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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6日5点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笔者从睡梦中惊醒。蒙眬中，笔者听到话筒里传来了低沉的声音：“喂，是老秦吗？我是北京秉和。老人家今天凌晨2点走了，她走得太突然了。老人家生前常念叨的老家人就是你。因此我们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尽快告诉你。根据她的生前意愿，她是小民一个，因此淮安老家方面的其他人、其他单位我们就都不通知了。你认为可以告诉的人和单位就请你帮助我们通知一声。”
打电话的周秉和是周恩寿、王士琴夫妇六位子女中的老五。他在电话中说的“老人家”指的就是他的母亲王士琴。在近20年与周家的交往中，他们几乎把笔者当成家庭中的一分子。笔者曾50余次拜访王士琴。在笔者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慈母、老师，也是一位生活低调的平民。
当时笔者已经退休一年了，但仍以最快的速度向淮安市有关单位及时告知丧讯。随后，笔者自费赶往京城，到设在老人家中的灵堂致哀，并到八宝山向老人作最后告别。
姨父和周恩来是南开学校同窗密友
王士琴，满族，1914年4月18日生于吉林。据王士琴生前对笔者讲述，她祖父属于俄罗斯与中国交界处的一个小民族，是个什么族她已记不清了。后来为生活所迫流落到中国的黑龙江省，和满族姑娘结了婚。当时，中国是清政府统治，因此，王士琴的父亲便随母加入了满族。王士琴6岁左右时随父亲迁居哈尔滨市。
王士琴的父亲王洪杰是一名受过洗礼的东正教教徒。王洪杰幼年家贫，靠自学成为一名俄语专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洪杰在中东铁路担任俄文翻译处处长，并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客座教授。其间，他还做过中国驻海参崴的副领事，经济收入比较丰厚。王洪杰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深感个人奋斗和自食其力的重要性，故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为孩子们请了家庭教师，让他们学习俄语，同时也学习英语和日语。他说：“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只能给你们留下一个饭碗（指一个能挣钱吃饭的手艺或技能），好让你们日后有一碗饭吃。”
王士琴的大哥早年去世。二哥王语今后来成为一名小说翻译家，曾翻译过苏联著名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抗战期间，王语今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工作，还曾为周恩来和许多民主人士做过即席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地质学院当过俄文教授。
王士琴高中毕业后本想东渡日本学习医学，但时逢父亲退休，家庭收入锐减。王士琴为了照顾家庭，替父亲分忧，遂放弃了留日计划，考入哈尔滨电业局做了一名文秘。
王士琴5岁丧母，继母陈玉文出身于书香之家，毕业于吉林女子师范学校。陈玉文有一个姐夫名叫张鸿诰，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的同窗密友，后来又和周恩来一同赴日本留学。1919年周恩来离开东京准备回国前，曾手书两年前出国留学时写的《大江歌罢掉头东》赠给张鸿诰留念，如今这份珍贵的周恩来早期手迹保存在国家博物馆。1936年夏，王士琴经姨父张鸿诰介绍，嫁给了正在哈尔滨税捐局工作的周恩寿。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张鸿诰赴京，周恩来在西花厅招待老同学。席间，周恩来还曾笑着问：“老同学，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一直以兄弟相称；可是现在士琴叫你姨父，我该怎么称呼你呢？”张鸿诰笑着回答说：“士琴叫归她叫，我们还是兄弟。”说到这里，满桌人都笑了起来。
