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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序幕。对这个仍然在持续中的大变局，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回顾和解读。如果从留学生归来报效国家这一视角去回溯，10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海归”从政，甚至一度是“海归”治国的历史。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和地方分会主盟人（孙中山、胡汉民、黄兴、邓家彦、汪精卫、宋教仁、秋瑾、蔡元培、廖仲恺、徐锡麟、吴玉章等）都是留日学者。他们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
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3日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核心成员12人中有8人是归国学者，占三分之二。
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代留学生——“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
从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先后更换了32届内阁，历任国务总理和内阁阁员中分别有四成和五成为“留学”出身，而20世纪20年代的24任外交部长，几乎全为欧美的“海归”。
1923年10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共15人中留学归国者13人，占87%。
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代表13人中有8人是归国留学生，占三分之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开国元帅中有6位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共63人，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的42人，占三分之二。
20世纪初至20年代的第五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群体和第六批留苏学生群体，直接领导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支柱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7大常委中，除毛泽东外，其余6人均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先后在法国和苏联留学、工作过，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留学的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不仅共产党方面是如此，其实国民党也一样。194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共收录198名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其中有留学经历的就占了88位，蒋介石就是留日学生。民国时期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也多由海归担任。国民党政府时期，留学欧美、日本的留学生归国后多人服务于外交界。《海归时代》一书中写道，1935年版《中国外交年鉴》曾记载，当时外交部86名重要职员中，留学生出身的有73人。
学界的情况，也跟政界相仿。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蔡元培。1948年选举产生81位院士，数理组26人和生物组25人全为归国学者；人文组28人，除国学、中医、出版专业等5人外，都是归国学者。
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成立。1955年首届学部委员共172名，（不含哲学社会科学部）有158位是归国学者，占92%。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成立，首批院士96人，留学专家46名，占48%。
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名受奖者中21名是归国学者。
上述的罗列，初看似乎很枯燥，但细细琢磨，很有点味道。
第一点，去日本、法国和苏联留学的海归，大都是文科生，去国外学的也多是文科，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学军事的，如蒋介石等。按照今天流行的分类方法，当时的他们多数应该算是“文学青年”和“愤怒青年”。而去英美等国家留学的海归，却大多数是“理科男”，所学的以理工科为主，也有部分学社会科学的，纯粹的文科生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称当时的他们为“科学青年”。
第二点，去留学的国家不同，学的专业不同，归国后的发展路向也就大不相同。
留学时是“文青”和“愤青”的、从日本、法国或苏联归国效力的海归，回国后不是在军政两界发展，就是在文艺界厮混。更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20世纪激荡中国的革命浪潮，大都是这些出身“文青”和“愤青”的海归们回国鼓捣出来的。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和地方分会主盟人（孙中山、胡汉民、黄兴、邓家彦、汪精卫、宋教仁、秋瑾、蔡元培、廖仲恺、徐锡麟、吴玉章等）都是留日学者。两年内即有960多位学生加盟。他们回国后成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先锋队和中坚力量。在清末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归国留日学生们发挥了关键作用。
