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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档案学界理论研究与档案实践工作的不断取得进展、档案记忆的相关理论与各类记忆工程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推广，我国档案界也逐步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档案与记忆的研究领域中。在我国钱学森最早提出“档案是人类社会的最典型的记忆工具”“档案是‘认识客观世界的锐利工具’，是‘人感觉器官的外延’”的观点。[1]近年来，很多国内学者的研究聚焦在了档案与记忆的相关主题上，年平均相关论文达到140篇左右，研究趋势相对稳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于“档案与记忆”相关课题的研究已经进入稳定且持续深化阶段，因此本文以档案与记忆研究的理论基础——“档案记忆观”为中心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一、档案记忆观理论概述
1.档案记忆观理论基础
档案传统理论与档案记忆观的融合丰富了档案管理理论的价值，拓展了档案管理的研究视野，引起了很多学者对档案记忆观的理论内涵进行研究和探讨。薛匡勇（2006）在关于档案观的探讨中首次提到档案记忆观，其认为档案记忆观是指档案作为社会各项活动的原始记录而具有的构建人类社会记忆的作用和价值。[2]此后，许多学者以档案记忆观为核心进行研究。其中徐拥军对档案记忆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对档案记忆观的来源有着自己的思考，提出了档案记忆观的理论来源是社会记忆理论、文件连续体理论、历史观、后保管时代档案保管理论等，[3]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社会记忆的视角与档案学及档案工作进行建构与重新认知，[4]基本总结出档案记忆观的理论来源，为以档案记忆观为视角的学术研究奠定了系统的理论基础。与徐拥军的研究角度不同的是，潘连根（2011）从保管与传承的维度分析档案管理活动，将档案管理活动与保存传递社会记忆连接起来，认为档案同时记载着民族和国家的记忆，社会与家庭的记忆，档案馆保存了社会记忆，档案工作者传承着社会记忆。[5]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引领着很多研究学者从档案记忆的角度对档案学与档案工作、机构档案管理、企业档案管理、数字记忆建构等展开探讨，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
丁华东围绕档案记忆观理论进行延伸探讨，作为档案记忆观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的学者，他在2009年指出档案记忆观是20世纪末兴起的全新的档案学观点[6]，他提出档案记忆观理论的形成意味着对档案学、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研究的一种转型和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要注重从社会发展视角与历史进程视角中来看待档案及与其相关的管理工作。[7]随着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与记忆的研究日渐成熟，丁华东2013年明确提出：经过十多年的探讨和积淀，档案记忆观的初步精炼、学术群体成员和学术成果的增多、学术会议和科研项目的开展共同标志着档案记忆理论范式的基本形成。[8]
档案记忆研究成果的积累与学术活动的展开，推动了以丁华东为代表的核心作者群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在档案记忆观理论的基础上，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应运而生，成为了学者们新的研究热点。从2017年丁华东首次发表“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9]通过后续对该理论持续深度研究，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也有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内容与价值体系：在理论来源上，丁华东指出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的思想基础是社会记忆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等理论;在内容上指出其包涵档案记忆文本载体的再生产、内容内涵的再生产以及价值意义的再生产，亦从属于精神与文化的再生产;在研究价值上，指出档案记忆再生产是从属于整个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是通过社会化的档案实践活动对档案记忆进行累积与创新，使其展现出来、传递下去，遵从社会再生产的总体规律，[10]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将档案与记忆的理论研究带领到了一个新的视域，为档案与记忆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
冯惠玲在2012年对档案记忆观的研究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该总结为档案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和档案机关的工作方向提供了发展的方向与前进的目标。她认为档案在建构集体记忆工作中承担着关键且不可替代的角色;而档案工作者则应该通过自身专业的档案业务素质，坚持档案工作基本原则，坚决维护记忆建构的真实性、鲜活性、完整性。[11]这篇文章在总结前期作者们对档案记忆观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国记忆”数字档案资源库的设想，提高了档案与记忆研究的起点，为档案与记忆的研究提供了新走向，也为中国档案管理事业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與发展方向。