1943年，周恩寿为躲避日本人的盘查，带着全家移居天津，与嗣母杨氏（四伯母）一起生活。王士琴在哈尔滨时生有长女周秉德（第一胎周秉哲夭折）和长子周秉钧；移居天津之后，又生次女周秉宜和次子周秉华。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部进攻延安，周恩来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国民党实行保甲连坐制度，周恩寿被邻居检举，导致他被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拘捕。王士琴忧心如焚，带着四个孩子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了三个多月。后来，经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的化学老师伉乃如和同学常策欧等出面作保，周恩寿才得以获释。
周恩来夫妇帮助照顾孩子
1949年初，天津、北平相继解放。王士琴随丈夫一同赴北平见到了他们日夜想念的兄嫂周恩来、邓颖超。当周恩来问王士琴是哪里人时，王士琴告诉他：“我的老家不好，我是东北哈尔滨人。”因为东北早在清末就被沙俄统治，后来又被日本强行占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导致关内人对东北人的歧视。谁知周恩来一听，马上瞪起眼睛说：“东北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吃东北高粱米长大的。东北的寒冷和高粱米饭才使我练就一副好身体。”
周恩来没有因周恩寿是自己的亲弟弟而给予特殊照顾，而是要求他立即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待世界观改造好了，再等待组织分配工作。要强的王士琴向周恩来表示她也想出来参加工作。她的要求得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理解与支持。在他们的安排下，周恩寿和王士琴的四个孩子很快被送进了寄宿制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周末，孩子们可以回到中南海西花厅居住。当时，周恩来和其他干部一样都是供给制，不发薪金，由组织上负责干部及其家属的生活，生活水平都不高。1952年改为薪金制后，孩子们的学费、生活费仍由周恩来负担。王士琴减少了后顾之忧。1950年，她受聘于北京女四中，任俄语教师。
周恩寿和王士琴当时有四个孩子，周恩来没有孩子。他们提出要将周秉宜过继给大哥，原因是六伯父周嵩尧当年在西花厅说小咪（周秉宜小名）这孩子长得挺像她奶奶。因此，周恩来夫妇对周秉宜也就多了一分喜爱。于是，周恩寿就向兄长提出把周秉宜过继给他们。但是，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说：“假如我要了你们的一个孩子，将来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偏爱、不公平。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你们的孩子我都会当作我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的。”
解放初期，国家尚未实行计划生育。1951年和1952年，王士琴又先后生了幼子周秉和、幼女周秉建。这时，她正在北京女四中教书并担任班主任，教学任务重。困难之际，嫂子邓颖超出钱请了两个老大娘来帮她照看孩子和料理家务。邓颖超还请两个老大娘到西花厅吃了一顿便饭，并对她们说：“家里又添了两个小孩。按说，照顾孩子本该是我这个做大妈的事儿。可是你们看我工作这么忙，身体又不好，所以只好把你们请来帮忙。以后就请你们多费心了。”后来，国家实行了工资制，周恩来和邓颖超每月都拿出钱来资助周恩寿夫妇。 孩子们年幼，容易生病，周恩来和邓颖超没少跟着操心。1956年春，老五、老六同时出麻疹，必须住院治疗，正巧周恩寿出差在外，王士琴交不起住院费。情急之下，她去找兄长帮忙。周恩来听说孩子有病，立即嘱咐卫士长成元功拿出钱来救急。还有一次，周秉和因为夏天受暑，脸上身上长了许多疖子，邓颖超干脆把王士琴和孩子接到西花厅住了一个暑假，直到孩子病愈才送他们回家。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照下，孩子们健康成长，王士琴也能安心地在学校教课了。
“文革”中，为丈夫、子女担惊受怕
1968年2月，已经退休在家养病的周恩寿受江青等一伙人的迫害而被拘捕审查。王士琴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精神压力，坚持去学校上课。当时周恩寿的退休金已经被停发，但生活费等还可以在被停发的工资里支取。这样，王士琴每个月都按时去支取周恩寿的生活费给被监管中的丈夫送去。
