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百姓宣讲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进行政治沟通的重要方式，是当代中国政治运行中的基础性环节之一。百姓宣讲緊紧围绕“百姓”运作，是群众路线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重要实践。百姓宣讲主要由群众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宣讲，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及其实践为宣讲主题，以百姓的故事为主要宣讲内容。百姓宣讲根据群众的沟通逻辑调适其话语体系和叙事结构，通过政治信息在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上下来去”实现有效沟通，传递和反馈政治信息、赢得群众的政治支持和政治认同并构建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关键词]百姓宣讲;政治沟通;群众路线;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D2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1）04-0030-09
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宣讲活动逐渐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宣讲活动越来越多，形式也愈加丰富。
宣传与动员群众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传统和核心工作之一。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和动员群众来强化意识形态引领工作，这一工作也有效增强了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支持，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宣传与动员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及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不断发展成熟，其中一些要素延续至今，为不断深化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和谐的党群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宣讲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宣传与动员的工作重点之一，这不仅要求宣讲工作要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还要求宣讲的具体内容通俗易懂、接地气。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宣讲由以往“专家、领导讲”向“百姓讲”延伸。根据宣讲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专家宣讲、干部宣讲和百姓宣讲三类。其中，百姓宣讲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沟通互动的重要方式，也是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重要渠道。
宣讲工作在我国政治沟通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学界对其讨论和解读比较少。从本文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宣讲工作的运作逻辑和政治沟通功能看，一方面，现有研究多关注中国古代及近现代政治宣讲[1][2];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并未在对宣讲进行类型学划分的基础上展开分析，且较少关注与普通民众距离最近的百姓宣讲。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无论是“共产党员”“学习进行时”等微信公众号平台，还是“学习强国”“人民日报”移动端等学习平台，都成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方式。然而，百姓宣讲作为一种传统的党群沟通方式，不仅没有逐渐式微，反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同时，各级党委政府将百姓宣讲作为一种创新举措广泛发动。这说明，百姓宣讲在新时代仍具有实践价值，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众沟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传播体系如此发达的今天，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仍然保留并比以往更加重视百姓宣讲活动？百姓宣讲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百姓宣讲又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对百姓宣讲展开分析有助于深入把握和理解当前我国党群沟通的规律和逻辑。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理论和经验的双重视角对百姓宣讲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中的运作逻辑和政治沟通功能展开讨论。首先，从理论上阐明百姓宣讲作为党群沟通方式的本质特征，及其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其次，结合田野调查的相关资料，分析百姓宣讲在实践中的运作逻辑。最后，从政治沟通与群众路线的理论视角出发，阐明百姓宣讲作为一种党群沟通方式的政治功能。
二、理论视野中的百姓宣讲
百姓宣讲作为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进行沟通的宝贵经验，是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现象。百姓宣讲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直接地、面对面地进行沟通的重要方式。百姓宣讲工作主要由党委宣传部门组织开展，由来自各行各业的百姓宣讲员组成参与主体，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及其实践为主题，以百姓身边的典型或模范故事等为具体内容，面向普通群众开展互动化、分众化、常态化的宣讲活动，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送到群众中去。
百姓宣讲的实质是政权组织实现国家力量在场，沟通社会力量的重要方式[3]。它既根源于政治沟通和贯彻群众路线的需求，又根源于执政党构建意识形态合法性和政府绩效合法性基础的需求。
（一）政治沟通的结构要素
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政治沟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清晰地展现了政治体系内外信息流动的动态过程。拉斯韦尔将政治沟通的过程分为五个方面：“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4]（P35）。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对政治沟通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多伊奇认为，政治沟通的过程包括对信息的接受、处理、反馈等流程[5]。阿尔蒙德将政治沟通的结构分为五种类型：非正式的面对面接触、非政治的社会结构、政治输入结构、政治输出结构和专业化的大众传播工具[6]（P168）。总的来看，西方早期的政治沟通研究主要是运用信息论和控制论原理对政治沟通过程进行分析[7]。
随着20世纪80年代现代传播学的不断发展，政治沟通领域的研究逐渐转向对政治竞选、政治新闻等的分析，产生了“意见领袖”“沉默的螺旋”等经典概念和理论。由于西方语境下的政治沟通理论是在多党竞争制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政党是政治沟通的基本载体，政党的功能是表达（Expression）、交流（Channelment）和引导（Communication）[8]（P82-86）。多党竞争制为多元化的利益主体进行表达和沟通提供了渠道，这种沟通和交流主要为政党竞选服务。而在中国语境的政治沟通中，中国共产党是政治沟通的主体，沟通和交流是通过政治信息在政治体系内外的互动，达到促进科学决策、塑造政党形象、实现社会整合及维护政治稳定等目的[9]。
作为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进行政治沟通的重要方式，百姓宣讲运作过程中的结构要素包含了宣讲员、宣讲内容、宣讲形式、对谁宣讲及宣讲效果等方面。 通过百姓宣讲活动，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政治体系内的沟通及政党与群众之间的信息互动。面对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素的增加，現代政权组织普遍采用多种方式实现与群众的沟通。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体等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沟通的主要渠道，新兴的“两微一端”也成了党群沟通的新阵地。然而，这些政治沟通方式主要是间接的、非直接接触的，即民众主要通过媒介建构的政治图像来获取中国共产党的相关信息。
而百姓宣讲活动是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政治活动来进行党群沟通。百姓宣讲活动对政治仪式感的塑造，宣讲的起承转合给民众带来的情绪调动，是文本传播或者图像传播无法实现的[3]。更重要的是，通过广覆盖、常态性、直接式的百姓宣讲活动，中国共产党能够沟通、联络、协调民众，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因此，百姓宣讲仍旧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的重要方式，且越来越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在中国政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百姓宣讲活动不仅有利于及时向民众传递政治信息，也有利于争取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认同，提升政党的合法性和代表性。
（二）政治沟通中的框架
框架是政治沟通、社会运动、政治心理等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概念。戈夫曼首先将“框架”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在他看来，“框架”是“解读图式”，是一个关于认知结构的概念[10]（P21）。在社会学中，框架一般被用来研究社会运动[11]。在政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中，框架的前提假设一般是，发言者如何表述一项事件或议题会影响受众的认知理解方式[12]。学者通常通过两种方式使用“框架”或“框架化”[13][14]。一方面，传播框架或媒体框架是指发言者（如政治家、媒体等）在向听众传递信息时使用的词语、图像、短语和措辞[15]，这种用法在精英框架的研究中比较常见[16]，主要表现为通过强调特定的观点来影响民众的态度与行为。另一方面，思维框架或者个体框架是指受众对给定情况的认知与理解，强调的不是框架的传播属性，而是受众对框架信息的认知与理解。两种框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前者侧重于发言者的内容，而后者侧重于受众的认知[16]。因此，在分析这两种框架时，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侧重点，本文侧重于研究前者。
从框架效应发生的过程来看，薛佛乐通过梳理框架研究成果构建了框架过程模型：一是“框架构建”，即发言者（如政治家、媒体等）如何选择传播框架或媒体框架的过程。二是“框架设定”，主要指传播框架通过强调特定的价值、事实和其他因素对思维框架产生影响的过程，以及受众的心理过程。
