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0日，以著作《邓小平时代》为国人所知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
　　有人哀叹“一个时代之结束”。理解这句评价，至少需要两个角度。一方面，高龄的傅高义去世，代表着二战后美国第一代“知华派”的退场。他所代表的世界主义、智识国际主义特征，堪称“美国性格”中最可贵的那部分。另一方面，一个美国式现代化的“样板时代”确实已经左支右绌，而整个东亚乃至中国内部的巨大异质性，也令傅高义终生所期待的“现代化东亚”困难重重。
　　理解傅高义及其学说，“现代化”是最主要、也是最清晰的线索。同时，对于中国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象牙塔研究，更在于其超脱了历史课本上那些黑白分明、高度脸谱化、无可置疑的概念，让一段并未远去的历史，凝结成一段有血有肉的岁月，从而得以窥见中国现代化转型波澜壮阔的实验、矛盾和挑战。

瞄准“现代化”

　　傅高义出生时，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开山鼻祖、社会学家帕森斯刚刚自英国、德国回到美国哈佛大学，既为美国带来了韦伯理论，又以现代化论述自成大家。
　　帕森斯认为，西方社会发展史上的现代化过程，包含了三项基本任务：科学革命、民主革命、产业革命，后人还添上了“管理革命”，四种统称为西方的“四个现代化”。
　　帕森斯以西方各国实践为基础，总结出三个不同的历史模式。其一为常规模式，指英、法、荷等国各以产业革命或民主革命为先导，徐图科学革命。其二为灾难性模式，由德国首创，以大搞工业化、科技创新为主，偏废民主建设，终致纳粹上台，军国主义扩张。其三为最佳模式，由美国为代表，因其民主政治、科技发展、经济扩张“三位一体”，可堪楷模。
　　这一“现代化模式”说，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术界之显学。傅高义正是此时就读于帕森斯门下。
　　显学之所以“显”，背后深厚的政治原因不可不注意。
　　当时帕森斯鼓吹美国“三位一体”，千秋功业，苏联正大肆批判“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而美国学界由此掀起的现代化思潮，本身就隐含了与共产主义公然对垒之意—在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之外，美国的发展模式如何形成、发扬？最关键的是，美国的发展模式，能不能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因此有人称“现代化理论”是出自美国学界的“基本国策”“非共产党宣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帕森斯的美式现代化地标，说天时地利人和多，分析矛盾冲突、思想进程和历史局限少，不免实操性过于狭窄，令人无从下手。
　　此后，美国现代化理论家开始协同作战，自60年代起，一批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大佬纷纷加入阵营，为这一理论弥补缺陷，添砖加瓦。
　　60年代中期，围绕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图式，美国学术界各专业领域开始轮番发力。像经济学家格森克隆提出“技术转让”原则，鼓励欠发达国家借用先进技术、资金和外来经验。社会学家W.J.列文建议欠发达国家“高度专业化分工”“精密科层组织”“核子家庭”等。
　　理论之外，现代化实验也已经在亚洲开展，但效果堪忧。接受美国援助和专家指导的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改革难产，尤其是伊朗改革，触发宗教改革的严重倒退……这些实践导致美国学界日益关注亚洲国家现代化的“受挫”（Breakdowns）。
　　而日本的发展，显然是亞洲国家的样板。其时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的傅高义，先后出版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1963）和《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1979），分析日本现代化转型历程中的“有序受控”之优点。

接受美国援助和专家指导的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改革难产，尤其是伊朗改革，触发宗教改革的严重倒退……这些实践导致美国学界日益关注亚洲国家现代化的“受挫”（Breakdowns）。

“邓小平时代”