王士琴的六个孩子也分别在广东、河北、四川、内蒙古，以及陕西的西安、延安工作与劳动。周秉和、周秉建只有十五六岁就分别去了延安、内蒙古插队，更让她牵肠挂肚。农村条件比较艰苦，王士琴既担心在延安的周秉和挨饿，又担心在内蒙古的周秉建受冻，她省吃俭用攒点钱，万不得已时又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首饰拿出来卖掉，买了食品和棉衣棉鞋给孩子们寄去。那时住的都是公房，每月要交房租。王士琴为了挺过暂时的困难，把原来住的一套大一点的房子退掉，另换一套面积要小得多的房子，以减少开支。
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又是周恩来、邓颖超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她渡过难关。邓颖超把已经工作的周秉德、周秉钧找到西花厅来商量：“现在我们来分分工：秉德负责秉和的生活费，秉钧负责秉宜的生活费（当时周秉宜大学还没毕业），我来负责小六秉建。不是我和你们伯伯出不起这点钱，我们是想让你们也为妈妈分忧，养成对弟弟妹妹的责任心。”
与笔者亲如一家，把周家的事“和盘托出”
周恩来逝世几年后，有关周恩来的纪念地相继修复、开放，王士琴都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支持。笔者从1991年参加筹建淮安周恩来纪念馆起，曾多次赴京。每一次到北京都去看望这位慈祥而又饱经沧桑、说话风趣、乐观的老人。
从1991年至2002年，笔者从老人那里征集了许多件有关周恩来、邓颖超的遗物。第一件是1991年10月从她手中接过的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初使用过的一只文具罐。后经我们调查证实，那是周恩来盛放大头针和曲别针之类小文具用的。它原来是一只养蟋蟀用的罐子，野檀木质地，做工非常精细。记得王士琴把这只文具罐交到我们的手上时，还谦虚地说：“我们手里已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这只小罐子如果你们认为有用就拿去吧，也算是我们对老家淮安筹建兄长纪念馆的一点心意吧。”
后来，笔者去北京次数多了，看望王士琴的机会也多了，以至到后来亲如一家。她把所知道的周家“秘密”都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
在她家，当笔者看到周恩寿的卧室门口悬挂着一幅纯真而美丽的少女照片时，就问道：“王老师，这是谁呀？”“那是我孙女，你看像不像？”笔者一思忖，老人的几个儿女只有周秉宜生的是女孩，但当时远远没有照片上的姑娘年龄大，便说：“王老师，您骗我。您哪有这么大的孙女？”听了笔者的话，她乐呵呵地说：“小秦呀，人都有年轻的时候，都有美丽的岁月。这还是我高中毕业时的照片，当年我才只有18岁。”王士琴一边说，一边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1995年，笔者写了《周恩来胞弟周恩寿》一文。其间，笔者曾四次将稿件寄给她或当面呈给她审阅。最后定稿时，王士琴诙谐地说：“感谢九凤，你没有把我们家老周写成窝囊废！”当她读到文章结尾，说周恩寿生前十分想回家看看，而哥哥周恩来因严于律己没有同意，导致周恩寿临终前十分动情地交代：“我走了以后没有别的要求，唯一的希望是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让我能叶落归根！”她读到这里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那天，她一下从家中找出14件有关周恩来、邓颖超的遗物交给笔者，还打趣说：“小秦呀，我一高兴，一下就给了你这么多东西。今天，一些连对我的子女也没讲过的家里事也告诉了你。”
周恩来纪念馆举行开馆仪式，老人却未能成行
1992年1月6日，是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开馆的日子，许多人都希望能亲临淮安，目睹这一天的盛况。周家人更是要比别人多一些迫切。当时我们因为事情多，隔三岔五地要去北京，笔者就向王士琴当面邀请，请她能来趟淮安，看看自己的婆家。王士琴十分高兴，乐呵呵地说：“大姐（指邓颖超）也十分想念兄长的老家，她也很关心你们淮安，多次想到淮安看看。只是她现在住在北京医院，已经失去了回婆家看看的身体条件了。我要去，我一定帮大姐去还这个心愿！”
不巧的是，1991年夏季淮安发生了罕见的洪灾。地方上因此而涌现出一批抗洪救灾的模范人物。大灾过后，中共江苏省委组织报告团宣传抗洪救灾事迹。淮安抗洪救灾报告团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被正在那里学习的周秉建听到了。她在一次看望邓颖超时谈起了这件事。这时离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开馆已很近了。
