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真正意义上爱尔兰第一本小说的殊荣归玛丽亚·埃奇沃思所有。尽管她出生于英格兰，但她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她家的大庄园度过的，这个庄园位于艾奇沃斯顿，离都柏林大概有70英里。她的家族渊源深远，从伊丽莎白时代就开始定居爱尔兰，几百年来一直都生活在带着她们家族姓氏的城镇的朗福德郡，这个郡就是以他们家族的姓氏来命名的。玛丽亚·埃奇沃思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但她是长女，她的父亲理查德·洛弗尔·埃奇沃思毕业于圣三一学院，是一个兼收并蓄、影响深远的发明家，也是一个政治家，他将电报带到了爱尔兰，又极力提倡联合，因此而声名远扬。同时，他也涉足写作、批评和教育。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理查德·埃奇沃思需要帮手，玛丽亚就成了他所有事务，特别是创作的合作者。
　　值得关注的是，理查德一生共生育22个孩子，玛丽亚并没有像大家通常期望的那样，被迫牺牲自我，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这一点也表明了玛丽亚的学识与教育。她的处女作被命名为《父母的好帮手》也可谓恰如其分。全书共分六卷，意在把家里的这一大群孩子以埃奇沃思庄园为中心联系在一起。四年之后，她完成了《拉克伦特城堡》。这本小说告诫大家爱尔兰地主管理不力可能带来的极大危险，书中描述了拉克伦特家族的几代人，这个家族的姓氏拉克伦特（Rackrent 字面意为“勒索高额租金”）也颇具寓意，暗指当时地主收取佃农的租金几乎和土地本身的价值一样高。《拉克倫特城堡》的叙述本身也有很多创新，例如，它是同类作品中首部涵盖几代人生活的作品，这为其在小说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但是，文学史大事记也从来没有忘记提到理查德·埃奇沃思的影响，据说他对玛丽亚的创作要求很严格。玛丽亚的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妹妹在一份传记中宣称任何真正的创作都是由父亲埃奇沃思完成的，但这份传记内容并不可靠，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过有一点毫无疑问：玛丽亚很尊重父亲的意见和观点，父亲的影响在她的作品中无处不在。《拉克伦特城堡》和《在外地主》，以及其他一些在爱尔兰出版的小说，有时候读起来就像支持其父亲政见的事实依据。
　　作为一名显赫的地主，理查德·埃奇沃思很关心当时地主与佃农之间剥削关系的改革。当时，地主收取佃农的租金非常高，佃农几乎没有任何利润可言。对于爱尔兰农民来说，更糟糕的是地主不住在农庄里，这一现象从克伦威尔时代就开始了，地主（大部分都是新教徒）远在英格兰，也不关心自己的田产，坐收爱尔兰经济的收益。理查德·埃奇沃思试图通过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局部改变这一制度：他耐心公平地对待他的天主教佃户。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点显示了他对与英国联合的支持：爱尔兰在西敏寺的代表会给爱尔兰带来安全，安全会吸引富裕的英国家庭在爱尔兰安家落户或者是暂住，这就会激起他们对土地的兴趣，也会激发耕种土地的人民的热情。1800 年，他在爱尔兰议会众议院做了一次支持联合法案的演说，宣称，在不久的将来，《联合法案》将会给英国地主在爱尔兰的土地带来更大的利益，富家子弟可以管理甚至继承他们家在爱尔兰的田产。（Maria Edgeworth 7）

　　预想着年轻的贵族回归其家族在爱尔兰的田产完全就是玛丽亚·埃奇沃思《在外地主》（1809）一书的情节。主人公库拉布里勋爵完全像一个真正的英国绅士一样在剑桥完成了学业，但是他认为要想改善他们不稳定的经济现状，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有效地管理家族在爱尔兰的田产，这一点跟他母亲的想法完全不同，他的母亲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女人，对任何爱尔兰的东西都怀有敌意。此外，尽管对自己的出生地仅有一点模糊的印象，库拉布里却总觉得自己与其息息相关。“因为最初的联系，他很热爱爱尔兰。”玛丽亚·埃奇沃思在小说开头就写道，“而且还对爱尔兰有一种很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热情。”（Maria Edgeworth 6）在伦敦街头，听到爱尔兰工匠的迷人乡音和活泼对话，库拉布里勋爵就很开心。再加上一定程度的独立思想，足以让他思考：“难道我也是一个在外地主吗？”到第五章的结尾，库拉布里不再在乎他在伦敦听到的对爱尔兰自相矛盾的评论，他开始独立评价爱尔兰以及爱尔兰人民。