辛亥革命后，对中国发挥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中，不论是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汪精卫，还是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以及文艺界的鲁迅、郁达夫等，都是曾经有过留日经历的海归。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叶，留日回来的海归们，是中国时代大潮的真正弄潮儿。
20世纪20年代左右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大业中，无疑有过重大的贡献。而徐悲鸿、肖三、冼星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作曲者）等著名艺术家、音乐家，也都多半是在法国学习和工作过的海归。
20世纪20年代赴苏联的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成为优秀的革命家或军事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支柱力量。
说到这些最早从苏联回国的海归，就不能不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两年后，于1919年3月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1920年5月决定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是首批去东方大学学习的。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为孙逸仙大学，又叫中山大学。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选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学，这些人中有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秦邦宪、罗亦农、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廖承志、刘伯坚、谭平山、蒋经国、屈武、谷正纲等。1923年以后，朱德、邓小平、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等从西欧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1926年中山大学在校生340人，1927年达到800人。到中山大学1930年关闭止，留学生总数当在千人以上。 而提起这个莫斯科中山大学，又有两个需要特别提及的重要历史细节：一是邓小平和蒋经国这两个到20世纪后期仍然对海峡两岸的中国发展有极大影响和贡献的巨人，居然在当海归前是同一所大学的留学生同学，可惜现在没有找到他们当年同学时有无交往的相关记载；二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重大作用和影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如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杨尚昆等，都是出自这所大学。
从英美等国家回来的、留学时算是“科青”或“理科男”的海归，回国后大都在科技、教育和实业界发展，从政的不多，即使有从政的，也是在外交、财经、金融、法务等实务部门工作，专门去搞革命的则绝无仅有。
这里也有一些细节值得特别提及：
詹天佑（1861-1919），中国自己铺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是1872年“留美幼童”中个别拒绝被中断学业提前归国的意志坚定者，依靠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考进耶鲁大学机械系，学成后才回国效力的。
1909年-1945年，留美学生达到三四千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庚款留学生”。叶企孙（物理）、吴有训（物理）、胡刚复（物理）、赵忠尧（物理）、朱光亚（物理）、胡明复（数学）、华罗庚（数学）、施汝为（物理）、秉志（生物）、梅贻琦（电机）、何杰（地质）、周仁（冶金）、高士其（生物）、周培源（物理）、竺可桢（地理、气象）、侯德榜（化学）、张钰哲（航空）、顾毓（电机）、杨石先（化学）、钱学森（航空）、钱伟长（力学）、梁思成（建筑）、张光斗（水利） 以及赵忠尧、郭永怀、李恒德、师昌绪、陈能宽、侯祥麟等，是其中最为著名的。这些人是开拓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一代，很多人成了学科奠基人和学术栋梁，为中国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人才。
胡适、赵元任等在美国虽然学的是文科，但由于受过严格的理性和逻辑思维训练，其本质仍然要算是“科青”。胡适归国后成为对20世纪中国教育、学术以及思想文化有绝大影响的人物，跟他留学美国、师从杜威的经历有莫大关系，更与他的“科青”属性密切相关。至于写出过“叫我如何不想她”这样绝美情歌的赵元任，归国后虽然被聘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但其一生仍然完全保持着“科青”本质不变。这与“弃医学文”的鲁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胡适和鲁迅，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凸显出来的大人物。但一个一生坚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对各种激进主义的思潮始终保持着警惕和距离，1949年又拒绝毛泽东的挽留，离开了大陆。而另外一个人鲁迅，则越到晚年越激进，去世后更被毛泽东捧为思想文化革命的旗手。1949年后，两人在大陆的际遇更是天差地别，胡适被批得体无完肤，连当年的得意门生们也纷纷被迫“反戈一击”，而鲁迅则是越来越被尊崇，连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都充斥着鲁迅的文字。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中国最早的科学团体和科学学会，大都是留学英美的海归们创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以推进科学的传播和研究等多项事务为任务的“中国科学社”于1914年6月由留美学生发起，在美国绮色佳（Ithaca）成立。社长任鸿隽（1886-1966，化学），书记赵元任（1892-1982，语言学），会计胡明复（1891-1927，数学），编辑部长杨杏佛（1893-1933，矿冶）；董事会成员由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1886-1965，生物学）、周仁（1892-1973，陶瓷）五人组成。1915年在上海出版中国历史上第一期《科学》杂志。