一直关心淮安的邓颖超让秘书赵炜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转达她的意见：“苏北今年发大水，许多群众生活都有困难，因此，你们要把恩来纪念馆的开馆仪式降低到最低规模。”她还对去淮安参加开馆典礼的工作人员和亲属指示说：“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由童小鹏做代表；亲属由在南京的尔辉做代表。尔辉如果身体不好就由尔萃做代表去参加，其他人都不要去，不要给地方上添麻烦，增加负担。”
后来，当笔者用电话邀请王士琴及其子女来淮安参加周恩来纪念馆开馆仪式时，王士琴在电话里说：“小秦呀，我虽很想去婆家看看，但是我不能让大姐不高兴。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小六（指周秉建）能去一趟：一是她还从未去过淮安老家，二是她伯伯生前很喜欢她。要是你们淮安能给我们家小六来个请柬就好办了。就说你们那里希望我们周家这一支能去一个代表。” 征得上级同意后，笔者当即写了两份请柬，一份是请周秉建，一份是请周恩来生前的贴身卫士韩福裕。韩福裕也是事先向笔者提出想来淮安参加周恩来纪念馆开馆典礼的。后来，韩福裕来淮安参加了纪念馆的开馆仪式。他是唯一以个人身份赶到淮安参加周恩来纪念馆开馆仪式的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周秉建还是没有来。当时笔者还曾电话询问王士琴，她在电话里说，已经联系了，但是怕给病中的大姐带来不愉快，所以我们小六就放弃去淮安了，我想她以后会有机会的。
“我们兄长和大姐住的西花厅哪有这么漂亮？”
1997年秋，江苏东海县举办第一届水晶节，邀请了王士琴和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原经济参赞于乐天、原二等秘书许长丽夫妇前往参加。王士琴和于乐天在北京不仅是好邻居也是好朋友。所以，东海水晶节一结束，他们就来到淮安。那也是王士琴第一次来到婆家。
在周恩来故居，当参观到纪念一室的1904年周恩来和家人从淮安迁居清江浦的版画时，王士琴指着画面上周恩来生母万氏怀抱着的婴儿高兴地笑着说：“那是我们老周，那就是我们家老周！”
在周恩来纪念馆，当参观到陈列厅的最后，“十里长街送总理”的镜头及哀乐出现后，老人再也控制不住感情，一次次失声痛哭。笔者怕老人出现意外，忙搀扶着，让她到休息厅坐下休息，并请讲解员给她端来温水，让她洗脸，平静情绪。
第二天，笔者又陪同三人去市区参观。在清河区周恩来童年读书处，王士琴看着当年周恩来父母的居住场所不无深情而又带点遗憾地说：“对婆婆我是个未尽一点孝道的人。”
1998年是周恩来的百年诞辰，王士琴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并对我们的纪念活动给予了许多支持。早在1994年我们就在淮安市委、市政府组织下，前往北京向周恩来的亲属们征求意见。她秉承周恩来一贯俭朴的品德，希望我们尽量少花钱，办好事。因为当时邓颖超已经去世，她应邀率子女第二次来到淮安。当她看到淮安仿建的油漆一新的西花厅后，悄悄对笔者说：“小秦呀，我们兄长和大姐住的西花厅哪有这么漂亮？”笔者告诉她：“现在刚落成，过几年砖瓦、油漆等旧了、脏了，就和北京的西花厅差不多了。”王士琴接着又幽默地说：“唉，不说，不说，我是小民，说了也没用。”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琴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笔者数次去老人家中，常会碰到她的学生，或给她送点礼物，或请其去饭馆，或领其出去走走看看。她曾诙谐地对笔者说：“小秦呀，我六个子女，没有一个不孝顺的。可是，又一个都不在身边。”
每年春节或“三八”节，王士琴收到的贺卡更是多得不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都有。她把这些小礼品视若珍宝，常常用细绳子串起来悬于客厅。每当这时造访王士琴，笔者都会说：“王老师，联合国总部迁到你家来了，看你家挂了这么多国家的‘国旗’，真是壮观！”老人听后总是乐呵呵的，并如数家珍似的说，这张贺卡是从哪个国家寄来的，那张又是从哪儿寄来的，寄卡人是她什么时候的学生，现在从事什么工作，等等。
2002年4月，退休后的笔者随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的同志赴京时，看望了王士琴。那年她已88岁高龄，精神大不如前。同去的人想与她合个影，她也谢绝了。笔者虽安慰她“王老师，您慢慢过，120岁是不成问题的”，但内心却产生了一丝隐忧。果不其然，从北京回来不到半年，噩耗就传来了。