2.档案记忆观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理论指导
档案作为社会记忆建构的重要客体，其原始记录性的本质属性使其所建构或参与建构的社会记忆更具有确切性。因为档案在任何的建构过程中都是一种最可靠最稳定的要素，它为记忆的建构提供客观事实凭证、内在证据依据，能够真实地反映每个年代的社会记忆。[12]并且档案记忆观的兴起也促使社会记忆建构工作更加重视档案与档案工作的积极作用，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理论基础并主导着各级记忆项目的引出。档案记忆观为档案学增添了更多的学术视角，促进了学界研究寻找档案、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的新意义和新价值，为档案记忆由社会记忆建构延伸至各个人文社会学科搭建了桥梁。[13]郭若涵、徐拥军（2020年）提出，档案记忆观从新的视域深化了人们对档案学及档案工作的认识，它力图将档案归还于大众，归还于社会，归还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在某种程度上将促成档案工作的转型与增值，推动档案工作者提升业务自信与工作价值，并在建构的过程中找到新的角色定位。[14]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方面对社会记忆说法的认可，在行业内外也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档案界对档案记忆观理论内涵的界定。[15]越来越多的人探讨到档案、档案工作与档案工作者的重要性，使得档案工作者自身也意识到在社会记忆建构中自己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与使命。
二、档案记忆观视角下我国记忆工程述评
1.我国“城市记忆工程”
现代化的城市建设正在隔断城市历史的文脉，破坏了城市历史的建筑本身，也消融了其间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传统，进入二十一世纪“城市失忆”现象引起了中国人的警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档案界提出以建立城市记忆库的方式来实现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整合与留存，[16]实现城市记忆的开发与传承。由此，“城市记忆工程”在我国各个地区接连展开，使得“记忆”一词在档案工作中的作用更加深化， 档案研究领域更加宽泛， 同时也使得“城市记忆工程”在各省市掀起一股新热潮。 （1）我国“城市记忆工程”研究概述
21世纪初，“城市记忆工程”持续推进，档案学者们也逐步关注档案对城市记忆建构的功能性研究。城市记忆建设虽为各个相关学科所共同关注，但档案学却是“城市记忆”研究的主体学科。档案学对于城市记忆的理解来源于其对历史记录在社会记忆建构方面的作用的认知，在这一点上，冯惠玲、张斌等认为城市的发展历程以及城市的记忆都留存在了城市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原始记录之中，对于过去城市由内而外的整体认知和能够物化了的被人理解和接纳的结果就是城市的记忆。[17]再次强调了档案在城市记忆工程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与根本性地位。
在中国国内学者探索研究、国家政策积极倡导的背景下，青岛市档案局（馆）最先开展“城市记忆工程”，通过对青岛市历史遗留的各种建筑、非遗、器物、声像、口述历史等资料进行拍摄记录，还原历史上的重大社会实践活动，利用3D建模，AR技术VR技术等成果进行线上展示，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在其示范效应下，各大城市和地区也陆陆续续开展了“城市记忆工程”，留住城市历史文化文脉。徐拥军（2017）称我国的“城市记忆工程”是以档案部门为主体，多元共治的社会联动工程。[18]青岛市就是在市委市政府下发的《青岛市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19]《青岛市档案事业“十二五”规划》[20]的政策支持下，档案部门通过边盘活档案馆现存历史档案资源，边拍摄城市街景，多渠道征集历史资料以及利用媒体宣传等多样形式的开展方式，旨在建立青岛市大型档案信息数据库。随后在青岛市档案馆的示范效应下，结合自身城市文化背景的特点，很多城市的档案局（馆）积极参与到城市记忆工程中去，以各种方式整理海量城市历史档案资源，为传承城市记忆做好本职工作。徐拥军将我国城市记忆工程的建设模式由低级到高级分为三种类型，即“资源建设型”“资源开发型”“资源利用共享型”。其中，“资源建设型”是最基本层次，其主要建设目标在于建立整合城市档案的资源数据库，为城市记忆资源开发利用与共享提供信息基础;“资源开发型”是记忆工程的中等层次，其建设重点为资源的整合与开发;“资源利用共享型”是城市记忆工程的最高层次，其主要是建设一个全维度的共享数字资源库。[21]各地可依据上述资料明确当前城市记忆工程的发展模式定位，既能了解当前的工作重点，又能够更加明晰本地城市记忆工程的前进目标。
（2）对我国“城市记忆工程”的探讨
我国开展城市记忆工程虽已取得了一定成果，无论是在学术研究的成果上还是工程建设的实践进展上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但与上述的“资源共享型”城市记忆工程模式仍有一定差距，现阶段我国的“城市记忆工程”主要停留在对档案资源进行基本的收集整理与保管，而不重视内容开发和利用，很多不足的存在值得我们进行反思。