三是“个体层面的框架效应”，主要指思维框架对后续受众行为或态度的影响。四是“作为受众的媒体人”，即受众的行为如何影响最初的框架构建过程[17]。
从百姓宣讲的具体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在选取百姓故事、调适宣讲的话语体系时，无形中构建了宣讲内容的框架。同时，百姓宣讲员在宣讲过程中通过强调框架信息来影响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判断，及其个人后续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由此可见，百姓宣讲的运作逻辑明显符合框架效应发生的逻辑。作为政治沟通方式的百姓宣讲过程涉及框架构建、框架设定、个体层面的框架效应等过程，而百姓宣讲框架本身的特性，中国普通民众的个人特性及宣讲场域等方面也会影响到实际的宣讲效果。就本文研究的百姓宣讲的运作逻辑和政治沟通功能来看，主要侧重于分析传播框架的具体内容及其构建过程和预期能产生的功效。
（三）群众路线中的政治沟通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将自身定性为贯彻群众路线的政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不仅在我们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年代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从党的性质看，中国共产党具有先锋队性质，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是存在差别的，“这种差别在客观上有可能会使共产党面临双重政治风险，即脱离群众和先锋队平庸化”[18]。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警惕、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在各个历史时期均将宣传与动员群众作为重要工作，积极运用群众路线来连接政党与群众，将群众路线融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沟通理念之中。
从群众路线的定义来看，群众路线内含了动态的政治过程[19]。从群众路线的价值导向来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20]（P834），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群众展开的，群众能够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参与。从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来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0]（P834），实际上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进行政治沟通的一系列流程。无论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群众路线都为联系、动员和组织群众提供了指导方法[19]。这一方法根植于群众，能够充分调动群众的沟通与交流热情，提升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进行政治沟通的效率。结合政治沟通理论和群众路线理论可知，“群众路线的具体内容可以分解为政治信息输入、政治信息输出和政治信息反馈三大传播环节”[21]。从百姓宣讲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形来看，中国共产党与民众的信息互动过程呈现双向性。中国共产党在百姓宣讲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宣讲员的选拔、宣讲主题的发布、百姓故事的选取与转换、政治信息的输出等环节;民众则主要在百姓宣讲故事的产生与表达、价值理念的实践与反馈中发挥作用。总之，群众路线蕴含着政治沟通的理念与流程。党群沟通的价值理念，体现了群众路线的价值追求;而百姓宣讲的实际运作过程，体现了完整的群众路线的环节。
三、百姓宣讲的运作逻辑
百姓宣讲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进行政治沟通的重要渠道。根据政治沟通的结构要素分析，四个方面构成了百姓宣讲的运作逻辑：参与者、宣讲内容和形式、话语构建、信息流动过程。通过对百姓宣讲的具体运作过程展开梳理，可以透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沟通的细节。
（一）谁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宣讲
与传统的宣讲方式相比，百姓宣讲由以往主要由“专家、领导讲”向“百姓讲”的方式延伸。百姓宣讲作为中国共产党与群众沟通的重要方式，宣讲员的身份呈现“延伸”的趋势，民众能够从被动的听众转变为主动的宣讲员。也就是说，百姓宣讲的主要听众是普通民众，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宣讲的同样是普通民众。百姓宣讲员从民众中产生，且均有各自社会化的工作，不是宣传部门中专职从事宣讲的工作人员。宣讲员之间彼此没有隶属关系或者约束关系， 成员从各行各业选拔，涵盖医生、护士、公安干警、教师、环卫工人、企业职工、社区干部等，宣讲是他们在本单位本职工作之外的志愿工作。
此外，由于宣讲员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决定了百姓宣讲工作的实际效果，宣讲员的选拔和培养工作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说是整个百姓宣讲工作开展的基础。因此，基层党委宣传部门对百姓宣讲员的选拔和培养非常重视。
百姓宣讲员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众进行沟通的桥梁与纽带，是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宣传与动员工作的骨干。一方面，百姓宣讲员从基层民众中产生，能够用普通民众的视角和语言现身说法，更容易获得百姓的信任和认可。另一方面，百姓宣讲员本身虽然不是专业的宣讲家，但可以是“先进模范人物”“能说会道者”“土专家”等，具备一定的宣讲素质和表达能力，通过这种双重身份的加持，在宣讲时他们更容易吸引民众的注意力，获得民众的好评，也更容易赢得民众的信任，从而获得更好的宣讲效果。
（二）百姓宣讲的内容和形式
政党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沟通功能。也就是说，与民众进行沟通和交流，代表和表达民意是政党的重要职能。从这个意义来看，百姓宣讲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方式之一。从政治沟通的视角来看，宣讲内容是政治沟通的重要构成部分。百姓宣讲的内容一般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以故事为主要叙事结构，主要围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展开
例如，A区2020年百姓宣讲工作方案中的重点宣讲内容主要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抗疫故事、防汛抗洪故事、脱贫攻坚故事、复工复产故事等。。一方面，百姓宣讲的主要内容都是普通百姓的故事。宣讲员选择的内容都与自身密切相关，可能是自己或身边人的故事，也可能与自己的工作和个人经历关联。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宣讲员根据党的理论，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和自己的相关经历来开展百姓宣讲。另一方面，各地宣传部门每年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当年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拟定相关主题，通过百姓的故事来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选择宣讲内容时，宣讲员一般会围绕主题展开或将这一主题融入自己的故事，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中国梦”“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决胜小康、奋斗有我”等主题。因此，百姓宣讲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或中心工作，具体内容则根据宣讲员自身所从事的工作、所具有的知识、所经历的事件或者所在城市的发展等方方面面产生。
百姓宣讲具备丰富多样的信息传递形式。一是“百姓宣讲+文艺元素”的模式。除了傳统以“授课”为主的宣讲形式外，还有如戏曲、情景剧、三句半、快板、小品、小板凳会等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百姓宣讲与“文艺元素”相结合的方式，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形象化，将百姓的故事生动化，真正满足了普通民众对宣讲的需求，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有效沟通。二是“百姓宣讲+现场互动”的模式。百姓宣讲员在宣讲的过程中，通过讨论、提问和小游戏等环节进行互动，从而增进民众对于宣讲内容的理解，增强民众的参与感，提升民众的参与热情。这样有助于不断增强宣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实现理论与故事的融合、政党和群众的有效沟通。三是“百姓宣讲+按需点单”的模式。根据社区群众、乡村农民、青年学生等不同类型听众的需求，百姓宣讲的内容和形式也会相应调整。以“菜单”形式公布百姓宣讲的主题，由普通群众“按需点单”，进一步增强宣讲的针对性。四是“百姓宣讲+互联网”的模式。百姓宣讲活动主要通过在线下与群众面对面的形式展开，但也会现场录制百姓宣讲的微视频，并投稿至学习强国等相关官方传播平台，或是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进一步拓展受众面，将正能量的百姓故事传播出去，扩大宣讲的影响力。此外，作为直接面对面与民众进行沟通和互动的场域，百姓宣讲的场所一般具备开放性与参与性，社区街坊、乡村田野、工厂车间、校园课堂和文化舞台等都能作为宣讲的场地。场地的开放性使得大量民众能够汇聚一处，熟悉的场域也能使民众更有意愿参加宣讲活动，从而增强宣讲的实际效果，增强民众的政治归属感。
（三）百姓宣讲的话语构建
为了实现有效沟通，沟通主体之间应该有共通的话语体系。在政党与民众的沟通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话语体系与民众的话语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党与民众的有效沟通。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沟通的经验与政治沟通本身具备的逻辑，使得传统政治沟通的话语形态表现为通过科层制的权力结构形成的“灌输式”或“父权式教育”[22]。百姓宣讲则是变“灌输式”宣讲为“互动式”宣讲，通过对传统的政治沟通逻辑进行调适，注重融合民间的话语叙事方式，从而让普通民众愿意听且能听懂，构建起百姓宣讲特有的沟通框架。
在具体宣讲内容的组织中，通常是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普通百姓的故事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开宣讲，从而克服了话语体系差异的障碍，形成了有效的沟通方式。
传统政治沟通逻辑与民众的沟通逻辑之间相互对接和调适，产生了新的沟通逻辑，通过普通民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和内容，形成了百姓宣讲的叙事框架。百姓宣讲的内容往往是平凡而动人的故事，一般来说，这些故事都发生在老百姓的身边，也许是邻里的小故事，也许是当地的大事件。这明显与集中于会议、政策、文件精神的纯理论宣讲逻辑不一致，百姓宣讲是以一种“百姓化”的、朴实的宣讲话语取代了原本整齐划一的政治话语。这种话语体系的转换与调适，最终会形成有效的沟通逻辑，并以制度化的形式得以保留。
