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世上最好的伙伴是“温柔善良的心，配截然相反的嘴”，而我们的朋友毛姆先生正是这样的人。这位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人”或许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几位英国文学大师之一了。1944年出版的《刀锋》是他的代表作。小说的名字来自印度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它告诉世人：“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这句被放置在小说扉页的圣言照亮了如锋刃般的生命，也照亮了那艰难的救赎之旅。
　　小说的主人公拉里是一个美国青年，因为在一战中失去亲爱的朋友而陷入对世间不幸与恶的迷惘，他从此百般求索生命的终极意义，最终经由印度吠陀经哲学获得解救——小说的结尾他散尽资财，打算返回美国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出租车司机，隐身人海，去完成自己宽容与爱的生命事业。在小说里，毛姆并不激议人物，相反的，他对他们尽力致以理解和宽容，虽然不时会有一两句刻薄的俏皮话——但谁又能拒绝一个作家的刻薄和卖萌呢？如果他能让我们粲然一笑。
　　“晃膀子”= 思维的乐趣
　　《刀锋》完成于1944年，故事的背景正是一战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大萧条时期。小说的主人公拉里本是个寻寻常常的美国青年，16岁时谎报年龄参加空军成了一名飞行员，然而在一次战斗中他最好的朋友为了救他而死去。“战争把我们的一切都毁了。”拉里也趟在了世界“恶”的刀锋，他说：“想到一个在一小时前还是个有说有笑、充满生气的人，直挺挺躺在那里，就是那么残酷，这样没有意义。你没法子不问自己，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还仅仅是盲目命运造成的一出糊里糊涂的悲剧。”其实这种追问并不少见，但绝大部分人追问不及则归于沉默或选择离世，拉里不同，坚定和驯良使他显示出一种九死不悔的圣徒气象。他开始胡乱读起书来，甚至丢下未婚妻伊莎贝尔只身来到巴黎“晃膀子”。
　　两年后，伊莎贝尔去巴黎看拉里，发现他住在一家肮脏不堪的小旅馆，这里唯一能让客人坐下的只有一张不大舒服的圈椅。他住下的理由只是这里靠近国家图书馆和巴黎大学。
　　“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伊莎贝尔问。
　　“获得知识。”他微笑说。
　　“这好像不太实际。”
　　“也许不太实际，另一方面，也许很实际。总之非常有趣。你绝对想象不到读《奥德修纪》的原文时多么令人兴奋。使你感到仿佛你只要踮起脚伸出手来，天上的星星就能碰到似的。”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就像兴奋得控制不住自己，在小房间内来回走着。
　　“前一两个月我看了斯宾诺莎。我不敢说我十分懂得，可是感到非常振奋。就像乘一架飞机降落在巍峨群山中的一片高原上。四周万籁俱寂，而且空气非常清新，像佳酿一样沁人心脾。感觉自己像个百万富翁。”
　　【品鉴】
　　这段对话讲的是非常美好的阅读感受。拉里口口声声的“晃膀子”其实是一种高度紧张的智识生活，游荡者的身份反而使他获得了走出体制束缚的自由，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何拉里总是拒绝参与到那个据说“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国家的发展事业中去。更要紧的是，拉里的从容和快乐应使我们反思“知识”。
　　外一篇
　　1933年，失恋的匈牙利作曲家赖热·谢赖什写下了《黑色星期天》，据说此后有数百人因其中摄人心魄的绝望情绪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这首世界上最知名的禁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大惑不解——天！开什么玩笑，杀人于无形？很久以后，当发现竟然有如此多作家（本雅明、茨威格、伍尔夫、太宰治等都位列这份长名单之中）纷纷选择在20世纪上半叶自杀时，我才明白，杀死那些人的或许并不是那首忧郁的曲子，而是他们黄昏般的心绪。战争、专制和大萧条带来的是西方破产论的风行，落寞的西方人开始将寻求救赎之道的眼光投向东方。