自城市记忆工程提出以来，不少学者将城市记忆工程与城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部门、城建档案等为接口进行探讨。王毅（2008）认为，记忆工程的建构与档案工作是互相促进的，对城市档案存储保护与整合开发的过程就是对城市记忆的保存、呈现和传递的过程，档案部门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工程的质量，[22]较早的提出将档案的积累与开发和城市记忆工程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丁华东作为对档案记忆工程研究关注度最高的学者，他指出“城市记忆工程”在社会记忆建构中具有一定的基础性地位，是档案部门为民服务的民生工程，是提高档案部门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是档案部门以专业特长服务社会记忆传承与建构的活动，同样也反向推动着档案部门与档案事业的进步，[23]从理论上肯定了城市記忆工程工作的开展;尹春梅（2010）同样指出，城市记忆工程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激发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新途径，推动着以城市记忆建构为目标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新机制的建设，[24]提出了以城市记忆工程为切入点进行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新程序建设。薛匡勇 （2012） 分析了城市记忆工程建设的意义，提出应科学认识和理性分析现行档案资源体系与城市记忆档案资源之间存在的“剪刀差”，努力完善相应机制与规范，加强规划指导，将城市记忆纳入常态化的档案工作体系、档案资源建设体系之中。[2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核心学者在档案与“城市记忆工程”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对该工程也提出了肯定与改进的指引，对实践领域的研究也日趋完善，但是对于研究的深度与理论体系建构等方面仍要继续加强。
在实践的过程中，充分扩展“城市记忆工程”的维度，创新记忆工程目标、内容、模式，也在初步的成效上证明了“城市记忆工程”开展的合理性与价值性，但是总体来看城市记忆工程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建设层次上，我国各省市地区的“记忆工程”都存在一定差距，要想从根本上改善目前的瓶颈，各部门应从思想意识上创新“城市记忆工程”的举措，加大资金投入，改善当前国内缺乏统一规划与顶层设计的不足，落到实处，了解民意，重视资源建设和数据库的共享应用，积极以服务社会与人民为最终目的。
2. 我国“乡村记忆工程”
（1）我国“乡村记忆工程”概述
“城市记忆工程”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其辐射效应波及到了广阔的乡村。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省档案局（馆）在2011年创新性提出要将记忆工程拓展至乡村地区，着手开启浙江乡村记忆工程。
“乡村记忆工程”是指各级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开展的旨在保护、传承和利用乡村记忆的行动，它与旨在保护传承城市记忆的“城市记忆工程”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二者相辅相成。“乡村记忆工程”既是对传统乡村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与传承，又是对城市在城镇化之前“记忆”的延续与重构。[26]2012年国务院确立了七部委联合进行“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并颁布《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从政策上助力并支持我国各级“乡村记忆工程”的开展。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27]。在我国乡村是城市发展的底蕴，没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是缺乏生命力的城市，表明了我国党中央领导人对于乡村建设的重视。乡村记忆工程的实施，就是很好的响应国家号召，主张乡村文化传承，延续传统历史文脉，为城市发展留住根基。在政府政策的领导与支持下，高校专业学者的带领下，确实创建了很多“乡村记忆工程”的典例，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带领创建了“高迁古村数字记忆网站”（http：//gqjy.bjjy.cn/）该项目以“记忆高迁·爰得我所”门户网站作为高迁本土文化与历史遗存展示的对外窗口，并创建“高迁数字资源后库”，作为高迁地区档案数字资源库，传播高迁古村落历史文貌，构建古村落数字记忆，为古村落记忆保护提供不同的管理范式。在调查研究中也不难发现“乡村记忆工程”的开展主要围绕突出地域特色，以“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为指导思想，通过对乡村的风俗习惯、民居建筑、家族家训、文物方言、民间信仰等进行收集整理保存开发共享等工作进行乡村记忆建构。 （2）对我国“乡村记忆工程”的探讨
虽然乡村记忆工程的推广范围不比“城市记忆工程”宽阔，发展前景也有限制，但是该工程的实施主体不仅仅是档案部门，也有保护乡村历史文化遗产的文物部门或文化部门，显示出更大的社会文化价值和传承价值。就档案部门而言，“乡村记忆工程”的推进对于农村档案管理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创新，更需要档案部门发挥自己的优势。丁华东提出应当重视乡村档案资源内容的真实性、地域特色的突出性，建构过程中要注重表现乡村客观载体与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以乡村村民为开发主体，以平白易懂的方式展现开发内容，融合媒体进行展演与传播与保存利用。[28]同样，徐拥军以浙江省慈溪市的乡村记忆实践，从档案理论角度对全国乡村记忆工程开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29]由此可见，“乡村记忆工程”的开展对提高基层档案部门业务能力与创新能力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样也对基层档案馆的挖掘与开发乡村档案信息资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乡村记忆理论研究与相关实践的不断进行，丁华东（2015）首次将数字化与乡村记忆相结合，提出社会记忆的数字化为“乡村档案记忆工程”抓取记忆、展示记忆，提供了可以操作的手段和途径。将乡村档案资源的各种形态转化成数字形态，形成电子文件或数字档案，[30]使得乡村的数字记忆与档案工作有机衔接起来，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改进当前农村地区档案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加强政策引导与顶层设计，与时俱进，争取早日在“乡村记忆工程”中发挥档案领域在数字资源管理方面的专业特长，推进“乡村记忆工程”数字化进程。
