顺心，我们多希望他能像你一样懂事，知书达理，为家里争气。可他读书不用功，对谁都没有礼貌，也不尊重老人，要气死我。” 　　姑夫说的“老人”，即我祖父。——我顿生一些尴尬：我如何能知书达理呢？因为不论祖父瘫痪的原因是什么，都由我家赡养才对。可是大人们的事我掺和不进，只得装作什么都不懂的样子。
　　在姑夫数落完表哥后，我就去祖父的病榻前站了一会儿。
　　祖父躺在黄泥墙紧里边木楼梯底下的狭小空间内，就像一堆快要燃尽的灰烬暗在那儿。祖父不能动，说不了话，人已经瘦到极限，见到我，黯淡的双眸猛地一亮，就像从灰烬里冒出一颗火星。他试图从床上稍微坐起来一点，双手吃力地撑着床，可是力不从心。我低着头，脑子里闪过祖父将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双腿乱蹬的情景，心底不禁泛起一丝寒意。
　　“爷爷，是我啊，呆宝看您来了。我扶您起来吧！”我俯下身，想伸手去扶。他拒绝了我。躺在病榻上的衰弱的祖父，散发一股浓重的尿臊味儿，可他还是那么要强，那双眼睛还像健康时一样严厉。我最害怕祖父的这双眼睛了，仿佛能够看穿我，我转身逃开了。
　　“姑姑，姑姑，表哥呢？他上哪儿去了？”我抑制着内心的慌乱，喊了两声姑姑。姑姑还在灶台上忙着。昏暗的灯泡下（难以想象他们村的电是怎么通上山的），她的后腰被围裙的带子束得很紧，可以看出她的身子不再有优美的曲线。她端着一盘菜上桌，忧心忡忡地说：“呆宝，你去劝劝你表哥吧，他被你姑夫打了一顿还躲在楼上不肯下楼呢！”
　　我不知道姑姑为什么要嫁到山腰村来。姑姑年轻时毋庸置疑是一个美人胚，是因为姑夫长得英俊吗，还是不敢反抗父母为她订立的婚约？或者是无数个巧合构成了某种所谓的命运？我总觉得这个骨瘦如柴的村子，配不上我姑姑，所以她才会在年轻时不甘心受穷挨饿，带着我姑夫去江西投奔一个亲戚，后来又辗转到福建的什么地方去了的吗？
　　在姑姑打着火把陪我和表哥去井下村上学的路上，我很想问问这个话题，却因为姑姑的心事全在表哥身上，我没有机会开口。等到天色渐亮，姑姑熄了火把，她要返回了。姑姑说：“彪子，妈求你了，听老師的话，好好听课，你一定要争气啊！”又很郑重地嘱托我：“呆宝，你学习好，要多帮帮你表哥啊！”姑姑眼神疲倦，表情里透出焦虑和苦涩。
　　彪子一声不吭。我答应了。可是姑姑一路的苦口婆心，却没有多少效果，姑姑转身返回不久，表哥就把书包往我怀里一扔，没命地跑，等我追上去，他已经消失在树林里。我吓得大喊起来：“表哥你要去哪里？”过了很久，一个声音从对面山上响起来：“我的事不要你管，你赶紧去上学吧。”我以为他会从对面山上逃回家去，站了一会儿，就接着去上学了。
　　我想表哥逃得了今天逃不过明天，他迟早会被姑夫押着来上学。但是第二天他终究没有来上学。我当然不可能再去山腰村，书包是托一个同学给他带回去的。次日听那同学说，彪子自那天起一直没有回家，我姑姑还以为他闹情绪，跟着我回吴村过的夜。于是我连课也没上，跑着去山腰村报信。姑姑、姑夫到处找，三天后才在山上的一间茅屋里找到他。
　　彪子就这样结束了学业。姑姑、姑夫对他也没有什么指望了。我呢，一如既往地做着大学梦，顺利升级到初三，到山乡初中去读书了。由于住校，我基本上两个星期回一次家，每次回家主要是为了背米和菜，因为学校里没有食堂，或者说所谓的食堂只负责给蒸饭。为了方便保存，我带的菜只有两样：腌咸菜和霉干菜，用菜油炒的，运气好的话捎上点番薯干，便是零食了。
　　初三那年，我真的有点走火入魔了，晚上点蜡烛解题到午夜（因为学校按时熄灯），早上不到五点就起床背单词。教室里没有窗玻璃，寝室没有门，盖的被子到处都是“爆破眼”。为了攒零花钱买辅导书，我常常背一捆柴禾卖给食堂。有时赶不上渡船，我就背着柴禾和米沿着水库跋涉到大坝，到了学校腿脚已酸痛得不能动弹。母亲知道我的情况后，很心疼，但能做的仅仅是在我回家时，想方设法杀鸡给我吃。我吃鸡时，她和妹妹就坐在一旁看着。母亲告诉我这只鸡平时的表现，比如它爱跟邻居家的鸡打架，爱跑去老远的地方觅食，比如它比较呆傻，或早上啼鸣全村数它最早……
