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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始建国二年（公元十年），正当王莽君臣致力于建设理想儒学帝国之际，在首都长安，却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儒者自戕事件。一位年逾花甲的读书人从未央宫北的天禄阁上自投而下，差点丧命。事件虽然发生在禁省，但很快在京城传开，投阁者是在皇家图书馆工作二十余年、有着精湛学养的儒臣扬雄。是什么压力导致他诉诸如此极端的方式呢？
王莽出身西汉后期最显赫的外戚之家，青年时便位至列侯，与其他政治人物不同的是，他笃信儒学，礼遇名士。在以新代汉的政治地震中，为取得统治合法性，王莽利用儒臣制作符命、谶纬，演绎王氏受命的征象;而随后又以《周礼》为指导，对刘汉的各项国家制度进行改革。当时有心于政治的儒臣，如刘歆、甄丰、平晏等，相继得到重用，位至四辅三公。其实论才学，他们都比不上蜀郡儒生扬雄，扬雄在经学、辞赋、语言、训诂、文字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仅用小伎辞赋，就令汉成帝沉醉，得入禁中为郎，随侍左右。但他有感成、哀两朝外戚集团的政治表演，目睹昔日同僚王莽、刘歆、董贤等扈从帝王、位至三公，旋又黯然离京，或失势自杀;自忖毫无政治资本，选择经营自己的学术。
在汉代学术体系中，六经是核心，而《易经》位列六艺之首，是核心中的核心。扬雄的学术理想是至高的，他直接选择从《易经》入手;但并不是作注，而是抛开《易》的阴阳二元世界，根据浑天说、太初历，以占卜形式重新描绘一个世界图式;并希望新图式成为人们日常行动的指南。从学术思维层面“重建世界”，难度是巨大的。扬雄甘为郎官，幽闭于天禄阁中五六年时间，艰难地推演象位，构建天地生成学说，元寿二年（公元前一年）前后，终于完工。由于以“玄”作为天地万物之本原，这部新书就叫《太玄》。全书分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赞，以仿《周易》之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重卦、三百八十四爻，是一部扬雄版的《易经》，是他毕生学术的制高点。
《太玄》写成，学术难题攻克了，扬雄又为何会坠楼自戕？他与新莽政治集团的距离太近了。王莽、刘歆曾与他一起任给事黄门郎，都是故交;刘歆敬重他的学问，令儿子刘棻拜于其门下学习奇字（新莽六書之一）;《太玄》写成后，为了能让新书为学界所用，他还多次通过刘棻传话给刘歆，希望能莅临指导。
政治风向是瞬息万变的，开国功臣甄氏、刘氏以善造符命有助于王莽，但当新朝合法性已具，私造符命必成统治者之忌。黄皇室主（王莽女）当嫁与甄寻（甄丰之子）的符命，为两家招来了杀身之祸，王莽大治甄寻狱。甄寻被收捕，供词牵涉刘歆之子刘棻、门人丁隆，以及与甄、刘家有往来的官僚数百名，扬雄自然在其中。
当治狱使者前来收捕甄、刘余党时，扬雄正在天禄阁校书，情急之下，竟从高阁上自坠而下（据考古探测，天禄阁遗址地面残存夯土台基高约十米，相当于今天三层楼高度）;本已年迈的扬雄贸然投阁后，差点摔死，王莽怜之，诏勿问，并给了他太中大夫（光禄勋属官，秩比千石）的闲职养老。刘歆也来到扬雄家中，慰问因为儿子缘故遭受大难的老友，并应邀拜读他的新书。
《太玄》之外，扬雄又拟《论语》，采取问答体的形式写成《法言》十三篇，意在阐发儒家思想，尊经宗圣。但投阁的政治闹剧，影响到他在京城学界的口碑，新书读者稀少，只有巨鹿侯芭等若干弟子从学。可以想象，当新莽朝国师刘歆到访时，扬雄肯定要向他推销《太玄》和《法言》。《汉书·扬雄传》“赞”保留了两人围绕《太玄》的对话：
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
