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传播视域下奥运“金牌至上”的观念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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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奥运会作为一种全球性的仪式活动,媒体报道及社会舆论对其发展与未来走向有着巨大影响。而第30届伦敦奥运会期间,我国媒体上出现了关于“金牌至上”观念的举国论争,这种媒介事件的影响尤为深远,原因在于它体现为一种转型时期社会心态的现实投射。本文基于从奥运会的仪式结构及社会功能的视角,分析其成因及对未来奥运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奥运会;仪式;媒介事件;金牌至上;观念论争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7-0015-03
  回顾2012年伦敦举办的第30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它留给我们最深刻的记忆并不在于类似往届那些胜利的喜悦,更多的是一场关于“金牌至上”的举国争论及其引发的集体反思。
  这场关于国家主义与人本主义论争的媒介事件甚至吸引了世界媒体的普遍关注。由于事关具有鲜明仪式特征的奥运会,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Jams Carey,1989)提出的传播学研究的“仪式模式”对我们的分析极具借鉴意义。从仪式传播的视角出发,这届奥运会的媒体报道及社会舆论的影响将远胜于我们以往关注奥运会在体育成绩上的突破。本文就拟从奥运会作为一种仪式的视角,探讨这一媒体事件的成因及其对未来奥运会的社会功能转型的意义。
  一、奥运会吴景彪失金后道歉引发的媒介事件
  2012年7月30日举重选手吴景彪在失金后面对采访时泣不成声,并再三鞠躬道歉:“我有愧于祖国,对不起大家”。媒体分析,这种哭诉并非一时激动,而是与中国竞技体育的背景和氛围有密切关系;同时,这也引发了网民对“金牌至上”观念的争论:当天吴景彪的微博有5万多条转发和评论,许多网民认为他没必要自责,进而意见发展到对奥林匹克精神的重新诠释、对奥运功利化的质疑等等话题。而后,又有吴敏霞、刘翔为备战奥运而发生的种种新闻“爆料”,进一步激化了国人对中国体育的“唯金牌论”、“举国体制”等问题的担忧。实际上,关于“金牌至上”的观念质疑、“举国体制”的利弊反思等种种争论一直伴随着本届奥运会的进程,成为人们除了观看体育比赛之外的又一主要媒介议题,这也吸引了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在内的传统媒体纷纷加入到此番大讨论当中。
  据笔者调查,伦敦奥运期间用百度搜索“金牌至上”词条的网页2012年8月份大约103万个,其中新闻报道包含该词条内容的约7530篇,以此为标题的约607篇;而历年相关话题的网页总计约108万个,说明本届奥运引发的关于此话题的评论占比95%,新闻报道占比近100%;用百度搜索“举国体制”词条的网页8月份大约736万个,其中与“奥运”相关的197万个,新闻报道84200篇,以此为标题的约6100篇;而历年相关话题的网页总计820万个,其中与“奥运”相关的网页总计约220万个,说明本届奥运引发的关于此话题的评论占比89%,其中新闻报道占比同样近100%。
  而关于“金牌至上”话题在伦敦奥运期间及近一个月内(2012年7月28日至8月13日/2012年7月28日至8月27日)主流網站的新闻报道情况统计:该阶段的报道数量(包括网站转载的纸媒报道)及其占历年该话题报道的比例分别为:搜狐23.7%/28%、新浪11.3%/13%、网易占15.3%/17%、腾讯15.8%/17%、新华网18.7%/21%、人民网23.2%/26%、21CN网28.9%/33%。
  从以上数据可见,关于“金牌至上”的质疑和争论话题在奥运期间及结束后的一个月内迅速增加,为历年该话题的数量高峰;而与之密切相关的“举国体制”的话题一定程度上是由前者引申的话题,相比数量变化程度偏弱,但也处于历年该话题报道的高发期。