　　《日本第一》出版之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经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如火如荼地开展。
　　1987年，傅高义在广东待了近七个月，走访了广东省十四个地级市，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去了一百多个县中的七十多个，拜访了三十多名县级以上官员。1989年，《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此时距离他上一部的“广东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出版，正好二十年。
　　可以说，从“共产主义广州”到“改革开放广州”，不仅为广东三十年来的实践作史，更指出了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转型”中的动因、性质和过程。对中国改革开放抱有信心的傅高义认为：“如果政治环境能够给予广东人民更多的机会，那么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2000年前后，傅高义开始着手准备《邓小平时代》的写作，这是他希望继续“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环节。
　　1949年之后，中国官方采用“现代化”概念、并以“现代化”为鹄的，自改革开放始。可以说，在经历了三十年对资本主义的反复剖析、辩论和批判之后，美国式的“现代化”研究及实践，为急于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中国，提供了相当“中性”而“安全”的依据。
　　“七五”期间，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之一，也可以理解为当时中国学术界之“显学”，就是影响深远的“现代化进程研究”。“现代化”本身携带的“生产力”或“科技”基因，巧妙且隐蔽地转换了前三十年以“生产关系”为主导的马克思理论框架，将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视为“真正”的社会推动力，从而带动生产关系变革，并渗透进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一言以蔽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政治上，是“改革”；在经济上，是“开放”，如果要问何种改革、何样开放，答案就是“现代化”这个“定语”。所以，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敏锐就在于，只有深入理解邓小平，才能进入四十多年来中国当代史的肌理，并“从历史看到未来”。
　　《邓小平时代》有突破，也有瑕疵。据一些当代史学者考证，书中的史实性错误大概有206条。另外，傅高义的采访、调研对象，往往是党内的高层领导或关系密切者，因此著作的色彩和倾向，不可避免地接近斯诺、史沫特莱和罗伯特·库恩，其实这也无须苛刻对待。
　　而其中一个挑战国人固有看法的观点“先有开放、再有改革”，亦足以说明傅高义对历史现场的“还原”的把握。傅高义强调70年代末期中国的凋敝和混乱，称赞邓小平在“乱局”中做出了实用性改革：限制领导人任期、恢复高考、不再凭借政治背景或社会阶级选拔官员、开放市场、取消公社……其中每一项政策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以及每个普通人的命运。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有着非常浓厚的西方色彩。如果将其放在20世纪的大背景来看，这一色彩也并不显得奇怪。1978年以来的“现代化”，当然带有“走别人的路，让自己有路可走”的探索性质—既拜天时地利所赐，又仗人和之功，这一段现代化实践，几乎达成了20世纪30年代那段戛然而止的“现代化”努力的大部分目标。

邓小平的遗产

　　傅高义的视野不仅仅限定在日本和中国。《亚洲四小龙：东亚现代化的扩展》（1991）出版后，“亚洲四小龙”这个成名于70年代后期的“时髦说法”，成为讨论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典范。
　　也正因对东亚现代化模式的细致研究，傅高义一度受提出“软实力”的政治家约瑟夫·奈之邀，担任克林顿政府的“东亚情报官”。
　　1997年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到哈佛大学演讲，也由时任东亚研究所所长的傅高义促成。那时哈佛的一些右翼学者因为各种缘故持反对意见。傅高义则力排众议，他主张“应该多理解中国领导人，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容易，让他来演讲也是了解中国的一个机会”。他不无自豪地回忆，江泽民是“历史上第一位对哈佛大学师生发表演说的中国国家元首”。
　　傅高义公开声称，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并非“误炸”，使美国当局高度紧张。
　　2011年，《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中文版名为“邓小平时代”）和编著的《朴正熙时代：韩国的转折点》先后出版。这两本书的主题，也均围绕中韩两个文化接近的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展开，两位传主既同具卡利斯马色彩，而两书的副标题也如出一辙—转型（transformation）。

傅高义所提出的“邓小平的遗产”，似乎能够促使人们对当下进行这样的反思：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怎么做？

　　傅高义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与日本：面对历史》于2019年发表，此书可谓“充满善意”。他自认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朋友，痛心于两国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希望能借阐释历史上的牵连、交流以及全面侵华战争的“偶然性”，来化解彼此的误会与敌意。
　　傅高义去世，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已走过四十年。关于“反思”或“解构”现代化的理论，风潮渐起。
　　比如批评者认为，国际上的南北差距、国内的城乡差距、贫困问题等都是“成本转嫁”导致的，而“现代化”造成了“成本转嫁论”—一个国家只要在推进现代化，“成本转嫁”就客观普遍存在，跟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异没有关系。
　　而中国也在面临连续不断的新问题。
　　中国经济在邓小平执政下开始了惊人的高速增长，邓去世前的“南巡”更推动了增长的加速。那么，如果中国经济规模赶上美国，中国会怎么做？如果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或停滞，中国又该怎么做？
　　在边境纷争上，邓小平喜欢“搁置”起来，留给后人解决。一系列明显的例子是：1974年对法国短暂访问，加强了与欧洲的外交关系。1978年出访日本，改善了与日本的关系，推动了全面的文化交流活动。1979年访美，使中美邦交正常化。与韩国建立贸易关系，并为南巡后的两国邦交正常化铺平了道路。1989年恢复了与苏联的正常关系，结束了长达30年的紧张对峙—总之，邓改善了中国与世界所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
　　而傅高义所提出的“邓小平的遗产”，似乎能够促使人们对当下进行这样的反思：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怎么做？这并不意味着在邓小平那里会有对今天问题的直接答案，这样的发问更多地是在提醒人们，处理中美关系这样艰难的课题，需要耐心和智慧。近两年，中美两国的关系可以说“冷极了”。直到去世前，傅高义一直对近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方向保持警惕。他公开表示两国应该以和平和富有成效的方式竞争，而“竞争对手不必打架，可以通过竞争来提高自己，令自己变得更好”。
　　当然，他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作为熟稔东亚的“中国先生”，他觉得有责任大声疾呼，“我们应避免對中国的极端反应，这完全不符合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