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说，意思是，一个品行高尚，能力出众的君子，辛辛苦苦成就了事业，留给后代的恩惠福禄，经过几代人就消耗殆尽了。
　　秦汉以后也有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如东汉末袁绍一家。《三国志·袁绍传》便称：“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后汉书·杨震列传》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实际上袁、杨两个大族都败在曹操执政时期。袁绍与袁术是被曹操消灭的，而杨彪有个儿子叫杨修，也被曹操所杀。杀杨修以后，“操见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后汉书·杨震列传》）杨彪为什么讲没有金日磾先见之明，因为汉武帝宠其二子为弄儿，其后弄儿壮大，与宫女戏，为日磾见，恶其与宫女淫乱，遂杀其子。东汉时的世家大族已维持不了五世。
　　颜之推是南北朝晚期的一个历史人物，他留下了一部名著《颜氏家训》，他这部名著里的《勉学》篇留下了一段文字，生动地描述了那些世家子弟衰弱以后无聊又无奈的状况，大意为：在梁朝全盛时期，那些贵族世家的浪荡子弟，肚子里没有什么学问，当时民间的谚语讲：能爬上车子不跌跤的娃娃便是著作郎了，只会问候别人身体怎么样的人便可以当起秘书官了。（“著作”和“秘书”都是官名，皆为这些世家子弟所垄断。）这些贵族子弟，拿香料熏衣，面上擦粉，口上涂朱红，乘高档的轿车，穿高跟的齿履，坐在绣有方格图案的丝绸坐垫上，倚着着色的丝织靠枕，身边摆着各种古玩，从容进出于那些高宅大院和高档的消费场所，远远看去仿佛如神仙一般。参加明经考试时，便请枪手代替自己回答策问。参加由三公九卿出席的宴会，要吟诗作赋时，便请人为自己代笔。在那个时代，他们也算是快意于一时的幸福士子了。一旦发生动乱，政治格局发生大的变化，掌管选举（此选举不是今选举-作者注）的不再是自己过去的亲朋故旧，在朝廷上执政的不再是过去的同伙，这个时候那些世家的浪荡子依靠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再谋得一官半职了，在社会上他们也无一技之长，到了这个时候，再也不能珠玉其外，只好穿上平民的粗布衣袍。他们只不过像呆头呆脑的枯枝烂木，像在山间已经干枯的溪流，如变成被戎马追逐的麋鹿，转眼之间便被击毙于沟渠之中。在动乱的时代，贵族子弟确实都变成毫无用处的奴才了。颜之推生动地描述了那些仅依靠血缘关系来维持自己地位的贵族世家子弟，一旦遇到社会动荡不宁时，就完全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能力，成为任人宰杀的对象。这几乎是中国历朝历代贵族子弟们走向堕落衰败的难以逃脱的必然结局。
　　从某种意义上讲，父辈祖辈留下的社会关系和丰厚的财产，对其子孙后代未必是件幸事。过于优越的生存条件，过于丰厚的财产，很可能让他们丧失了独立谋生的能力。在农耕时代，世家子弟这种败落的节奏可能会慢一些，到了快节奏的现代，这种败落往往转瞬即至，变成现世即报的结局。最近媒体披露的一些“富二代”骄奢淫逸导致锒铛入狱，即是明证。颜之推这一番话，确确实实是为这些世家子弟着想，他写《颜氏家训》没有丝毫嘲笑的意味，而是为了告诫他们也包括自己的儿女，应如何警惕和避免这种结局。
　　从一位过来人的角度讲，当初的上山下乡、“四个面向”到艰苦的地方去等等，对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世家子弟走出锦衣玉食的环境，去经历一番磨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垮了，说明本来就不是一块料；是玉石，经过打磨总能显示出其耀眼的光彩。有得有失的人生才是公平的，有成有败的人生才是合理的，有苦有乐的人生才是充实的。好的文学作品也讲灾难，从灾难中见积极向上的豪情壮志。至于另一类“啃老族”，他们把父辈祖辈过去光辉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作为自己的资本，到处炫耀谋取私利，这实际上是说明自己的无能。须知，父辈祖辈的功名业绩并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而是社会的公共财富。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常读常新，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