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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青瓷的支烧工艺与特点
9世纪前半叶青瓷由中国传入韩国，高句丽王朝时期（918—1392）所生产的陶瓷被称为高丽青瓷。在这近五百年的时间中，高丽青瓷在十二世纪前期（北宋徽宗1101—1125年）达到了“纯青瓷”的鼎盛阶段。据现有考古资料分析，一般认为，高丽青瓷早期的制瓷技术承继中国越窑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工艺。但高丽窑工很快便掌握了越窑青瓷的制瓷技术并且进一步吸收中国当时南北方诸多名窑名瓷窑口技艺，结合本土的文化传统，充分发挥了高丽窑工的聪明才智，到12世纪初便创烧了独具特点的镶嵌青瓷。据韩国考古资料介绍，韩国京畿道发现了最早的高丽青瓷，而全罗南道康津郡和全罗北道的扶安郡则先后生产出了最优质的高丽青瓷。这二处窑场被称为高丽时期的“官窑”。
高丽青瓷的生产时间恰好对应着我国从唐末、五代到元明时期，熊海堂先生在《中国古代的窑具与装烧技术研究（前编）》中通过绘图将东亚各地窑业发展情况进行了标注，指出早在隋唐以前朝鲜半岛已经能够掌握使用三叉支垫与垫饼加乳钉窑具的使用，而这种工艺正是越窑窑口常见的支烧方法。另一种支烧窑具托珠则最早在8世纪前产生于中国的四川窑口，直到隋唐以后的七八世纪逐渐在南北各地的窑口流行。
11世纪之后的高丽青瓷精品中，较大的器物如花盆、罐、壶和瓶等多用耐火土托珠或细砂托珠，小而精致的器具和特殊大器则使用硅砂托珠，因其具有更好的耐火性，支烧痕小且美观。除此之外，精致高丽青瓷还会将器具底面削得极精细施以满釉，形成满釉支烧的工艺。到了12世纪中晚期，中国的北方汝窑、耀州窑等一些承担统治者宫廷用瓷任务的窑场便开始使用更先进的支烧工具。最为典型的是河南的汝窑，支烧工艺达到极高水平，支烧具细似芝麻，器底部残留的痕迹被称为“芝麻钉”。这种装烧技术大约在12世纪中叶的高丽也被当地窑工所掌握。如图1、图2、图3、图4、图5所示。
中国汝窑的支烧工艺与特点
关于汝窑的烧造年代和性质，据现有关研究资料推断及考证分析，认为清凉寺汝官窑址为官窑性质，烧造宫廷御用瓷器的时间应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至徽宗宣和末年（1125），其中应包括贡窑和官窑两个时期。北宋徽宗时期为其鼎盛之时，这与其精湛的烧造工艺息息相关。传世汝窑与宝丰清凉寺出土汝窑就能体现其最高成就：造型装饰优雅秀美，以釉色取胜，尚天青色，釉质莹润，釉上有开片呈“橘皮棕眼”、“蟹爪纹”，有“满釉芝麻钉”的特点。高濂的《遵生八笺》“……汝窑余常见之，底有芝麻细小支钉……圆底若僧首，圆处密排细小钉数十，上如吹埙收起”，一来说明其痕迹之小，在诸多瓷器的烧造中无疑显示出其烧造技术的优越以及烧造之用心精细;二来也说明其痕迹的形状，绝大部分古代汝瓷的支钉痕为一头尖一头圆的芝麻形，少部分为三角形，也有呈“腰果”形的（两头稍圆，中间稍有收腰）。一般在盘、碗的底部通常可以见到细小支钉痕3—5个，并且支钉痕迹的数量在不同的器物上形成了一定的规律：“一般器物口径在14厘米以下的为3个支钉，口径在14厘米以上的为5个支钉，与《遵生八笺》中一致”，但也有少数器物采用垫饼的方式烧制而成。在对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同时出土了支钉，这些支钉痕与香灰胎色不同，呈现白色，通过对出土的支钉进行分析发现，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美观细小的芝麻钉痕，与“高铝质的硬质黏土原料做成的支钉”密不可分，这种原料有更强的耐火性和物理强度，有效地减轻高温荷重力进而减小支钉与胎釉接触面积。见图6所示。
中国收藏高丽青瓷的支烧工艺