具体来看，百姓宣讲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中国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一是运用“故事化”的叙事形式。通过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百姓化”，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方式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话语转换为民众听得懂、愿意听的话语，从而提升宣讲效果，真正实现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二是宣讲稿由通俗朴实的词语组成。虽然宣讲稿中仍使用一定的官方政治用语，但这类用语并不是宣讲稿的主要内容。百姓宣讲稿一般使用通俗朴实的词语来描述真实鲜活的故事。百姓宣讲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用朴素平实的语言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民众。与此相比，领导干部宣讲、专家宣讲等其他党群沟通方式则更多“以宏大历史叙事的方式和标识性话语阐发党和国家的伟大理想、宏伟目标和光明前景”[23]。三是不拘泥于语言表达形式。百姓宣讲不一定用普通话开展，为了让百姓听得懂、坐得住、容易产生共鸣，有时也可以采取方言宣讲、民族语言宣讲的形式。尤其在有些地区，部分民众并不能完全听懂普通话，或是部分百姓宣讲员并不能熟练地讲普通话，此时方言宣讲和民族语言宣讲能更好地传递信息和凝聚人心。 （四）百姓宣讲中的双向信息流动
作为一种政治沟通方式，百姓宣讲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将政治信息传递给民众，使民众准确知晓并理解信息，进而外化为行动。
从表面上看，这种沟通过程是自上而下的，中国共产党在宣讲过程中是组织和动员的主体，群众只是被组织和被动员的客体，百姓宣讲作为一种政治沟通方式并非是双向互动的沟通过程。但即使百姓宣讲并没有完全突破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和群众在整个宣讲的过程中都是积极主动的存在。百姓宣讲中政治信息的流动轨迹呈现群众路线中“上下来去”的过程，体现了信息互动的双向性。
以笔者调研中B市某位宣讲员的稿件定稿过程为例。2020年4月底，该市党委宣传部门通过下发文件及召开宣讲活动启动仪式的方式，将本年度宣讲主题发布给宣讲员。同时，宣传部门对宣讲员提出稿件风格、宣讲注意事项、初稿完成时间等要求，并为每位宣讲员指定宣讲指导员。宣讲指导员与宣讲员围绕指定的主题与宣讲员的自身经历与工作情况，沟通商量宣讲稿件主要框架和内容，并由宣讲员在5月底前完成初稿且交宣讲指导员修改。在第一版稿件中，宣讲稿主要呈现的是全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成效，稿件整体风格与政府公文十分相似。宣传部门认为这样的宣讲稿与民众现实生活的贴近性弱，不适合基层宣讲，提出了更换主题的建议。5月中旬，宣讲员仍旧是围绕建设小康社会的主题，且结合自己熟知的一家本地民营企业发家史的故事来撰写宣讲稿件，宣讲稿件几经修改后，得到了大家认可。
在百姓宣讲的信息流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设置主题、把关方向、引导民众、激发民智的作用。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主动设置并发布相关宣讲主题，宣讲员选定具体内容，再由宣传部门对宣讲稿进行把关定稿。稿件的具体内容、稿件风格等都与百姓宣讲员自身结合紧密，百姓宣讲员在其中发挥着能动作用，在政治信息输入、输出和反馈的环节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综上，百姓宣讲在运作中常常是通过自上而下发布年度宣讲主题，再通过自下而上生成宣讲的具体内容，并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对宣讲内容进行升华，通过同一时空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传递给民众，使民众接受、认同、内化进而转化为行动。一方面，自下而上融合宣讲主题。百姓宣讲中的实质选题，虽然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但其具体内容大多是来自百姓身边的真实故事。另一方面，自上而下进行信息流动。在宣讲过程中，宣讲员通过多种宣讲形式传递并强调百姓宣讲的框架信息，最终使民众接受并认同其政治信息。因此，這种自下而上融合宣讲主题，又自上而下进行信息传递的信息流动过程，呈现出党群互动的双向性（见图1）。
四、百姓宣讲的政治沟通功能
从政治沟通功能的角度而言，百姓宣讲是国家与社会、政党与群众进行沟通的重要方式，在中国政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促进政治信息在政治体系内外的互动，百姓宣讲在传递与反馈政治信息、增强政治认同、构建合法性基础等方面发挥着作用。
（一）传递信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交流与反馈
作为现代民主政治体系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政治沟通的基础功能是传递政治信息。百姓宣讲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沟通方式，能够实现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双向信息互动。在百姓宣讲的运作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筛选和整合好的政治信息传递给民众，主要表现在通过面对面的、直接的宣讲，中国共产党能将自身的最新发展动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政策福利等相关信息有效地传递给民众。此外，民众能及时获得与自身相关的信息，获得进行政治反馈与政治表达的机会。
其一，中国共产党将信息传递给民众。民众对政治信息或政治问题看法的获取，很大程度受到信息源的选择和呈现方式的影响。百姓宣讲员通过不断强调构建好的框架信息，对民众的思维框架产生影响，如通过百姓宣讲做好政策理论、会议精神等的解读工作。在政策颁布后展开百姓宣讲，能够准确传递政策要义，避免政策被误读，从而使政策得到顺利而有效的执行。例如，在社会福利、疫情防控等信息的获取中，民众往往难以分辨何为正确的信息，或者是获得真实信息的难度较大，这就需要通过宣讲的形式及时做好解读工作。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百姓宣讲向民众传递正确的政治信息，从而防范政治谣言的产生与发酵。
其二，自下而上的信息获取与反馈。在百姓宣讲过程中，民众能获取对自身具有重要价值的政治信息，并获得直接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机会，从而及时反馈和表达意见。百姓宣讲作为一种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方式，不但可以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使民众了解某项理论或政策的核心要义及与其自身的关联要点，更能作为社情民意双向互动的重要方式，在民众出现疑问时提供反馈和表达的机会，从而赢得民众的理解、认可与遵从。而民众也能通过反馈与表达再次影响最初的框架构建过程。由此，百姓宣讲通过顺畅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沟通，能够加强双方的了解程度，塑造政党形象并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
（二）达成共识：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
在政治沟通的过程中，发言者通过框架化的信息向受众传递观点。当中国共产党在选取百姓故事、调适话语逻辑、形成宣讲稿时，无形中构建了百姓宣讲的框架。百姓宣讲员通过宣讲过程将框架信息传递给民众，民众再通过个人认知图式来对框架进行解读。由此，民众能够通过百姓宣讲的过程实现与中国共产党的沟通与交流，获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绩效等方面的认知，从而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认可。作为一项仪式化的政治活动，百姓宣讲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给民众的视觉和听觉带来冲击，通过通俗朴素的词语和文风来不断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影响民众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倾向。这种方式有利于动员群众，达到引领和感召群众的效果，进而赢得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理解，增强民众内心的政治归属感和政治认同感。
同时，百姓宣讲能有效整合社会上多元化的价值倾向，并通过价值引导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转化为民众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自觉。政治沟通是一种政治符号传播的过程，是政治意义的交流[24]。百姓宣讲传递的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也不仅仅是百姓身边的正能量故事，更是一种象征和符号。虽然在党群沟通过程中，政治符号不能直接解决民众的问题，但可以“说服”民众，唤醒民众的情感和动员民众行动，努力达成共识并缓解张力，从而实现政治畅通[25]（P106-115）。百姓宣讲最主要的亮点即“百姓用百姓话讲百姓的故事”，通过形象生动的故事和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感召和动员民众，在思想层面引导民众正确看待和认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接受并认同主流价值观，从而使民众在后续的行动中不断将主流价值观转化为现实行动[26]。 （三）政治合法化功能
马克斯·韦伯将合法性定位为民众对国家权力来源的感受[27]。任何政权组织的存在必须以合法性为前提，即任何政权组织的存在都必须受到人民的认可和接受[28]。政权组织与民众的政治沟通能够维持和巩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并强化这种合法性[29]。韦伯将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分为三种类型：法理合法性、传统合法性和魅力合法性[30]（P241）。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国家合法性三个最根本的来源和基础是意识形态、程序（制度）和政府绩效（有效性），实际上，任何政权都不是建立在单一类型的合法性基础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合法性来源都是这三种来源的混合体[27][28]。作为一种党群沟通方式，
百姓宣讲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将治理绩效转化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认同，从而实现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的再生产。