　　她总是向我说起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情，鸡杀得只剩一只，终于要留到过年再杀，鸡的话题就换成家里的事情、大堂伯家的事情。比如大堂伯家的五贞跟人谈恋爱了，对象是我们村谁家的外甥，每年正月都要来吴村做客的，汤溪镇上的阿尖。“她真会找老公呢，比大贞三贞强多了。”又说，四贞回来过一次，这次是带堂伯母去看眼睛的。做了手术以后，堂伯母现在能看见一点点白光，人脸还是看不清。“她现在再也不哭了，也不骂你姑姑了。”
　　有一次，母亲又说起四贞，说阿翔这次也回来了，和五贞的对象阿尖在汤溪镇上合办了一个工厂，给义乌那边的大老板加工布绒玩具，工人都是我们村里招去的；阿翔以后准备在汤溪镇上安家了……每每听母亲讲起这些，我都感到惊讶。一是在学校里听不到社会上的这些变化，二是我想起许多年前的那次招工，闹出了那么大的风波，再听见招工二字心有余悸似的。
　　母亲解释说：“你还是读书读呆了。上次招工是镶金牙的江湖骗子设的局，‘悬牛头卖马脯’。这次招工是‘当面锣对面鼓’，能看见工厂的。我们村现有七八个人给四贞干活呢，都是手工活，干干净净的。你如果考不上高中，也给姐夫去打工得了。”我的脸突然就红了，很不喜欢“打工”这个词，不知道它是怎么跑到母亲这样的山村妇女嘴里的。
　　“妈，我不会去的。这样的私人小厂，说什么时候倒了就倒了。”
　　“你可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我突然想起了表哥，说：“彪子不是一直在家闲着吗？让他去给四贞做工啊！”又想起彪子有可能恨这个福建佬，因为当时姑姑就是因为他陷进骗局里去的，正想纠正，母亲说：“哼，还做工呢！不知什么时候起，彪子成了一个赌博鬼，前一阵还跑到我们村来，跟你大堂伯一起赌博呢。”
　　我吃惊得大张着嘴：“他们没有……打起来吗？”
　　“怎么不打起来？打起来了。”
　　“伤得不严重吧？”
　　“伤倒是伤得不重。但是水银知道后很生气，说是要找他的麻烦。”母亲叹息道，“可怜你姑姑，生了这么一个败家子！” 　　曾经让我那么羡慕、从小坐过汽车火车，讲方言时夹杂着普通话的彪子，曾经与我很合得来、举手投足透着一股洋气的彪子，当他渐渐变得和其他山里人一样偏狭粗野、“酱里生虫酱里死”时，终究还是让我失望了。而我的失望，比起姑姑、姑夫对他的失望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姑姑、姑夫恨不得把他“吃回肚里去”啊！可是，他们虽然对他彻底失望了，也管不了他，但是看到听到他在外面寻蜂找祸，或者有人上门来追债，还得力所能及地帮他。他呢，实在不像话，对姑姑、姑夫态度很不好，姑夫就决定和彪子断绝父子关系了，至少在心理上做了最坏的打算。因此姑父和姑姑商量，想去领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来养。因为实行计划生育，当时我们这里有很多夫妇只想生男孩，所以只要放出想领养孩子的消息，就会有人悄悄地把一个东躲西藏生下的女孩，打成包裹挂到你门上来。
　　姑夫的意思，当然是想把女孩养大了，将来指望她给养老。没想到消息传开不久，一天凌晨有人敲门，开门的时候一声啼哭就响起来了，一个蓝色碎花的包裹搁在一个篮子里。姑姑、姑夫既紧张又高兴，打开包裹一看，孩子瞪着一对漆漆黑的大眼睛，已经不哭了，好奇地张望着。姑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孩子，抱起时眼泪噼里啪啦地流下来。从此姑姑就换了一个人似的，一天到晚哼歌哄小孩。可是快乐来得快去得也快，也就养了十来天时间，有两个陌生男人来到姑姑家把孩子抱走了。他们气势汹汹的，说是孩子父母才听说我姑姑的名声，后悔把孩子送到这儿来，怕卖了……