笔者在数次访晤王士琴时，曾为她拍下许多照片，最后那次见她时也拍了一张。当时，她正在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的签名簿上签字，想不到的是，那竟是她留给笔者的最后印象。
打电话的周秉和是周恩寿、王士琴夫妇六位子女中的老五。他在电话中说的“老人家”指的就是他的母亲王士琴。在近20年与周家的交往中，他们几乎把笔者当成家庭中的一分子。笔者曾50余次拜访王士琴。在笔者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慈母、老师，也是一位生活低调的平民。
当时笔者已经退休一年了，但仍以最快的速度向淮安市有关单位及时告知丧讯。随后，笔者自费赶往京城，到设在老人家中的灵堂致哀，并到八宝山向老人作最后告别。
姨父和周恩来是南开学校同窗密友
王士琴，满族，1914年4月18日生于吉林。据王士琴生前对笔者讲述，她祖父属于俄罗斯与中国交界处的一个小民族，是个什么族她已记不清了。后来为生活所迫流落到中国的黑龙江省，和满族姑娘结了婚。当时，中国是清政府统治，因此，王士琴的父亲便随母加入了满族。王士琴6岁左右时随父亲迁居哈尔滨市。
王士琴的父亲王洪杰是一名受过洗礼的东正教教徒。王洪杰幼年家贫，靠自学成为一名俄语专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洪杰在中东铁路担任俄文翻译处处长，并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客座教授。其间，他还做过中国驻海参崴的副领事，经济收入比较丰厚。王洪杰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深感个人奋斗和自食其力的重要性，故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为孩子们请了家庭教师，让他们学习俄语，同时也学习英语和日语。他说：“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只能给你们留下一个饭碗（指一个能挣钱吃饭的手艺或技能），好让你们日后有一碗饭吃。”
王士琴的大哥早年去世。二哥王语今后来成为一名小说翻译家，曾翻译过苏联著名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抗战期间，王语今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工作，还曾为周恩来和许多民主人士做过即席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地质学院当过俄文教授。
王士琴高中毕业后本想东渡日本学习医学，但时逢父亲退休，家庭收入锐减。王士琴为了照顾家庭，替父亲分忧，遂放弃了留日计划，考入哈尔滨电业局做了一名文秘。
王士琴5岁丧母，继母陈玉文出身于书香之家，毕业于吉林女子师范学校。陈玉文有一个姐夫名叫张鸿诰，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的同窗密友，后来又和周恩来一同赴日本留学。1919年周恩来离开东京准备回国前，曾手书两年前出国留学时写的《大江歌罢掉头东》赠给张鸿诰留念，如今这份珍贵的周恩来早期手迹保存在国家博物馆。1936年夏，王士琴经姨父张鸿诰介绍，嫁给了正在哈尔滨税捐局工作的周恩寿。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张鸿诰赴京，周恩来在西花厅招待老同学。席间，周恩来还曾笑着问：“老同学，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一直以兄弟相称；可是现在士琴叫你姨父，我该怎么称呼你呢？”张鸿诰笑着回答说：“士琴叫归她叫，我们还是兄弟。”说到这里，满桌人都笑了起来。
1943年，周恩寿为躲避日本人的盘查，带着全家移居天津，与嗣母杨氏（四伯母）一起生活。王士琴在哈尔滨时生有长女周秉德（第一胎周秉哲夭折）和长子周秉钧；移居天津之后，又生次女周秉宜和次子周秉华。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部进攻延安，周恩来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国民党实行保甲连坐制度，周恩寿被邻居检举，导致他被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拘捕。王士琴忧心如焚，带着四个孩子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了三个多月。后来，经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的化学老师伉乃如和同学常策欧等出面作保，周恩寿才得以获释。