  分析这些媒体上讨论的内容,网民约80%以上是持质疑的态度,反思竞技体育的“唯金牌论”。例如体育社会学专家卢元镇认为,“体育运动绝对不仅仅是争夺几块金牌,同时也应该成为教育青少年的手段,强化国民的民族精神和健康体魄”[1]。与民间以质疑为主的声音相反,也有很多官方的主流媒体持认可观点,认为我国奥运会的历年佳绩离不开国家体育的体制优势。如人民日报的文章认为:“淡化金牌说不可取 举国体制支撑佳绩。……举国体制与全民健身并非对立的两面[2]”这种现象也引起了世界媒体的普遍关注。如法新社伦敦8月13日报道:伦敦奥运会掀起了一场令人意外的反思,中国不再狂热地追求金牌,而是更看重“奥林匹克精神”和体育道德。与此同时,国内一场关于无情追逐奥运光环的辩论也正在展开……。
  综观这些媒体争论我们可以看出,国人对待奥运的心态正在改变,它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奥运会承载的社会功能也正发生着变化。那么,中国奥运将向何处去,最终有怎样的呈现?未来国人心中的奥运会将被赋予哪些新的使命和象征意义,并带来哪些新的变革?这些问题我们从舆论的风向中可以初见端倪。但要真正地预测未来,还要深入到奥运会的内涵与本质层面,分析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理念及社会功能,在其诞生与发展的历史当中寻求线索,寻找答案。
  二、“金牌至上”的奥运观成因及其仪式性溯源
  奥运会起源于古代希腊,古代奥运会所追求的是“神人合一”式的英雄,在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笼罩在宗教氛围与神学色彩的时代,体育比赛通常被视为是人类向神膜拜与献艺的展示。因此,古典的奥运会更大程度上是充满了宗教色彩的一种仪式行为。
  仪式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最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意为人们为举行各种运动(如宗教祭祀)所拟定的种种行为法则、规范和仪制[3]。因此,仪式的象征性是其最核心的特征与行为目的,它受当时的社会文化观念所主导。在古希腊时代的观念当中,体育锻炼、比赛夺冠并非是一种游戏或是挑战人类极限、创造运动纪录,而是一种庄严神圣的仪式行为,是为接近神并得到神的喜欢而从事的仪式化活动。古代奥运会最初就是祭祀宙斯神的体育赛会:第一天一般是举行庄严的祭神仪式,第二天才开始运动竞赛。人们目的是通过在祭坛前表现力量、速度、耐力、技艺等技能,以博取诸神的欢心,祈求其施福降恩于人类,获胜者能被授予橄榄枝编成的花冠,就是得到神的喜欢的体现。因此,古代奥运会首要目的是娱神,其次才是娱人。美国人类学家克利夫德·格尔茨认为,它作为一种宗教祭祀性质的庆典活动,其“文化表演”性质“所唤起的一方面是范围颇广的情绪与动机,另一方面是形而上方面的观念。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4]。在古希腊时代,“完美的思想寓于健康人体”是当时的价值取向,上到贵族,下到公民,都以能练就强壮的体格为荣,以致竞技运动与健美的体格成为民族兴盛的象征。这种文化观念作为一种“民族的精神意识”蕴含于社会的所有公共仪式之中,正是古代奥利匹克精神的核心理念。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从宗教神学中逐渐解放出来。现代奥运的仪式观念相对应地经过这次洗礼,开始向近代以科学为基础的人本主义转型,以“更高、更快、更强”为核心理念。《奥林匹克宪章》中对奥林匹克思想的描述是“将从事竞技体育的人员的身、心两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一种人生哲学。”它追求的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展现和超越,是以人为中心的狂欢仪式,而且提供了一个以国家、民族为宏大背景的世界舞台,供人类用体育运动这种共通的行为方式进行集中展示与交流。这已超越了传统的体育范畴,成为一种泛文化现象,是当代一种全球性的仪式。有学者认为,奥运会的儀式意义体现在“不仅是观众和运动员等在一个想象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中聚会,也是不同的民族国家在一个想象的‘世界共同体’中聚会。[5]”奥运会为来自不同国家、民族乃至不同文化圈层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想象的机会,而正是因为这种全球仪式的稀缺性才吸引了众多民族、国家的支持与参与,推动了现代奥运会蓬勃发展。