三、档案记忆观研究述评与展望
1.理论研究应追求多领域交叉融合
随着档案事业的创新升级和人民对档案工作关注度的提升，档案学者对于社会记忆讨论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攀升，研究主题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31]档案记忆观研究与探索的深化促使我们可以在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的理论框架中重新思考和认识档案与档案活动，将档案与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更多的领域结合起来进行创新性研究，进而可以拓展研究视域的高度与广度。在检索与阅读文献的过程中也不难发现，档案记忆观理论的结合多是与档案的实际管理工作而非学科间的碰撞与交融。随着研究热点的不断出现，我们档案学者要积极开启档案学科与图书情报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交流，要积极在数字人文视域下、数字记忆的话题下与档案记忆观相结合，实现档案记忆观基础理论研究在多领域的交叉融合。且虽然上文中未提到的企业记忆、数字记忆、中国记忆等相关话题在当前的检索结果并不丰富，理论研究并未成熟，在学科的研究中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但这些话题将在未来的档案与记忆的研究中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2.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应相互促进
档案与社会记忆的理论研究历程较长且研究成果相对成熟，档案记忆观的学术论文相对较多，城市记忆与乡村记忆的研究是在其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二者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如社会记忆。在检索研究中不难发现，档案与记忆在学者们的科研成果中具有高引用率，且近年来以“档案记忆观”为核心的文章层出不穷，很多研究不断对该领域的广度与深度进行扩展。然而在城市或乡村记忆工程的实践中，参与者多为档案部门的工作人员，档案学者们参与度较低，很多学者目前仍处于重研究轻实践的状态，导致目前很多档案记忆工程实践与档案记忆观理论研究相脱节，这就要求档案学者将档案学理论学以致用，要积极参与到档案工作的实践中去，同时也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科学规范理论，提升凝练，不断反复使理论研究成果更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同样，档案学者应当积极将理论的研究融入到实践的进程中去，并结合时代特点，丰富学术研究关注点，审时度势更新理论内涵，并以此指导档案部门参与记忆建构的实践工作。档案学者与档案部门实践工作者要进行长期合作与交流，通过双方的努力共同将档案记忆观理念与信息资源体系的建立切实地落实到档案记忆工程的实际工作中去，真正发挥档案学科与档案部门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专业特长。
3.档案部门应推动城乡记忆工程建设纵深发展
档案部门作为实际工作人员，要在城乡记忆工程建设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城乡记忆工程尤其是乡村记忆工程起步晚，开展的时间与地域范围也比较有限，随着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的推进，乡村记忆工程建设成为近几年来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乡村记忆工程进展而言，在不同主导部门推动下的乡村记忆工程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建设特色，在浙江、福建等省， 档案部门成为乡村记忆工程的主导者和实践者，乡村档案资源是建构乡村记忆的重要抓手;而在山东、山西等省，文化部门是主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乡村民俗博物馆建设成为乡村记忆工程的主要特色。在后期的工程建设中，档案部门不论作为主导者还是参与者，都应加强自身的指导力，切实以档案记忆观、社会记忆等理论贯穿实践进展的始终，创新工程演练方式，加强与媒体、博物馆等各个部门的宣传与展览合作，推动全民参与建设记忆工程，完善全民参与途径，积极推进互动服务与个性服务，档案实践部门与研究学者充分合作，在实际工作中多与档案学研究者进行沟通与交流，积极运用前沿理论研究推动工程建设向纵深发展。
总之，无论从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角度还是档案学科發展角度，档案记忆观的发展对于档案与社会记忆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档案学者应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立足实践，以服务学科发展与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开放理念，加强与其他相关领域尤其是数字技术领域的合作，相信未来档案记忆观相关研究会在实践经验的累积中与理论研究的深化中得到更好的发展，进而更好地服务档案学科研究与社会前进。
参考文献：
[1]杨惦南.钱学森先生关于档案的两次论述及推论——兼论档案是最典型的记忆工具[J].档案学研究，1990（03）：54-58.
[2]薛匡勇.现代档案观研究[J].档案学通讯，2006（02）：17-21.
