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学校制度与均衡义务教育理念一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2006年年初，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一举措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十年前择校已被明令禁止，再次引起人们的议论。
　　
　　择校费时代与“后择校费时代”
　　
　　“我是一个差生”，“我死了可以帮您节约10万元”，这是宁夏银川市13岁的小学毕业生秀秀（化名）在遗书中的两句话。2005年7月10日，秀秀在家中自杀身亡，成为2005年有关择校费问题中最令人痛心的记录。
　　择校费，一个让家长痛恨而又备感无奈的字眼，十多年来一直按照其自身的规则顽强运行。靠国家长期资金投入发展起来的各级重点中小学，迅速发现了自己雄厚的教育资源。虽然在义务教育的理念下，中小学生“就近入学”渐次推行，但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在教学条件和水平上早已有了巨大的差别，加上地方政府倡导建设“窗口学校”、“示范学校”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不计成本追捧重点学校的“新孟母择邻”行为，更是加剧了优质教育资源向少数学校汇聚。重点学校制度与义务教育理念的矛盾在先天性规则缺失的市场土壤中日益激化。
　　2006年年初政府决定对择校费征收营业税，寄希望于通过经济手段来规范教育领域的收费问题，这似乎预示着社会已从十多年来明令禁止择校费的“择校费时代”步入了对择校费征税的“后择校费时代”。
　　
　　弊大于利的择校费征税
　　
　　乱收费这个怪胎虽然损害了公众利益，破坏了教育公平，却仍然在我们的社会中获得了堂而皇之的存在地位。此次国家税务总局明确规定要对乱收费征税，但是却以纳税的方式确认了择校费的存在地位，这不免给公众这样一个心理暗示：教育乱收费正从灰色向白色过渡。社会公众也因此将对择校费征收的营业税称为“漂白税”。
　　针对“漂白税”，或许我们宁可把税务机关的征税举措理解为无奈的现实抉择。全国各类各级学校以各种名义进行的乱收费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不可想象的是，这些收费基本上都置身于国家财政、税务、工商、司法等机关的监督之外，始终处于缺乏约束的“体外循环”。目前税务机关明确提出要对之征税，至少表明，国家要改变对教育乱收费放任自流的现状。对择校费征税的利处在哪里？在乱收费一时还难以彻底叫停的情况下，至少可以不让择校费在破坏了教育公平的同时，还享受着事实上的免税待遇，加强了对这类资金的监管，又可以起到对这类收费行为的抑制作用。如果征收的税款还能再投入到教育事业发展中，在一定程度上可形成良性循环。
　　但是，在对择校费征税的背后，还存在着不少的隐忧。传统的税法观念认为，国家只对合法性收入征税，虽然国家税务总局再三申明对择校费征税并不等于承认其合法性，但是这些收费如果披上完税的合法外衣后，无疑给那些违规收费的学校吃了一个定心丸，至少在心理上得到了这样的抚慰，面对全社会对其乱收费的质疑时，学校可以拿出税务部门的正规发票，理直气壮得否认这是违法收费。如此一来，治理教育乱收费岂不是要功亏一篑？
　　


　　以营业税的名义向赞助费、择校费等课税，事实上将这些收入视同学校的经营收入，也就意味着将学校作为经营单位推向市场，甚至会改变学校的公益性质。倘若教育真的逐渐产业化（虽然教育部一再明确表态反对教育产业化），那些重点学校完全就是教育领域内供不应求的抢手商品，容易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卖方市场。根据流转税税负的转嫁规律，在商品需求缺乏弹性的情况下，税负会向前转嫁，最终由消费者承担。我们不免要担忧，对择校费征收营业税，可能使学校衍生出新的乱收费行为并借机牟利，或者学校会调高择校费标准，将负担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同时，从征税的成本和收益来看，学校的寻租行为将被政策化，其潜在成本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说，对择校费征税，尽管可以为国家财政带来收益，暂时遏制愈演愈烈的“择校风”。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弊大于利，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和谐、健康发展。
　　
　　教育体制的“路径依赖”问题
　　
　　税务部门“在税言税”而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教育部门近年来虽然反复强调反对教育产业化，对教育乱收费却是无可奈何，目前，我们的教育制度似乎已经表现出对产业化的“路径依赖”①，最基本的表现就是教育乱收费的屡禁不止和被迫征税。
　　制度或经济领域的路径一旦形成，制度变迁将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特性。“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增强。具体到教育领域，十几年间各种乱收费不仅培养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而且重新制定了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客观上甚至推动了部分地区教育事业的跃进，不少城市的重点学校都是借助赞助费、择校费“畸形”发展起来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许多城市的教育事业已经很难离开乱收费的滋养，甚至整个国家的教育事业都对乱收费形成了“路径依赖”，一旦乱收费被完全遏制，国家势必要重新调整对教育事业的财政投入。为什么各种乱收费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却始终没有被彻底取缔，根源并不仅仅来自于主管机关的不作为，还来自于教育机制的“路径依赖”。并且不断自我强化和锁定它在教育体系中的存在。
