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并著有长达34分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剑桥大学还建立了以其姓名命名的著名汉学研究所。作为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第一届名誉董事，同样致力于在世界舞台上为中国发声的外国专家麦启安可以说是当代的李约瑟。
　　麦启安来到中国已逾20年，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他去过28个，虽然依旧不会说中文，但他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以史明鉴”是他常挂嘴边的概念。自然而然地，针对中英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麦启安从历史角度谈起。
　　抛弃落后观念
　　“英国的大学生和中国的一样面临着就业问题。我们应该从过去34年大学的变化说起英国的情况。”麦启安说，“在50年前，只有10%的适龄学生可以上大学，学生普遍认为只要上了大学，修满学分，然后取得学历，就可以找到很有意义的工作，比如导演或经理。而现在，英国的大学升学率达到近50%，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然而传统的上学就业观念并没有太大改变，这种观念也是极其不现实的。因为当升学率还只是10%的时候，世界和现在大不相同，竞争压力要小得多，而且那些能够进入大学的学生通常十分优秀，毕业以后也很容易被社会接纳，找工作对于这些大学生来说并不难；而当升学率达到50%的时候，大学生就不再是紧缺人才了，而且他们并不准备从底层做起。”
　　麦启安接着说：“因此，如果有年轻人问我‘对于已经有大学学历的人来说，如何才能找到工作’时，我通常会反问他们‘你仔细考虑过准备申请什么样的工作吗？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我认为，即使是大学生，想要找到工作就要做好从底层做起的准备，或许有些工作很辛苦，比如擦地，不要害怕脏活累活，社会现实就是要你时刻做好万全准备，之后你一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除了观念落后，英国大学生就业问题还在于教育内容的保守性。如洪水猛兽般突如其来的数字时代，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阶段，对于年轻人来说，离开校园进入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时代的变化发展速度相比，英国的教育体制过于保守，课程设置步伐也远远落后于时代。
　　“比如，即使盲打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能力，英国的小学也不会设置基础电脑使用课程；还有，在英国，约有两万名法语教师在学校授课，而教授普通话的教师不足3000名。”麦启安举例说，“而且，学校内并没有职场规则相关的教学内容——比如时间观念、着装礼仪和言谈举止等，而这些恰恰在职场中是十分重要的。”
　　培养专业技能
　　数字时代给英国和中国经济带来了同样的影响，纵观英国和中国的教育，麦启安介绍说：“英国教育的一个特点是侧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因此很重视体育活动；另一个特点是鼓励学生向教师提问，以培养学生的开放性以及创新思维，这些都是现代职场中十分必要的能力。而中国教育系统则更注重培养学生的专注能力，也更加严谨，学生更适合研究类、数据类的工作。”
　　双方各有利弊，然而高学历也并非能和好工作轻易地划等号。他说：“我完全支持年轻人想要获得更高学历的想法，但是现实是高学历并不适合所有人，实践能力远比高学历重要。比如制造飞机引擎，就需要具有专业技能的高级工程师，然而英国却忽略了这方面人才的培养。这一短板近年来终于被重视起来，也开始向德国双轨制教学制度学习，开展专业技术方面的学徒制教育。但是在英国，固有观念使得人们在选择学业、选择工作时仍然对专业技术人才持有偏见。” 麦启安认为，年轻人需要有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变化的世界，学校也应该给予大学生正确的引导，使他们更顺利地走入社会。
　　社会需要可以信任的求职者，而这种信任需要花费时间来建立，这就要求大学生具备丰富的创造性思维和敢于冒险的前进精神，并且能够创造出有价值的结果。“以英国政府为例，英国政府限制欧洲以外地区的留学生在英求职，也就限制了来自世界的年轻力量，这必然导致英国经济继续减速。开放才是发展的关键。这对于中英大学生也一样，富有国际思维，善于转变观念，摆正自己的态度，才能更好地融入数字时代世界飞速发展的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