周恩来夫妇帮助照顾孩子
1949年初，天津、北平相继解放。王士琴随丈夫一同赴北平见到了他们日夜想念的兄嫂周恩来、邓颖超。当周恩来问王士琴是哪里人时，王士琴告诉他：“我的老家不好，我是东北哈尔滨人。”因为东北早在清末就被沙俄统治，后来又被日本强行占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导致关内人对东北人的歧视。谁知周恩来一听，马上瞪起眼睛说：“东北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吃东北高粱米长大的。东北的寒冷和高粱米饭才使我练就一副好身体。”
周恩来没有因周恩寿是自己的亲弟弟而给予特殊照顾，而是要求他立即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待世界观改造好了，再等待组织分配工作。要强的王士琴向周恩来表示她也想出来参加工作。她的要求得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理解与支持。在他们的安排下，周恩寿和王士琴的四个孩子很快被送进了寄宿制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周末，孩子们可以回到中南海西花厅居住。当时，周恩来和其他干部一样都是供给制，不发薪金，由组织上负责干部及其家属的生活，生活水平都不高。1952年改为薪金制后，孩子们的学费、生活费仍由周恩来负担。王士琴减少了后顾之忧。1950年，她受聘于北京女四中，任俄语教师。
周恩寿和王士琴当时有四个孩子，周恩来没有孩子。他们提出要将周秉宜过继给大哥，原因是六伯父周嵩尧当年在西花厅说小咪（周秉宜小名）这孩子长得挺像她奶奶。因此，周恩来夫妇对周秉宜也就多了一分喜爱。于是，周恩寿就向兄长提出把周秉宜过继给他们。但是，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说：“假如我要了你们的一个孩子，将来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偏爱、不公平。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你们的孩子我都会当作我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的。”
解放初期，国家尚未实行计划生育。1951年和1952年，王士琴又先后生了幼子周秉和、幼女周秉建。这时，她正在北京女四中教书并担任班主任，教学任务重。困难之际，嫂子邓颖超出钱请了两个老大娘来帮她照看孩子和料理家务。邓颖超还请两个老大娘到西花厅吃了一顿便饭，并对她们说：“家里又添了两个小孩。按说，照顾孩子本该是我这个做大妈的事儿。可是你们看我工作这么忙，身体又不好，所以只好把你们请来帮忙。以后就请你们多费心了。”后来，国家实行了工资制，周恩来和邓颖超每月都拿出钱来资助周恩寿夫妇。 孩子们年幼，容易生病，周恩来和邓颖超没少跟着操心。1956年春，老五、老六同时出麻疹，必须住院治疗，正巧周恩寿出差在外，王士琴交不起住院费。情急之下，她去找兄长帮忙。周恩来听说孩子有病，立即嘱咐卫士长成元功拿出钱来救急。还有一次，周秉和因为夏天受暑，脸上身上长了许多疖子，邓颖超干脆把王士琴和孩子接到西花厅住了一个暑假，直到孩子病愈才送他们回家。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照下，孩子们健康成长，王士琴也能安心地在学校教课了。
“文革”中，为丈夫、子女担惊受怕
1968年2月，已经退休在家养病的周恩寿受江青等一伙人的迫害而被拘捕审查。王士琴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精神压力，坚持去学校上课。当时周恩寿的退休金已经被停发，但生活费等还可以在被停发的工资里支取。这样，王士琴每个月都按时去支取周恩寿的生活费给被监管中的丈夫送去。
王士琴的六个孩子也分别在广东、河北、四川、内蒙古，以及陕西的西安、延安工作与劳动。周秉和、周秉建只有十五六岁就分别去了延安、内蒙古插队，更让她牵肠挂肚。农村条件比较艰苦，王士琴既担心在延安的周秉和挨饿，又担心在内蒙古的周秉建受冻，她省吃俭用攒点钱，万不得已时又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首饰拿出来卖掉，买了食品和棉衣棉鞋给孩子们寄去。那时住的都是公房，每月要交房租。王士琴为了挺过暂时的困难，把原来住的一套大一点的房子退掉，另换一套面积要小得多的房子，以减少开支。