　　以上领养始末是在一个暑假，母亲跟我讲的。那时中考结束了，正在等分数下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中考是学校雇车把我们拉到镇上去考的。我由于晕车一路呕吐，吐得脸色苍白像个死人。晚上，我们就住在小学对面的招待所里，每两个同学挤一张床。由于拥挤、闷热，臭虫爬，蚊子叮，窗外马路上汽车来回跑，我患了失眠，考试没有考好。这时候，我的心情很糟。
　　可是母亲呢，还沉浸在姑姑抱养孩子不成的故事里。她说：“那孩子被人抱走后，你姑姑就跟丢了魂似的，一直生病。太伤人心了啊！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四贞的孩子都那么大了，人也回汤溪办厂了，怎么还有人旧事重提？说实在的，假如当初没有你姑姑牵线搭桥，四贞还不知会嫁给什么人呢……”
　　我有些不耐烦了。
　　“妈，别说姑姑了！”
　　“你、你怎么……”母亲感到很诧异。
　　“没什么！”
　　“你说说，看妈能帮你不？”
　　我忍了很久，说了一句：“妈，我想放弃这次中考成绩，回初中复读一年！”
　　“不是说，成绩还没下来吗？怎么知道考不上？再说分数低也不怕，你姐夫那里……”母亲绷着脸，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后悔了？考试那几天叫你去姐夫那里住，你非不去。都由你自己吧！”
　　接下来几天家里气氛死水一潭。为了缓和气氛，我背着锄头，跟着父母去田里干活。正是在那个叫上麦畈的地方，烈日当头，我的手上出现许多血泡。一声不吭的父母看不下去，命令我回去待着。我怏怏不快地回家，走到家门口时，看见门外放着一把油纸伞，伞头朝上柄朝下。我心头一紧。这种油纸伞，平时是没有人使用的。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坐在门槛附近眼睛不好的堂伯母，倒是听出我回家了。她沙哑地说道：“是呆宝吧？赶快去叫你爹妈回来，报丧人来你家了！”
　　我朝门内看去，一个黑乎乎的人坐在堂屋里，就像一只从冥界飞出来的乌鸦。我心慌意乱地朝上麦畈跑去，当我向父母报出凶信，眼前一阵发暗。
　　我感觉报丧人的形象和刚才一番急跑，就跟做梦似的。
　　“是谁死了？！”父亲吼了一声。
　　“我、我也不知道。”
　　“不会是凤莲想不开吧？”母亲说。
　　“别开这种玩笑！”
　　六
　　我的父母忘记了我的祖父，但是他存在那儿。虽然这十年，祖父都在半山腰村度过，但是人死后终究要回来的。据报丧人说，老人家“过老”时是不瞑目的。
　　报丧人匆匆吃过母亲做的点心，就走了。紧接着，父亲就去村里找抬棺人去了。当天黄昏，鸡盲时刻，我祖父的尸体和姑姑的哭声一同到来。不一会儿，族人们都拿着冥纸和香赶来了，大伙在姑姑和母親的“招魂”声中，在天井里为死在外面的祖父设了临时灵堂。之后是几个人打着火把，带父亲到溪边扔了铜钱“买”回一碗水，再交由抬棺人为祖父净身，穿寿衣。
　　整晚，父亲、姑姑都在灵堂前的油灯下守灵。第二天，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祖父的灵堂移到了祠堂内。风水先生、阴阳道士和裁缝都来了。道士要为祖父做灵房，裁缝为亲属做孝衣，风水先生要根据死者的出生、死亡时间看地脉，选好墓地和出殡日。