刘歆来到府上，被奉为上宾，扬雄找来众儒生弟子陪坐，拿出家中珍藏的陈年好酒和腌制的鱼子酱招待，宾主畅饮，酒酣耳热之际，复又谈及主人最为关心的新书。刘歆觉得，一起在天禄阁奋斗了十几年，客套是不需要了，他对老朋友说，你历尽苦难为此天才之作，我能读懂，但世风浇薄，学者读经只为求取功名，没有几人能通读《易经》，更何况你那独出心裁的《太玄》呢;为进一步点醒扬雄，他随手指着摆在几案上为待客而开封的酱瓿，打了个比喻，你的新书，恐怕只能用来做这酱瓿的盖子了。
《汉书·扬雄传》讲到扬雄性嗜酒，常有弟子载酒肴从学，但并未提到食酱的细节。说刘歆在扬雄家吃到过鱼子酱，是不是想象的成分有点过多！作为儒者之师，除教授生徒外，扬雄在家中应常与诸生并坐，置酒宴饮，以排遣不遇之寂寞，因而会常备一些佐酒的山珍佳肴，酱肯定是其中的一味好菜。为什么？不要忘了扬雄蜀人的身份，正是蜀郡郫县（今四川成都市郫都区）人。提到郫县，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郫县豆瓣酱吧，一种广受欢迎的用辣椒、豆类、面粉等发酵制成的红油调味料，被誉为“川菜之魂”。据川菜博物馆介绍，郫县豆瓣酱有三百多年历史，清咸丰年间，川人陈守信在此开设益丰和酱园，将辣椒和发酵的胡豆瓣制成酱出售;其实，蜀人制酱、食酱的习惯，至迟在汉代已形成。四川盆地古称天府，汉魏时已有“山林泽鱼，苑囿瓜果，世代节熟”（《华阳国志·蜀志》），丰富的物产，加上都江堰的兴修和井盐的开采，共同催生了成都平原上的制酱业。
制酱，是指用发酵盐渍的方法，将各种动植物原料中的复杂有机物分解为简单有机物，产生鲜味，以供食用和贮存的过程。在汉代，肉类、鱼类、豆麦、瓜果等百味珍馐，都是制酱的原料，因而酱有肉酱、蟹酱、芥酱、榆荚酱等多种（参王子今《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东汉洛阳附近的农家在田作以外，常制作酒、醋和各类酱以增加收入，而题魏武《四时食制》则介绍，汉魏时蜀郡郫县就出产鱼子酱，“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为三国魏晋史料）。
扬雄在家乡生活四十多年，微近中年才来到长安，肯定保留了不少在蜀中的生活和饮食习惯，除了对鲜美鱼子酱的饮食偏好，在家境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自己购买食材，制作肉、菜、豆酱，置于酱瓿中长期保存，用以佐餐佐酒，不失为一种经济型生活方式。因而，在这个以学术谋生的蜀人家中，酱与书，成为案头常备之物。 虽然如此，酱以佐餐，提供物质食粮，书以增广见识，提供精神食粮，两者属于扬雄日常生活的不同向度，刘歆却“想象”出书覆酱瓿的做酱程序，使它们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交集。刘歆真的是在开玩笑吗？扬雄的书，是否存在成为做酱工具的可能性？能有助于酱制作、储存中的哪个环节呢？
《四民月令》显示，汉代普通农户已熟练掌握做酱技术，而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作酱等法》中介绍了豆酱等十六种酱的制作方法。以豆豉酱的制作为例，要经过净选、煮熟、沥干、摊凉、入屋、堆积、翻堆、平摊、翻曲、摊薄、划垄、成曲、扬衣、水洗、冲淋、沥干、入窖、发酵、出窖等步骤。其中制曲和发酵是做酱的紧要工序，通常置于密封的瓮中进行。制曲时有“内着瓮中，手挼令坚……盆盖密泥，无令漏气”的操作;发酵过程中要晒酱，“仰瓮口曝之”，但“雨即盖瓮，无令水入”（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
