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阿道夫·希特勒顽固地坚持他的运动员属于“优等民族”的理论，民族主义的狂热气氛一直笼罩着整个比赛。
我对于这种形势并不太担忧。6年来，我一直将奥运会挂在心上，加紧训练，付出了很多汗水，并且严格律己。在乘船去参加运动会的途中，我所想到的一切，就是夺得一两块金牌带回家去。我将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跳远项目上。一年前，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曾创造了8.13米的跳远世界纪录。大家都期盼我在这个项目上赢得这块唾手可得的奥运会金牌。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当跳远预赛来临之际，我看到一个高个子运动员，在他的一次试跳中达到了7.9米的成绩！此人是德国人，名叫卢茨·朗。我得知希特勒将他作为一个秘密武器，期望他拿下这块金牌。
我猜测如果卢茨·朗获胜，纳粹的“雅利安”优等种族的理论可能会增加新的依据。毕竟，我是一个黑人。出于对希特勒哲学的忿恨，我决定在赛场上来向 “元首”和他的优等种族显示，到底谁是真正优秀的，而谁不过如此。
每一个教练都说过，忿忿不平的运动员是最易出错的。我也不例外。我在预赛的三次试跳的第一次试跳中，踩出起跳板几厘米，犯了规。在第二次试跳中，我犯规得更厉害。“难道我从遥远的美国来此就是如此遭遇？”我心酸地想着。“在预赛中犯规不是在愚弄我自己吗？”
从沙坑中走出来后，我使劲在地面上踩了几脚。突然，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一转身，看见那位高个子的德国跳远运动员的一双友好的蓝眼睛正注视着我，他第一次试跳就轻松地通过了，取得了决赛权。此刻，他伸出手紧紧握了握我的手。
“杰西·欧文斯，我是卢茨·朗。我想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他的英语说得不错，虽然有一点德国口音。
“很高兴见到你，”我说。随后，试图掩饰自己的不安，我又说，“你好吗？”
“我很好。问题是：你怎么样？”
“你指什么？”我问。
“一定有什么事情使你烦恼，”他说——很自豪作为一个外国人能运用eating（烦恼）这个美国俚语插在句子中进行交谈。“你应该即使闭了眼也能通过预赛。”
“相信我，我知道怎么做，”我告诉他——向别人这样表示使我感觉不错。
接下来几分钟，我们站在一起聊了起来。我没有告诉卢茨·朗，是什么事令我“烦恼”，但他似乎能理解我的忿恨，煞费苦心来安慰我。
卢茨·朗虽然受过纳粹青年运动思潮的教育，但他与我一样，不相信所谓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感。我们对那种思潮报以嘲笑的口吻，虽然他看上去像那种人。
卢茨·朗比我高一点，黄色的头发，晶蓝的眼睛，个子瘦长，肌肉结实。他脸部轮廓分明，长相英俊。见到我已经镇静了下来，他指着起跳板，说道：“你看，为什么不在起跳板前几厘米的地方划一条线，你就以这条线为目标开始起跳？你肯定不会再犯规了，你一定能达到参加决赛的成绩的。如果在预赛中拿不到第一又有什么关系？明天才是最重要的。”转眼之间，我所有紧张的情绪都似乎从我脑海中消退了，他所说的实话触动了我。我立刻满怀信心地在起跳板之前30多厘米的地方划了一条线，决定在那里起跳。在第三次试跳时，我终于以比达标多几乎40厘米的成绩进入了决赛。
那天晚上，我来到卢茨·朗在奥运村的房间，向他表示感谢。我知道如果不是他的指点，我有可能就没有资格参加第二天的决赛了。我们坐在一起，谈了两个小时，话题涉及田径、我们自身的情况、世界形势以及其它许多事。
当我起身告别时，我们俩都明白，一个真正的友谊已经凝结而成。卢茨·朗明天将上田径场尽他的努力来战胜我。然而我知道他也希望我跳出我最好的成绩 —— 尽管这意味着我将获胜。
第二天的决赛终于落下了帷幕。卢茨·朗超过了他自己以前的最好成绩。而在这场较量中，他的行动也促使我达到了巅峰状态。我记得在我最后一跳的一瞬间——创造了奥运会跳远的新纪录——8.06米。他来到我面前，向我表示祝贺。
虽然希特勒从不到100米远的看台注视着我们，但卢茨·朗仍带着笑容，紧紧握着我的手——那种笑容并不是那种以“伤心的心情假装出来的”。
你可以把我所有的金牌和奖杯熔化掉，但却不能在那一刻将它们涂覆在我对卢茨·朗感受到的最珍贵的友谊上。我也意识到，卢茨·朗的行为正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在讲下列一番话时他心中拥有的那种典范：“奥运会中最重要的事不是取胜，而是参与。人生中本质的东西不是征服，而是努力奋斗。”
相关链接：
除了赢得跳远金牌外，杰西·欧文斯在柏林还赢得了3块金牌——男子100米、200米短跑和4 X 400米接力。尽管取得了这些惊人的成绩，欧文斯在奥运会结束回到美国后，生活仍颇为艰难，不得不以与马和狗赛跑来维持生计。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他才成了一名为某些公司服务的代言人，并开了一家公关事务所，从而在生活上有了保障。他于1980年逝世，享年66岁。而卢茨·朗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杰西·欧文斯的跳远世界纪录保持了25年。
