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华文出版社出版了《人民论坛》组织编写的系列丛书:有《第一言论》、《官场生态》、《大国“赶考”》和《大国的烦恼》四部。丛书选编的文章都是在《人民论坛》杂志上发表过的,作者都是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院校的顶级专家学者。《人民论坛》选题的前沿性和新锐性,加上作者的独到见解、犀利分析和热忱参与,把编者、作者的公仆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诠释得淋漓尽致、非常到位。丛书所论大都关国计之得失,系民生之利害,言之理当,行之有益,可以说是当今社会的警世录。
　　
　　讲话大家发表《第一言论》
　　
　　“第一言论”是在顺序上属于第一的话语,“第一”意指“首要”或“基本”。因此,“第一言论”即“首要话语”或“基本话语”。言论既然是一种话语,分析它,解读它,或者评论它,就必须遵循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原则。
　　“话语分析”有两条原则:第一、地方原则(local principle),第二、类比原则(analogy principle)。地方原则是说,讲话者所说的人或事物一定是就近的人或事物,比如,我说“关上门”,一定是指目前我所在房间的门,叫谁关上门呢,一定是离门最近的那个人。讲话者如果想援引遥远的事物或经验怎么办?话语分析的“类比原理”可以解决“地方原理”的局限性问题。正是话语的“类比原理”,冲破了“地方原理”对讲话者的束缚,实现了历史与现在、遥远与就近、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的对接,使讲话者能够在广袤的时空场域里纵横捭阖、自由驰骋。“类比原理”与“地方原理”各具功能、相互补充。“地方原理”可以使话语指向明确、中肯到位,提高讲话的效率;“类比原理”可以使话语形式活泼、内容厚重,提高讲话的品位。关键是把握二者的平衡,既不过分拘谨,又潇洒得恰到好处。
　　《第一言论》的作者大都是讲话大家,深谙话语的“地方原理”和“类比原理”,所以文章写得漂亮,道理讲得深透。以作家蒋子龙先生的“警惕情绪污染”为例,他从会议组织者的日常经验谈起,讲第一个发言的人非常重要,往往会起到为会议“定调”的作用,接着他说了一个实例,“奥运期间,看完球赛,大家借着酒力痛痛快快地倾吐了一番对足球的不满,此后许多天我的屋子里都弥漫着一股恶劣的‘臭球情绪’,我想这几个人还会将这股情绪传染给更多的人,这就叫‘情绪污染’。”
　　然后,蒋先生跳出了“此时此地”的当下,运用“类比原则”在思想的太空遨游。他首先探讨社会和家庭之间的情绪感染:“人在外面易受坏情绪的污染,带着满肚子闷气,嘟噜着脸子回到家,摔摔打打,看什么都不顺眼,立刻便把坏情绪传染给全家,整个晚上甚至连续几天都不得安宁。同样,在家里怄了气,也会把坏情绪带到外面……”应该指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证明,这种不分内外,不能随时空场景转换而及时调整自己情绪心态的人,往往是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能力较低的人,言行一致但缺乏创造性。
　　
　　《官场生态》刻画官员形象
　　
　　《官场生态》刻画了林林总总的官员形象和官员行为,既有“新官堕落”,又有干部“说错话”;既有新官上任“三把火”,又有官场“述职秀”;既有“处长现象”分析,更有让人动情的“离任感言”……其内容之丰富,选题之新锐,可见一斑。在“‘三把火’重在为谁而‘烧’”这篇文章中,国家行政学院的许晓平教授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抵挡‘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冲动不容易”。他认为原因有三:第一、自我表现、建功立业是人的本能,第二、急于取得下属的心理认同,减缓自身心理焦虑,第三、满足新领导、新气象的社会期待。
　　该文的最大亮点不在于“三把火该不该烧”的问题,而在于为谁而烧的问题,把“该不该烧”的简单对错题,升华为是“为自己烧还是为组织而烧”的价值判断题。这就对新任领导的境界、气象提出了严峻挑战。“领导者的道德感高低正是在这里体现出来:能否把自己的个人诉求和组织诉求区分开。”个体与组织的张力既是组织管理的动力,又是组织管理的阻力。关键在于个体能否把能量有效地整合到组织架构之中,形成有效协同力。用国人熟悉的话语说,要把领导个体的发展目标变成组织的发展目标,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能否烧成功的关键所在。
　　“避免干部任期‘两难’处境”一文,认为“政绩工程”和“短期行为”是干部任期间的两难选择。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的张良教授认为,“政绩工程”和“短期行为”是由于官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且提出防止“政绩工程”和“短期行为”的措施:第一、协调好“干部交流制”与“干部任期制”之间的关系。第二、改革完善既有的干部任期考核评价机制,建立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考核评价机制。第三、要建立健全重大事务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制度,完善干部任期的监督机制。第四、建立干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第五、建立广大民众参与的干部选举制度、罢免制度、监督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肖木在“官员的责:制度建设比风暴效应更重要”一文中专门探讨了官员问责制度。