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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的金秋，我飞渡重洋来到了联邦德国的飞行急救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我的老朋友、总部执行主席戈赖尔博士高兴地握着我_的手说：“宗浩，你这次来不会象上次那样匆忙，我们要让你尽量地多飞，多到现场进行抢救。”这正是我所要求的。“现在你到旅馆稍事休息，一小时后我去接你，注意，请换上深色的西服。”戈赖尔博士这位典型的德国男子汉做事说话干脆利索，没有一句废话。为我制定的日程可把我吓了一跳，几乎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给我排满了日程，但我心里满高兴，我就是喜欢德国朋友这种高效率的工作劲头。
从悲痛中开拓事业
戈赖尔博士和他的夫人陪我浏览了斯图加特这座山城，真有点“重庆味道”。随后，车子开到了具有中世纪建筑风格的宫殿旁停了下来。原来，今晚在这里演出的是著名的瑞士现代芭蕾舞团。
剧场约二百多个座位，观众秩序井然。男人多着深色西服，女性多穿拖地长裙，十分高雅，开幕前有几位社会名流致词，对我这位中国医生极为友好，表示欢迎。演出结束后，有一个招待会，戈赖尔夫妇把我介绍给斯塔埃格先生夫妇，我早已仰慕其大名，他是飞行急救总部的创始人之一。
十五年前，他们的爱子因意外伤害而得不到及时的现场急救，丧失了年轻的生命。斯塔埃格夫妇悲痛万分。但当痛定思痛后他们发现，地面的救护车在执行任务中，可能因交通高峰或其它原因而难以前进，但无情的时间却在吞噬着病人的生命。要争分夺秒不失时机去抢救，只有“插翅高飞”!于是他们与戈赖尔博士等人共同发起组建飞行急救总部。刚开始也是困难重重，不被人理解，渐渐地，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不少人开始赞助支持这项事业。一个一个的直升救护机站建立起来了。他们在悲痛中开拓的事业里，看到不少危重病人得到及时的抢救，得到了极大的欣慰。
朋友们问起中国是否有空中救护时，我说现在还没有建立，但不久的将来会发展这项事业的。
争取在十分钟之内
戈赖尔博士为我安排的第一个直升机救护站，正是我四年前访问过的，而且有一位飞行员还认识我。这样，我也丝毫不感到生疏，我们就很快一起开始了工作。意大利一所医学院的学生们在这里参观见习，于是我这位“老师”顺便给他们介绍了中国急救医学事业的情况。我感到十分骄傲的是，我国急救医学近几年来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学会已经成立，各地已在逐步建立以院外急救为主要任务的急救中心和急救站。
飞行总部的费新先生介绍了十五年来他们事业的发展。现在该国已有约30个直升救护机站，执行50公里半径的空中急救，覆盖着近95％的领空。直升救护飞机最大的优点是争取时间，这不仅在地面交通拥挤、阻塞时可以“独辟蹊径”腾空而起，病人还可免除地面交通的颠簸之苦。通常，呼急电话发出，救护飞机赶到现场，原则上都不会超过10分钟。
有一次我在美丽的多瑙河畔的乌尔蒙大学讲学后，老朋友们特地陪我到附近的一个军队医院参观，正巧要转送一位脊柱骨折的病人，于是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朋友们告诉我，脊柱损伤的转运在以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稍不留意，局部损伤加重会造成截瘫。截瘫，对一个人的一生意味着什么?终生的不幸!而对其家庭和社会又意味着什么?沉重的负担!但自从使用了气垫式的担架褥使病人牢牢地固定并用直升飞机转运后，病人局部不会受到震动，这使得脊柱外伤的截瘫率大大下降。“救护途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立克教授深沉地说道。是的，人们往往把治病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医院中，岂不知，现场急救、转运的每一个细小环节可以“一锤定音”呢。
飞往伊比萨岛