我对于这种形势并不太担忧。6年来，我一直将奥运会挂在心上，加紧训练，付出了很多汗水，并且严格律己。在乘船去参加运动会的途中，我所想到的一切，就是夺得一两块金牌带回家去。我将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跳远项目上。一年前，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曾创造了8.13米的跳远世界纪录。大家都期盼我在这个项目上赢得这块唾手可得的奥运会金牌。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当跳远预赛来临之际，我看到一个高个子运动员，在他的一次试跳中达到了7.9米的成绩！此人是德国人，名叫卢茨·朗。我得知希特勒将他作为一个秘密武器，期望他拿下这块金牌。
我猜测如果卢茨·朗获胜，纳粹的“雅利安”优等种族的理论可能会增加新的依据。毕竟，我是一个黑人。出于对希特勒哲学的忿恨，我决定在赛场上来向 “元首”和他的优等种族显示，到底谁是真正优秀的，而谁不过如此。
每一个教练都说过，忿忿不平的运动员是最易出错的。我也不例外。我在预赛的三次试跳的第一次试跳中，踩出起跳板几厘米，犯了规。在第二次试跳中，我犯规得更厉害。“难道我从遥远的美国来此就是如此遭遇？”我心酸地想着。“在预赛中犯规不是在愚弄我自己吗？”
从沙坑中走出来后，我使劲在地面上踩了几脚。突然，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一转身，看见那位高个子的德国跳远运动员的一双友好的蓝眼睛正注视着我，他第一次试跳就轻松地通过了，取得了决赛权。此刻，他伸出手紧紧握了握我的手。
“杰西·欧文斯，我是卢茨·朗。我想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他的英语说得不错，虽然有一点德国口音。
“很高兴见到你，”我说。随后，试图掩饰自己的不安，我又说，“你好吗？”
“我很好。问题是：你怎么样？”
“你指什么？”我问。
“一定有什么事情使你烦恼，”他说——很自豪作为一个外国人能运用eating（烦恼）这个美国俚语插在句子中进行交谈。“你应该即使闭了眼也能通过预赛。”
“相信我，我知道怎么做，”我告诉他——向别人这样表示使我感觉不错。
接下来几分钟，我们站在一起聊了起来。我没有告诉卢茨·朗，是什么事令我“烦恼”，但他似乎能理解我的忿恨，煞费苦心来安慰我。
卢茨·朗虽然受过纳粹青年运动思潮的教育，但他与我一样，不相信所谓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感。我们对那种思潮报以嘲笑的口吻，虽然他看上去像那种人。
卢茨·朗比我高一点，黄色的头发，晶蓝的眼睛，个子瘦长，肌肉结实。他脸部轮廓分明，长相英俊。见到我已经镇静了下来，他指着起跳板，说道：“你看，为什么不在起跳板前几厘米的地方划一条线，你就以这条线为目标开始起跳？你肯定不会再犯规了，你一定能达到参加决赛的成绩的。如果在预赛中拿不到第一又有什么关系？明天才是最重要的。”转眼之间，我所有紧张的情绪都似乎从我脑海中消退了，他所说的实话触动了我。我立刻满怀信心地在起跳板之前30多厘米的地方划了一条线，决定在那里起跳。在第三次试跳时，我终于以比达标多几乎40厘米的成绩进入了决赛。
那天晚上，我来到卢茨·朗在奥运村的房间，向他表示感谢。我知道如果不是他的指点，我有可能就没有资格参加第二天的决赛了。我们坐在一起，谈了两个小时，话题涉及田径、我们自身的情况、世界形势以及其它许多事。
当我起身告别时，我们俩都明白，一个真正的友谊已经凝结而成。卢茨·朗明天将上田径场尽他的努力来战胜我。然而我知道他也希望我跳出我最好的成绩 —— 尽管这意味着我将获胜。
第二天的决赛终于落下了帷幕。卢茨·朗超过了他自己以前的最好成绩。而在这场较量中，他的行动也促使我达到了巅峰状态。我记得在我最后一跳的一瞬间——创造了奥运会跳远的新纪录——8.06米。他来到我面前，向我表示祝贺。
虽然希特勒从不到100米远的看台注视着我们，但卢茨·朗仍带着笑容，紧紧握着我的手——那种笑容并不是那种以“伤心的心情假装出来的”。
你可以把我所有的金牌和奖杯熔化掉，但却不能在那一刻将它们涂覆在我对卢茨·朗感受到的最珍贵的友谊上。我也意识到，卢茨·朗的行为正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在讲下列一番话时他心中拥有的那种典范：“奥运会中最重要的事不是取胜，而是参与。人生中本质的东西不是征服，而是努力奋斗。”
相关链接：
除了赢得跳远金牌外，杰西·欧文斯在柏林还赢得了3块金牌——男子100米、200米短跑和4 X 400米接力。尽管取得了这些惊人的成绩，欧文斯在奥运会结束回到美国后，生活仍颇为艰难，不得不以与马和狗赛跑来维持生计。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他才成了一名为某些公司服务的代言人，并开了一家公关事务所，从而在生活上有了保障。他于1980年逝世，享年66岁。而卢茨·朗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杰西·欧文斯的跳远世界纪录保持了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