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眷村”是绝对特殊的一个居住区域，鲜明地反映了部分台湾历史的缩影
赖声川，以系列相声剧和《暗恋桃花源》等经典剧目享誉华人世界，是台湾剧场界天王，“表演工作坊”的艺术总监；王伟忠，以《全民乱讲》《康熙来了》《超级星光大道》等节目雄霸台湾电视综艺圈的当红制作人，“金星娱乐公司”的老板，这两位大哥素来各拥一片天，彼此并无交集。
直至去年5月，终于有一件事情让他们一拍即合，决定联合编导一出舞台剧——《宝岛一村》，今年12月5日将在台湾推出首演，巡回全省之后还将远征新加坡的艺术中心。到底是什么事情有那么独特的魅力足以打动这两位才子携手合作?是“眷村”——近半个世纪台湾特有的大时代产物，也是代表台湾“外省族群”的永恒记忆。
“眷村”，顾名思义是“眷属居住的村落”，尤其是指军人的眷属。事情的起源，还得回溯到当年的国共内战。在194g年前后，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内战失利，大批官兵随国民政府撤退赴台湾，来自中国大陆各省的老百姓也有不少迁徙赴台，小小的宝岛一下子涌入了超过150万的新住民，堪称是空前罕见的大移民潮。
在动荡的政治和衰败的经济环境中，政府已无力照顾一般的老百姓，但是对国军及其眷属却不能不想办法安置，于是在台湾全省到处找地兴建聚落式的克难房舍，不求宽大舒适，但求能让大批身无长物的家庭挡风避雨。因为这群人认为终会回到大陆的家，故没有人斤斤计较。读者有看过侯孝贤讲述自家故事的电影《童年往事》的，应能体会那种时代气氛。
根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历年来全省列管的眷村多达550座，其中以坐落桃园县的最多，约占80处，其次则为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县市。
这些眷村从1949年起至1960年代陆续兴建，至70年代，随着台湾的经济起飞、社会环境改善，加上军眷的子女亦已逐渐长大成人，原来大杂院式的眷村已不符现实要求而不再兴建；到了80年代之后，甚至配合都市发展而陆续拆除大部分的建筑，有些则原地改建为新型的公寓式大楼，传统的眷村文化和眷村文物都在急速地走入历史，令不少有心人感到忧心忡忡。
像同是出身自眷村的台中市长胡志强就指出：台中市的眷村最多时达96处，经陆续改建后，目前仅剩下13个眷村，因此有人建议台中市应成立“眷村文化馆”保存眷村文物。台中市的文化局也呼应选一要求于今年推出了“眷村回顾展”热身。
身为军人子弟，成长自嘉义东门町建国二村眷村的王伟忠，亦因在数年前眼见滋养他灵魂的“娘胎”被夷为平地，惊觉近年来台湾眷村的不断拆迁改建，已到了不能不动手“挽救记忆”的地步。为了及时保留相关的历史和文化，近年来他全力投入，制作了《伟忠妈妈的眷村》纪录片，为自身成长的建国二村留下拆除前的影像记录，其后出版成书。如今与赖声川合作舞台剧《宝岛一村》，是另一个更大规模的眷村文化出击行动。
其实，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等大题目来分析，或是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形态来细看，“眷村”都是绝对特殊的一个居住区域，鲜明地反映了某个台湾历史阶段的缩影。
通常每个眷村依不同的军种区分，住在同一眷村内的人则依官兵的不同身份阶级而有不同待遇。例如在空军眷村，飞官住独门独院的大房子、小孩念忠班；普通军官的小孩则念孝班；军阶最低的士官住小房子、小孩读仁班。王伟忠的爸爸是开卡车的士官长，住的是自己动手盖的违建，王伟忠是当然的仁班生。
家家户户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张家说的话隔壁墙的李家就能听得清楚，邻里之间少不了在大杂院中传播是是非非，因此眷村里的人们在感情上非常亲近，生活上的联系也十分紧密，就像一个大家庭。
以致日后那些在“竹篱笆内”(“眷村”的别称)长大的小孩都被视为“同一卦的”。这些外省子弟，学好的很多进入了新闻界、影视界、文化界、甚至政界，对近50年的台湾社会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至于没学好的，有些则组成了台湾最早的外省帮派，在地下社会同样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例如去世不久的“竹联帮”精神领袖陈启礼，就是赫赫有名的眷村子弟。每到竞选季节，国民党的政客例必到眷村跟大家拜票，老伯伯们跟着高喊当选，更成为“眷村影响力”的另一个佐证。
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台湾的军队提倡“军中文学”，故出了不少军中作家，如：司马中原、朱西宁等等都十分知名。朱天文和朱天心姊妹就继承了乃父朱西宁的文学衣钵，自70年代即开始走红。在她们和同侪的努力下，“眷村文学”发展成为台湾文学史上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类型，朱天心的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被公认为其中的经典。
在电影方面，也有一些台湾新电影的导演是眷村子弟或是与眷村生活息息相关的外省第二代，他们在“戒严年代”便已勇敢地为父祖辈在银幕上发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李佑宁导演的《老莫的第二个春天》和《竹篱笆外的春天》，前者首次深入探讨老兵思念大陆家乡的“感情禁区”，后者则描述眷村子弟的爱情故事，都十分具有时代特色。而根据朱天文原著故事改编、由陈坤厚导演的《小毕的故事》，描述一个眷村少年的成长史，更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奠基作。