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又是周恩来、邓颖超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她渡过难关。邓颖超把已经工作的周秉德、周秉钧找到西花厅来商量：“现在我们来分分工：秉德负责秉和的生活费，秉钧负责秉宜的生活费（当时周秉宜大学还没毕业），我来负责小六秉建。不是我和你们伯伯出不起这点钱，我们是想让你们也为妈妈分忧，养成对弟弟妹妹的责任心。”
与笔者亲如一家，把周家的事“和盘托出”
周恩来逝世几年后，有关周恩来的纪念地相继修复、开放，王士琴都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支持。笔者从1991年参加筹建淮安周恩来纪念馆起，曾多次赴京。每一次到北京都去看望这位慈祥而又饱经沧桑、说话风趣、乐观的老人。
从1991年至2002年，笔者从老人那里征集了许多件有关周恩来、邓颖超的遗物。第一件是1991年10月从她手中接过的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初使用过的一只文具罐。后经我们调查证实，那是周恩来盛放大头针和曲别针之类小文具用的。它原来是一只养蟋蟀用的罐子，野檀木质地，做工非常精细。记得王士琴把这只文具罐交到我们的手上时，还谦虚地说：“我们手里已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这只小罐子如果你们认为有用就拿去吧，也算是我们对老家淮安筹建兄长纪念馆的一点心意吧。”
后来，笔者去北京次数多了，看望王士琴的机会也多了，以至到后来亲如一家。她把所知道的周家“秘密”都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
在她家，当笔者看到周恩寿的卧室门口悬挂着一幅纯真而美丽的少女照片时，就问道：“王老师，这是谁呀？”“那是我孙女，你看像不像？”笔者一思忖，老人的几个儿女只有周秉宜生的是女孩，但当时远远没有照片上的姑娘年龄大，便说：“王老师，您骗我。您哪有这么大的孙女？”听了笔者的话，她乐呵呵地说：“小秦呀，人都有年轻的时候，都有美丽的岁月。这还是我高中毕业时的照片，当年我才只有18岁。”王士琴一边说，一边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1995年，笔者写了《周恩来胞弟周恩寿》一文。其间，笔者曾四次将稿件寄给她或当面呈给她审阅。最后定稿时，王士琴诙谐地说：“感谢九凤，你没有把我们家老周写成窝囊废！”当她读到文章结尾，说周恩寿生前十分想回家看看，而哥哥周恩来因严于律己没有同意，导致周恩寿临终前十分动情地交代：“我走了以后没有别的要求，唯一的希望是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让我能叶落归根！”她读到这里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那天，她一下从家中找出14件有关周恩来、邓颖超的遗物交给笔者，还打趣说：“小秦呀，我一高兴，一下就给了你这么多东西。今天，一些连对我的子女也没讲过的家里事也告诉了你。”
周恩来纪念馆举行开馆仪式，老人却未能成行
1992年1月6日，是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开馆的日子，许多人都希望能亲临淮安，目睹这一天的盛况。周家人更是要比别人多一些迫切。当时我们因为事情多，隔三岔五地要去北京，笔者就向王士琴当面邀请，请她能来趟淮安，看看自己的婆家。王士琴十分高兴，乐呵呵地说：“大姐（指邓颖超）也十分想念兄长的老家，她也很关心你们淮安，多次想到淮安看看。只是她现在住在北京医院，已经失去了回婆家看看的身体条件了。我要去，我一定帮大姐去还这个心愿！”
不巧的是，1991年夏季淮安发生了罕见的洪灾。地方上因此而涌现出一批抗洪救灾的模范人物。大灾过后，中共江苏省委组织报告团宣传抗洪救灾事迹。淮安抗洪救灾报告团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被正在那里学习的周秉建听到了。她在一次看望邓颖超时谈起了这件事。这时离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开馆已很近了。
一直关心淮安的邓颖超让秘书赵炜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转达她的意见：“苏北今年发大水，许多群众生活都有困难，因此，你们要把恩来纪念馆的开馆仪式降低到最低规模。”她还对去淮安参加开馆典礼的工作人员和亲属指示说：“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由童小鹏做代表；亲属由在南京的尔辉做代表。尔辉如果身体不好就由尔萃做代表去参加，其他人都不要去，不要给地方上添麻烦，增加负担。”