《齐民要术》所说用于制作、贮存豆酱的瓮，应即对应着刘歆所说酱瓿，考古所见实物，瓿为圆口、深腹、圈足的陶制或青铜容器，略似今之坛、罐。当时储酱的容器还有多种，如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竹木遣策中记有酱栖、酱杞、酱栀、酱杯等。在制曲、发酵和储存过程中，需要对储酱容器进行密封。汉代家庭制酱过程中采用的密封工具，已不可考，参照当代民间的情况，酱缸密封主要靠蒙子与帽子两种工具。先用透气防尘的物质如纱布做蒙子，蒙住酱缸口，并用绳子扎紧，形成密封槽，使缸内、外隔绝;在已蒙口的酱缸外，通常再加盖一层用秫秸或芦苇编成的帽子，目的是防水。萧红的《呼兰河传》就讲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东北农家使用的酱缸帽子：
后园里边下了点雨，我想要进屋去拿草帽去，走到酱缸旁边，一看，有雨点拍拍的落到缸帽子上。我想這缸帽子该多大，遮起雨来，比草帽一定更好。
扬雄的新书用来覆酱瓿，应当就是发挥酱缸蒙子或帽子的作用。汉代儒臣家中藏书的物质形态是怎样的？能不能用来对容器进行密封？我们相信《汉书》的实录，尝试对《太玄》“覆酱瓿”的场景做个复原。
《太玄》的本文（七百二十九赞）五千言（今本五千九百四十六字），加上解说文字十一篇，共约两万字（据传世本统计，《解嘲》篇说“作太玄五千文，枝叶扶疏，独说十余万言”，十万言或为章句，或为资料，应非原文），篇幅不是很大。竹木简牍是汉代通用的书写材料，《太玄》有可能以简册的方式贮于扬雄家中。书写所用竹木简一般为一汉尺（二十三厘米）长，按每简容纳四十字计，《太玄》本文五千字，应至少需要一百二十五根标准简，可编连为至少两个简册（参邢义田《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
除竹木简外，当时的书写材料还有丝织品，以及纸。西汉已发明麻纸，考古所见如灞桥纸、罗布淖尔纸等，但产地有限，产量不高，士人阶层仍习用缣帛。虽然缣帛造价偏高，但扬雄长期在皇家图书馆工作，有办公物资，也享受官俸，可购买文具，获取书写用织物不是难事;《太玄》是自家本《周易》，且篇幅不大，最有可能是亲手写在缣帛上的（经籍为典籍之尊，常写于缣帛，如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或许本文自成一卷帛书，而解说十一篇每篇一卷。
以上列举了两种可能性，有一则史料可供进一步推测扬雄家藏本《太玄》的形制。《晋书·文苑传》载，扬雄的异代知己左思闭关创作《三都赋》，“构思十年，门庭籓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陆机、陆云兄弟曾讥笑“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以《三都赋》覆酒瓮，正是以《太玄》覆酱瓿故事的翻版。左思生活的晋代，纸张渐取代竹帛，成为通行的书写载体，纸质地致密，用来覆酒瓮，应当可达到密封效果，一如今天的酱缸蒙子;以此反推，用覆酱瓿的《太玄》，应当也是与麻纸物理性质相似的丝织品的形式。
汉代经籍除帛书本外，也有竹书本，故虽有上述理由，还不能排除《太玄》为简册的可能性。竹木简的透气性好，但质地疏松、编连后间隙大，以之覆物，很难达到密封效果，于做酱无助;不过在家庭储酱时，能否用来覆盖在已密封好的容器外面，发挥酱缸帽子的作用？这恐怕是一个可充分发挥想象而无法求证的问题。
刘歆用“覆酱瓿”比喻扬雄的新书无人理解，二陆的“覆酒瓮”也是用来贬低左思的作品，可见这一语汇一开始是用于评价他人的。晚近的知识人却常用“覆酱瓿”抒发作品不被重视的自叹，如清季黄遵宪《杂感》诗谈及新作“欲求覆酱瓿，已难拾灰烬。我今展卷吟，徒使后人哂”;或者纯粹表示自谦（希望读者拍砖的意思），一位学界朋友在送我的新书扉页，就写着“女史覆瓿”，让人觉得谦虚而典雅。