中国农学会于1917年在上海成立，由丁颖（1888-1964，东京帝国大学毕业）、邹秉文（1893-1985，191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蔡邦华（1902-1983，日本鹿尔岛农学校、德国柏林大学毕业）等发起。中国地质学会于1922年成立，由丁文江（1887-1936，1906年留英）、章鸿钊（1887-1951，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翁文灏（1889-1971，留学比利时）和袁复礼（1893-1987，美哥伦比亚大学）等人发起。
中国数学会1935年成立于上海。董事会、理事会与评议会主要成员有：胡敦复（1886-1978，美哈佛）、冯祖荀（1880-1940，日本）、姜立夫（1890-1978，美哈佛）、熊庆来（1893-1969，法国）、陈建功（1893-1971，留日、美）、苏步青（1902-？，日本帝国大学）、江泽涵（1902-？，美哈佛）、钱宝琮（1892-1974，英国）等。中国天文学会1922年建立于北京，第一任会长高鲁（1877-1947，布鲁塞尔大学）、副会长秦汾（1882-？，美、英、德留学）。
中国造原子弹的最早一批人都是留学美国的海归，如邓稼先等。其中李政道（物理）、唐傲庆（化学）、孙本旺（1913-1984，数学）、张瑞马先（化学）五人，还是蒋介石亲自决定选派的。1946年蒋介石找吴大猷、曾昭伦和华罗庚问为什么中国不能造原子弹。答曰，中国缺少人才。蒋委托三位科学家立即选派并护送一批最优秀青年去美学习，回来造原子弹。五人于1946年9月从上海起程去美国。美国政府以原子技术对外国保密为由，拒绝接收。吴大猷和华罗庚不得不宣布解散，请各位自寻出路。
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的钱塘江大桥，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双层式公路铁路两用特大桥。设计寿命50年，超期服役25年不倒。被网民热捧为“良心桥”“放心桥”的典范。这座炸药放不对位置都炸不掉的“桥坚强”，其总设计师茅以升（1896-1989），就是1921年留美后归国的海归。
写到这里，可以说说为什么“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海归从政甚至一度是海归治国的历史”了。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的确落后了，这个落后不是某些局部的落后，而是整个文明进程的落后。而要改变这个落后局面，重新崛起，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走老路肯定是不灵了。1840年后先后侵略中国的侵略者们，跟我们的老祖宗们碰到过的外来侵略者完全不同。首先打是打不过了，自己没有坚船利炮的时候打一次败一场，有了坚船利炮后还是打不赢，1894年的甲午战争居然败给了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再者也不可能用“岁币”（即给点绢茶、铁器、金银什么的）“和亲”（即嫁几个漂亮或未必漂亮的公主给侵略者的头领）的老法子打发走；甚至是割地来委曲求全也未必有用了，1900年的庚子事变，更居然闹到了几乎亡国灭种的地步。
怎么办？只能“开眼看世界”，虚心向代表了先进文明的侵略者们去学习救亡图存之道。如果说这在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还只是少数先觉者如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意识，那么到了八国联军进京迫签“辛丑条约”后，则成了举国上下体制内外几乎所有精英的共识。20世纪的中国，争论的焦点已不再是要不要向西方或日本这些曾经的侵略者学习，而是究竟要师法其中的哪个国家才能迅速见到成效。于是，出国留学就这样成了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而海归学成归国后被大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二，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精英当国和治国都基本上是通例和常态，很少有例外。中国这100多年来的海归们，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无疑都属于精英。即使其中的“拼爹”者，如国民党方面的宋氏兄妹或共产党方面的“4821”留学生集体，其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也完全够格当精英。而且这些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们，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该算是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精英中的佼佼者。从中国近100多年的发展历程看，留学兴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归回国效力热，无一例外地都在某些方面或一定程度上推动过中国整体的发展和中国人福祉的改善。而对外封闭、没有留学更没有海归的时代，往往是中国最没有生气、中国人也最郁闷无望的年代。
第三，从政乃至当国的海归们也是有门派、分师承的。中国在不同的时代先后效法过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即中国的现代化曾经有过“以美为师”“以法为师”“以英为师”“以日为师”乃至“以俄为师”“以德意法西斯为师”等尝试或发展范式，也曾经为此有过激烈的争论甚至是流血的战争（如国共之争）。往往是从哪个国家回来的海归得势，就以学哪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为主。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中国的“主义或路线”之争，实质上是海归们的师承门派之争。争到最激烈的时候，往往会人头落地甚至血流成河。