赖声川，以系列相声剧和《暗恋桃花源》等经典剧目享誉华人世界，是台湾剧场界天王，“表演工作坊”的艺术总监；王伟忠，以《全民乱讲》《康熙来了》《超级星光大道》等节目雄霸台湾电视综艺圈的当红制作人，“金星娱乐公司”的老板，这两位大哥素来各拥一片天，彼此并无交集。
直至去年5月，终于有一件事情让他们一拍即合，决定联合编导一出舞台剧——《宝岛一村》，今年12月5日将在台湾推出首演，巡回全省之后还将远征新加坡的艺术中心。到底是什么事情有那么独特的魅力足以打动这两位才子携手合作?是“眷村”——近半个世纪台湾特有的大时代产物，也是代表台湾“外省族群”的永恒记忆。
“眷村”，顾名思义是“眷属居住的村落”，尤其是指军人的眷属。事情的起源，还得回溯到当年的国共内战。在194g年前后，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内战失利，大批官兵随国民政府撤退赴台湾，来自中国大陆各省的老百姓也有不少迁徙赴台，小小的宝岛一下子涌入了超过150万的新住民，堪称是空前罕见的大移民潮。
在动荡的政治和衰败的经济环境中，政府已无力照顾一般的老百姓，但是对国军及其眷属却不能不想办法安置，于是在台湾全省到处找地兴建聚落式的克难房舍，不求宽大舒适，但求能让大批身无长物的家庭挡风避雨。因为这群人认为终会回到大陆的家，故没有人斤斤计较。读者有看过侯孝贤讲述自家故事的电影《童年往事》的，应能体会那种时代气氛。
根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历年来全省列管的眷村多达550座，其中以坐落桃园县的最多，约占80处，其次则为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县市。
这些眷村从1949年起至1960年代陆续兴建，至70年代，随着台湾的经济起飞、社会环境改善，加上军眷的子女亦已逐渐长大成人，原来大杂院式的眷村已不符现实要求而不再兴建；到了80年代之后，甚至配合都市发展而陆续拆除大部分的建筑，有些则原地改建为新型的公寓式大楼，传统的眷村文化和眷村文物都在急速地走入历史，令不少有心人感到忧心忡忡。
像同是出身自眷村的台中市长胡志强就指出：台中市的眷村最多时达96处，经陆续改建后，目前仅剩下13个眷村，因此有人建议台中市应成立“眷村文化馆”保存眷村文物。台中市的文化局也呼应选一要求于今年推出了“眷村回顾展”热身。
身为军人子弟，成长自嘉义东门町建国二村眷村的王伟忠，亦因在数年前眼见滋养他灵魂的“娘胎”被夷为平地，惊觉近年来台湾眷村的不断拆迁改建，已到了不能不动手“挽救记忆”的地步。为了及时保留相关的历史和文化，近年来他全力投入，制作了《伟忠妈妈的眷村》纪录片，为自身成长的建国二村留下拆除前的影像记录，其后出版成书。如今与赖声川合作舞台剧《宝岛一村》，是另一个更大规模的眷村文化出击行动。
其实，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等大题目来分析，或是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形态来细看，“眷村”都是绝对特殊的一个居住区域，鲜明地反映了某个台湾历史阶段的缩影。
通常每个眷村依不同的军种区分，住在同一眷村内的人则依官兵的不同身份阶级而有不同待遇。例如在空军眷村，飞官住独门独院的大房子、小孩念忠班；普通军官的小孩则念孝班；军阶最低的士官住小房子、小孩读仁班。王伟忠的爸爸是开卡车的士官长，住的是自己动手盖的违建，王伟忠是当然的仁班生。
家家户户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张家说的话隔壁墙的李家就能听得清楚，邻里之间少不了在大杂院中传播是是非非，因此眷村里的人们在感情上非常亲近，生活上的联系也十分紧密，就像一个大家庭。
以致日后那些在“竹篱笆内”(“眷村”的别称)长大的小孩都被视为“同一卦的”。这些外省子弟，学好的很多进入了新闻界、影视界、文化界、甚至政界，对近50年的台湾社会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至于没学好的，有些则组成了台湾最早的外省帮派，在地下社会同样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例如去世不久的“竹联帮”精神领袖陈启礼，就是赫赫有名的眷村子弟。每到竞选季节，国民党的政客例必到眷村跟大家拜票，老伯伯们跟着高喊当选，更成为“眷村影响力”的另一个佐证。
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台湾的军队提倡“军中文学”，故出了不少军中作家，如：司马中原、朱西宁等等都十分知名。朱天文和朱天心姊妹就继承了乃父朱西宁的文学衣钵，自70年代即开始走红。在她们和同侪的努力下，“眷村文学”发展成为台湾文学史上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类型，朱天心的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被公认为其中的经典。
在电影方面，也有一些台湾新电影的导演是眷村子弟或是与眷村生活息息相关的外省第二代，他们在“戒严年代”便已勇敢地为父祖辈在银幕上发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李佑宁导演的《老莫的第二个春天》和《竹篱笆外的春天》，前者首次深入探讨老兵思念大陆家乡的“感情禁区”，后者则描述眷村子弟的爱情故事，都十分具有时代特色。而根据朱天文原著故事改编、由陈坤厚导演的《小毕的故事》，描述一个眷村少年的成长史，更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奠基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