肖木严正指出:“严责官员并非中国官场‘政治秀’”,指出“对官员问责,既不是解决一时一地问题的权宜之计,也不是为了给舆论或民意一个所谓的‘交代’,更不是为了提升党和政府形象而刻意彩排的所谓‘政治秀’。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应有内涵,是中国共产党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一个政府正常运转的迫切需要。”特别强调“官员问责重在制度建设”,着重指出“问责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官员能否勇于承担责任。”这些干部制度建设对于反腐倡廉、建设一支能经得起社会风浪考验的过硬的干部队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信息时代激发《大国“赶考”》
　　
　　《大国“赶考”》书名特别,“赶考”一词古已有之,只因毛泽东的“进京赶考”论赋予了它时代新意。毛泽东把我党进京执掌政权比作“进京赶考”。194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出发,经河北唐县、保定、涿州抵达北京。临行前毛泽东望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激动而又带点戏谑地说:“走哟,我们进京赶考去,我们一定要考出好成绩!”毛泽东的“赶考”论,多少与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与他提到的“历史周期律”有点关系,黄炎培的“兴勃亡忽”论深深地刺痛了毛泽东。他决心领导中国共产党人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这才有“进京赶考”论。“进京赶考”,历史是推手,人民是考官。
　　虽然中国变成了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但是“赶考”论并没有过时,“赶考”过程并没有结束,这就是《大国“赶考”》的现实意义。在“互联网政治考量中国”这个栏目中,“网络民主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一文引人眼球,国家行政学院的龚维斌教授明确指出:“互联网正在挑战一些领导的思维方式和执政模式,也在考验着一些领导干部的执政理念。”文章指出:“网络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舆论场,它在传播信息、表达民意的同时,也在影响和改变着民意。”文章不无担心地说:“网络民主正在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如果领导干部不去正视这个新生事物,不去重视这样的发展趋势,不是干部拋弃了网络,就是网络拋弃了干部。”
　　要避免后一种情况发生,领导干部就要与时俱进,勤于学习IT和互联网技术。“领导干部还应该自觉地参与网络互动,平等地与网民交流,在听取网民意见和建议的过程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实行双向交流沟通。”网络参与、网络教育、网络执政、网络监督、网络反腐已经与传统参与、传统教育、传统执政、传统监督、传统反腐融为一体,成为民意表达、新型民主的崭新形式,成为领导干部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有力助手。如果领导干部不能紧跟时代潮流、驾驭互联网、了解网意、民意,那末新时代的“大国赶考”比当年的“进京赶考”还要难。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所长杨冬雪在“国民精神转型需要个体觉醒”一文中指出:“精神转型的核心在于消除已经从根本上制约乃至误导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情结。”杨冬雪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国民精神的转型”:第一、“消除匮乏情结,建立分享精神”;第二、“淡化赶超情结,树立共存精神”;第三、“消除零和博弈情结,树立共赢精神”;第四、“淡化差序情结,树立公共精神”;第五、“淡化从众情结,鼓励自主精神”。分享、共存、共赢、公共和自主“五种精神”,是消除国民不良“情结”、重构“国民精神”的法宝。
　　
　　崛起中《大国的烦恼》
　　
　　《大国的烦恼》一方面回答了大国崛起的艰难,另一方面也回答了“中国奇迹”的动力。在“催生‘中国奇迹’的强大动力”一文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黄宗良教授从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奇迹”的秘密:第一、“改革开放是催生‘中国奇迹’的强大动力”,第二、“‘民生、民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显区别于苏联模式”,第三、“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注入新动力”。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四本书的作者是一座座山峰,作者思想的光芒不仅愉悦读者的心性,而且作者思想的深度也荡涤读者的心灵。“品画先神韵,论诗重性情。”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丛书文字的神韵和丛书作者的性情吧!(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