随着档案学界理论研究与档案实践工作的不断取得进展、档案记忆的相关理论与各类记忆工程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推广，我国档案界也逐步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档案与记忆的研究领域中。在我国钱学森最早提出“档案是人类社会的最典型的记忆工具”“档案是‘认识客观世界的锐利工具’，是‘人感觉器官的外延’”的观点。[1]近年来，很多国内学者的研究聚焦在了档案与记忆的相关主题上，年平均相关论文达到140篇左右，研究趋势相对稳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于“档案与记忆”相关课题的研究已经进入稳定且持续深化阶段，因此本文以档案与记忆研究的理论基础——“档案记忆观”为中心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一、档案记忆观理论概述
1.档案记忆观理论基础
档案传统理论与档案记忆观的融合丰富了档案管理理论的价值，拓展了档案管理的研究视野，引起了很多学者对档案记忆观的理论内涵进行研究和探讨。薛匡勇（2006）在关于档案观的探讨中首次提到档案记忆观，其认为档案记忆观是指档案作为社会各项活动的原始记录而具有的构建人类社会记忆的作用和价值。[2]此后，许多学者以档案记忆观为核心进行研究。其中徐拥军对档案记忆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对档案记忆观的来源有着自己的思考，提出了档案记忆观的理论来源是社会记忆理论、文件连续体理论、历史观、后保管时代档案保管理论等，[3]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社会记忆的视角与档案学及档案工作进行建构与重新认知，[4]基本总结出档案记忆观的理论来源，为以档案记忆观为视角的学术研究奠定了系统的理论基础。与徐拥军的研究角度不同的是，潘连根（2011）从保管与传承的维度分析档案管理活动，将档案管理活动与保存传递社会记忆连接起来，认为档案同时记载着民族和国家的记忆，社会与家庭的记忆，档案馆保存了社会记忆，档案工作者传承着社会记忆。[5]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引领着很多研究学者从档案记忆的角度对档案学与档案工作、机构档案管理、企业档案管理、数字记忆建构等展开探讨，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
丁华东围绕档案记忆观理论进行延伸探讨，作为档案记忆观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的学者，他在2009年指出档案记忆观是20世纪末兴起的全新的档案学观点[6]，他提出档案记忆观理论的形成意味着对档案学、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研究的一种转型和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要注重从社会发展视角与历史进程视角中来看待档案及与其相关的管理工作。[7]随着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与记忆的研究日渐成熟，丁华东2013年明确提出：经过十多年的探讨和积淀，档案记忆观的初步精炼、学术群体成员和学术成果的增多、学术会议和科研项目的开展共同标志着档案记忆理论范式的基本形成。[8]
档案记忆研究成果的积累与学术活动的展开，推动了以丁华东为代表的核心作者群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在档案记忆观理论的基础上，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应运而生，成为了学者们新的研究热点。从2017年丁华东首次发表“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9]通过后续对该理论持续深度研究，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也有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内容与价值体系：在理论来源上，丁华东指出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的思想基础是社会记忆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等理论;在内容上指出其包涵档案记忆文本载体的再生产、内容内涵的再生产以及价值意义的再生产，亦从属于精神与文化的再生产;在研究价值上，指出档案记忆再生产是从属于整个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是通过社会化的档案实践活动对档案记忆进行累积与创新，使其展现出来、传递下去，遵从社会再生产的总体规律，[10]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将档案与记忆的理论研究带领到了一个新的视域，为档案与记忆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
冯惠玲在2012年对档案记忆观的研究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该总结为档案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和档案机关的工作方向提供了发展的方向与前进的目标。她认为档案在建构集体记忆工作中承担着关键且不可替代的角色;而档案工作者则应该通过自身专业的档案业务素质，坚持档案工作基本原则，坚决维护记忆建构的真实性、鲜活性、完整性。[11]这篇文章在总结前期作者们对档案记忆观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国记忆”数字档案资源库的设想，提高了档案与记忆研究的起点，为档案与记忆的研究提供了新走向，也为中国档案管理事业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與发展方向。
2.档案记忆观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理论指导