现代社会，世界各国普遍重视意识形态的认同问题。意识形态合法性主要通过对意识形态的阐释和维护来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31]。政权组织可以通过多种政治沟通渠道，让民众接受并认可其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此以后，民众能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受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为实现价值图景而奋斗[32]。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为构建主流意識形态，掌握文化领导权或者意识形态领导权，采取了很多方式，付出了很多努力。百姓宣讲工作的推进明显符合构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逻辑。一方面，百姓宣讲通过与民众的沟通，使我们党所提倡的意识形态成为被社会广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百姓宣讲作为一种政治沟通方式，不断地、强力地构建和传播着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表面上看，宣讲员向民众宣讲的是民众身边的故事，实际是通过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题和核心价值融入故事，使得意识形态不断地构建，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百姓宣讲可以使民众获得对自身具有重要价值的政治信息。在百姓宣讲的运作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筛选和整合好的政治信息，通过百姓宣讲的信息流动过程传递给民众。同时，通过将官方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相结合，可以强化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认同，从而巩固意识形态合法性并缓和社会矛盾。一般认为，“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是绩效合法性的来源” [27]。百姓宣讲所产生的绩效合法性主要体现在对现有政绩的宣传。百姓宣讲员通过宣讲的形式深入浅出地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运作情况及治理成绩传达给民众，增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及对未来发展道路的信心。让民众准确了解中国共产党为脱贫攻坚、实现人民的全面小康生活等作出的努力，从而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
五、讨论与结论
如何实现政党与民众的有效沟通？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的问题。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都始终坚持开展宣传与动员群众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以人民为中心，在宣传与动员工作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宣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宣传与动员群众的一种重要方式，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宣讲工作主要围绕专家学者宣讲重点讲理论，领导干部宣讲重点讲政策，百姓宣讲重点讲故事三方面展开。百姓宣讲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政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百姓宣讲缘何重要，运作逻辑是什么，又发挥着怎样的功能？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展开，通过政治沟通和群众路线的理论视角，描绘与归纳百姓宣讲的运作逻辑和政治沟通功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政治沟通来实现政治合法化的过程与细节，这有助于我们回答百姓宣讲为何在我国政治沟通体系中占据着愈来愈重要的地位的问题。作为一种党群沟通方式，百姓宣讲紧紧围绕“百姓”运作，是群众路线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具体体现。通过“百姓用百姓话讲百姓的故事”的方式，百姓宣讲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双向沟通。具体来说，百姓宣讲主要由普通民众来宣讲百姓身边的故事，其“故事化”的叙事形式和“百姓化”的叙事方式，能够使其在政治信息的传递和反馈过程中赢得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支持和政治认同，并不断地构建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从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因此，各级党委比以往更加重视百姓宣讲活动的开展。可以预见的是，由于百姓宣讲在我国政治沟通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可能在新技术的发展潮流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以更符合民众的需求。譬如，为扩展受众的影响面，目前已有部分地方开始探索直播宣讲的模式。
政党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构成了政党与民众、国家与社会良好关系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深入理解党群沟通方式的具体运作逻辑，才能恰当地解读政治沟通在构建良好的政党与群众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以百姓宣讲作为分析对象，透视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沟通的过程与细节，
有助于我们理解百姓宣讲在当代中国政治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百姓宣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的运作逻辑。作为一种传统的政治沟通方式，百姓宣讲必定有不可替代之处，才能够在创新发展中历久弥新。为真正实现有效沟通，百姓宣讲的整个运作过程紧紧围绕群众展开，不论是宣讲者、宣讲内容、宣讲形式还是宣讲的话语都从群众中产生，从而更贴近群众，更容易获得群众的理解和认可，实现百姓宣讲的沟通功能。另一方面，百姓宣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为何一直重视宣传与动员群众的工作， 以及作为传统政治沟通方式的百姓宣讲，为何越来越受到党委部门的重视。在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了许多新的政治沟通方式。虽然目前能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实现与民众的沟通，但其背后蕴藏的政党与群众沟通的逻辑和目的实际上是一致的。即在政治信息的“上下来去”中获得群众的政治认同，从而不断强化政权组织和执政过程的合法性。因此，从理论意义看，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沟通方式和中国政治过程的研究深度，有助于政治沟通领域中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方面的知识积累。从实践意义看，本研究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其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方式与过程，从而提升政党与民众沟通的有效性。 此外，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实践中百姓宣讲的运作逻辑及其政治沟通功能，并尝试厘清百姓宣讲在当前中国政治沟通体系内的地位和作用，以便深入理解中国国家治理中政党与民众的沟通逻辑。当然，受到研究重点及资料获取方面的限制，本文对百姓宣讲影响民众思维图式的具体效果没有进行深入探析，如民众在宣讲过程前后的政治情感的变化等，未来有待采取更深入的实证研究方法进一步测量和验证。
参考文献：
[1]徐燕斌.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与社会控制述略——基于媒介史的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10）.
[2]杜 芳.抗日根据地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中的领袖宣讲[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3]国晓光.中国政治过程中宣讲机制的运行与功能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20，（3）.
[4][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
[5]唐 亮.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J].政治学研究，1985，（2）.
[6][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7]郁建兴，何子英.政治交往：一种政治溝通的新分析路径[J].社会科学辑刊，2009，（4）.
[8][意]乔万尼·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9]刘 舒，薛忠义.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的机制、功能与价值[J].求实，2013，（4）.
[10]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6.
[11]Benford， Robert D.， David A. 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1）.
[12]Scheufele，Dietram A.， David Tewksbury. Framing， Agenda Setting，and Priming：The Evolution of Three Media Effects Model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1）.
[13]Chong，Dennis，James N. Druckman. A Theory of Framing and Opinion Formation in Competitive Elite Environment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1）.
[14]马得勇.政治传播中的框架效应——国外研究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政治学研究，2016，（4）.
[15]William A.Gamson，Andre Modigliani.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9，（1）.
[16]Druckman，James N.The Implications of Framing Effects for Citizen Competence[J].Political Behavior，2001，（3）.
[17]Scheufele，D.A.Framing as a Theory of Media Effect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9，（1）.
[18]汪仕凯.“新群众”和“老传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群众路线[J].探索，2020，（2）.
[19]刘 伟，吴友全.政治过程视域下群众路线的功能演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1]赵 洁，荆学民.“群众路线”的政治传播意蕴新解[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
[22]张涛甫，徐亦舒.政治沟通的制度调适——基于“澎湃新闻”“上海发布”“上海网信办”的考量[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2）.
[23]荆学民，赵 洁.特质与效能：中国政党政治基础上的政治传播析论[J].学术界，2019， （12）.
[24]胡国胜.政治符号：概念、特征与功能[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2）.
[25][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亚伯拉罕·卡普兰.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6]荆学民，段 锐.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行模式[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11）.
[27]赵鼎新.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J].学术月刊，2016，（8）.