我想，刘歆、扬雄以后的学人在使用这一典故时，关注的应该只是它的学术文化内涵，大概很少有人去追究以书覆酱瓿的现实可能性，关注它背后的饮食文化意义。用学术作品作为制酱工具，固然意谓西汉末、新莽时代儒生的凄凉之感，但也揭示了秦汉人日常生活中一个值得留意的细节，不妨视为学术文化与物质文化偶然交汇的历史一页。
王莽出身西汉后期最显赫的外戚之家，青年时便位至列侯，与其他政治人物不同的是，他笃信儒学，礼遇名士。在以新代汉的政治地震中，为取得统治合法性，王莽利用儒臣制作符命、谶纬，演绎王氏受命的征象;而随后又以《周礼》为指导，对刘汉的各项国家制度进行改革。当时有心于政治的儒臣，如刘歆、甄丰、平晏等，相继得到重用，位至四辅三公。其实论才学，他们都比不上蜀郡儒生扬雄，扬雄在经学、辞赋、语言、训诂、文字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仅用小伎辞赋，就令汉成帝沉醉，得入禁中为郎，随侍左右。但他有感成、哀两朝外戚集团的政治表演，目睹昔日同僚王莽、刘歆、董贤等扈从帝王、位至三公，旋又黯然离京，或失势自杀;自忖毫无政治资本，选择经营自己的学术。
在汉代学术体系中，六经是核心，而《易经》位列六艺之首，是核心中的核心。扬雄的学术理想是至高的，他直接选择从《易经》入手;但并不是作注，而是抛开《易》的阴阳二元世界，根据浑天说、太初历，以占卜形式重新描绘一个世界图式;并希望新图式成为人们日常行动的指南。从学术思维层面“重建世界”，难度是巨大的。扬雄甘为郎官，幽闭于天禄阁中五六年时间，艰难地推演象位，构建天地生成学说，元寿二年（公元前一年）前后，终于完工。由于以“玄”作为天地万物之本原，这部新书就叫《太玄》。全书分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赞，以仿《周易》之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重卦、三百八十四爻，是一部扬雄版的《易经》，是他毕生学术的制高点。
《太玄》写成，学术难题攻克了，扬雄又为何会坠楼自戕？他与新莽政治集团的距离太近了。王莽、刘歆曾与他一起任给事黄门郎，都是故交;刘歆敬重他的学问，令儿子刘棻拜于其门下学习奇字（新莽六書之一）;《太玄》写成后，为了能让新书为学界所用，他还多次通过刘棻传话给刘歆，希望能莅临指导。
政治风向是瞬息万变的，开国功臣甄氏、刘氏以善造符命有助于王莽，但当新朝合法性已具，私造符命必成统治者之忌。黄皇室主（王莽女）当嫁与甄寻（甄丰之子）的符命，为两家招来了杀身之祸，王莽大治甄寻狱。甄寻被收捕，供词牵涉刘歆之子刘棻、门人丁隆，以及与甄、刘家有往来的官僚数百名，扬雄自然在其中。
当治狱使者前来收捕甄、刘余党时，扬雄正在天禄阁校书，情急之下，竟从高阁上自坠而下（据考古探测，天禄阁遗址地面残存夯土台基高约十米，相当于今天三层楼高度）;本已年迈的扬雄贸然投阁后，差点摔死，王莽怜之，诏勿问，并给了他太中大夫（光禄勋属官，秩比千石）的闲职养老。刘歆也来到扬雄家中，慰问因为儿子缘故遭受大难的老友，并应邀拜读他的新书。
《太玄》之外，扬雄又拟《论语》，采取问答体的形式写成《法言》十三篇，意在阐发儒家思想，尊经宗圣。但投阁的政治闹剧，影响到他在京城学界的口碑，新书读者稀少，只有巨鹿侯芭等若干弟子从学。可以想象，当新莽朝国师刘歆到访时，扬雄肯定要向他推销《太玄》和《法言》。《汉书·扬雄传》“赞”保留了两人围绕《太玄》的对话：
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
刘歆来到府上，被奉为上宾，扬雄找来众儒生弟子陪坐，拿出家中珍藏的陈年好酒和腌制的鱼子酱招待，宾主畅饮，酒酣耳热之际，复又谈及主人最为关心的新书。刘歆觉得，一起在天禄阁奋斗了十几年，客套是不需要了，他对老朋友说，你历尽苦难为此天才之作，我能读懂，但世风浇薄，学者读经只为求取功名，没有几人能通读《易经》，更何况你那独出心裁的《太玄》呢;为进一步点醒扬雄，他随手指着摆在几案上为待客而开封的酱瓿，打了个比喻，你的新书，恐怕只能用来做这酱瓿的盖子了。