档案作为社会记忆建构的重要客体，其原始记录性的本质属性使其所建构或参与建构的社会记忆更具有确切性。因为档案在任何的建构过程中都是一种最可靠最稳定的要素，它为记忆的建构提供客观事实凭证、内在证据依据，能够真实地反映每个年代的社会记忆。[12]并且档案记忆观的兴起也促使社会记忆建构工作更加重视档案与档案工作的积极作用，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理论基础并主导着各级记忆项目的引出。档案记忆观为档案学增添了更多的学术视角，促进了学界研究寻找档案、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的新意义和新价值，为档案记忆由社会记忆建构延伸至各个人文社会学科搭建了桥梁。[13]郭若涵、徐拥军（2020年）提出，档案记忆观从新的视域深化了人们对档案学及档案工作的认识，它力图将档案归还于大众，归还于社会，归还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在某种程度上将促成档案工作的转型与增值，推动档案工作者提升业务自信与工作价值，并在建构的过程中找到新的角色定位。[14]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方面对社会记忆说法的认可，在行业内外也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档案界对档案记忆观理论内涵的界定。[15]越来越多的人探讨到档案、档案工作与档案工作者的重要性，使得档案工作者自身也意识到在社会记忆建构中自己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与使命。
二、档案记忆观视角下我国记忆工程述评
1.我国“城市记忆工程”
现代化的城市建设正在隔断城市历史的文脉，破坏了城市历史的建筑本身，也消融了其间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传统，进入二十一世纪“城市失忆”现象引起了中国人的警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档案界提出以建立城市记忆库的方式来实现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整合与留存，[16]实现城市记忆的开发与传承。由此，“城市记忆工程”在我国各个地区接连展开，使得“记忆”一词在档案工作中的作用更加深化， 档案研究领域更加宽泛， 同时也使得“城市记忆工程”在各省市掀起一股新热潮。 （1）我国“城市记忆工程”研究概述
21世纪初，“城市记忆工程”持续推进，档案学者们也逐步关注档案对城市记忆建构的功能性研究。城市记忆建设虽为各个相关学科所共同关注，但档案学却是“城市记忆”研究的主体学科。档案学对于城市记忆的理解来源于其对历史记录在社会记忆建构方面的作用的认知，在这一点上，冯惠玲、张斌等认为城市的发展历程以及城市的记忆都留存在了城市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原始记录之中，对于过去城市由内而外的整体认知和能够物化了的被人理解和接纳的结果就是城市的记忆。[17]再次强调了档案在城市记忆工程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与根本性地位。
在中国国内学者探索研究、国家政策积极倡导的背景下，青岛市档案局（馆）最先开展“城市记忆工程”，通过对青岛市历史遗留的各种建筑、非遗、器物、声像、口述历史等资料进行拍摄记录，还原历史上的重大社会实践活动，利用3D建模，AR技术VR技术等成果进行线上展示，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在其示范效应下，各大城市和地区也陆陆续续开展了“城市记忆工程”，留住城市历史文化文脉。徐拥军（2017）称我国的“城市记忆工程”是以档案部门为主体，多元共治的社会联动工程。[18]青岛市就是在市委市政府下发的《青岛市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19]《青岛市档案事业“十二五”规划》[20]的政策支持下，档案部门通过边盘活档案馆现存历史档案资源，边拍摄城市街景，多渠道征集历史资料以及利用媒体宣传等多样形式的开展方式，旨在建立青岛市大型档案信息数据库。随后在青岛市档案馆的示范效应下，结合自身城市文化背景的特点，很多城市的档案局（馆）积极参与到城市记忆工程中去，以各种方式整理海量城市历史档案资源，为传承城市记忆做好本职工作。徐拥军将我国城市记忆工程的建设模式由低级到高级分为三种类型，即“资源建设型”“资源开发型”“资源利用共享型”。其中，“资源建设型”是最基本层次，其主要建设目标在于建立整合城市档案的资源数据库，为城市记忆资源开发利用与共享提供信息基础;“资源开发型”是记忆工程的中等层次，其建设重点为资源的整合与开发;“资源利用共享型”是城市记忆工程的最高层次，其主要是建设一个全维度的共享数字资源库。[21]各地可依据上述资料明确当前城市记忆工程的发展模式定位，既能了解当前的工作重点，又能够更加明晰本地城市记忆工程的前进目标。
（2）对我国“城市记忆工程”的探讨
我国开展城市记忆工程虽已取得了一定成果，无论是在学术研究的成果上还是工程建设的实践进展上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但与上述的“资源共享型”城市记忆工程模式仍有一定差距，现阶段我国的“城市记忆工程”主要停留在对档案资源进行基本的收集整理与保管，而不重视内容开发和利用，很多不足的存在值得我们进行反思。