　　在小说的第六章，库拉布里渡海来到了都柏林，玛丽亚重笔描绘了联合之后都柏林的景象。一上岸，库拉布里就碰到了一群备受压迫的都柏林市民，他们想方设法要从英国地主那里得到几个便士。他们的狂乱和贫困驱走了他想象中的田园风光的浪漫。“如果说他还心潮澎湃的话，澎湃的原因也不再是喜悦，因为突然之间他发现自己被一群乞丐和怪物包围了，他们模样很奇怪，腔调更奇怪;有人祈求他的施舍，有人夺去了他的行李，嘴里还说着‘别担心’‘别害怕’（77）。”这就是玛丽亚对联合之后都柏林社会状况的描述。当然，作者并没打算从负面来描写都柏林;库拉布里到宾馆才发现他所有的行李都安然无恙，只付了几个便士，搬运工们就笑逐颜开，对他感激不已。值得关注的是，在故事发展的这个早期阶段，玛丽亚总是为了启蒙主义的说教而放弃描写都柏林真实的状况。在这个城市，库拉布里结交了一个官员，詹姆斯·布鲁克爵士是爱尔兰政治权威的代表。他的朋友里有一位女士对城里遍地都是粗野的暴发户很恼火，詹姆斯简述了《联合法案》来反驳她的抱怨：
　　刚刚联合之后不久我碰巧住在都柏林;我还记得撤销议会两院时剧烈但短暂的变化：多数贵族和很多平民中的富裕家庭，要么满怀希望去了伦敦，要么心灰意懒隐退乡野。都柏林的商业突然之间陷入虚空，财富回到初始状态。许多新面孔、新马车出现在都柏林：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人进入视野，熙熙攘攘，即便在城堡也是无所顾忌地挤着往前走;他们被引荐给郡长;既然有身份的人让出了他们的地盘，此时也只好由这些人来填补空缺了。先前的那些自命不凡的出身高贵之人对此愤慨不已，他们抱怨说整个社会风气都被改变了;社会上的庄重、典雅、优美和迷人之处都不见了。我在其中……感受着这种变化并为此痛惜。（80） 　　理查德·埃奇沃思在爱尔兰议会中做了一系列支持联合的演说，认为立法对都柏林的影响并不大，而且也是暂时的;短时期的困难之后，都柏林会取得比作为省会时候更高的地位与更大的进步：
　　我很欣然地同意一种观点，那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贸易商人的资源会枯竭，但是，难道提倡勤俭和关注商业还不能平衡这一损失吗？——商人总是模仿他们的服务对象。裁缝和帽商一般都比较奢侈，而批发商大多比较节俭——都柏林作为一个商业城市很可能会比王权时代发展快 20 年。（Richard Edgeworth 11）
　　因而，詹姆斯·布鲁克爵士阐述了都柏林会发展得多么好。他的描述完全就是埃奇沃思对全新的、国际化的都柏林发展前景的预测：
　　以前，少数家庭引领潮流。从很久以前开始，都柏林的一切都服從于世袭权贵;在他们的引领之下语言也越来越礼貌，但同时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年轻一代，为了更高的目标接受教育，长大之后，也没有权威或者潮流限定他们的发展，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得到相应的地位，发挥应有的社会影响。（Maria Edgeworth 80）
　　以前议会里那些离开都柏林的人也会开始思乡：
　　与此同时，一些爱尔兰贵族在伦敦的生活入不敷出，他们很乐意重归故里，从头再来;他们带着全新的观念回到都柏林，当时的伦敦科学热和文学热很流行，也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受这一影响，这些归国贵族也带回了对科学与文学的热爱。而另外一些爱尔兰贵族，在第一批暴发户到达都柏林的时候就马上归隐乡野了，听说社会的逐步发展，确信彻底驱除了最后一批野蛮人，他们也冒险离开隐居之地，回到城里故居。（81）
　　所有这一切将会引领都柏林创建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一个完全不同于伦敦的民主社会：
　　詹姆斯爵士总结道：“所以现在你会发现，都柏林社会是由出身与教育、地位与知识、礼节与实干的最有益的最佳组合构成的;你会看到到处都呈现着新气象：全新的生活、全新的精神风貌、全新的才智、全新的抱负，他们渴望并决心改善生活、改善自我——他们认识到在任何群体中，人与人的区分不是由外貌与衣着，而是由天分与价值决定的，这种区分如此之大，以至于决定更高级别的排名。现在，寻找此处的商人和店主阶级与伦敦同类人的不同，你会发现很多有趣之处。”（81）
　　然而，事实并非埃奇沃思家族所设想的那样。父亲去世之后，玛丽亚接管了埃奇沃思庄园的一切事务，她发现很难继续写作。一方面因为没有了父亲的评判，另一方面因为爱尔兰形势的日益恶化，她没办法继续以任何写实的方式来描写爱尔兰。并不是因为玛丽亚在联合之后的数十年中为金钱和愤恨所蒙蔽，没有能力去描写真正的爱尔兰;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日益恶化的现状使她忍受不了描写真实生活。在《论爱尔兰的清规戒律》中，她和父亲通过很大的努力才除掉了英国小说关于爱尔兰人的刻板想象，或者说，“舞台上的爱尔兰人”。她 1834年的时候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写道：“根本没办法在小说中如实刻画现在的爱尔兰——现实太残酷了，党派的愤怒如此暴戾而让人无法忍受，或者是不再想看，他们在镜子里的容颜。”（Hare 202）1845年大饥荒开始——这一灾难的确是埃奇沃思家族希望与英格兰联合之后有所收益的最好反驳——玛丽亚尽其所能帮助艾奇沃斯顿的居民，她狂热的慈善活动使她的健康每况愈下，1849 年大饥荒肆虐之前，她离开了人世。
　　编辑：沈海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