中国收藏有传世高丽青瓷与各地出土的高丽青瓷。在广东省博物馆就藏有几件“传世高丽瓷”，从支烧工艺上来看，其中青釉折枝花卉纹小碗为高丽著名镶嵌青瓷，通体施青釉，圈足下有三个支钉痕;青釉印花撇口碗为裹足支烧，且有长形支钉痕。上海博物馆现被确认30余件高丽瓷中大部分为青釉瓷，其中有几件可能产自于康津郡和扶安地区。
除了馆藏的传世青瓷，自20世纪50年代安徽滁县宋墓出土一件康津窑镶嵌云龙罐，足底无釉露灰白色胎;60年代则在浙江杭州南宋墓出土高丽青瓷青釉花葵口大式碗两件（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瓷器通体施釉，底部裹足支烧，有三个支钉痕（图7）;一件私人收藏为满釉裹足支烧，底足有四个支烧痕（图8）;80年代初在北京金墓出土青瓷葫芦形执壶，底部未施釉，有三处支烧痕迹。
以上提到的中国收藏高丽青瓷，既有传世品又有出土物，虽不能代表所有高丽青瓷的特征，但从其底部支烧的工艺来看，可以粗略分为两类，一类为满釉支烧高丽青瓷，一般有3—5个支烧痕;另一类为底足无釉支烧，一般明显能看到胎底粘连的沙粒。二者相较而言，满釉支烧者支钉痕相对较精致小巧，布局工整，沙粒粘连不甚明显;无釉支烧者支钉痕较大且布局不工，形状各异，明显能够看到支钉或者托珠粘连在胎底部的粗糙面，笔者认为这一部分很可能是民用，属于高丽青瓷中青灰粗质瓷种。
高丽青瓷与汝窑的支烧工艺比较
直观地从外观上看，汝窑与高丽青瓷的支烧痕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传世汝窑与宝丰清凉寺出土汝窑通常为满釉支烧，支钉痕迹精巧，被称为“芝麻钉”，支钉形状呈三角形或者腰果形，布局工整;而与汝窑年代相近的高丽青瓷纯青瓷产品中的部分瓷器，器底也有不少满釉支烧痕的，且支钉形状相对较为工整，尤其是在杭州出土的高丽青瓷的底部，其支钉痕细小，布局工整精巧，虽然有沙粒粘连的现象，但处理精细者甚至可以与传世汝窑以及宝丰清凉寺出土汝窑相媲美！所不同的是，汝窑支烧痕布局更加精巧，支钉断面处理相对美观，少见四支钉而多见三个或五个支钉，支钉常在圈足上或近足根处;而高丽青瓷支钉在分布上相对集中于圈足内心，裹足技法上与汝窑稍有不同，支钉痕形状多变，且常常有四个支钉痕。
从工艺上来看，汝窑与高丽青瓷中的支具中使用了垫圈、垫饼、三叉支钉、托珠。若进一步对其支具的材料进行分析，发现在汝窑中，支具的用料一般为中国北方典型的高铝低铁的黏土，这种黏土的特性为：耐火性好，高温荷重能力较好，不易变形，因而能够在较高温度中保持较小的接触面以支撑窑器，根据窑器大小形制重量的不同，可以通过调整支钉的支撑点数量来适应不同的需求，甚至在烧造厚重瓷器时选择使用托珠。而在高丽青瓷中，较大的器物例如花盆、罐、壶和瓶等多用耐火土托珠或者细砂托珠，小而精致的器具和特殊大器则使用硅砂托珠，因硅砂的成分主要是二氧化硅，具有更好的耐火性，支烧痕小且美观。无论是汝窑还是高丽青瓷的支烧工艺上，都注重对支烧窑具材料的选择，充分利用材料的耐火性与高温荷重好的特性，使得其支烧更加美观。不同点则显而易见，在材料的选择上不同，导致其最终烧成效果也不同。另一方面，汝窑满釉裹足支烧工艺成熟，在传世汝窑与宝丰清凉寺出土汝窑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特点，而在民用汝窑中则以垫饼与垫圈为主，露胎支烧;高丽青瓷的纯青瓷时期和后期镶嵌青瓷的精品中都采用有满釉裹足支烧的工艺，然而，大多数品质较差的产品则仍多以托珠摞烧。一般“内壁施满釉，外壁施釉近底”。
从时间上来看：“支钉装烧法至晚在北宋后期已传入高丽”，“从11世纪后期开始，朝鲜半岛烧成采用汝窑的芝麻钉，这是高档瓷烧窑的方法”，中国北宋后期，即徽宗时期，汝窑发展到高峰，“满釉裹足芝麻钉”成为其辨识度很高的特点之一;高丽青瓷则也是在11世纪后期到12世纪早中期阶段达到纯青瓷与镶嵌青瓷发展的最高峰，工艺的逐渐成熟必然包括支烧工艺的进步。因此，“满釉裹足支烧”工艺，至晚在北宋后期成为代表两国最高青瓷成就的共同特点，从中也可窥见二者在支烧工艺上的交流与借鉴的历史。（作者工作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博物馆）
