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支上大学,无奈的选择
　　对于很多农村孩子来说,考上大学在城市里找一份工作是“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很多长年从事高考招生工作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象:越是贫困地区的孩子,考上大学的比例越大,人数也越多。而陕西省合阳县的现象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是一个人口45万的国家级贫困县,但是这个县每年向外输送的大学生至少3000多人,全县每年在外上学的大学生约有1.2万人,按照每个学生每年花费1.2万元计算,他们将从家乡带走1.44亿元。
　　然而,合阳县地方财政收入只有不到2000万元,全县国内生产总值7亿多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680元。如果算上高中教育,老百姓花在教育上的钱每年在3亿元左右。教育上的投资让人们被迫压缩各项消费,尤其是农民,因为收入有限,实际上可供压缩的消费领域并不多,能挤的也就是吃穿住用。一般所有的积蓄,甚至包括贷款和仅有的被褥等全被上大学的子女带走。
　　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来说,高额的学费除了让农民们勒紧裤腰带积攒之外,只有告债。然而,年年看涨的学费压得他们直不起腰来。
　　陕西省渭南市是关中地区典型的农业市,尽管境内有陇海线和西潼高速公路,但这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里贫困的现实。王堡村是渭南市华县的一个小村庄,村民王老乾有3个儿子并相继考上大学。但独自一人耕种4亩土地的他无法供养。“不停地借钱,拆东墙补西墙,才勉强供老大完成学业,现在老大在延安一家油田上班。”王老乾的大儿子2000年考入西安石油大学石油管道工程专业,因为是涉及石油类专业,工作相对好找,毕业后没多长时间就工作了。可是,本来指望大儿子能帮他减轻负担,让两个弟弟的学业不再像之前那么紧张,但是由于要归还大学期间的助学贷款将近4万元,大儿子力不从心。无奈之下,王老乾将住了几十年的老屋以6000元的价格连同院基卖掉一半,另外一半也租出去两个房间给河南来的编筐匠居住,每月收取80元的租金,但是这样一笔钱在凑够了二儿子第一年的学费之后所剩无几,而且,三儿子也在县中学上学,每年也要3000多元的学费。王老乾在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之后,年近60的他只好重新背起行囊,外出打工。但这笔收入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可是谈到未来王老乾仍然充满了希望:“我本家哥哥的一个孩子当年就考上了军校,现在一家子都在城里生活。我现在使点劲把孩子供出来,将来生活也就有了依靠了。就算没有依靠,孩子将来也不再当农民,不用在农村吃苦了。现在村里人都是这样想,都吃过农村的苦,自己再受罪,也不愿意让孩子们再留在农村。上大学好歹混个城市户口,怎么说也是吃皇粮的。”
　　正是一批又一批的农村孩子通过上大学这条路达到了成为城市人的目的,起到了一种类似“榜样”的力量,所以农民们拼命鼓励自己的孩子努力读书,一旦考上了大学,农民们砸锅卖铁也要供着。
　　
　　繁华散尽他乡地清贫留与故乡居
　　农民们普遍认为,子女们除了上学基本上没有别的出路,所以他们拼命将子女送往城市。而这些进了城的子女在城里又得为自己的房子、孩子供出一生,基本上无法回报家乡和父母。
　　2008年,合阳县的高考又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对于大多数合阳人来说,喜忧参半。因为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每年在为东南沿海发达城市培养了大量人才之后,回来的却只有100多人,而且大多流向党政机关和教育系统。大多数走出去的孩子不再回来,也不能为家乡创造财富,每年1.44亿元的投入无法收回,而合阳这个贫困县的很多行业却因为缺少人才而发展缓慢。
　　事实上,村民们并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大学生毕业就分配工作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仅仅依靠一个城镇户口是无法完成从农村人到城市人之间的转换的,现在很多农村毕业生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收入高的工作。王老乾的二儿子王秦星就没有大儿子那么幸运,在结束了大学4年“市场营销”专业的学习之后,他成为了一家啤酒公司的业务员,负责该品牌啤酒的销售和市场推广,然而这个不需要任何学历的工作在刚开始3个月没有底薪,只有销售提成。经历了每月三四百元的待遇之后,这个22岁的大小伙子被单位辞退,不得不再一次投入招聘会。他不敢给家里打电话,因为弟弟也刚刚考上大学,家里的境况更艰难了,尽管他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在大哥的帮助下,他勉强撑到了找到另一份工作——在一家水龙头厂做销售。一直以来,他都坚持认为这并不是正式的工作,或者说这就不是工作。在和记者长达两个小时的交谈中,看不到他脸上有一点成为“城里人”的喜悦。这是与他父亲最大的不同。王老乾在村里因为供养了3个大学生,走到哪里都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尽管他很穷,但是对于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他仍然很受用。