自城市记忆工程提出以来，不少学者将城市记忆工程与城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部门、城建档案等为接口进行探讨。王毅（2008）认为，记忆工程的建构与档案工作是互相促进的，对城市档案存储保护与整合开发的过程就是对城市记忆的保存、呈现和传递的过程，档案部门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工程的质量，[22]较早的提出将档案的积累与开发和城市记忆工程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丁华东作为对档案记忆工程研究关注度最高的学者，他指出“城市记忆工程”在社会记忆建构中具有一定的基础性地位，是档案部门为民服务的民生工程，是提高档案部门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是档案部门以专业特长服务社会记忆传承与建构的活动，同样也反向推动着档案部门与档案事业的进步，[23]从理论上肯定了城市記忆工程工作的开展;尹春梅（2010）同样指出，城市记忆工程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激发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新途径，推动着以城市记忆建构为目标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新机制的建设，[24]提出了以城市记忆工程为切入点进行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新程序建设。薛匡勇 （2012） 分析了城市记忆工程建设的意义，提出应科学认识和理性分析现行档案资源体系与城市记忆档案资源之间存在的“剪刀差”，努力完善相应机制与规范，加强规划指导，将城市记忆纳入常态化的档案工作体系、档案资源建设体系之中。[2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核心学者在档案与“城市记忆工程”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对该工程也提出了肯定与改进的指引，对实践领域的研究也日趋完善，但是对于研究的深度与理论体系建构等方面仍要继续加强。
在实践的过程中，充分扩展“城市记忆工程”的维度，创新记忆工程目标、内容、模式，也在初步的成效上证明了“城市记忆工程”开展的合理性与价值性，但是总体来看城市记忆工程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建设层次上，我国各省市地区的“记忆工程”都存在一定差距，要想从根本上改善目前的瓶颈，各部门应从思想意识上创新“城市记忆工程”的举措，加大资金投入，改善当前国内缺乏统一规划与顶层设计的不足，落到实处，了解民意，重视资源建设和数据库的共享应用，积极以服务社会与人民为最终目的。
2. 我国“乡村记忆工程”
（1）我国“乡村记忆工程”概述
“城市记忆工程”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其辐射效应波及到了广阔的乡村。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省档案局（馆）在2011年创新性提出要将记忆工程拓展至乡村地区，着手开启浙江乡村记忆工程。
“乡村记忆工程”是指各级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开展的旨在保护、传承和利用乡村记忆的行动，它与旨在保护传承城市记忆的“城市记忆工程”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二者相辅相成。“乡村记忆工程”既是对传统乡村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与传承，又是对城市在城镇化之前“记忆”的延续与重构。[26]2012年国务院确立了七部委联合进行“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并颁布《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从政策上助力并支持我国各级“乡村记忆工程”的开展。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27]。在我国乡村是城市发展的底蕴，没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是缺乏生命力的城市，表明了我国党中央领导人对于乡村建设的重视。乡村记忆工程的实施，就是很好的响应国家号召，主张乡村文化传承，延续传统历史文脉，为城市发展留住根基。在政府政策的领导与支持下，高校专业学者的带领下，确实创建了很多“乡村记忆工程”的典例，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带领创建了“高迁古村数字记忆网站”（http：//gqjy.bjjy.cn/）该项目以“记忆高迁·爰得我所”门户网站作为高迁本土文化与历史遗存展示的对外窗口，并创建“高迁数字资源后库”，作为高迁地区档案数字资源库，传播高迁古村落历史文貌，构建古村落数字记忆，为古村落记忆保护提供不同的管理范式。在调查研究中也不难发现“乡村记忆工程”的开展主要围绕突出地域特色，以“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为指导思想，通过对乡村的风俗习惯、民居建筑、家族家训、文物方言、民间信仰等进行收集整理保存开发共享等工作进行乡村记忆建构。 （2）对我国“乡村记忆工程”的探讨
虽然乡村记忆工程的推广范围不比“城市记忆工程”宽阔，发展前景也有限制，但是该工程的实施主体不仅仅是档案部门，也有保护乡村历史文化遗产的文物部门或文化部门，显示出更大的社会文化价值和传承价值。就档案部门而言，“乡村记忆工程”的推进对于农村档案管理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创新，更需要档案部门发挥自己的优势。丁华东提出应当重视乡村档案资源内容的真实性、地域特色的突出性，建构过程中要注重表现乡村客观载体与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以乡村村民为开发主体，以平白易懂的方式展现开发内容，融合媒体进行展演与传播与保存利用。[28]同样，徐拥军以浙江省慈溪市的乡村记忆实践，从档案理论角度对全国乡村记忆工程开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29]由此可见，“乡村记忆工程”的开展对提高基层档案部门业务能力与创新能力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样也对基层档案馆的挖掘与开发乡村档案信息资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乡村记忆理论研究与相关实践的不断进行，丁华东（2015）首次将数字化与乡村记忆相结合，提出社会记忆的数字化为“乡村档案记忆工程”抓取记忆、展示记忆，提供了可以操作的手段和途径。将乡村档案资源的各种形态转化成数字形态，形成电子文件或数字档案，[30]使得乡村的数字记忆与档案工作有机衔接起来，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改进当前农村地区档案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加强政策引导与顶层设计，与时俱进，争取早日在“乡村记忆工程”中发挥档案领域在数字资源管理方面的专业特长，推进“乡村记忆工程”数字化进程。
