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娜特·贝贝把一个儿子和两个孙子送进阿富汗国家警察部队，和塔利班作战。去年，3个孩子躺在棺材里回到家，被埋葬在村头的墓地里。
　　谢马尔村是阿富汗东部一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庄，3月快要过完，这里仍然毫无开春的迹象，目力所及尽是苍茫的黄土和荒凉的石山。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谢马尔村居民不到3000人，却已有近60名年轻人以警察或士兵的身份殉职。几乎每个家族都有亲人牺牲，加剧了这里本就沉重的绝望和凄凉。
　　“除了当兵，他们别无选择。在这儿，我们没有别的法子谋生。”贝贝对《华盛顿邮报》说。
　　战争打了18年，死神收割生命的速度仍然惊人。如果从1979年苏联入侵算起，阿富汗已在战火中挣扎了整整40年。无数人在战乱中出生、长大成人，从未真正知晓和平是什么滋味。《纽约时报》称，这是阿富汗人对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和平谈判兴趣日增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些人相信，这将带给阿富汗和平，至少是短暂的和平。
　　2018年夏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与塔利班展开直接谈判。今年3月12日，双方在卡塔尔进行的新一轮和谈结束。据美联社报道，这次阿富汗政府仍旧没有获准与会。这场谈判决定着阿富汗人的命运，他们却从始至终无缘置喙。
　　什·古尔住在贝贝的邻村，他的两个当警察的儿子死于塔利班的伏击。很多像古尔和贝贝这样年近古稀的人对“和平的未来”感到不安，担心与他们结下血海深仇的塔利班利用和平协议登堂入室、加入政府，执掌生杀大权。他们还担心，停战后他们供职于安全部队的家人遭到报复，或是丢掉饭碗。
　　“要是军队被遣散，塔利班可能会杀了他们。”古尔对《华盛顿邮报》说。他还有5个儿子在安全部队服役。
　　许多士兵和警察表示，他们是出于爱国主义穿上制服的。不过，军饷也能吸引年轻人刀头舔血。他们不仅靠这份卖命钱养活自己，还要养活整个大家庭，养活无数个像谢马尔这样的村子，乃至整个地方经济。
　　“我们非常依赖他们的薪水。没有军饷，我们就一无所有。”53岁的村长马利克·阿杰梅尔·汗对《华盛顿邮报》坦言。单靠种小麦和玉米，汗的村子活不下去;依靠在陡峭山路上刨食的山羊，人们也无法生存。阿富汗东部的崇山峻岭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很多地方没有路，寥寥数条羊肠小道终日泥泞不堪，许多人一生不曾踏出村子一步。
　　上世纪80年代，贝贝的丈夫死于同苏军的战斗;一年前，她的儿孙在扎布尔省的前哨基地战死。按照阿富汗风俗，如今由贝贝率领整个大家族。加上她，家中共有4位寡妇。
　　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她穿著粉色运动鞋和用塑料发夹固定的长袍，身旁簇拥着孙子、孙女、曾孙子和曾孙女。贝贝抱着家里最小的孩子古拉布，她是遗腹子，名字在普什图语里意为“玫瑰”。
　　“我总是担惊受怕，生怕失去一个家庭成员。”贝贝说，“我做梦都没想到，会一下失去3位。”
　　警察时常面对冲突和袭击，他们不像军队那样全副武装，所以伤亡率更高。作为政权影响力的末梢，他们深入街头巷尾站岗放哨，成了武装分子绝佳的目标。《纽约时报》称，在2018年年底，阿富汗一个月能发生1700起这样的袭击。
　　尽管如此，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工作依然“抢手”。昆都士省的征兵处负责人阿卜杜勒·卡迪尔上校表示，该省志愿参军者较去年翻了一番。邻国伊朗遭遇经济危机，阿富汗人在那里找不到工作，只好回国当兵。“没有其他就业机会。”他告诉《纽约时报》。
　　不过，军队和警察部队仍然苦恼于人员问题：吃空饷现象普遍，人们经常擅离职守，再加上惊人的伤亡率，政府只能不断招募新人补充。
　　内政部许诺给一个新入职警察的月薪是155美元，几乎比政府职员的平均月薪高两倍。贝贝有两个孩子当了10年警察，另一个干了3年，按照该国的标准，他们的薪水和福利颇为丰厚。
　　即便如此，3个人的葬礼仍然让贝贝不堪重负。在阿富汗，白事要大操大办数日，光是宴席就花了她数千美元。补贴给殉职警员的年薪和抚恤金发到了她手上，但相当一部分被官员雁过拔毛。幸好，村民们对寡妇和孩子伸出了援手，贝贝还给人打扫卫生补贴家用。
　　古尔经营的小杂货店每天能赚两美元，政府给了他3000美元用来办葬礼，但他必须独自支撑一个大家庭，其中包括他的两位妻子、儿子们留下的两位寡妇，以及他们的19个孩子。
　　古尔欢迎和平协议，这样人们就不必承受丧子之痛了。“我的儿子会保卫国家，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他告诉《华盛顿邮报》，“但我们盼望和平，和平能让我保住另外5个儿子。”
　　贝贝不这么想。她忘不掉仇恨。“我多希望自己还年轻，能去参军打仗，给儿孙报仇。”她说，以后她会鼓励5个孙子和3个曾孙都去参军。贝贝捏了捏孙子苏莱曼的胳膊。等他一成年，她就会敦促他去为家人报仇。这是个瘦弱的男孩，看起来顶多12岁。
　　村里的一群男人聚在他们身边，准备听苏莱曼怎么说。
　　“是的。”苏莱曼小声答道，“我想为国家服务，打赢战争。”
　　男孩抬头看看祖母，她似乎想要他再多说点儿。
　　于是他补充道：“而且，家里的男人鼓舞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