　　丧事一共三天。每天我都被哭声、哀乐，道士的唱经念咒和他手摇铃铛、敲木鱼的声音，以及抬棺人配合道士敲击铙钹的铿锵声包围着。“送亡人，赴黄泉，一根香，一里路，一个关口一盏灯……”这苍凉、低沉的丧经，既是安抚死者的灵魂，也是对生者的安慰。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孝子孝孙”要戴孝跪在灵柩下，当道士唱起“望乡台上望一望，满堂儿女哭断肠”之类，我们要用哭声大声应和。
　　这时候祠堂四周总是站着很多人。
　　“亲儿子十年没养老子，这会儿媳妇倒哭得跟真的似的……”
　　“这十年苦了凤莲，她见老多了，现在想想，真是冤枉她哩……”
　　“那还不是她自己把福建佬带来，把亲爹气成这样……”
　　祖父的死，结束了一个个体的生命，同时复活了一个群体的记忆。回头一望，那些往事历历在目。
　　终于挨到了出殡那天，祠堂外鞭炮响起，铜锣开道，族亲们各戴白帽、腰缠草绳，跟随引路的旗幛，顺序行进；后面是披麻戴孝、腰缠麻索、脚穿草鞋、扶柩而行的是我们一家、姑姑一家。当队伍过桥，穿田埂，上山，跋涉到预先掘就的墓圹前，抬棺人、道士、风水先生、举旗幛的人、抬灵屋的人，都汗流浃背的。可是在祖父的棺木入圹前，还有很多仪式要做。终于等到道士吩咐至亲们绕灵柩走一圈，再撒些谷物在棺材上时，谁也没想到姑姑会飞蛾扑火般地扑上去，疯疯癫癫一头撞在棺木上，死死抱住棺木放声嚎啕起来—— 　　“爹呀，你辛苦培育子女长大，一生勤俭没吃没补，如今你归土去，可怜我叫你不应！这许多年，是我害了你，你也误了我！我心里的苦，有谁人知道……”充满悲怆、哀怨的哭号，就像一只苍狼孤郁凄厉的长嚎，于这一刻叫人听了心生怜悯又毛骨悚然。我父亲不禁发起火来：“够了你！别在爹的坟上丢人现眼！”
　　姑姑被强行拉开，祖父的灵柩才由抬棺人推入墓圹。然后，族亲里的男人们走上前去撒土，帮着抬棺人用预先准备好的石头砌筑起坟墓来。我看见在一旁忙乎的大堂伯，时不时瞟一眼额头流血的姑姑，心情似乎异常沉重。
　　是的，安葬完祖父，姑姑的脾气变得古怪起来。姑夫以为她还没有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走出来，任由她打骂都忍着。他懂得时间是万能的良药，然而他不知道，时间在医治人心灵的痛苦的同时，会留下隐隐作痛的伤疤。岁月缓缓流逝，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姑姑已经被时间改变，变成一个任劳任怨、吞声饮气的妇女。现在，却发现姑姑一点都没有变。祖父过世后，她就不想在山腰村安安心心待着了，好像那个心比天高、不甘雌伏的凤莲重新活了过来。她和姑夫吵闹时，动不动就收拾衣物要离家出走。
　　那天是祖父的“六七”祭日，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六七”由女儿女婿来祭奠。一早，姑姑、姑夫就给祖父挑来了一桌盛宴，一串串金元宝、银锭、铜钱，还缚了一对大公鸡。这一次，姑姑依然哭得很伤心，可是从坟上回来连我家的门都没进，就蹭蹭蹭地回山腰村了。姑夫则挑着一担不舍得扔掉的祭品，走进我家来找我父亲，想让他去劝姑姑不要这样闹下去。
　　父亲说：“你别去管她，随她闹腾一阵就好了。如今你们肩上的担子减轻了，生活怎么会过不下去了呢？”
　　姑夫回家后，姑姑照样没来由地闹情绪。姑夫不懂得她心里的想法，光是觉得到了这个年纪再闹离婚很丢人。姑夫说：“凤莲你究竟要怎样？现在没有饿肚子，也没有冻着你，你想吃肉我给你买，你想吃鸡我杀给你吃，你想买衣服也给你买了，还想怎么样？”姑姑一言不发，问急了就哭。
　　“你到底有什么心事，跟我说呀！自从你爹走后，你就跟鸡患瘟似的，余下的日子还长着呢！”姑夫就差跪地哀求。姑姑呢，表情呆滞，哭着哭着，突然冒出一句：“你不懂的，你永远不会懂我的……”姑夫很纳闷，他怎么就不懂眼前这个女人了呢。