9世纪前半叶青瓷由中国传入韩国，高句丽王朝时期（918—1392）所生产的陶瓷被称为高丽青瓷。在这近五百年的时间中，高丽青瓷在十二世纪前期（北宋徽宗1101—1125年）达到了“纯青瓷”的鼎盛阶段。据现有考古资料分析，一般认为，高丽青瓷早期的制瓷技术承继中国越窑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工艺。但高丽窑工很快便掌握了越窑青瓷的制瓷技术并且进一步吸收中国当时南北方诸多名窑名瓷窑口技艺，结合本土的文化传统，充分发挥了高丽窑工的聪明才智，到12世纪初便创烧了独具特点的镶嵌青瓷。据韩国考古资料介绍，韩国京畿道发现了最早的高丽青瓷，而全罗南道康津郡和全罗北道的扶安郡则先后生产出了最优质的高丽青瓷。这二处窑场被称为高丽时期的“官窑”。
高丽青瓷的生产时间恰好对应着我国从唐末、五代到元明时期，熊海堂先生在《中国古代的窑具与装烧技术研究（前编）》中通过绘图将东亚各地窑业发展情况进行了标注，指出早在隋唐以前朝鲜半岛已经能够掌握使用三叉支垫与垫饼加乳钉窑具的使用，而这种工艺正是越窑窑口常见的支烧方法。另一种支烧窑具托珠则最早在8世纪前产生于中国的四川窑口，直到隋唐以后的七八世纪逐渐在南北各地的窑口流行。
11世纪之后的高丽青瓷精品中，较大的器物如花盆、罐、壶和瓶等多用耐火土托珠或细砂托珠，小而精致的器具和特殊大器则使用硅砂托珠，因其具有更好的耐火性，支烧痕小且美观。除此之外，精致高丽青瓷还会将器具底面削得极精细施以满釉，形成满釉支烧的工艺。到了12世纪中晚期，中国的北方汝窑、耀州窑等一些承担统治者宫廷用瓷任务的窑场便开始使用更先进的支烧工具。最为典型的是河南的汝窑，支烧工艺达到极高水平，支烧具细似芝麻，器底部残留的痕迹被称为“芝麻钉”。这种装烧技术大约在12世纪中叶的高丽也被当地窑工所掌握。如图1、图2、图3、图4、图5所示。
中国汝窑的支烧工艺与特点
关于汝窑的烧造年代和性质，据现有关研究资料推断及考证分析，认为清凉寺汝官窑址为官窑性质，烧造宫廷御用瓷器的时间应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至徽宗宣和末年（1125），其中应包括贡窑和官窑两个时期。北宋徽宗时期为其鼎盛之时，这与其精湛的烧造工艺息息相关。传世汝窑与宝丰清凉寺出土汝窑就能体现其最高成就：造型装饰优雅秀美，以釉色取胜，尚天青色，釉质莹润，釉上有开片呈“橘皮棕眼”、“蟹爪纹”，有“满釉芝麻钉”的特点。高濂的《遵生八笺》“……汝窑余常见之，底有芝麻细小支钉……圆底若僧首，圆处密排细小钉数十，上如吹埙收起”，一来说明其痕迹之小，在诸多瓷器的烧造中无疑显示出其烧造技术的优越以及烧造之用心精细;二来也说明其痕迹的形状，绝大部分古代汝瓷的支钉痕为一头尖一头圆的芝麻形，少部分为三角形，也有呈“腰果”形的（两头稍圆，中间稍有收腰）。一般在盘、碗的底部通常可以见到细小支钉痕3—5个，并且支钉痕迹的数量在不同的器物上形成了一定的规律：“一般器物口径在14厘米以下的为3个支钉，口径在14厘米以上的为5个支钉，与《遵生八笺》中一致”，但也有少数器物采用垫饼的方式烧制而成。在对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同时出土了支钉，这些支钉痕与香灰胎色不同，呈现白色，通过对出土的支钉进行分析发现，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美观细小的芝麻钉痕，与“高铝质的硬质黏土原料做成的支钉”密不可分，这种原料有更强的耐火性和物理强度，有效地减轻高温荷重力进而减小支钉与胎釉接触面积。见图6所示。
中国收藏高丽青瓷的支烧工艺
中国收藏有传世高丽青瓷与各地出土的高丽青瓷。在广东省博物馆就藏有几件“传世高丽瓷”，从支烧工艺上来看，其中青釉折枝花卉纹小碗为高丽著名镶嵌青瓷，通体施青釉，圈足下有三个支钉痕;青釉印花撇口碗为裹足支烧，且有长形支钉痕。上海博物馆现被确认30余件高丽瓷中大部分为青釉瓷，其中有几件可能产自于康津郡和扶安地区。