[28]倪 星.政府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型与政绩追求[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29]周 平.少数民族政治沟通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1999，（2）.
[30][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1]李 京.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看中共重构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J].理论月刊，2014，（1）.
[32]唐爱军.在有效性中提升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16，（4）.
责任编辑：王 篆
[关键词]百姓宣讲;政治沟通;群众路线;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D2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1）04-0030-09
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宣讲活动逐渐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宣讲活动越来越多，形式也愈加丰富。
宣传与动员群众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传统和核心工作之一。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和动员群众来强化意识形态引领工作，这一工作也有效增强了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支持，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宣传与动员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及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不断发展成熟，其中一些要素延续至今，为不断深化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和谐的党群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宣讲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宣传与动员的工作重点之一，这不仅要求宣讲工作要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还要求宣讲的具体内容通俗易懂、接地气。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宣讲由以往“专家、领导讲”向“百姓讲”延伸。根据宣讲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专家宣讲、干部宣讲和百姓宣讲三类。其中，百姓宣讲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沟通互动的重要方式，也是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重要渠道。
宣讲工作在我国政治沟通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学界对其讨论和解读比较少。从本文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宣讲工作的运作逻辑和政治沟通功能看，一方面，现有研究多关注中国古代及近现代政治宣讲[1][2];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并未在对宣讲进行类型学划分的基础上展开分析，且较少关注与普通民众距离最近的百姓宣讲。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无论是“共产党员”“学习进行时”等微信公众号平台，还是“学习强国”“人民日报”移动端等学习平台，都成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方式。然而，百姓宣讲作为一种传统的党群沟通方式，不仅没有逐渐式微，反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同时，各级党委政府将百姓宣讲作为一种创新举措广泛发动。这说明，百姓宣讲在新时代仍具有实践价值，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众沟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传播体系如此发达的今天，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仍然保留并比以往更加重视百姓宣讲活动？百姓宣讲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百姓宣讲又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对百姓宣讲展开分析有助于深入把握和理解当前我国党群沟通的规律和逻辑。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理论和经验的双重视角对百姓宣讲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中的运作逻辑和政治沟通功能展开讨论。首先，从理论上阐明百姓宣讲作为党群沟通方式的本质特征，及其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其次，结合田野调查的相关资料，分析百姓宣讲在实践中的运作逻辑。最后，从政治沟通与群众路线的理论视角出发，阐明百姓宣讲作为一种党群沟通方式的政治功能。
二、理论视野中的百姓宣讲
百姓宣讲作为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进行沟通的宝贵经验，是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现象。百姓宣讲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直接地、面对面地进行沟通的重要方式。百姓宣讲工作主要由党委宣传部门组织开展，由来自各行各业的百姓宣讲员组成参与主体，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及其实践为主题，以百姓身边的典型或模范故事等为具体内容，面向普通群众开展互动化、分众化、常态化的宣讲活动，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送到群众中去。
百姓宣讲的实质是政权组织实现国家力量在场，沟通社会力量的重要方式[3]。它既根源于政治沟通和贯彻群众路线的需求，又根源于执政党构建意识形态合法性和政府绩效合法性基础的需求。
（一）政治沟通的结构要素
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政治沟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清晰地展现了政治体系内外信息流动的动态过程。拉斯韦尔将政治沟通的过程分为五个方面：“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4]（P35）。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对政治沟通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多伊奇认为，政治沟通的过程包括对信息的接受、处理、反馈等流程[5]。阿尔蒙德将政治沟通的结构分为五种类型：非正式的面对面接触、非政治的社会结构、政治输入结构、政治输出结构和专业化的大众传播工具[6]（P168）。总的来看，西方早期的政治沟通研究主要是运用信息论和控制论原理对政治沟通过程进行分析[7]。
随着20世纪80年代现代传播学的不断发展，政治沟通领域的研究逐渐转向对政治竞选、政治新闻等的分析，产生了“意见领袖”“沉默的螺旋”等经典概念和理论。由于西方语境下的政治沟通理论是在多党竞争制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政党是政治沟通的基本载体，政党的功能是表达（Expression）、交流（Channelment）和引导（Communication）[8]（P82-86）。多党竞争制为多元化的利益主体进行表达和沟通提供了渠道，这种沟通和交流主要为政党竞选服务。而在中国语境的政治沟通中，中国共产党是政治沟通的主体，沟通和交流是通过政治信息在政治体系内外的互动，达到促进科学决策、塑造政党形象、实现社会整合及维护政治稳定等目的[9]。
作为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进行政治沟通的重要方式，百姓宣讲运作过程中的结构要素包含了宣讲员、宣讲内容、宣讲形式、对谁宣讲及宣讲效果等方面。 通过百姓宣讲活动，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政治体系内的沟通及政党与群众之间的信息互动。面对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素的增加，現代政权组织普遍采用多种方式实现与群众的沟通。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体等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沟通的主要渠道，新兴的“两微一端”也成了党群沟通的新阵地。然而，这些政治沟通方式主要是间接的、非直接接触的，即民众主要通过媒介建构的政治图像来获取中国共产党的相关信息。
而百姓宣讲活动是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政治活动来进行党群沟通。百姓宣讲活动对政治仪式感的塑造，宣讲的起承转合给民众带来的情绪调动，是文本传播或者图像传播无法实现的[3]。更重要的是，通过广覆盖、常态性、直接式的百姓宣讲活动，中国共产党能够沟通、联络、协调民众，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因此，百姓宣讲仍旧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的重要方式，且越来越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在中国政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百姓宣讲活动不仅有利于及时向民众传递政治信息，也有利于争取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认同，提升政党的合法性和代表性。
（二）政治沟通中的框架
框架是政治沟通、社会运动、政治心理等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概念。戈夫曼首先将“框架”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在他看来，“框架”是“解读图式”，是一个关于认知结构的概念[10]（P21）。在社会学中，框架一般被用来研究社会运动[11]。在政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中，框架的前提假设一般是，发言者如何表述一项事件或议题会影响受众的认知理解方式[12]。学者通常通过两种方式使用“框架”或“框架化”[13][14]。一方面，传播框架或媒体框架是指发言者（如政治家、媒体等）在向听众传递信息时使用的词语、图像、短语和措辞[15]，这种用法在精英框架的研究中比较常见[16]，主要表现为通过强调特定的观点来影响民众的态度与行为。另一方面，思维框架或者个体框架是指受众对给定情况的认知与理解，强调的不是框架的传播属性，而是受众对框架信息的认知与理解。两种框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前者侧重于发言者的内容，而后者侧重于受众的认知[16]。因此，在分析这两种框架时，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侧重点，本文侧重于研究前者。
从框架效应发生的过程来看，薛佛乐通过梳理框架研究成果构建了框架过程模型：一是“框架构建”，即发言者（如政治家、媒体等）如何选择传播框架或媒体框架的过程。二是“框架设定”，主要指传播框架通过强调特定的价值、事实和其他因素对思维框架产生影响的过程，以及受众的心理过程。
三是“个体层面的框架效应”，主要指思维框架对后续受众行为或态度的影响。四是“作为受众的媒体人”，即受众的行为如何影响最初的框架构建过程[17]。