从地面救护到使用直升飞机，不能不说是急救领域内的一次“飞跃”。但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要远涉重洋去抢救病人，直升飞机就有点“力不从心”了，于是又发展了轻型喷气救护飞机。
一天我正在直升救护机站工作，忽然接到电话，要我尽速回到斯图加特。飞行总部值班室内正在紧张地处理各种呼救电话。原来，他们接到了急电，一位在地中海伊比萨岛上度假的德籍老人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室纤维性颤动，病情十分危急，需要急救并要转送回国。这任务交给了我。我深知，作为一个中国的急救医生，无论在地球的哪个部分，“救死扶伤”是责无旁贷的。
于是，我赶紧回旅馆带了护照。“奔驰”牌汽车风驰电掣地把我送到了机场。几分钟后，我的同行，一位年轻的十分精干的麻醉师和一位略上了年纪的男护士也赶到了。救护飞机酷似一个危重症监护病房，机舱的主要部分是一张病床，周闱有各种医疗器材，心电图机，心脏除颤器、呼吸机、吸引器、氧气瓶、输液装置以及各种急救箱。
从斯图加特经瑞士、苏黎世，飞过了法国南部的图鲁兹时，我与那位麻醉师已经说得很投机了。我发觉他对飞机上的抢救设备十分熟悉，他经常参加外出抢救，对心脏除颤方面的知识也很丰富。我们商讨了急救的处理意见后，我忽然想到，由于我的护照没有去西班牙的签证，要是边防官员不让我入境怎么办呢?他说到时他会尽量去说服他们的。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在我们下面那碧蓝的大海显露出了海滩。飞机终于降落在伊比萨岛机场。
我们到了边防站，麻醉师与西班牙官员交谈了一番。一位边防官员十分友好地用英语问我：“我只想问您一个问题，请您告诉我中国话‘晚上好’怎么说?”我回答后，他和另一位官员都站了起来，笑容满面地握着我的手，用刚刚学会的生硬的中国话对我说“晚上好”，示意请我入关。当我还想把护照拿出来请他们验看时，他们却表示不必看了。
我们坐上汽车直驶医院。病人是一位88岁的老妇，先后发生过三次心室纤维性颤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一起检查、处理了病人，又严密地观察了二个多小时，觉得病情已趋平稳，估计在转运中不会发生特殊问题，于是决定送回西德。我们给病人接上了心电监护等装置，接通了氧气，挂上了输液，在“全副武装”下，飞机向着夜空起飞了。
多少人在翘望着这架飞机，多少人翘望着负有同样使命的这类飞机一一它们不正是一颗在欧洲上空闪烁的“救命星辰”吗?
从悲痛中开拓事业
戈赖尔博士和他的夫人陪我浏览了斯图加特这座山城，真有点“重庆味道”。随后，车子开到了具有中世纪建筑风格的宫殿旁停了下来。原来，今晚在这里演出的是著名的瑞士现代芭蕾舞团。
剧场约二百多个座位，观众秩序井然。男人多着深色西服，女性多穿拖地长裙，十分高雅，开幕前有几位社会名流致词，对我这位中国医生极为友好，表示欢迎。演出结束后，有一个招待会，戈赖尔夫妇把我介绍给斯塔埃格先生夫妇，我早已仰慕其大名，他是飞行急救总部的创始人之一。
十五年前，他们的爱子因意外伤害而得不到及时的现场急救，丧失了年轻的生命。斯塔埃格夫妇悲痛万分。但当痛定思痛后他们发现，地面的救护车在执行任务中，可能因交通高峰或其它原因而难以前进，但无情的时间却在吞噬着病人的生命。要争分夺秒不失时机去抢救，只有“插翅高飞”!于是他们与戈赖尔博士等人共同发起组建飞行急救总部。刚开始也是困难重重，不被人理解，渐渐地，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不少人开始赞助支持这项事业。一个一个的直升救护机站建立起来了。他们在悲痛中开拓的事业里，看到不少危重病人得到及时的抢救，得到了极大的欣慰。
朋友们问起中国是否有空中救护时，我说现在还没有建立，但不久的将来会发展这项事业的。
争取在十分钟之内
戈赖尔博士为我安排的第一个直升机救护站，正是我四年前访问过的，而且有一位飞行员还认识我。这样，我也丝毫不感到生疏，我们就很快一起开始了工作。意大利一所医学院的学生们在这里参观见习，于是我这位“老师”顺便给他们介绍了中国急救医学事业的情况。我感到十分骄傲的是，我国急救医学近几年来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学会已经成立，各地已在逐步建立以院外急救为主要任务的急救中心和急救站。
