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在疫情尚未完全消除的大背景下，奥运会的举办面临一系列挑战。
　　近来，少数美国政客欲借人权之名抵制北京冬奥会。来自美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安妮塔·德弗朗茨第一时间发文，认为美国政客的言论是“把奥运会当作政治工具”的“噪音”，“全世界从抵制行动中一无所获”。
　　如何看待抵制奥运会的“噪音”？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知名奥林匹克研究专家、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温州大学教授易剑东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作出解读。
　　中国新闻周刊：历史上曾有涉及种族歧视、战争、报复等不同原因的抵制奥林匹克运动事件。回顾历史上的抵制活动，是否达到了所谓的“抵制目的”？
　　易剑东：从历史上看，当全球政治存在博弈空间，奥运会就可能会被利用。比如，墨西哥城1968年奥运会美国黑人运动员领奖台黑色拳套事件、1972年慕尼黑惨案、1976年非洲国家因新西兰划艇联合会和南非白人选手比赛抵制蒙特利尔奥运会、1980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及1984年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均发生在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几乎没有安静的奥运会。
　　历史上对奥运会的抵制呈现出三种特征。第一，恰是因为奥运会极具影响力，有关国家才将其视为重要的诉求平台和抵制对象;第二，抵制运动伤害奥运会、本国选手、举办国及全球体育界;第三，以抵制欲达成非体育目的，但最终往往未能达成，反而起到副作用。
　　以慕尼黑1972年奥运会为例，巴勒斯坦“黑色九月”恐怖组织闯入奥运村，最终导致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残忍杀害。以色列情报组织就此展开长达数十年报复式追杀。由于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多国联合抵制莫斯科1980年奥运会，1984年苏联又联合东欧国家集体抵制洛杉矶奥运会。这都说明，抵制和报复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激起新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