　　★知识能否改变命运？★
　　人们总说“知识改变命运”，事实上这是可疑的：知识分子向来都是苦逼兮兮的一群，思虑太多，行动力不足，又喜欢横加议论，讨不了任何人的欢心，在各种迫害中往往首当其冲。因此“知识”并不是“改变命运”的裙下之臣，它的根脉在于思维的乐趣，在于那智性的高峰体验中的痛快感。知识的目的既不是当官也不是挣钱，而是知识本身，是澄清自己昏昏乎乎的头脑的冲动。这样的人因其丰盈的内心往往能守得住青灯黄卷和寂寞人生，他们的价值姗姗来迟，却是夜空中最亮的那几颗星。
　　为伊消得人憔悴
　　那段对话之后，拉里与伊莎贝尔和平分手，解除了婚约。十年间，拉里从巴黎出发，继续游荡在世界各地寻找生命真谛，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历尽波折，却过尽千帆皆不是，直到他来到印度。在印度这五年，他读书、散步、冥思，接触到许多婆罗门教义和瑜伽师。小说中有一段描述叙述者“我”（即毛姆）后来问起拉里他的瑜伽师有什么地方使他特别看中的话令人惊叹：
　　拉里凝神看着我整整有一分钟方才回答。他陷在深窝里的那双眼睛像是在企图钻进我的灵魂深处。
　　“圣徒气息。”
　　他的回答使我微微感到不安。在这间陈设着精美家具、墙上挂着名画的房间里，这句话就像是浴缸漫出的水从天花板上漏下来，“卜笃”的一声。
　　【品鉴】
　　以一滴水来写宇宙灵韵的震颤，却保持着难得的冷静、克制，这是大师的功力所在。
　　不过拉里真正的突破却并非在他接触瑜伽师时到来。他很欣赏轮回和因果报应，因为它既是恶的解释，也是恶的存在理由。然而他同样认为：“我们西方人不可能像东方人那样从心眼里相信。这和他们是血肉相连的，而对我们来说，只能是种见解。我既相信，又不相信。”他的巅峰体验在一次破晓时刻才到来，就像查拉图斯特拉随曙光走到太阳面前，拉里看到太阳从山峦的一条裂缝中透进来，把脚下那深不可测的湖水照耀得像灿银一样。世界的美令他陶醉——他获得了清明，或者说，拯救。
　　这当然是一种神秘主义体验，人人向往，却罕有人至。要知道坚定如拉里者也用了十年才迎来这极致辉煌的短暂一瞬。这是一条艰苦悠久的路，以至于当“我”初次邂逅重回巴黎的拉里时，竟断定“他像个乞丐，我有十足的把握从来没有见过他”。像每一朵浪花中藏着大海的所有波折，沉潜、专注而恒久的跋涉——唯此，我们才可能越过生命中无处不在的锋刃，抵达深邃，于恒久处得救。 　　《刀锋》如果仅仅讲述拉里得道的过程，那它的沉重、压抑或许会吓跑绝大多数读者，这时候，艾略特——伊莎贝尔的舅舅的意义浮现出来。对拉里，毛姆的态度是崇敬并尽力理解的，而艾略特则承载着他的同情和微讽。
　　社交家艾略特的闹剧生命
　　尽管艾略特有一个罗马教廷赐的爵位并为此洋洋得意，但他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社会交际。他有一股子聪明劲儿，却被那些响亮的头衔弄得眼花缭乱，全然看不出“应他邀请的多只是混一顿吃喝，有些是没脑子的，有些毫不足道”。暮年的时候，有一次他生病了，正好诺维马里亲王夫人要办一个宴会，他竟然说“我就是躺在床上死了，也会爬起来去”。结果人家偏偏没邀请他，他就像个小孩子般哭起来，并且宣称要更虔诚地向上帝祷告下雨以搞垮该宴会。最引人发笑的是，临死时他也确信“我一直在欧洲的上流社会中走动，毫无疑问，我也将在天上的上流社会中走动”“天上绝没有那种混蛋的平等”。哈哈！
　　★两种人格★
　　伟大的人格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君子，一种是名士、英雄、豪杰。君子守名教，名士英雄尚自然。
　　——冯友兰