飞行总部的费新先生介绍了十五年来他们事业的发展。现在该国已有约30个直升救护机站，执行50公里半径的空中急救，覆盖着近95％的领空。直升救护飞机最大的优点是争取时间，这不仅在地面交通拥挤、阻塞时可以“独辟蹊径”腾空而起，病人还可免除地面交通的颠簸之苦。通常，呼急电话发出，救护飞机赶到现场，原则上都不会超过10分钟。
有一次我在美丽的多瑙河畔的乌尔蒙大学讲学后，老朋友们特地陪我到附近的一个军队医院参观，正巧要转送一位脊柱骨折的病人，于是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朋友们告诉我，脊柱损伤的转运在以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稍不留意，局部损伤加重会造成截瘫。截瘫，对一个人的一生意味着什么?终生的不幸!而对其家庭和社会又意味着什么?沉重的负担!但自从使用了气垫式的担架褥使病人牢牢地固定并用直升飞机转运后，病人局部不会受到震动，这使得脊柱外伤的截瘫率大大下降。“救护途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立克教授深沉地说道。是的，人们往往把治病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医院中，岂不知，现场急救、转运的每一个细小环节可以“一锤定音”呢。
飞往伊比萨岛
从地面救护到使用直升飞机，不能不说是急救领域内的一次“飞跃”。但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要远涉重洋去抢救病人，直升飞机就有点“力不从心”了，于是又发展了轻型喷气救护飞机。
一天我正在直升救护机站工作，忽然接到电话，要我尽速回到斯图加特。飞行总部值班室内正在紧张地处理各种呼救电话。原来，他们接到了急电，一位在地中海伊比萨岛上度假的德籍老人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室纤维性颤动，病情十分危急，需要急救并要转送回国。这任务交给了我。我深知，作为一个中国的急救医生，无论在地球的哪个部分，“救死扶伤”是责无旁贷的。
于是，我赶紧回旅馆带了护照。“奔驰”牌汽车风驰电掣地把我送到了机场。几分钟后，我的同行，一位年轻的十分精干的麻醉师和一位略上了年纪的男护士也赶到了。救护飞机酷似一个危重症监护病房，机舱的主要部分是一张病床，周闱有各种医疗器材，心电图机，心脏除颤器、呼吸机、吸引器、氧气瓶、输液装置以及各种急救箱。
从斯图加特经瑞士、苏黎世，飞过了法国南部的图鲁兹时，我与那位麻醉师已经说得很投机了。我发觉他对飞机上的抢救设备十分熟悉，他经常参加外出抢救，对心脏除颤方面的知识也很丰富。我们商讨了急救的处理意见后，我忽然想到，由于我的护照没有去西班牙的签证，要是边防官员不让我入境怎么办呢?他说到时他会尽量去说服他们的。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在我们下面那碧蓝的大海显露出了海滩。飞机终于降落在伊比萨岛机场。
我们到了边防站，麻醉师与西班牙官员交谈了一番。一位边防官员十分友好地用英语问我：“我只想问您一个问题，请您告诉我中国话‘晚上好’怎么说?”我回答后，他和另一位官员都站了起来，笑容满面地握着我的手，用刚刚学会的生硬的中国话对我说“晚上好”，示意请我入关。当我还想把护照拿出来请他们验看时，他们却表示不必看了。
我们坐上汽车直驶医院。病人是一位88岁的老妇，先后发生过三次心室纤维性颤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一起检查、处理了病人，又严密地观察了二个多小时，觉得病情已趋平稳，估计在转运中不会发生特殊问题，于是决定送回西德。我们给病人接上了心电监护等装置，接通了氧气，挂上了输液，在“全副武装”下，飞机向着夜空起飞了。
多少人在翘望着这架飞机，多少人翘望着负有同样使命的这类飞机一一它们不正是一颗在欧洲上空闪烁的“救命星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