后来，当笔者用电话邀请王士琴及其子女来淮安参加周恩来纪念馆开馆仪式时，王士琴在电话里说：“小秦呀，我虽很想去婆家看看，但是我不能让大姐不高兴。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小六（指周秉建）能去一趟：一是她还从未去过淮安老家，二是她伯伯生前很喜欢她。要是你们淮安能给我们家小六来个请柬就好办了。就说你们那里希望我们周家这一支能去一个代表。” 征得上级同意后，笔者当即写了两份请柬，一份是请周秉建，一份是请周恩来生前的贴身卫士韩福裕。韩福裕也是事先向笔者提出想来淮安参加周恩来纪念馆开馆典礼的。后来，韩福裕来淮安参加了纪念馆的开馆仪式。他是唯一以个人身份赶到淮安参加周恩来纪念馆开馆仪式的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周秉建还是没有来。当时笔者还曾电话询问王士琴，她在电话里说，已经联系了，但是怕给病中的大姐带来不愉快，所以我们小六就放弃去淮安了，我想她以后会有机会的。
“我们兄长和大姐住的西花厅哪有这么漂亮？”
1997年秋，江苏东海县举办第一届水晶节，邀请了王士琴和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原经济参赞于乐天、原二等秘书许长丽夫妇前往参加。王士琴和于乐天在北京不仅是好邻居也是好朋友。所以，东海水晶节一结束，他们就来到淮安。那也是王士琴第一次来到婆家。
在周恩来故居，当参观到纪念一室的1904年周恩来和家人从淮安迁居清江浦的版画时，王士琴指着画面上周恩来生母万氏怀抱着的婴儿高兴地笑着说：“那是我们老周，那就是我们家老周！”
在周恩来纪念馆，当参观到陈列厅的最后，“十里长街送总理”的镜头及哀乐出现后，老人再也控制不住感情，一次次失声痛哭。笔者怕老人出现意外，忙搀扶着，让她到休息厅坐下休息，并请讲解员给她端来温水，让她洗脸，平静情绪。
第二天，笔者又陪同三人去市区参观。在清河区周恩来童年读书处，王士琴看着当年周恩来父母的居住场所不无深情而又带点遗憾地说：“对婆婆我是个未尽一点孝道的人。”
1998年是周恩来的百年诞辰，王士琴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并对我们的纪念活动给予了许多支持。早在1994年我们就在淮安市委、市政府组织下，前往北京向周恩来的亲属们征求意见。她秉承周恩来一贯俭朴的品德，希望我们尽量少花钱，办好事。因为当时邓颖超已经去世，她应邀率子女第二次来到淮安。当她看到淮安仿建的油漆一新的西花厅后，悄悄对笔者说：“小秦呀，我们兄长和大姐住的西花厅哪有这么漂亮？”笔者告诉她：“现在刚落成，过几年砖瓦、油漆等旧了、脏了，就和北京的西花厅差不多了。”王士琴接着又幽默地说：“唉，不说，不说，我是小民，说了也没用。”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琴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笔者数次去老人家中，常会碰到她的学生，或给她送点礼物，或请其去饭馆，或领其出去走走看看。她曾诙谐地对笔者说：“小秦呀，我六个子女，没有一个不孝顺的。可是，又一个都不在身边。”
每年春节或“三八”节，王士琴收到的贺卡更是多得不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都有。她把这些小礼品视若珍宝，常常用细绳子串起来悬于客厅。每当这时造访王士琴，笔者都会说：“王老师，联合国总部迁到你家来了，看你家挂了这么多国家的‘国旗’，真是壮观！”老人听后总是乐呵呵的，并如数家珍似的说，这张贺卡是从哪个国家寄来的，那张又是从哪儿寄来的，寄卡人是她什么时候的学生，现在从事什么工作，等等。
2002年4月，退休后的笔者随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的同志赴京时，看望了王士琴。那年她已88岁高龄，精神大不如前。同去的人想与她合个影，她也谢绝了。笔者虽安慰她“王老师，您慢慢过，120岁是不成问题的”，但内心却产生了一丝隐忧。果不其然，从北京回来不到半年，噩耗就传来了。
笔者在数次访晤王士琴时，曾为她拍下许多照片，最后那次见她时也拍了一张。当时，她正在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的签名簿上签字，想不到的是，那竟是她留给笔者的最后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