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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单生活观是美国著名生态作家梭罗的核心思想之一,他并不是要求人人都像他那样去隐居在自然山水中,也不是倡导当代人都返回原始生活;只是呼吁人的发展绝不是物质财富越来越多的占有,而是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是人格的提升,这才是简单生活观的现实意义所在。
关键词: 生态文学 生态危机 生态批评 简单生活
1.生态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生态学”一词,由希腊语oicos(房子、住所)派生而来,最早出现在德语中,即die Okologie,英语为the ecology。生态理论的发端与全球化的两种重大危机相关,其一是当今世界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危机,其二是人类精神痼疾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的人文精神生态危机。这两大危机均来源于现代性的恶果。
“生态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有几个标志性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1949年徐迟翻译了梭罗的《瓦尔登湖》,梭罗的简单生活观以田园诗话的方式植入中国文坛的土壤。这是中国“生态文学”源事件。但那时中国正急于从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习惯以“烟囱林立”来象征蓬勃发展,对于梭罗对后工业文明的思考并不感兴趣。那时,文坛更感兴趣的是梭罗干净从容的文字表述方式,觉得它很“冲淡”,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美学观。真正从生态思想上对《瓦尔登湖》进行再阐释,是于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尝到生态危机的恶果。
第二个事件是,上世纪70年代,世界“生态文学”里程碑般的杰作《寂静的春天》中译本问世。事实上,也正是这本书,掀起了全球生态保护运动的高潮。可以说,它是世界“生态文学”的肇始。有人把这本书的诞生用“一封信、一本书、一场运动”来形容。因为,“与一次战争、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甚至一次骚乱相比,书籍一般都难以产生那么大的作用。但是有时候,一本书的确能掀起一场运动,引起社会的改革,甚至重大的改革”。
第三个就是产生了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这一国内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专著。本书以时间为序,同时也分国别考察和评价了欧美“生态文学”和西方生态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文学”的定义和特征进行了深入论述,对“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进行了系统研究。
2.生态批评的定义和研究模式
对“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大多数人认同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的定义:“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它包括几层意思,第一,生态批评具有鲜明的叙事性。生态批评家应该将叙述作为一种文学分析的策略来对待。其目的不是与文学本身竞争,而只是为阐明并鉴赏阅读的语境,也就是说,将文学文本作为服务于我们“在外面的世界”的生活的语言来加以亲近。第二,生态批评注重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功用,摈弃学者的平衡与中立姿态。这实际上是生态批评反对形式主义研究的倾向的继续。第三,生态批评是一种行动主义(activist)运动,即是一种走出书房,走向社会和旷野,积极参与环境运动的批评。在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导论中,他给国外的“生态文学”下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
生态批评是一种思想批评和文化批评,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挖掘和批判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要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还有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在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1]。所有有助于推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探索和追求都应包括进生态批评。所有与生态和人类与自然之关系有关的文学艺术都属于生态批评。它首先要面对文学或艺术文本,首先要研究它的思想文化批判的媒介。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从绿色的视角来审视[2]。
“生态文学”不仅要揭示生态危机的真相,而且要探寻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危机二字意味着危险,危险就是生态的恶化,机意味着机会,机会就是简单生活。
3.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简单生活观
传统审美是“天人合一”中的和谐之美。生态文化美学必须重新构造简单生活方式,中产阶级中更悄然兴起了“简单生活”——把家搬到乡村,自钉木板房,不使用过多电器,挣有限的“薪水”,充分享受大自然中的空气、阳光。社会学家认为,这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少就是多”(less is more)的“简单生活”,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也许,简单的生活,简单的消费,也就是像托尔斯泰晚年素朴的生活一样可能会重新呈现出精神的魅力。