　　“欠了好几屁股债”(王老乾语)的王老乾活在自己营造的精神乌托邦里,他的儿子们过得却并不尽如人意,除了给村里减少一个壮劳力之外,给他带来的只有精神上的慰籍和村里人羡慕的眼神。记者和王秦星坐在铁路旁边,每每有火车过来,王秦星便对着呼啸而过的火车大喊:“我是大学生!本科大学生!”当看见路上行驶的高档轿车,他也会喃喃地说:“老子是大学生,将来肯定比你牛,你算什么!”这种类似于阿Q的反应让记者不寒而栗,也更深刻地理解了他内心的痛苦。尽管在城市混得并不如意,但是他仍然不希望回去,不希望回到那个养育了他18年的小县城。“我不会回去,即使我愿意回去,我大(爸)也不会答应的。”
　　和王秦星一样,这些毕业了的农村大学生们,多则每年给家里一两千元,少的仅仅三五百元,有的甚至一分钱都没有,可父母当年供他们大学毕业,至少要花三四万元。57岁的阎会霄和丈夫、91岁的老母亲以及13岁的孙女住在祖上留下来的、已经存在100多年的老房子里。每逢多雨季节,他们一家就提心吊胆。阎会霄想翻修一下,但因为没有钱而一拖再拖。阎会霄的大儿子前年病逝,两个小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谁都指望不上。
　　前几年,阎会霄和丈夫白天黑夜地在砖窑里干活,用6万元的外债,换来了两个儿子的大学毕业证书。而年近花甲的他们干不动的时候,则不得不继续耕种那6亩薄地,以维持家用。对于偿还剩余两万多元的外债,她眼里充满了无奈,靠地里那点收入,还完这些债至少还得七八年。
　　除此之外,他们还得供13岁的孙女上学。这个四口之家,一个月的零花钱仅有20多元。两个小儿子现在在城里都买了房子,每个月仅给银行就要好几千块钱,根本没有能力顾上家里。阎会霄说:“他们也不容易。不跟家里要钱就不错了,不指望他们给家里多少。”
　　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对于王秦星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梦。尽管他是一名本科毕业生,并出色地完成了学业,但所学的知识技能基本荒废。这不仅对个人也是对知识和人才的极大浪费。有不少学生以打短工谋生,有的甚至加入到农民工队伍干着简单繁重的体力活,或在饭馆当服务生。有些本科毕业生又重新到就业情况良好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读书,以期毕业后有份工作。
　　
　　上学无用论逐渐抬头
　　严峻的就业现状使毕业后回到户籍所在地的农家子弟成为新的弱势群体。这部分年轻人年龄大都在25至30岁之间,经济上难以自主,既就不了业,也成不了家,悲观绝望。对前途的渺茫和命运的不公表现出愤愤不平,沉重的精神负担和厌世心态摧毁了他们的心灵。永远偿还不清的债务,压弯了那些贫困农民的脊梁。
　　就不了业的农村大学生导致家庭长期贫困,孩子书读得越就不了业的农村大学生导致家庭长期贫困,孩子书读得越多,家庭的经济状况就越差;供养大学生越多,其家庭就越贫困。面对这种现实,家长无不痛哭流涕,学生无不悲观绝望。这种高投入、无回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很多善良的企盼富裕的农民家庭重新回到贫困的境地。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通过读大学改变农村人身份的观念也在悄悄地改变。“读大学无用论”在农村逐渐成为盛行。
　　王堡的一些村民面对高额的学费和日益趋紧的就业形势,干脆直接放弃让孩子读大学的机会。在他们看来,初中毕业之前的教育是不需要多少费用的,而高中、大学正是最花钱的时期,很多学生在这几年要花费掉一个家庭20年积蓄的两倍,而且毕业之后不一定能找到“来钱快”的职业,即使有了正当的职业和不菲的收入,也会像王老乾和阎会霄的儿子一样——指望不上。因此他们让孩子去读一个并不需要太长周期和费用的“包分配”的职业技术学校,学一门手艺,将来容易找工作。他们眼中的大学,已不再神秘和令人向往。
　　王秦星的一个初中同学,毕业之后学的厨师,现在在一家大饭店包厨,月收入上万,今年“十一”结婚时,王秦星心里很不是滋味地出席了这个婚礼。这个婚礼让一向以儿子为骄傲的王老乾没有了往日的优越感。但是,他仍然要再努力地挣钱,为自己的小儿子的学业继续奋斗。令人欣慰的是,他的身体还不错,“我还能干几年,如果我垮了,他们也不会借钱给我!”王堡村今年只有一个学生参加了高考。在看到阎会霄一家的现状时,王老乾在思索:“大学生究竟怎么了?”也许,他永远都不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