可以说，世界各种现代化发展模式都在中国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实践过，更争论、争斗过，但要说究竟争出了什么最终的共识或结果，现在还真是不好说。至少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争论或争斗，还未见有尘埃落定的迹象。至于海峡对岸，倒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不用再为此争来争去了。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和地方分会主盟人（孙中山、胡汉民、黄兴、邓家彦、汪精卫、宋教仁、秋瑾、蔡元培、廖仲恺、徐锡麟、吴玉章等）都是留日学者。他们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
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3日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核心成员12人中有8人是归国学者，占三分之二。
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代留学生——“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
从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先后更换了32届内阁，历任国务总理和内阁阁员中分别有四成和五成为“留学”出身，而20世纪20年代的24任外交部长，几乎全为欧美的“海归”。
1923年10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共15人中留学归国者13人，占87%。
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代表13人中有8人是归国留学生，占三分之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开国元帅中有6位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共63人，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的42人，占三分之二。
20世纪初至20年代的第五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群体和第六批留苏学生群体，直接领导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支柱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7大常委中，除毛泽东外，其余6人均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先后在法国和苏联留学、工作过，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留学的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不仅共产党方面是如此，其实国民党也一样。194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共收录198名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其中有留学经历的就占了88位，蒋介石就是留日学生。民国时期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也多由海归担任。国民党政府时期，留学欧美、日本的留学生归国后多人服务于外交界。《海归时代》一书中写道，1935年版《中国外交年鉴》曾记载，当时外交部86名重要职员中，留学生出身的有73人。
学界的情况，也跟政界相仿。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蔡元培。1948年选举产生81位院士，数理组26人和生物组25人全为归国学者；人文组28人，除国学、中医、出版专业等5人外，都是归国学者。
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成立。1955年首届学部委员共172名，（不含哲学社会科学部）有158位是归国学者，占92%。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成立，首批院士96人，留学专家46名，占48%。
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名受奖者中21名是归国学者。
一
上述的罗列，初看似乎很枯燥，但细细琢磨，很有点味道。
第一点，去日本、法国和苏联留学的海归，大都是文科生，去国外学的也多是文科，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学军事的，如蒋介石等。按照今天流行的分类方法，当时的他们多数应该算是“文学青年”和“愤怒青年”。而去英美等国家留学的海归，却大多数是“理科男”，所学的以理工科为主，也有部分学社会科学的，纯粹的文科生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称当时的他们为“科学青年”。
第二点，去留学的国家不同，学的专业不同，归国后的发展路向也就大不相同。
留学时是“文青”和“愤青”的、从日本、法国或苏联归国效力的海归，回国后不是在军政两界发展，就是在文艺界厮混。更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20世纪激荡中国的革命浪潮，大都是这些出身“文青”和“愤青”的海归们回国鼓捣出来的。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和地方分会主盟人（孙中山、胡汉民、黄兴、邓家彦、汪精卫、宋教仁、秋瑾、蔡元培、廖仲恺、徐锡麟、吴玉章等）都是留日学者。两年内即有960多位学生加盟。他们回国后成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先锋队和中坚力量。在清末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归国留日学生们发挥了关键作用。
辛亥革命后，对中国发挥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中，不论是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汪精卫，还是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以及文艺界的鲁迅、郁达夫等，都是曾经有过留日经历的海归。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叶，留日回来的海归们，是中国时代大潮的真正弄潮儿。