除了馆藏的传世青瓷，自20世纪50年代安徽滁县宋墓出土一件康津窑镶嵌云龙罐，足底无釉露灰白色胎;60年代则在浙江杭州南宋墓出土高丽青瓷青釉花葵口大式碗两件（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瓷器通体施釉，底部裹足支烧，有三个支钉痕（图7）;一件私人收藏为满釉裹足支烧，底足有四个支烧痕（图8）;80年代初在北京金墓出土青瓷葫芦形执壶，底部未施釉，有三处支烧痕迹。
以上提到的中国收藏高丽青瓷，既有传世品又有出土物，虽不能代表所有高丽青瓷的特征，但从其底部支烧的工艺来看，可以粗略分为两类，一类为满釉支烧高丽青瓷，一般有3—5个支烧痕;另一类为底足无釉支烧，一般明显能看到胎底粘连的沙粒。二者相较而言，满釉支烧者支钉痕相对较精致小巧，布局工整，沙粒粘连不甚明显;无釉支烧者支钉痕较大且布局不工，形状各异，明显能够看到支钉或者托珠粘连在胎底部的粗糙面，笔者认为这一部分很可能是民用，属于高丽青瓷中青灰粗质瓷种。
高丽青瓷与汝窑的支烧工艺比较
直观地从外观上看，汝窑与高丽青瓷的支烧痕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传世汝窑与宝丰清凉寺出土汝窑通常为满釉支烧，支钉痕迹精巧，被称为“芝麻钉”，支钉形状呈三角形或者腰果形，布局工整;而与汝窑年代相近的高丽青瓷纯青瓷产品中的部分瓷器，器底也有不少满釉支烧痕的，且支钉形状相对较为工整，尤其是在杭州出土的高丽青瓷的底部，其支钉痕细小，布局工整精巧，虽然有沙粒粘连的现象，但处理精细者甚至可以与传世汝窑以及宝丰清凉寺出土汝窑相媲美！所不同的是，汝窑支烧痕布局更加精巧，支钉断面处理相对美观，少见四支钉而多见三个或五个支钉，支钉常在圈足上或近足根处;而高丽青瓷支钉在分布上相对集中于圈足内心，裹足技法上与汝窑稍有不同，支钉痕形状多变，且常常有四个支钉痕。
从工艺上来看，汝窑与高丽青瓷中的支具中使用了垫圈、垫饼、三叉支钉、托珠。若进一步对其支具的材料进行分析，发现在汝窑中，支具的用料一般为中国北方典型的高铝低铁的黏土，这种黏土的特性为：耐火性好，高温荷重能力较好，不易变形，因而能够在较高温度中保持较小的接触面以支撑窑器，根据窑器大小形制重量的不同，可以通过调整支钉的支撑点数量来适应不同的需求，甚至在烧造厚重瓷器时选择使用托珠。而在高丽青瓷中，较大的器物例如花盆、罐、壶和瓶等多用耐火土托珠或者细砂托珠，小而精致的器具和特殊大器则使用硅砂托珠，因硅砂的成分主要是二氧化硅，具有更好的耐火性，支烧痕小且美观。无论是汝窑还是高丽青瓷的支烧工艺上，都注重对支烧窑具材料的选择，充分利用材料的耐火性与高温荷重好的特性，使得其支烧更加美观。不同点则显而易见，在材料的选择上不同，导致其最终烧成效果也不同。另一方面，汝窑满釉裹足支烧工艺成熟，在传世汝窑与宝丰清凉寺出土汝窑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特点，而在民用汝窑中则以垫饼与垫圈为主，露胎支烧;高丽青瓷的纯青瓷时期和后期镶嵌青瓷的精品中都采用有满釉裹足支烧的工艺，然而，大多数品质较差的产品则仍多以托珠摞烧。一般“内壁施满釉，外壁施釉近底”。
从时间上来看：“支钉装烧法至晚在北宋后期已传入高丽”，“从11世纪后期开始，朝鲜半岛烧成采用汝窑的芝麻钉，这是高档瓷烧窑的方法”，中国北宋后期，即徽宗时期，汝窑发展到高峰，“满釉裹足芝麻钉”成为其辨识度很高的特点之一;高丽青瓷则也是在11世纪后期到12世纪早中期阶段达到纯青瓷与镶嵌青瓷发展的最高峰，工艺的逐渐成熟必然包括支烧工艺的进步。因此，“满釉裹足支烧”工艺，至晚在北宋后期成为代表两国最高青瓷成就的共同特点，从中也可窥见二者在支烧工艺上的交流与借鉴的历史。（作者工作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