　　那些年，姑夫种了很多地，有自己家的地，有别人家租给他种的地。姑夫还经常上山砍柴，把柴背到井下村去卖。对姑夫而言，生活的艰辛与体力的透支算不了什么，只要家庭和睦，他愿意为这个家奉献毕生精力。怕就怕凤莲一把年纪了，心还那么野。怕就怕彪子有一天还不清赌债，被公安局抓起来。
　　姑夫殚精竭虑，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要为彪子存一笔钱，在不久的将来帮他说成一门亲事；彪子有了女人的约束，或许就不去赌博了；凤莲呢，一旦抱上胖乎乎的孙子，就不会提什么离婚和离家出走了。他为此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步步实现他的计划。
　　我们这里对这类勤劳过度、两头摸黑的人，有一个通用雅号叫“穿山甲”，意思是人快等同于一种只知道在黑暗中没完没了掘进的动物了。姑夫对别人的取笑毫不在乎，他到处找活做，种地、砍柴、摘箬叶、挖草药、给树贩子砍树，只要能挣钱的事，他都去做。就连井下村谁家造房子需要挑石头，也会来叫他。他总是少言寡语，体内有九分力他愿意使出十分，使得人们议论他与他的家庭的同时，渐渐产生了信任和同情。这样一来，有一户人家与姑夫聊起彪子的婚事来。
　　那户人家有三个女儿，听口气好像想招一个上门女婿。
　　“我们这里不是有句俗语嘛，浪子回头是金，呆子到死还是呆子。你儿子我看人还聪明的，只是不知道以后……”姑夫听出那户人家对彪子的喜爱，回到家就把存钱的毛竹筒破开了，存款已经达到两千元。他心里有了底，人就更高兴了。他打算再过一段时间，就请媒人带上彪子去那户人家提亲。正所谓“麻糍服砂糖，后生服小娘”，在他看来，不论彪子去做上门女婿还是将姑娘娶回家，是次要的，因为他只想让彪子早一点被人管起来。
　　然而，姑夫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罢了。事情发生得那么突然，我想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那一天，姑夫像往常那樣被人叫去挖屋基。由于原先是毛竹林，挖起来并不容易。他和东家起早摸黑挖了十来天，才把毛竹桩子和竹鞭清理干净。一般而言，红黏土下面会是砂质岩，拿铁棍就可以撬开的那种。可是随着斜坡上的红黏土一层层剥离，在划为屋基的地底下一块坚硬的岩石越发狰狞。姑夫为了撬掉它，已经撬弯了三根铁棍，他那紧握铁棍的双手磨出了血泡，甚至牙齿因咬得太紧出血了。东家确信撬不动，只好说：“别费那个劲了，我拿炸药炸开它。”
　　东家就拿着一包用蜡纸包成圆棍状的炸药和一根雷管回来了，兴高采烈地说：“村长家炸药多着呢。”几个人商量起爆破的方法来。不多一会儿，姑夫等人就开始往竹林里狂跑，只听身后轰的一声巨响，整座竹林如同遭遇地震，霎时飘起雪花一样的竹叶。紧接着，就有人看见跑在最后头的一个人被追随而来的石块击中了，只见他突然从地上蹦跳起，就像要扑向空中抓取什么，然后就倒在了地上。等爆破声平息后，众人迟迟疑疑地返回去看，死者的脑浆已经豆腐脑一样流在红黏土上，那样子好比结了块的奶泼在红砂糖上，苍蝇们闻到腥气，在血糊糊的脑壳上方盘旋……
　　这个被石块击倒的人，正是亲自点燃炸药的东家本人。他的后脑勺被石块击裂了。他的悲伤的老父亲，几次跌倒又爬起来。“儿呀，为什么，赶去见阎王爷的不是我啊——儿呀……”老父亲哀叫着，整个身子在发抖。他不敢看儿子的死相。他扶住一棵毛竹，为刚刚死去的儿子哭了几句，就喘不过气来……
　　可是，就在众人为惨死的东家扼腕叹息，一家人悲痛欲绝的时候，我的姑夫，也死在毛竹林里了……
　　七