从百姓宣讲的具体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在选取百姓故事、调适宣讲的话语体系时，无形中构建了宣讲内容的框架。同时，百姓宣讲员在宣讲过程中通过强调框架信息来影响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判断，及其个人后续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由此可见，百姓宣讲的运作逻辑明显符合框架效应发生的逻辑。作为政治沟通方式的百姓宣讲过程涉及框架构建、框架设定、个体层面的框架效应等过程，而百姓宣讲框架本身的特性，中国普通民众的个人特性及宣讲场域等方面也会影响到实际的宣讲效果。就本文研究的百姓宣讲的运作逻辑和政治沟通功能来看，主要侧重于分析传播框架的具体内容及其构建过程和预期能产生的功效。
（三）群众路线中的政治沟通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将自身定性为贯彻群众路线的政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不仅在我们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年代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从党的性质看，中国共产党具有先锋队性质，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是存在差别的，“这种差别在客观上有可能会使共产党面临双重政治风险，即脱离群众和先锋队平庸化”[18]。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警惕、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在各个历史时期均将宣传与动员群众作为重要工作，积极运用群众路线来连接政党与群众，将群众路线融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沟通理念之中。
从群众路线的定义来看，群众路线内含了动态的政治过程[19]。从群众路线的价值导向来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20]（P834），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群众展开的，群众能够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参与。从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来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0]（P834），实际上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进行政治沟通的一系列流程。无论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群众路线都为联系、动员和组织群众提供了指导方法[19]。这一方法根植于群众，能够充分调动群众的沟通与交流热情，提升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进行政治沟通的效率。结合政治沟通理论和群众路线理论可知，“群众路线的具体内容可以分解为政治信息输入、政治信息输出和政治信息反馈三大传播环节”[21]。从百姓宣讲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形来看，中国共产党与民众的信息互动过程呈现双向性。中国共产党在百姓宣讲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宣讲员的选拔、宣讲主题的发布、百姓故事的选取与转换、政治信息的输出等环节;民众则主要在百姓宣讲故事的产生与表达、价值理念的实践与反馈中发挥作用。总之，群众路线蕴含着政治沟通的理念与流程。党群沟通的价值理念，体现了群众路线的价值追求;而百姓宣讲的实际运作过程，体现了完整的群众路线的环节。
三、百姓宣讲的运作逻辑
百姓宣讲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进行政治沟通的重要渠道。根据政治沟通的结构要素分析，四个方面构成了百姓宣讲的运作逻辑：参与者、宣讲内容和形式、话语构建、信息流动过程。通过对百姓宣讲的具体运作过程展开梳理，可以透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沟通的细节。
（一）谁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宣讲
与传统的宣讲方式相比，百姓宣讲由以往主要由“专家、领导讲”向“百姓讲”的方式延伸。百姓宣讲作为中国共产党与群众沟通的重要方式，宣讲员的身份呈现“延伸”的趋势，民众能够从被动的听众转变为主动的宣讲员。也就是说，百姓宣讲的主要听众是普通民众，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宣讲的同样是普通民众。百姓宣讲员从民众中产生，且均有各自社会化的工作，不是宣传部门中专职从事宣讲的工作人员。宣讲员之间彼此没有隶属关系或者约束关系， 成员从各行各业选拔，涵盖医生、护士、公安干警、教师、环卫工人、企业职工、社区干部等，宣讲是他们在本单位本职工作之外的志愿工作。
此外，由于宣讲员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决定了百姓宣讲工作的实际效果，宣讲员的选拔和培养工作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说是整个百姓宣讲工作开展的基础。因此，基层党委宣传部门对百姓宣讲员的选拔和培养非常重视。
百姓宣讲员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众进行沟通的桥梁与纽带，是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宣传与动员工作的骨干。一方面，百姓宣讲员从基层民众中产生，能够用普通民众的视角和语言现身说法，更容易获得百姓的信任和认可。另一方面，百姓宣讲员本身虽然不是专业的宣讲家，但可以是“先进模范人物”“能说会道者”“土专家”等，具备一定的宣讲素质和表达能力，通过这种双重身份的加持，在宣讲时他们更容易吸引民众的注意力，获得民众的好评，也更容易赢得民众的信任，从而获得更好的宣讲效果。
（二）百姓宣讲的内容和形式
政党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沟通功能。也就是说，与民众进行沟通和交流，代表和表达民意是政党的重要职能。从这个意义来看，百姓宣讲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方式之一。从政治沟通的视角来看，宣讲内容是政治沟通的重要构成部分。百姓宣讲的内容一般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以故事为主要叙事结构，主要围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展开
例如，A区2020年百姓宣讲工作方案中的重点宣讲内容主要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抗疫故事、防汛抗洪故事、脱贫攻坚故事、复工复产故事等。。一方面，百姓宣讲的主要内容都是普通百姓的故事。宣讲员选择的内容都与自身密切相关，可能是自己或身边人的故事，也可能与自己的工作和个人经历关联。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宣讲员根据党的理论，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和自己的相关经历来开展百姓宣讲。另一方面，各地宣传部门每年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当年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拟定相关主题，通过百姓的故事来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选择宣讲内容时，宣讲员一般会围绕主题展开或将这一主题融入自己的故事，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中国梦”“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决胜小康、奋斗有我”等主题。因此，百姓宣讲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或中心工作，具体内容则根据宣讲员自身所从事的工作、所具有的知识、所经历的事件或者所在城市的发展等方方面面产生。
百姓宣讲具备丰富多样的信息传递形式。一是“百姓宣讲+文艺元素”的模式。除了傳统以“授课”为主的宣讲形式外，还有如戏曲、情景剧、三句半、快板、小品、小板凳会等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百姓宣讲与“文艺元素”相结合的方式，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形象化，将百姓的故事生动化，真正满足了普通民众对宣讲的需求，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有效沟通。二是“百姓宣讲+现场互动”的模式。百姓宣讲员在宣讲的过程中，通过讨论、提问和小游戏等环节进行互动，从而增进民众对于宣讲内容的理解，增强民众的参与感，提升民众的参与热情。这样有助于不断增强宣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实现理论与故事的融合、政党和群众的有效沟通。三是“百姓宣讲+按需点单”的模式。根据社区群众、乡村农民、青年学生等不同类型听众的需求，百姓宣讲的内容和形式也会相应调整。以“菜单”形式公布百姓宣讲的主题，由普通群众“按需点单”，进一步增强宣讲的针对性。四是“百姓宣讲+互联网”的模式。百姓宣讲活动主要通过在线下与群众面对面的形式展开，但也会现场录制百姓宣讲的微视频，并投稿至学习强国等相关官方传播平台，或是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进一步拓展受众面，将正能量的百姓故事传播出去，扩大宣讲的影响力。此外，作为直接面对面与民众进行沟通和互动的场域，百姓宣讲的场所一般具备开放性与参与性，社区街坊、乡村田野、工厂车间、校园课堂和文化舞台等都能作为宣讲的场地。场地的开放性使得大量民众能够汇聚一处，熟悉的场域也能使民众更有意愿参加宣讲活动，从而增强宣讲的实际效果，增强民众的政治归属感。
（三）百姓宣讲的话语构建
为了实现有效沟通，沟通主体之间应该有共通的话语体系。在政党与民众的沟通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话语体系与民众的话语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党与民众的有效沟通。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沟通的经验与政治沟通本身具备的逻辑，使得传统政治沟通的话语形态表现为通过科层制的权力结构形成的“灌输式”或“父权式教育”[22]。百姓宣讲则是变“灌输式”宣讲为“互动式”宣讲，通过对传统的政治沟通逻辑进行调适，注重融合民间的话语叙事方式，从而让普通民众愿意听且能听懂，构建起百姓宣讲特有的沟通框架。
在具体宣讲内容的组织中，通常是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普通百姓的故事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开宣讲，从而克服了话语体系差异的障碍，形成了有效的沟通方式。
传统政治沟通逻辑与民众的沟通逻辑之间相互对接和调适，产生了新的沟通逻辑，通过普通民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和内容，形成了百姓宣讲的叙事框架。百姓宣讲的内容往往是平凡而动人的故事，一般来说，这些故事都发生在老百姓的身边，也许是邻里的小故事，也许是当地的大事件。这明显与集中于会议、政策、文件精神的纯理论宣讲逻辑不一致，百姓宣讲是以一种“百姓化”的、朴实的宣讲话语取代了原本整齐划一的政治话语。这种话语体系的转换与调适，最终会形成有效的沟通逻辑，并以制度化的形式得以保留。
具体来看，百姓宣讲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中国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一是运用“故事化”的叙事形式。通过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百姓化”，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方式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话语转换为民众听得懂、愿意听的话语，从而提升宣讲效果，真正实现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二是宣讲稿由通俗朴实的词语组成。虽然宣讲稿中仍使用一定的官方政治用语，但这类用语并不是宣讲稿的主要内容。百姓宣讲稿一般使用通俗朴实的词语来描述真实鲜活的故事。百姓宣讲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用朴素平实的语言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民众。与此相比，领导干部宣讲、专家宣讲等其他党群沟通方式则更多“以宏大历史叙事的方式和标识性话语阐发党和国家的伟大理想、宏伟目标和光明前景”[23]。三是不拘泥于语言表达形式。百姓宣讲不一定用普通话开展，为了让百姓听得懂、坐得住、容易产生共鸣，有时也可以采取方言宣讲、民族语言宣讲的形式。尤其在有些地区，部分民众并不能完全听懂普通话，或是部分百姓宣讲员并不能熟练地讲普通话，此时方言宣讲和民族语言宣讲能更好地传递信息和凝聚人心。 （四）百姓宣讲中的双向信息流动