　　


　　政府监管优于征税
　　
　　现今我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只相当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教育产业化的恶劣影响。部分学校在财政不投入或是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乱收费照样能取得较高的升学率，何乐而不为呢？因此，教育产业化也成为一些学校乱收费的“理论依据”，甚至成为教育领域极少数人寻租活动的挡箭牌。
　　教育虽然具有商品的属性，但是教育更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社会公益性。受教育者通过教育可以获得个人的种种直接收益，但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无疑可以给全社会带来广泛的收益，包括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等等。正是教育消费的这种溢出效应，经济学将其定义为“准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这是世界所有国家由政府举办教育事业的重要理论根基。
　　因此，要想彻底杜绝教育乱收费，政府必须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树立教育投资是战略性投资的观念，这既是保证我国教育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更是有效制止教育乱收费的前提，是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根源。因此，各级政府要保证义务教育投入的不断增长，以此制止教育领域的寻租行为。
　　
　　教育资源向贫困落后地区倾斜
　　
　　“择校”并不是一个世纪难题，多元化的教育必给学生带来多元的选择，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国外普及义务教育国家的经验已证明：在义务教育阶段应鼓励择校。‘择校’可以提升教育的价值和影响力，引来学校之间的竞争，健康良性环境下的竞争给学校带来的是活力。”但是欧美国家义务教育阶段的各公办学校之间的差距很小，政府为促使学校之间展开竞争，以提升教育质量，所以鼓励择校。
　　而在我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更确切地说是教育资源分布相当不均衡，各地区、各学校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差距相当悬殊，这是造成家长、学生对重点学校趋之若鹜的直接原因，为此有些家长揣着血汗钱“求”校不得，甚至不惜为此举债。针对这种现象，政府必须对教育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使得每一个孩子都有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只有学校的收费真正做到公开、公正、透明，才能有效防范乱收费的现象发生。义务教育应坚决贯彻“一费制”，高中教育择校坚决贯彻“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的“三限”政策。为了保证学校收费的透明度，“应当全面推行收费公示制度、收费许可证制度和收费登记卡制度，逐步建立教育收费管理、评估考核和审计制度，以增强收费的透明度，避免乱收费的暗箱操作。”
　　加大教育收费的监管力度，还应当扩大监督面，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深入做好每一环节的工作。具体来说，可以实行教学招生收费的“阳光工程”，将招生办法、招生名额、择校生比例及最低分数、收费办法和标准以及录取结果向全社会公开，使教育收费在阳光下进行，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举报投诉的乱收费要及时检查、处理，对乱收费情节严重的要公开曝光，直至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近几年我国政府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力度持续加大，“两会”之际传来近800名乱收费校长被撤职的消息，对于治理教育乱收费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从这方面来看，教育乱收费蔓延的势头正在得到有效遏制，学校收费行为将得到进一步的规范。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得认识到，治理教育乱收费形势依然严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化解这“三尺之冰”，自然也非“一日之暖”。
　　借鉴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成功经验，可以由各地政府实行教育收费集中收付制度，“对财政资金实施以财政单一账户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管理”，将学校的收支预算纳入政府监管，增加财政支出的透明度，使预算支出的整个过程处于有效的监督管理之中，从源头制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同时，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教育收费、支出的全程监管，可以进一步统筹均衡教育收费，使公立学校的择校费等不合理收费走向消亡，使我国的义务教育向均衡化方向发展，还教育以本来的圣洁。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