　　很不幸的是，社交家艾略特大概两者都靠不着。君子就像拉里，执意要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准则，从此“无终食之间违仁”。艾略特找到了什么呢？他受人邀请就高兴，否则就气急败坏。名士呢？率性自然、天真烂漫。对这种人艾略特简直讨厌极了，他对人格不闻不问，只关心社会地位。小说中，毛姆曾说希望自己有钱，因为这样就可以对任何不喜欢的人说“滚蛋”，颇有些名士气度；而艾略特呢，花钱宴请更多的上流人士他才乐意呢。于是我们发现，这个充满喜剧性的人儿，因其生活目标的轻浮而染上了衰风哀草般的悲剧意味，他死后将很快被他所钟情的社交界遗忘。我想，用“闹剧”来归结艾略特的一生或许并不太刻薄——热热闹闹却糊里糊涂。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伊莎贝尔也许是《刀锋》中最丰满的人物，毛姆对她的感情也因此而最复杂。在小说的结尾处，伊莎贝尔与丈夫格雷即将从法国重新回到美国，“我”前往告别，说出了对她的看法。
　　“亲爱的，我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人，”我答，“当我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尽管我不赞成她做的那些坏事，但是照样喜欢她。按说你不是一个坏女人，而且风度翩翩。我知道你的美貌是两种因素的巧合，高超的审美眼光和不顾一切的决心，但并不因此而影响我对你的欣赏。你只是缺少一样使人完全对你着迷的东西。”
　　她微笑着等待。
　　“温柔”。
　　【品鉴】
　　毛姆的指责是有所指的，因为伊莎贝尔耍心计造成了一个不幸的女人索菲·麦唐纳的最终毁灭，而拉里则试图拯救她。这里的“温柔”不仅仅是妻子对丈夫、女儿以及父亲的温柔，它更高地指向宽容和爱。拉里并不相信人格神，然而却有着蓊郁浓烈如热带雨林般的宗教感；他并不想要进入一个修道院，相反他渴望融入人海，去爱这世界上的一切。这一切都使他怀着一种“急切的、如饥似渴的压迫，去救一个他过去认识的清白女孩子而现在已成为荡妇的人的灵魂”。温柔与爱，我越发相信这就是我们对生命所能作出的最负责、最动人的姿态。“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于是我们终于发现拉里就这么越过了那把刀的锋刃。
　　书里书外
　　拉里：刀锋上的行者 郭勇健
　　一位画家朋友曾对我说：“假如突然发生大火灾，只能立即夺门而逃，什么贵重物品都来不及带出，那么我顺手抓出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也就够了！”《月亮和六便士》并不是我的圣经，但在目前我读过的几百本书中，它确实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一个夏天的深夜，我在学生宿舍的台灯下，翻开了白天刚买回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才看了几页，便觉得很有看头，立即抖擞精神，手不释卷，一边读一边听着心脏在静夜中不时地剧烈跳动。放下书本，已是黎明时分。听到窗外传来鸟儿晨起的鸣叫，才发现轰雷掣电已逐渐平息，心脏不再乱蹦了，心里却袭来一阵空虚，好似酒足饭饱之后的困乏，长途跋涉之后的疲惫。许多年过去了，那一夜阅读《月亮和六便士》的震撼和充实，恰似一支强大的侍卫队，始终驻扎在我的生命之中，帮我抵挡那些使我脱离生活轨道的诱惑。
　　读《刀锋》，没有产生与读《月亮和六便士》相当的心灵震撼。但我以为这是由于毛姆写作《刀锋》时的思想趋于成熟，对世态的洞察更加深刻，叙事愈发炉火纯青的缘故。而拉里这个人物，较之思特里克兰德，也显得更加圆通和丰满了——思特里克兰德相当于“扁平人物”，拉里相当于“圆形人物”。
　　但是，拉里与思特里克兰德相似，也是一个离家出走、无家可归的人，一个精神的漂泊者和流浪汉。离家出走之举，无家可归之感，恰是源于寻找一个精神家园的无尽欲求和强烈渴望。在精神的世界里，漂泊即是回归，流浪即是朝圣。因此，拉里和思特里克兰德一样，也是一个追求本真生活的人，一个寻求上帝的人。
　　《月亮和六便士》里的那位画家思特里克兰德，看来只是纯粹地要过自己想过的画家生活，而且他无情无义，抛妻弃子，赌博，斗殴……在严肃的伦理学家看来，此人浑身洋溢着邪恶的气息，非但毫无“上帝”的观念，而且简直就是一个恶魔。思特里克兰德本人也没有表示“寻找上帝”的意图。然而，思特里克兰德的决断如蒙感召，行走如聆呼唤，对艺术的虔诚一如基督徒对上帝的祈祷，他的所作所为类似于朝圣者的所作所为，他离家出走后的全部流浪生活和最终的归隐，都在践履着“肉身成道”的历程。
　　思特里克兰德是本色的画家，拉里大致可以说是哲学家，但他们身上都散发着一种浓厚的圣徒气息，他们的生活都曾经被上帝之光所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