20世纪20年代左右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大业中，无疑有过重大的贡献。而徐悲鸿、肖三、冼星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作曲者）等著名艺术家、音乐家，也都多半是在法国学习和工作过的海归。
20世纪20年代赴苏联的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成为优秀的革命家或军事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支柱力量。
说到这些最早从苏联回国的海归，就不能不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两年后，于1919年3月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1920年5月决定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是首批去东方大学学习的。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为孙逸仙大学，又叫中山大学。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选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学，这些人中有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秦邦宪、罗亦农、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廖承志、刘伯坚、谭平山、蒋经国、屈武、谷正纲等。1923年以后，朱德、邓小平、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等从西欧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1926年中山大学在校生340人，1927年达到800人。到中山大学1930年关闭止，留学生总数当在千人以上。 而提起这个莫斯科中山大学，又有两个需要特别提及的重要历史细节：一是邓小平和蒋经国这两个到20世纪后期仍然对海峡两岸的中国发展有极大影响和贡献的巨人，居然在当海归前是同一所大学的留学生同学，可惜现在没有找到他们当年同学时有无交往的相关记载；二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重大作用和影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如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杨尚昆等，都是出自这所大学。
二
从英美等国家回来的、留学时算是“科青”或“理科男”的海归，回国后大都在科技、教育和实业界发展，从政的不多，即使有从政的，也是在外交、财经、金融、法务等实务部门工作，专门去搞革命的则绝无仅有。
这里也有一些细节值得特别提及：
詹天佑（1861-1919），中国自己铺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是1872年“留美幼童”中个别拒绝被中断学业提前归国的意志坚定者，依靠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考进耶鲁大学机械系，学成后才回国效力的。
1909年-1945年，留美学生达到三四千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庚款留学生”。叶企孙（物理）、吴有训（物理）、胡刚复（物理）、赵忠尧（物理）、朱光亚（物理）、胡明复（数学）、华罗庚（数学）、施汝为（物理）、秉志（生物）、梅贻琦（电机）、何杰（地质）、周仁（冶金）、高士其（生物）、周培源（物理）、竺可桢（地理、气象）、侯德榜（化学）、张钰哲（航空）、顾毓（电机）、杨石先（化学）、钱学森（航空）、钱伟长（力学）、梁思成（建筑）、张光斗（水利） 以及赵忠尧、郭永怀、李恒德、师昌绪、陈能宽、侯祥麟等，是其中最为著名的。这些人是开拓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一代，很多人成了学科奠基人和学术栋梁，为中国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人才。
胡适、赵元任等在美国虽然学的是文科，但由于受过严格的理性和逻辑思维训练，其本质仍然要算是“科青”。胡适归国后成为对20世纪中国教育、学术以及思想文化有绝大影响的人物，跟他留学美国、师从杜威的经历有莫大关系，更与他的“科青”属性密切相关。至于写出过“叫我如何不想她”这样绝美情歌的赵元任，归国后虽然被聘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但其一生仍然完全保持着“科青”本质不变。这与“弃医学文”的鲁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胡适和鲁迅，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凸显出来的大人物。但一个一生坚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对各种激进主义的思潮始终保持着警惕和距离，1949年又拒绝毛泽东的挽留，离开了大陆。而另外一个人鲁迅，则越到晚年越激进，去世后更被毛泽东捧为思想文化革命的旗手。1949年后，两人在大陆的际遇更是天差地别，胡适被批得体无完肤，连当年的得意门生们也纷纷被迫“反戈一击”，而鲁迅则是越来越被尊崇，连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都充斥着鲁迅的文字。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中国最早的科学团体和科学学会，大都是留学英美的海归们创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以推进科学的传播和研究等多项事务为任务的“中国科学社”于1914年6月由留美学生发起，在美国绮色佳（Ithaca）成立。社长任鸿隽（1886-1966，化学），书记赵元任（1892-1982，语言学），会计胡明复（1891-1927，数学），编辑部长杨杏佛（1893-1933，矿冶）；董事会成员由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1886-1965，生物学）、周仁（1892-1973，陶瓷）五人组成。1915年在上海出版中国历史上第一期《科学》杂志。