　　当灾难降临之时，没有人目睹我姑夫是怎么死的。因为爆炸声响起之际，在场的几个人都没命地跑，仿佛身后是敌军大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姑夫是跑在最前头的，正因如此，当爆炸声响过之后，人们返回屋基去看被炸死的东家时，才会忽略了他。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他跑下山去了，当时的心思不在他身上。我们都被吓着了，心一边跳一边停，一边秤砣一样往下坠。再说，他已经离屋基那么远，石头已经跟不过来了，谁会想到他会被一个小小的竹尖戳死呢！”在姑夫的丧事期间，山腰村人议论不休，一是认为那户人家在建房之前，应该请来风水先生勘察立基，择定良辰吉日开工；二是认为造房子的东家和我姑夫的死，是应了“赶时辰”的说法。
　　“要不然，为何那天东家要提出来炸岩石，为何许多人去借炸药村长都不借，偏偏这一次愿意借？要不然，那个时辰为何昆忠跑在了最前头，又偏偏被那根砍去半截的小竹子戳中心窝？哪怕戳中肚子也没事啊。”而且有人证实，那根拦腰砍断的小竹子，就是我姑夫自己砍的：“中午休息的时候，他砍了竹子想做笛子呢。以前没见他吹过笛子啊，他做笛子给谁吹呢？”
　　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两个活生生的人没了。东家为自己家造房而死，固然让人痛惜，但好接受一些。我姑夫的死却是为别人死的，他的死被人议论得更多一些。不管怎么说，我姑父活着的时候，是没有人想过他的价值的，人们看到他终年穿山甲掘洞那般活着，有时候还嘲笑他，却没有想过他的勤劳、吃苦与忠厚，是留给后辈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死后，不仅找他打零工他不会来了，而且生活里也没有了这样一个榜样。所以有许多人去送葬了。
　　可是看到两眼红肿、声音嘶哑的我姑姑，人们的心情又有些复杂。昆忠和凤莲，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是那么的不同。关于凤莲的是是非非，人们还没有忘记。尽管时代变了，生活里没有人再把她作为骗子的符号提及，但是关键时候那些陈年烂事还会跳出来……人们宁愿相信红颜祸水，我姑夫是被这个女人克死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一个众口皆碑的好人为什么会死于无常，以致打破善恶报应的逻辑。
　　当然，关于山腰村人的这些话语言谈，我是无法作出准确描述的，因为当时我并不在场；我也不清楚姑夫死后，姑姑是怎样地悲伤、绝望……因为姑夫去世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吴村，到一个叫罗埠的小镇去读高中了。
　　我想姑姑是爱过姑夫的，不然姑夫死后，她不会几度哭昏过去，醒来后还要哑着嗓子干号。埋了姑父后，姑姑一蹶不振，有一阵子都不想活了。几个心肠好的人去看望她，从屋里出来的时候眼睛湿漉漉的。她们大概是听了姑姑哭诉她和姑夫在一起的生活片段，那些在艰苦的岁月里相濡以沫的往事感动了她们，或许是因为担忧着她的未来，从此凄凄惨惨、百病缠身。
　　好在姑姑精神抑郁、人生悲哀的日子里，有彪子日夜守护、照顾着她，否则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想不开，就喝了农药。那时候人们就感觉到，这个祸事不断的家，幸好还有一个彪子。尽管他一度好吃懒做、嗜赌成瘾，但是父亲的突然死亡，似乎让他一下子开窍了。他自觉地担负起了养家的重担。每天天刚亮，就起床去挑水，然后是做早饭，喂猪，把热腾腾的稀饭端到母亲床前，再陪她聊会儿天。山腰村人都说，如果不是发生后来那件事，或许井下村那户人家还真招彪子去做上门女婿了呢。就算那户人家反悔了，也会有姑娘愿意嫁给他。