作为一种政治沟通方式，百姓宣讲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将政治信息传递给民众，使民众准确知晓并理解信息，进而外化为行动。
从表面上看，这种沟通过程是自上而下的，中国共产党在宣讲过程中是组织和动员的主体，群众只是被组织和被动员的客体，百姓宣讲作为一种政治沟通方式并非是双向互动的沟通过程。但即使百姓宣讲并没有完全突破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和群众在整个宣讲的过程中都是积极主动的存在。百姓宣讲中政治信息的流动轨迹呈现群众路线中“上下来去”的过程，体现了信息互动的双向性。
以笔者调研中B市某位宣讲员的稿件定稿过程为例。2020年4月底，该市党委宣传部门通过下发文件及召开宣讲活动启动仪式的方式，将本年度宣讲主题发布给宣讲员。同时，宣传部门对宣讲员提出稿件风格、宣讲注意事项、初稿完成时间等要求，并为每位宣讲员指定宣讲指导员。宣讲指导员与宣讲员围绕指定的主题与宣讲员的自身经历与工作情况，沟通商量宣讲稿件主要框架和内容，并由宣讲员在5月底前完成初稿且交宣讲指导员修改。在第一版稿件中，宣讲稿主要呈现的是全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成效，稿件整体风格与政府公文十分相似。宣传部门认为这样的宣讲稿与民众现实生活的贴近性弱，不适合基层宣讲，提出了更换主题的建议。5月中旬，宣讲员仍旧是围绕建设小康社会的主题，且结合自己熟知的一家本地民营企业发家史的故事来撰写宣讲稿件，宣讲稿件几经修改后，得到了大家认可。
在百姓宣讲的信息流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设置主题、把关方向、引导民众、激发民智的作用。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主动设置并发布相关宣讲主题，宣讲员选定具体内容，再由宣传部门对宣讲稿进行把关定稿。稿件的具体内容、稿件风格等都与百姓宣讲员自身结合紧密，百姓宣讲员在其中发挥着能动作用，在政治信息输入、输出和反馈的环节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综上，百姓宣讲在运作中常常是通过自上而下发布年度宣讲主题，再通过自下而上生成宣讲的具体内容，并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对宣讲内容进行升华，通过同一时空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传递给民众，使民众接受、认同、内化进而转化为行动。一方面，自下而上融合宣讲主题。百姓宣讲中的实质选题，虽然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但其具体内容大多是来自百姓身边的真实故事。另一方面，自上而下进行信息流动。在宣讲过程中，宣讲员通过多种宣讲形式传递并强调百姓宣讲的框架信息，最终使民众接受并认同其政治信息。因此，這种自下而上融合宣讲主题，又自上而下进行信息传递的信息流动过程，呈现出党群互动的双向性（见图1）。
四、百姓宣讲的政治沟通功能
从政治沟通功能的角度而言，百姓宣讲是国家与社会、政党与群众进行沟通的重要方式，在中国政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促进政治信息在政治体系内外的互动，百姓宣讲在传递与反馈政治信息、增强政治认同、构建合法性基础等方面发挥着作用。
（一）传递信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交流与反馈
作为现代民主政治体系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政治沟通的基础功能是传递政治信息。百姓宣讲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沟通方式，能够实现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双向信息互动。在百姓宣讲的运作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筛选和整合好的政治信息传递给民众，主要表现在通过面对面的、直接的宣讲，中国共产党能将自身的最新发展动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政策福利等相关信息有效地传递给民众。此外，民众能及时获得与自身相关的信息，获得进行政治反馈与政治表达的机会。
其一，中国共产党将信息传递给民众。民众对政治信息或政治问题看法的获取，很大程度受到信息源的选择和呈现方式的影响。百姓宣讲员通过不断强调构建好的框架信息，对民众的思维框架产生影响，如通过百姓宣讲做好政策理论、会议精神等的解读工作。在政策颁布后展开百姓宣讲，能够准确传递政策要义，避免政策被误读，从而使政策得到顺利而有效的执行。例如，在社会福利、疫情防控等信息的获取中，民众往往难以分辨何为正确的信息，或者是获得真实信息的难度较大，这就需要通过宣讲的形式及时做好解读工作。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百姓宣讲向民众传递正确的政治信息，从而防范政治谣言的产生与发酵。
其二，自下而上的信息获取与反馈。在百姓宣讲过程中，民众能获取对自身具有重要价值的政治信息，并获得直接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机会，从而及时反馈和表达意见。百姓宣讲作为一种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方式，不但可以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使民众了解某项理论或政策的核心要义及与其自身的关联要点，更能作为社情民意双向互动的重要方式，在民众出现疑问时提供反馈和表达的机会，从而赢得民众的理解、认可与遵从。而民众也能通过反馈与表达再次影响最初的框架构建过程。由此，百姓宣讲通过顺畅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沟通，能够加强双方的了解程度，塑造政党形象并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
（二）达成共识：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
在政治沟通的过程中，发言者通过框架化的信息向受众传递观点。当中国共产党在选取百姓故事、调适话语逻辑、形成宣讲稿时，无形中构建了百姓宣讲的框架。百姓宣讲员通过宣讲过程将框架信息传递给民众，民众再通过个人认知图式来对框架进行解读。由此，民众能够通过百姓宣讲的过程实现与中国共产党的沟通与交流，获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绩效等方面的认知，从而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认可。作为一项仪式化的政治活动，百姓宣讲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给民众的视觉和听觉带来冲击，通过通俗朴素的词语和文风来不断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影响民众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倾向。这种方式有利于动员群众，达到引领和感召群众的效果，进而赢得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理解，增强民众内心的政治归属感和政治认同感。
同时，百姓宣讲能有效整合社会上多元化的价值倾向，并通过价值引导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转化为民众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自觉。政治沟通是一种政治符号传播的过程，是政治意义的交流[24]。百姓宣讲传递的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也不仅仅是百姓身边的正能量故事，更是一种象征和符号。虽然在党群沟通过程中，政治符号不能直接解决民众的问题，但可以“说服”民众，唤醒民众的情感和动员民众行动，努力达成共识并缓解张力，从而实现政治畅通[25]（P106-115）。百姓宣讲最主要的亮点即“百姓用百姓话讲百姓的故事”，通过形象生动的故事和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感召和动员民众，在思想层面引导民众正确看待和认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接受并认同主流价值观，从而使民众在后续的行动中不断将主流价值观转化为现实行动[26]。 （三）政治合法化功能
马克斯·韦伯将合法性定位为民众对国家权力来源的感受[27]。任何政权组织的存在必须以合法性为前提，即任何政权组织的存在都必须受到人民的认可和接受[28]。政权组织与民众的政治沟通能够维持和巩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并强化这种合法性[29]。韦伯将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分为三种类型：法理合法性、传统合法性和魅力合法性[30]（P241）。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国家合法性三个最根本的来源和基础是意识形态、程序（制度）和政府绩效（有效性），实际上，任何政权都不是建立在单一类型的合法性基础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合法性来源都是这三种来源的混合体[27][28]。作为一种党群沟通方式，
百姓宣讲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将治理绩效转化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认同，从而实现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的再生产。
现代社会，世界各国普遍重视意识形态的认同问题。意识形态合法性主要通过对意识形态的阐释和维护来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31]。政权组织可以通过多种政治沟通渠道，让民众接受并认可其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此以后，民众能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受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为实现价值图景而奋斗[32]。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为构建主流意識形态，掌握文化领导权或者意识形态领导权，采取了很多方式，付出了很多努力。百姓宣讲工作的推进明显符合构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逻辑。一方面，百姓宣讲通过与民众的沟通，使我们党所提倡的意识形态成为被社会广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百姓宣讲作为一种政治沟通方式，不断地、强力地构建和传播着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表面上看，宣讲员向民众宣讲的是民众身边的故事，实际是通过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题和核心价值融入故事，使得意识形态不断地构建，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百姓宣讲可以使民众获得对自身具有重要价值的政治信息。在百姓宣讲的运作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筛选和整合好的政治信息，通过百姓宣讲的信息流动过程传递给民众。同时，通过将官方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相结合，可以强化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认同，从而巩固意识形态合法性并缓和社会矛盾。一般认为，“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是绩效合法性的来源” [27]。百姓宣讲所产生的绩效合法性主要体现在对现有政绩的宣传。百姓宣讲员通过宣讲的形式深入浅出地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运作情况及治理成绩传达给民众，增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及对未来发展道路的信心。让民众准确了解中国共产党为脱贫攻坚、实现人民的全面小康生活等作出的努力，从而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