中国农学会于1917年在上海成立，由丁颖（1888-1964，东京帝国大学毕业）、邹秉文（1893-1985，191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蔡邦华（1902-1983，日本鹿尔岛农学校、德国柏林大学毕业）等发起。中国地质学会于1922年成立，由丁文江（1887-1936，1906年留英）、章鸿钊（1887-1951，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翁文灏（1889-1971，留学比利时）和袁复礼（1893-1987，美哥伦比亚大学）等人发起。
中国数学会1935年成立于上海。董事会、理事会与评议会主要成员有：胡敦复（1886-1978，美哈佛）、冯祖荀（1880-1940，日本）、姜立夫（1890-1978，美哈佛）、熊庆来（1893-1969，法国）、陈建功（1893-1971，留日、美）、苏步青（1902-？，日本帝国大学）、江泽涵（1902-？，美哈佛）、钱宝琮（1892-1974，英国）等。中国天文学会1922年建立于北京，第一任会长高鲁（1877-1947，布鲁塞尔大学）、副会长秦汾（1882-？，美、英、德留学）。
中国造原子弹的最早一批人都是留学美国的海归，如邓稼先等。其中李政道（物理）、唐傲庆（化学）、孙本旺（1913-1984，数学）、张瑞马先（化学）五人，还是蒋介石亲自决定选派的。1946年蒋介石找吴大猷、曾昭伦和华罗庚问为什么中国不能造原子弹。答曰，中国缺少人才。蒋委托三位科学家立即选派并护送一批最优秀青年去美学习，回来造原子弹。五人于1946年9月从上海起程去美国。美国政府以原子技术对外国保密为由，拒绝接收。吴大猷和华罗庚不得不宣布解散，请各位自寻出路。
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的钱塘江大桥，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双层式公路铁路两用特大桥。设计寿命50年，超期服役25年不倒。被网民热捧为“良心桥”“放心桥”的典范。这座炸药放不对位置都炸不掉的“桥坚强”，其总设计师茅以升（1896-1989），就是1921年留美后归国的海归。
三
写到这里，可以说说为什么“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海归从政甚至一度是海归治国的历史”了。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的确落后了，这个落后不是某些局部的落后，而是整个文明进程的落后。而要改变这个落后局面，重新崛起，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走老路肯定是不灵了。1840年后先后侵略中国的侵略者们，跟我们的老祖宗们碰到过的外来侵略者完全不同。首先打是打不过了，自己没有坚船利炮的时候打一次败一场，有了坚船利炮后还是打不赢，1894年的甲午战争居然败给了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再者也不可能用“岁币”（即给点绢茶、铁器、金银什么的）“和亲”（即嫁几个漂亮或未必漂亮的公主给侵略者的头领）的老法子打发走；甚至是割地来委曲求全也未必有用了，1900年的庚子事变，更居然闹到了几乎亡国灭种的地步。
怎么办？只能“开眼看世界”，虚心向代表了先进文明的侵略者们去学习救亡图存之道。如果说这在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还只是少数先觉者如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意识，那么到了八国联军进京迫签“辛丑条约”后，则成了举国上下体制内外几乎所有精英的共识。20世纪的中国，争论的焦点已不再是要不要向西方或日本这些曾经的侵略者学习，而是究竟要师法其中的哪个国家才能迅速见到成效。于是，出国留学就这样成了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而海归学成归国后被大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二，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精英当国和治国都基本上是通例和常态，很少有例外。中国这100多年来的海归们，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无疑都属于精英。即使其中的“拼爹”者，如国民党方面的宋氏兄妹或共产党方面的“4821”留学生集体，其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也完全够格当精英。而且这些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们，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该算是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精英中的佼佼者。从中国近100多年的发展历程看，留学兴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归回国效力热，无一例外地都在某些方面或一定程度上推动过中国整体的发展和中国人福祉的改善。而对外封闭、没有留学更没有海归的时代，往往是中国最没有生气、中国人也最郁闷无望的年代。
第三，从政乃至当国的海归们也是有门派、分师承的。中国在不同的时代先后效法过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即中国的现代化曾经有过“以美为师”“以法为师”“以英为师”“以日为师”乃至“以俄为师”“以德意法西斯为师”等尝试或发展范式，也曾经为此有过激烈的争论甚至是流血的战争（如国共之争）。往往是从哪个国家回来的海归得势，就以学哪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为主。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中国的“主义或路线”之争，实质上是海归们的师承门派之争。争到最激烈的时候，往往会人头落地甚至血流成河。
可以说，世界各种现代化发展模式都在中国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实践过，更争论、争斗过，但要说究竟争出了什么最终的共识或结果，现在还真是不好说。至少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争论或争斗，还未见有尘埃落定的迹象。至于海峡对岸，倒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不用再为此争来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