  维克多·特纳认为,人类仪式的原理是象征性的,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具有组合和重组的类似语言的能力[6]。从仪式传播的角度来分析,国家和民族之间正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奥运会仪式进行赛场内外的竞争与沟通,奥运会所包含的各种比赛、各类成绩等等内在要素都被符号化,赋予高度的符号价值为其仪式时空内的意义表达与互动来服务。体育竞技背后隐含的国家、民族的强大力量是不可分割的支撑要素,吸引着利益集团长期地投入和大规模的商业投资。而各种项目的比赛成绩、运动员的个人表现、参赛队伍的整体实力等等符号当中,最具含金量、最易评判和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比赛成绩。对于那些具有夺金实力和历史的体育大国来说,金牌数量无疑就是那颗“王冠上的明珠”,也成为象征国家实力的一种典型符号和衡量标尺。
  因此,当大家在争论这种金牌竞争是否有意义的时候,从现代奥运会的起源与历史发展上看,它作为一种仪式事件的本质和内涵决定了该观念的存在必然性与重要价值,也就是说奥运会包含的所有符号的象征意义都是构成其作为全球瞩目的仪式事件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金牌榜也是每个奥运仪式的观众除了对仪式的最佳表演者——体育明星之外,最为关注的对象和意义载体。这一点从历年来无论东西方各国的奥运媒体报道之重点中可见一斑。
  三、奥运仪式的意义结构、社会功能及其转变
  奥运会作为不同国家、民族在世界范围的竞争舞台上公平竞争、确认地位的一种仪式和展示机会,则“金牌至上”的观念就是其仪式存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身为参与者无法从主观上回避或否定的。这次媒体争论,大家质疑的问题症结并不在于“金牌”符号与奥运意义间联系的必然性,而源于当下我们对奥运仪式进行意义解读时一种认知的重构。可以说,传统“金牌至上”的观念与奥运仪式的意义结构、社会功能及其转变直接相关,由其决定。后者的变迁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舍。
  1.奥运会仪式的意义结构:我国有学者将奥运仪式的意义结构分为三个层次:个人仪式化行动、固定性仪式、历年再现仪式[5]。这三层仪式结构之间存在着“递构”关系。而这三个层次所对应的象征性意义结构为:第一层次是个体层面的仪式化行动结构,这是与体育竞赛本身相关度最密切的,处于最底层的基础意义结构,即奥运概念的符号本义;中间层次是程序性的仪式结构,从开幕式伊始的致辞、升旗、宣誓等等,具有固定的程序性,是奥运会被视为一种仪式庆典的最明显标志;最高层次是奥运会事件的整体结构,当我们把奥运会作为一个全球仪式性事件来看待,需要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才能进行更全面、深层次地理解,而从这个层面上看,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四年一次的周期性、传播语言的共通性和全球的参与性。
  每个意义层次中都对应产生了一些媒体议题:例如,关于运动员竞技表现、观众如何享受运动的娱乐性报道主题,反映了宣扬奥林匹克核心理念中挑战人类极限、展示力与美等第一层次的人本主义内涵;而关于奥运会的发展史、精细的筹备进程、开闭幕式的传统节目、宏大的场面描述等报道都是在为其仪式意义做烘托宣传,这类媒介议题的核心目的是为聚集全球目光,凸显奥运会作为倡导人类和平的盛典、各民族团聚一堂的仪式感,属于意义结构的中间层次;最高层次的意义结构则产生了关于金牌榜、各国参赛队伍成绩、参赛队伍的总体组织表现等报道议题,媒体乐于寻找这些符号背后象征的国家实力,这些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媒介议题满足了各国民众对国家荣誉、民族竞争和自我认知等方面的情感需求。
