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泄根本就是一件彻头彻尾的私事，最忌隆重的仪式和集体观摩——一想到隔墙有耳，谁还能尽兴和投入？只得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括约肌，又唯恐断流之虞，然而那也不过是一块肉，又不是高压锅的精确阀门，况且万一憋坏了，算谁的？
　　
　　苏阳，《电视指南》主笔，编剧，专栏作者。
　　北京有一间酒吧，厕所无字无标，只红绿两扇门。不少人出糗后提着裤腰带责问老板。老板正眼不瞧地吐着烟圈，轻蔑地说：“连红男绿女都不懂，还来夜店？”
　　这当然只是个案。中国绝大多数厕所都是有名有姓的，姓是百家姓——只为路人提供方便的叫公厕；只能解决基本生理需求的叫茅房；稍微有追求的叫卫生间；能洗手又能把湿手烘干的叫洗手间。这些叫法与其说势利，不如说在顾左右而言他——人们宁可从厕所的社会属性、建筑材质、清洁程度，乃至后续动作来命名，也不愿意直面排泄这一极其普通的日常行为。相比之下，网络倒是提供了许多拍案叫绝的版本：凹凸、安腚门、轻松阁、观瀑亭、听雨轩、大使馆、敬国神社、派(排)出所、男（女）排……看完不由感叹民间语文的浩瀚。
　　中国的魏晋时期，可以说是“厕所癖”的盛世。《世说新语》里有一位大将军被招为武阳公主的驸马，新婚之夜，将军头一回使用公主的厕所，见厕所的漆盒里盛着干枣，哪晓得是用来填鼻子避臭气的，以为是“蹲坑食品”，便悉数吃光。群婢见之，掩口嘲笑。不怪这将军造次，试想一个粉妆玉琢的公主，在如厕的时候跷着兰花指往小巧的鼻孔里塞两粒干瘪大枣，然后只能用口来呼吸，也不怕吞入大量污秽之气，这不等于掩耳盗铃吗？还是吃了好，只要这枣不是循环利用。
　　和“塞枣公主”相比，石崇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解手时有漂亮的纱帐遮挡，坐具比卧具还豪华，而且还铺着刺绣被褥。不怕有尿床的错觉吗?更过分的是群婢拿着香袋在一边候着，待客人便后好上前一步，伺候更衣。石崇的奢华阵容并没有为他赢得美誉，客人们既羞又愤，纷纷拂袖。石崇这厮实在唐突，他大概没有考虑到即使客人往来无白丁，也总会有人拉肚窜稀，打嗝放屁，且越是文人，就越要面子——排泄根本就是一件彻头彻尾的私事，最忌隆重的仪式和集体观摩——一想到隔墙有耳，谁还能尽兴和投入？只得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括约肌，又唯恐断流之虞，然而那也不过是一块肉，又不是高压锅的精确阀门，况且万一憋坏了，算谁的？念及至此，愈发羞愤，一次简单的排泄竟成了没有胜算的考试，人人自危，不逃才怪呢！
　　林兆华排过一个话剧叫《厕所》。我记忆犹新不过是因为自古到今没有一位艺术家把触须延伸到厕所的领域——日剧《厕所女神》也不过是打了个擦边球，讲的和厕所没什么事。林兆华不同，他敢把没有隔断的茅坑搬到舞台中央，演员就蹲在那儿——“脚踏黄河两边，手拿秘密文件”。厕所这地界没人能活动，有也只能有心理活动。整出剧只见演员们嘴皮子上下翻飞，内容无非鸡零狗碎，男盗女娼，还有一个忸怩作态的同性恋，站在台唇大喊爱情自由！说到同性恋和厕所，那也是有渊源的。王小波的剧本《东宫西宫》里“阿兰们”聚会的地点就是厕所，难道gay都是逐臭之夫吗？其实稍微一想就会明白同性恋之间那种不能公开的，私下暗地里的欲说还休——就跟人们对待厕所的态度一样难以启齿。到今天，即使我走到国贸的厕所，隔断的墙板都有圆珠笔和小刀留下的同性交友的字样，下面跟着一串手机号或QQ号。有才华的甚至留首黄诗或阳具的特写漫画——难怪在西方国家，厕所又叫“the Poets’ Corner”——不知道女厕是否雷同，我没去过。
　　厕所文化从某种程度而言，代表了民风的开化和时代的变革。曾经，在那个离我们并不算太远的年代，用印着领导人头像的报纸如厕就是天大的罪过，要被游街和批斗。《相助》的黑人女仆因为偷用女主人的厕所而被赶走。《肖申克的救赎》的超市经理警告出狱后的瑞德上厕所不用打报告，但瑞德已经打了20年报告，不打就尿不出一滴……不管是时代的愚昧，还是种族的歧视，抑或是体制化带来的伤害，厕所都直观地反映了一个人的尊严是否得到足够的尊重。
　　张爱玲的《异乡记》，写的是她1949年从上海到温州寻访胡兰成的故事。书中多次写到在乡间如厕的经历，看得人心酸不已：“我伸手钳起那黑腻腻的木盖，勉强使自己坐下去，正好面对着厨房，全然没有一点掩护。风飕飕的，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当对他们点头微笑。”
　　很难想象一向清高刻薄的张爱玲会受这等委屈。爱一个人的狼狈，有时根本估计不到自尊。对照着看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胡笔下的乡村“自然简静”、“优美不争”，令人“惊欢”，却唯独没有写到厕所。难道胡兰成仙风道骨，没有屁眼？联想到当时的时代，我以为胡兰成过分理想化农村，实在只是因为他需要一个精神避难所。他缺乏变革的勇气和承担的力量，只有文人自觉高人一筹的轻浮和临幸天下的滥爱。虽然我不理解张爱玲为什么会着了他的道，但是看《小团圆》——当她直视着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如同排泄物一样被冲入下水道——我知道，这段关系已经被张爱玲画上决绝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