《汉书·扬雄传》讲到扬雄性嗜酒，常有弟子载酒肴从学，但并未提到食酱的细节。说刘歆在扬雄家吃到过鱼子酱，是不是想象的成分有点过多！作为儒者之师，除教授生徒外，扬雄在家中应常与诸生并坐，置酒宴饮，以排遣不遇之寂寞，因而会常备一些佐酒的山珍佳肴，酱肯定是其中的一味好菜。为什么？不要忘了扬雄蜀人的身份，正是蜀郡郫县（今四川成都市郫都区）人。提到郫县，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郫县豆瓣酱吧，一种广受欢迎的用辣椒、豆类、面粉等发酵制成的红油调味料，被誉为“川菜之魂”。据川菜博物馆介绍，郫县豆瓣酱有三百多年历史，清咸丰年间，川人陈守信在此开设益丰和酱园，将辣椒和发酵的胡豆瓣制成酱出售;其实，蜀人制酱、食酱的习惯，至迟在汉代已形成。四川盆地古称天府，汉魏时已有“山林泽鱼，苑囿瓜果，世代节熟”（《华阳国志·蜀志》），丰富的物产，加上都江堰的兴修和井盐的开采，共同催生了成都平原上的制酱业。
制酱，是指用发酵盐渍的方法，将各种动植物原料中的复杂有机物分解为简单有机物，产生鲜味，以供食用和贮存的过程。在汉代，肉类、鱼类、豆麦、瓜果等百味珍馐，都是制酱的原料，因而酱有肉酱、蟹酱、芥酱、榆荚酱等多种（参王子今《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东汉洛阳附近的农家在田作以外，常制作酒、醋和各类酱以增加收入，而题魏武《四时食制》则介绍，汉魏时蜀郡郫县就出产鱼子酱，“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为三国魏晋史料）。
扬雄在家乡生活四十多年，微近中年才来到长安，肯定保留了不少在蜀中的生活和饮食习惯，除了对鲜美鱼子酱的饮食偏好，在家境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自己购买食材，制作肉、菜、豆酱，置于酱瓿中长期保存，用以佐餐佐酒，不失为一种经济型生活方式。因而，在这个以学术谋生的蜀人家中，酱与书，成为案头常备之物。 虽然如此，酱以佐餐，提供物质食粮，书以增广见识，提供精神食粮，两者属于扬雄日常生活的不同向度，刘歆却“想象”出书覆酱瓿的做酱程序，使它们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交集。刘歆真的是在开玩笑吗？扬雄的书，是否存在成为做酱工具的可能性？能有助于酱制作、储存中的哪个环节呢？
《四民月令》显示，汉代普通农户已熟练掌握做酱技术，而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作酱等法》中介绍了豆酱等十六种酱的制作方法。以豆豉酱的制作为例，要经过净选、煮熟、沥干、摊凉、入屋、堆积、翻堆、平摊、翻曲、摊薄、划垄、成曲、扬衣、水洗、冲淋、沥干、入窖、发酵、出窖等步骤。其中制曲和发酵是做酱的紧要工序，通常置于密封的瓮中进行。制曲时有“内着瓮中，手挼令坚……盆盖密泥，无令漏气”的操作;发酵过程中要晒酱，“仰瓮口曝之”，但“雨即盖瓮，无令水入”（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
《齐民要术》所说用于制作、贮存豆酱的瓮，应即对应着刘歆所说酱瓿，考古所见实物，瓿为圆口、深腹、圈足的陶制或青铜容器，略似今之坛、罐。当时储酱的容器还有多种，如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竹木遣策中记有酱栖、酱杞、酱栀、酱杯等。在制曲、发酵和储存过程中，需要对储酱容器进行密封。汉代家庭制酱过程中采用的密封工具，已不可考，参照当代民间的情况，酱缸密封主要靠蒙子与帽子两种工具。先用透气防尘的物质如纱布做蒙子，蒙住酱缸口，并用绳子扎紧，形成密封槽，使缸内、外隔绝;在已蒙口的酱缸外，通常再加盖一层用秫秸或芦苇编成的帽子，目的是防水。萧红的《呼兰河传》就讲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东北农家使用的酱缸帽子：