五、讨论与结论
如何实现政党与民众的有效沟通？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的问题。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都始终坚持开展宣传与动员群众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以人民为中心，在宣传与动员工作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宣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宣传与动员群众的一种重要方式，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宣讲工作主要围绕专家学者宣讲重点讲理论，领导干部宣讲重点讲政策，百姓宣讲重点讲故事三方面展开。百姓宣讲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政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百姓宣讲缘何重要，运作逻辑是什么，又发挥着怎样的功能？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展开，通过政治沟通和群众路线的理论视角，描绘与归纳百姓宣讲的运作逻辑和政治沟通功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政治沟通来实现政治合法化的过程与细节，这有助于我们回答百姓宣讲为何在我国政治沟通体系中占据着愈来愈重要的地位的问题。作为一种党群沟通方式，百姓宣讲紧紧围绕“百姓”运作，是群众路线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具体体现。通过“百姓用百姓话讲百姓的故事”的方式，百姓宣讲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双向沟通。具体来说，百姓宣讲主要由普通民众来宣讲百姓身边的故事，其“故事化”的叙事形式和“百姓化”的叙事方式，能够使其在政治信息的传递和反馈过程中赢得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支持和政治认同，并不断地构建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从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因此，各级党委比以往更加重视百姓宣讲活动的开展。可以预见的是，由于百姓宣讲在我国政治沟通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可能在新技术的发展潮流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以更符合民众的需求。譬如，为扩展受众的影响面，目前已有部分地方开始探索直播宣讲的模式。
政党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构成了政党与民众、国家与社会良好关系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深入理解党群沟通方式的具体运作逻辑，才能恰当地解读政治沟通在构建良好的政党与群众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以百姓宣讲作为分析对象，透视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沟通的过程与细节，
有助于我们理解百姓宣讲在当代中国政治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百姓宣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的运作逻辑。作为一种传统的政治沟通方式，百姓宣讲必定有不可替代之处，才能够在创新发展中历久弥新。为真正实现有效沟通，百姓宣讲的整个运作过程紧紧围绕群众展开，不论是宣讲者、宣讲内容、宣讲形式还是宣讲的话语都从群众中产生，从而更贴近群众，更容易获得群众的理解和认可，实现百姓宣讲的沟通功能。另一方面，百姓宣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为何一直重视宣传与动员群众的工作， 以及作为传统政治沟通方式的百姓宣讲，为何越来越受到党委部门的重视。在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了许多新的政治沟通方式。虽然目前能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实现与民众的沟通，但其背后蕴藏的政党与群众沟通的逻辑和目的实际上是一致的。即在政治信息的“上下来去”中获得群众的政治认同，从而不断强化政权组织和执政过程的合法性。因此，从理论意义看，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沟通方式和中国政治过程的研究深度，有助于政治沟通领域中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方面的知识积累。从实践意义看，本研究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其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方式与过程，从而提升政党与民众沟通的有效性。 此外，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实践中百姓宣讲的运作逻辑及其政治沟通功能，并尝试厘清百姓宣讲在当前中国政治沟通体系内的地位和作用，以便深入理解中国国家治理中政党与民众的沟通逻辑。当然，受到研究重点及资料获取方面的限制，本文对百姓宣讲影响民众思维图式的具体效果没有进行深入探析，如民众在宣讲过程前后的政治情感的变化等，未来有待采取更深入的实证研究方法进一步测量和验证。
参考文献：
[1]徐燕斌.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与社会控制述略——基于媒介史的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10）.
[2]杜 芳.抗日根据地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中的领袖宣讲[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3]国晓光.中国政治过程中宣讲机制的运行与功能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20，（3）.
[4][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
[5]唐 亮.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J].政治学研究，1985，（2）.
[6][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7]郁建兴，何子英.政治交往：一种政治溝通的新分析路径[J].社会科学辑刊，2009，（4）.
[8][意]乔万尼·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9]刘 舒，薛忠义.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的机制、功能与价值[J].求实，2013，（4）.
[10]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6.
[11]Benford， Robert D.， David A. 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1）.
[12]Scheufele，Dietram A.， David Tewksbury. Framing， Agenda Setting，and Priming：The Evolution of Three Media Effects Model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1）.
[13]Chong，Dennis，James N. Druckman. A Theory of Framing and Opinion Formation in Competitive Elite Environment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1）.
[14]马得勇.政治传播中的框架效应——国外研究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政治学研究，2016，（4）.
[15]William A.Gamson，Andre Modigliani.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9，（1）.
[16]Druckman，James N.The Implications of Framing Effects for Citizen Competence[J].Political Behavior，2001，（3）.
[17]Scheufele，D.A.Framing as a Theory of Media Effect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9，（1）.
[18]汪仕凯.“新群众”和“老传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群众路线[J].探索，2020，（2）.
[19]刘 伟，吴友全.政治过程视域下群众路线的功能演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1]赵 洁，荆学民.“群众路线”的政治传播意蕴新解[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
[22]张涛甫，徐亦舒.政治沟通的制度调适——基于“澎湃新闻”“上海发布”“上海网信办”的考量[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2）.
[23]荆学民，赵 洁.特质与效能：中国政党政治基础上的政治传播析论[J].学术界，2019， （12）.
[24]胡国胜.政治符号：概念、特征与功能[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2）.
[25][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亚伯拉罕·卡普兰.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6]荆学民，段 锐.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行模式[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11）.
[27]赵鼎新.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J].学术月刊，2016，（8）.
[28]倪 星.政府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型与政绩追求[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29]周 平.少数民族政治沟通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1999，（2）.
[30][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1]李 京.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看中共重构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J].理论月刊，2014，（1）.
[32]唐爱军.在有效性中提升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16，（4）.
责任编辑：王 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