  2.奥运会仪式的社会功能:作为全球性仪式事件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也是多重的,涉及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等多方面。从仪式传播的角度分析,“金牌至上”等报道证明了在奥运会的仪式进行当中,观众所关注的该媒介议题产生于最高层次的奥运象征意义。它是观众集体心态的一种现实投射,不仅印证了其所在国家、民族对于奥运仪式的认知和理解,也隐含着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集体倾向性。这种倾向性通过奥运会的媒体表达得以彰显并再次强化,也决定了奥运仪式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一方面是政治功能,通过仪式在国际竞争与交往方面进行国家、民族的群体形象再认知,以增强国民的凝聚力与自豪感;另一方面是娱乐功能,通过仪式进行集体情感的表达,这是一种集体性的情绪宣泄和娱乐狂欢行为。而奥运期间各种媒体报道所流露出来的意见表达正是我们通过奥运会仪式研究所要探寻的一种转型时期社会心态的“窗口”。对于国民热烈争论的“金牌至上”观念,国际媒体如路透社等也注意到,虽然中国在伦敦奥运会上获得了38块金牌,出人意料地排在美国之后位居第二,但国民认为这个结果令人“满意”,并表扬未获得奖牌的中国运动员展现了奥运会的公平竞赛精神和体育风范,从中可以窥见社会心态的一种变迁。
  3.奥运仪式的功能转变: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屈辱历史也同样映射到体育领域,“东亚病夫”的帽子是每个国人心头的阴影。在这种境遇下,中国竞技体育取得的每一次进步与国际成绩,对我们凝聚民族精神、提振民族信心都发挥了重要的激励作用。例如1981年11月的中国女排首次夺冠,使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学习热潮。争得金牌是那个时代正面展现我们民族精神风貌的难得机会。因此,意识形态层面上,奥运仪式恰逢其时地承载了这些社会功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办体育普遍采用的“举国体制”的重要原因。   时过境迁,对于30年后的中国而言,奥运仪式在意识形态上所蕴含的东西方对抗的色彩已然消褪,金牌数量也已不再是证明自己的唯一途径,这就促动了奥运仪式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必然发生变迁:对于运动员而言,奥运仪式当中争夺金牌依然是其职业精神所在,也是对“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的最好诠释;而从社会层面上看,虽然金牌的集体激励作用仍在,但奥运仪式的功能无疑正在向着更加多元化发展。奥运仪式作为一种举世“狂欢”的娱乐功能、作为节庆事件所带来的经济功能都将超越其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宣传意义,成为体现人本主义的一种价值回归。因此,关于“金牌至上”争论的媒体事件无疑开启并且加速了这种转变的进程。
  四、媒介事件未来影响的预测
  回顾这次媒体论争,我们发现问题主要聚焦于过分倚重金牌的观念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新华社报道称,“金牌至上”争议的焦点不是运动员是否要奋力赢得金牌,而是更多优质体育资源被倾注在精英运动员身上的同时,青少年体育和全面健身之间能否更平衡协调地发展,中国的体育资源能否更合理更有效地分配的问题[1]。从主流媒体的代表性意见可以推断,对于奥运意义的集体反思已经触及了关乎社会公平与民生价值的深层机制问题。强调资源与机会的共享无疑是以民本主义为先的现代社会的最主要功能,这种质疑也恰恰证明了以往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过于功利观的社会心态正在纠偏当中。而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国投入之际,就有这类质疑的声音。
  对于该媒介事件的社會影响,我们应予历史维度上的理解和乐观的期待。借助于奥运会引发的这场大讨论,我们期望它能为社会朝向更民生、自由、多元的现代转型提供“正能量”。正如新华社文章所言:“只有当竞技体育这辆越跑越快的金牌火车头,早日拉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节被越甩越远的车厢,才能更好地发挥金牌的激励和带动作用。这是伦敦奥运会带给我们的启示之一。[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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