“从前在美国,有一个学者,他进行了一次一个人的革命,取得了胜利。75年前他去世了,在这75年内我们都没能赶上他。他就是使麻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像大伦敦一般著名的亨利·大卫·梭罗。”[3]这是刘易斯早在1937年的一段评论。他把梭罗的一生解读为一次革命,为了人类的自然意识之觉醒而进行的一个人的革命。他的《瓦尔登湖》的核心思想之一是简单生活观。梭罗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布伊尔认为,梭罗的一生和他的创作最有启示意义的一点就是“追求简朴,不仅是生活上、经济上的,而且是整个物质生活的简单化”。如果我们能够使生活简单化,那么,“宇宙的规律将显得不那么复杂,寂寞将不再是寂寞,贫困将不再是贫困,薄弱将不再是薄弱”。“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得这样匆忙,这样浪费生命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生活变得“与大自然同样简单呢?”[4]他搭起木屋,开荒种地,写作看书,过着非常简朴、原始的生活。虽然在那段时间内,他也经常步行回他父母家里吃饭。他并不是完全过着简单的生活,但是他所提倡的简单生活观却非常重要。梭罗满怀怜惜之情地批评了为物欲所累的人们:“我曾遇见过多少个可怜的、始终不变的灵魂啊,他们几乎被重负压垮,喘息着爬行在生活的道路上。”“大多数人……被人为的生活忧虑和不必要的艰苦劳作所控制,而不能采摘生活中的美果。……一天又一天,没有一点闲暇来使得自己真正地完善;……他没有时间使自己变得不只是一架机器。”“他们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获得一种生活并保持那种生活之上”,而那种生活并非必需的而是日趋奢侈的。他们不是住房子,而是“房子占有了”他们;“房子是那么庞大而且不实用的财产”,他们“不是住进去,而是被关进去”[5]。“看哪,人已经变成他们的工具之工具了。”他质问道:“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得这样匆忙,这样浪费生命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生活变得“与大自然同样简单呢?”人完全不必,也完全可以做到不在物质的罗网里苦苦挣扎,异化成工具或工具的工具[6]。在梭罗看来,人的发展绝不是物质财富越来越多的占有,而是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是人格的提升,是在与自然越来越和谐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和谐。
4.简单生活的现实意义
梭罗借鉴了中国先秦儒家有关俭朴生活的生态智慧,提出了这一影响深远的生态思想。简单生活观的目的是呼吁人类尽可能简化物质生活,从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同时将因物质生活简单化而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获得精神生活的最大丰富。在梭罗看来,人的发展绝不是物质财富越来越多的占有,而是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是人格的提升,这才是简单生活观的现实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2]王诺.生态与心态[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6,121.
[3]Sinclair Lewis.One Man Revolution.Laurie Lanzen Harris(ed.),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Criticism,Detroit:Gale Research Co.,1984,Vol.7:379.
[4][5][6]Henry David Thoreau,Walde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91,70,324,93,88,33-34,5,6,153.
关键词: 生态文学 生态危机 生态批评 简单生活
1.生态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生态学”一词,由希腊语oicos(房子、住所)派生而来,最早出现在德语中,即die Okologie,英语为the ecology。生态理论的发端与全球化的两种重大危机相关,其一是当今世界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危机,其二是人类精神痼疾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的人文精神生态危机。这两大危机均来源于现代性的恶果。
“生态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有几个标志性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1949年徐迟翻译了梭罗的《瓦尔登湖》,梭罗的简单生活观以田园诗话的方式植入中国文坛的土壤。这是中国“生态文学”源事件。但那时中国正急于从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习惯以“烟囱林立”来象征蓬勃发展,对于梭罗对后工业文明的思考并不感兴趣。那时,文坛更感兴趣的是梭罗干净从容的文字表述方式,觉得它很“冲淡”,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美学观。真正从生态思想上对《瓦尔登湖》进行再阐释,是于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尝到生态危机的恶果。
第二个事件是,上世纪70年代,世界“生态文学”里程碑般的杰作《寂静的春天》中译本问世。事实上,也正是这本书,掀起了全球生态保护运动的高潮。可以说,它是世界“生态文学”的肇始。有人把这本书的诞生用“一封信、一本书、一场运动”来形容。因为,“与一次战争、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甚至一次骚乱相比,书籍一般都难以产生那么大的作用。但是有时候,一本书的确能掀起一场运动,引起社会的改革,甚至重大的改革”。
第三个就是产生了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这一国内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专著。本书以时间为序,同时也分国别考察和评价了欧美“生态文学”和西方生态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文学”的定义和特征进行了深入论述,对“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进行了系统研究。
2.生态批评的定义和研究模式