三、档案记忆观研究述评与展望
1.理论研究应追求多领域交叉融合
随着档案事业的创新升级和人民对档案工作关注度的提升，档案学者对于社会记忆讨论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攀升，研究主题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31]档案记忆观研究与探索的深化促使我们可以在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的理论框架中重新思考和认识档案与档案活动，将档案与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更多的领域结合起来进行创新性研究，进而可以拓展研究视域的高度与广度。在检索与阅读文献的过程中也不难发现，档案记忆观理论的结合多是与档案的实际管理工作而非学科间的碰撞与交融。随着研究热点的不断出现，我们档案学者要积极开启档案学科与图书情报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交流，要积极在数字人文视域下、数字记忆的话题下与档案记忆观相结合，实现档案记忆观基础理论研究在多领域的交叉融合。且虽然上文中未提到的企业记忆、数字记忆、中国记忆等相关话题在当前的检索结果并不丰富，理论研究并未成熟，在学科的研究中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但这些话题将在未来的档案与记忆的研究中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2.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应相互促进
档案与社会记忆的理论研究历程较长且研究成果相对成熟，档案记忆观的学术论文相对较多，城市记忆与乡村记忆的研究是在其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二者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如社会记忆。在检索研究中不难发现，档案与记忆在学者们的科研成果中具有高引用率，且近年来以“档案记忆观”为核心的文章层出不穷，很多研究不断对该领域的广度与深度进行扩展。然而在城市或乡村记忆工程的实践中，参与者多为档案部门的工作人员，档案学者们参与度较低，很多学者目前仍处于重研究轻实践的状态，导致目前很多档案记忆工程实践与档案记忆观理论研究相脱节，这就要求档案学者将档案学理论学以致用，要积极参与到档案工作的实践中去，同时也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科学规范理论，提升凝练，不断反复使理论研究成果更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同样，档案学者应当积极将理论的研究融入到实践的进程中去，并结合时代特点，丰富学术研究关注点，审时度势更新理论内涵，并以此指导档案部门参与记忆建构的实践工作。档案学者与档案部门实践工作者要进行长期合作与交流，通过双方的努力共同将档案记忆观理念与信息资源体系的建立切实地落实到档案记忆工程的实际工作中去，真正发挥档案学科与档案部门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专业特长。
3.档案部门应推动城乡记忆工程建设纵深发展
档案部门作为实际工作人员，要在城乡记忆工程建设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城乡记忆工程尤其是乡村记忆工程起步晚，开展的时间与地域范围也比较有限，随着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的推进，乡村记忆工程建设成为近几年来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乡村记忆工程进展而言，在不同主导部门推动下的乡村记忆工程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建设特色，在浙江、福建等省， 档案部门成为乡村记忆工程的主导者和实践者，乡村档案资源是建构乡村记忆的重要抓手;而在山东、山西等省，文化部门是主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乡村民俗博物馆建设成为乡村记忆工程的主要特色。在后期的工程建设中，档案部门不论作为主导者还是参与者，都应加强自身的指导力，切实以档案记忆观、社会记忆等理论贯穿实践进展的始终，创新工程演练方式，加强与媒体、博物馆等各个部门的宣传与展览合作，推动全民参与建设记忆工程，完善全民参与途径，积极推进互动服务与个性服务，档案实践部门与研究学者充分合作，在实际工作中多与档案学研究者进行沟通与交流，积极运用前沿理论研究推动工程建设向纵深发展。
总之，无论从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角度还是档案学科發展角度，档案记忆观的发展对于档案与社会记忆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档案学者应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立足实践，以服务学科发展与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开放理念，加强与其他相关领域尤其是数字技术领域的合作，相信未来档案记忆观相关研究会在实践经验的累积中与理论研究的深化中得到更好的发展，进而更好地服务档案学科研究与社会前进。
参考文献：
[1]杨惦南.钱学森先生关于档案的两次论述及推论——兼论档案是最典型的记忆工具[J].档案学研究，1990（03）：54-58.
[2]薛匡勇.现代档案观研究[J].档案学通讯，2006（02）：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