　　然而，事情发生了这样大的转折，让人感到意外，又充满困惑。
　　这样的事情简直是难以置信的——
　　只要是一个稍微成体统的人家，都不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更何况，那个福建佬再次出现在姑姑的生活中时，是姑夫去世后的第二年。此时姑姑还没有守孝三年。彪子呢，虽然有所改邪归正了，但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证明自己、振兴家业。却没想到，那个福建佬又来山腰村找姑姑了。
　　比起姑夫过世以前，守寡的姑姑当然又老了许多，女人到了这个年纪，谁能不老呢？但是相比之下，她在我們山乡的妇女中间，还算是有几分姿色的。再说，她毕竟是出过远门见过世面的，举手投足间自有一股道不清的韵味。我想，正是姑姑身上的这股韵味，吸引着某些不安分的老男人，在她成了寡妇后对她有过非分之想，均被她拒绝了——人们因此以为，这个曾经声名狼藉、被人戳着脊梁骨骂的女人，这回要立一座贞节牌坊，守寡到死了。没有人想到会有一天，那个福建佬又出现了在姑姑的生活中。
　　毫无疑问，正是这个口坠天花、诓言诈语的人贩子，毁了姑姑的一生。不仅如此，由于他的欺骗，四贞嫁给了莆田人，祖父自缢未遂瘫痪，堂伯母的眼睛哭瞎了，彪子中途辍学破罐子破摔，姑夫承受着生活的重压早早死了……这个骗子对姑姑的伤害是致命的——
　　难道时间的流逝于人的心灵，连如此巨大的创伤也能够抚平吗？
　　她怎么还会接受他？
　　我无法对那个福建佬的再次到来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无从想象，当姑姑再次见到这个人时，是一种怎么样的场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那是超越一般人的情感体验之外的。我不知道涌动在姑姑心中的是爱，是恨，还是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我只知道人世间有一些东西藏在人的心底，是不能忘掉也无法消除的。可是我仍不相信，姑姑与那个福建佬之间还存在着所谓的爱情。
　　可是事实如此。
　　听母亲说，那个镶金牙的福建佬是先到阿翔那里住了几天的，后来就到了山腰村。至于他是听说阿翔在汤溪镇上办厂办得红红火火，先联系阿翔的，还是阿翔联系他的，或者姑姑偷偷地给他写过信，他已得知姑姑守着寡？母亲语焉不详，我也懒得打听。关于姑姑与那个福建佬之间的一些事，我是后来听说的。
　　我听说他刚到山腰村，就被人盯上了。山腰村很少有陌生人光顾，他的到来好比蜂箱里飞进一只蝴蝶，不，一只苍蝇。人们倒没有想驱逐他，只是觉得这个人好像见过，再看他来到了凤莲家附近，就恍然大悟了。那些分散在不同角落的眼睛，立刻聚到一块了。他们点点头，努努嘴，然后瞅着那人进屋了，他们等着撕心裂肺的哭声、狗血淋头的咒骂，或者棍棒扫帚的追打，可是一直那么平静。平静得让人窒息。直到一刻钟后，那个人才跟着一只病病殃殃的鸡从姑姑家出来，一脸黯淡，垂头丧气。
　　那人仿佛中了毒，出了姑姑家，就没头没脑地走到一条通往村外的田塍上，走到一棵树下坐了下来，他哭了，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哭够了，就站起来，趴到水田里洗脸。洗完脸，就躺在一块草坪上睡着了。或者没有睡，只是死人一样躺着。山腰村人就纷纷忙自己的事去了。等到日落西山，坐在桌前吃饭的时候，才又想起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