后园里边下了点雨，我想要进屋去拿草帽去，走到酱缸旁边，一看，有雨点拍拍的落到缸帽子上。我想這缸帽子该多大，遮起雨来，比草帽一定更好。
扬雄的新书用来覆酱瓿，应当就是发挥酱缸蒙子或帽子的作用。汉代儒臣家中藏书的物质形态是怎样的？能不能用来对容器进行密封？我们相信《汉书》的实录，尝试对《太玄》“覆酱瓿”的场景做个复原。
《太玄》的本文（七百二十九赞）五千言（今本五千九百四十六字），加上解说文字十一篇，共约两万字（据传世本统计，《解嘲》篇说“作太玄五千文，枝叶扶疏，独说十余万言”，十万言或为章句，或为资料，应非原文），篇幅不是很大。竹木简牍是汉代通用的书写材料，《太玄》有可能以简册的方式贮于扬雄家中。书写所用竹木简一般为一汉尺（二十三厘米）长，按每简容纳四十字计，《太玄》本文五千字，应至少需要一百二十五根标准简，可编连为至少两个简册（参邢义田《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
除竹木简外，当时的书写材料还有丝织品，以及纸。西汉已发明麻纸，考古所见如灞桥纸、罗布淖尔纸等，但产地有限，产量不高，士人阶层仍习用缣帛。虽然缣帛造价偏高，但扬雄长期在皇家图书馆工作，有办公物资，也享受官俸，可购买文具，获取书写用织物不是难事;《太玄》是自家本《周易》，且篇幅不大，最有可能是亲手写在缣帛上的（经籍为典籍之尊，常写于缣帛，如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或许本文自成一卷帛书，而解说十一篇每篇一卷。
以上列举了两种可能性，有一则史料可供进一步推测扬雄家藏本《太玄》的形制。《晋书·文苑传》载，扬雄的异代知己左思闭关创作《三都赋》，“构思十年，门庭籓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陆机、陆云兄弟曾讥笑“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以《三都赋》覆酒瓮，正是以《太玄》覆酱瓿故事的翻版。左思生活的晋代，纸张渐取代竹帛，成为通行的书写载体，纸质地致密，用来覆酒瓮，应当可达到密封效果，一如今天的酱缸蒙子;以此反推，用覆酱瓿的《太玄》，应当也是与麻纸物理性质相似的丝织品的形式。
汉代经籍除帛书本外，也有竹书本，故虽有上述理由，还不能排除《太玄》为简册的可能性。竹木简的透气性好，但质地疏松、编连后间隙大，以之覆物，很难达到密封效果，于做酱无助;不过在家庭储酱时，能否用来覆盖在已密封好的容器外面，发挥酱缸帽子的作用？这恐怕是一个可充分发挥想象而无法求证的问题。
刘歆用“覆酱瓿”比喻扬雄的新书无人理解，二陆的“覆酒瓮”也是用来贬低左思的作品，可见这一语汇一开始是用于评价他人的。晚近的知识人却常用“覆酱瓿”抒发作品不被重视的自叹，如清季黄遵宪《杂感》诗谈及新作“欲求覆酱瓿，已难拾灰烬。我今展卷吟，徒使后人哂”;或者纯粹表示自谦（希望读者拍砖的意思），一位学界朋友在送我的新书扉页，就写着“女史覆瓿”，让人觉得谦虚而典雅。
我想，刘歆、扬雄以后的学人在使用这一典故时，关注的应该只是它的学术文化内涵，大概很少有人去追究以书覆酱瓿的现实可能性，关注它背后的饮食文化意义。用学术作品作为制酱工具，固然意谓西汉末、新莽时代儒生的凄凉之感，但也揭示了秦汉人日常生活中一个值得留意的细节，不妨视为学术文化与物质文化偶然交汇的历史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