对“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大多数人认同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的定义:“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它包括几层意思,第一,生态批评具有鲜明的叙事性。生态批评家应该将叙述作为一种文学分析的策略来对待。其目的不是与文学本身竞争,而只是为阐明并鉴赏阅读的语境,也就是说,将文学文本作为服务于我们“在外面的世界”的生活的语言来加以亲近。第二,生态批评注重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功用,摈弃学者的平衡与中立姿态。这实际上是生态批评反对形式主义研究的倾向的继续。第三,生态批评是一种行动主义(activist)运动,即是一种走出书房,走向社会和旷野,积极参与环境运动的批评。在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导论中,他给国外的“生态文学”下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
生态批评是一种思想批评和文化批评,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挖掘和批判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要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还有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在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1]。所有有助于推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探索和追求都应包括进生态批评。所有与生态和人类与自然之关系有关的文学艺术都属于生态批评。它首先要面对文学或艺术文本,首先要研究它的思想文化批判的媒介。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从绿色的视角来审视[2]。
“生态文学”不仅要揭示生态危机的真相,而且要探寻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危机二字意味着危险,危险就是生态的恶化,机意味着机会,机会就是简单生活。
3.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简单生活观
传统审美是“天人合一”中的和谐之美。生态文化美学必须重新构造简单生活方式,中产阶级中更悄然兴起了“简单生活”——把家搬到乡村,自钉木板房,不使用过多电器,挣有限的“薪水”,充分享受大自然中的空气、阳光。社会学家认为,这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少就是多”(less is more)的“简单生活”,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也许,简单的生活,简单的消费,也就是像托尔斯泰晚年素朴的生活一样可能会重新呈现出精神的魅力。
“从前在美国,有一个学者,他进行了一次一个人的革命,取得了胜利。75年前他去世了,在这75年内我们都没能赶上他。他就是使麻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像大伦敦一般著名的亨利·大卫·梭罗。”[3]这是刘易斯早在1937年的一段评论。他把梭罗的一生解读为一次革命,为了人类的自然意识之觉醒而进行的一个人的革命。他的《瓦尔登湖》的核心思想之一是简单生活观。梭罗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布伊尔认为,梭罗的一生和他的创作最有启示意义的一点就是“追求简朴,不仅是生活上、经济上的,而且是整个物质生活的简单化”。如果我们能够使生活简单化,那么,“宇宙的规律将显得不那么复杂,寂寞将不再是寂寞,贫困将不再是贫困,薄弱将不再是薄弱”。“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得这样匆忙,这样浪费生命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生活变得“与大自然同样简单呢?”[4]他搭起木屋,开荒种地,写作看书,过着非常简朴、原始的生活。虽然在那段时间内,他也经常步行回他父母家里吃饭。他并不是完全过着简单的生活,但是他所提倡的简单生活观却非常重要。梭罗满怀怜惜之情地批评了为物欲所累的人们:“我曾遇见过多少个可怜的、始终不变的灵魂啊,他们几乎被重负压垮,喘息着爬行在生活的道路上。”“大多数人……被人为的生活忧虑和不必要的艰苦劳作所控制,而不能采摘生活中的美果。……一天又一天,没有一点闲暇来使得自己真正地完善;……他没有时间使自己变得不只是一架机器。”“他们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获得一种生活并保持那种生活之上”,而那种生活并非必需的而是日趋奢侈的。他们不是住房子,而是“房子占有了”他们;“房子是那么庞大而且不实用的财产”,他们“不是住进去,而是被关进去”[5]。“看哪,人已经变成他们的工具之工具了。”他质问道:“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得这样匆忙,这样浪费生命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生活变得“与大自然同样简单呢?”人完全不必,也完全可以做到不在物质的罗网里苦苦挣扎,异化成工具或工具的工具[6]。在梭罗看来,人的发展绝不是物质财富越来越多的占有,而是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是人格的提升,是在与自然越来越和谐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和谐。
4.简单生活的现实意义
梭罗借鉴了中国先秦儒家有关俭朴生活的生态智慧,提出了这一影响深远的生态思想。简单生活观的目的是呼吁人类尽可能简化物质生活,从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同时将因物质生活简单化而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获得精神生活的最大丰富。在梭罗看来,人的发展绝不是物质财富越来越多的占有,而是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是人格的提升,这才是简单生活观的现实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2]王诺.生态与心态[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6,121.
[3]Sinclair Lewis.One Man Revolution.Laurie Lanzen Harris(ed.),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Criticism,Detroit:Gale Research Co.,1984,Vol.7:379.
[4][5][6]Henry David Thoreau,Walde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91,70,324,93,88,33-34,5,6,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