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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天，北京举行全国第一次话剧汇演，全国大概有50多个剧院、剧团参赛。我所在的话剧团是个远在大西北、成立仅两年、默默无闻的剧团——甘肃省话剧团。
我们提前一个月进京，住进北京当时最新、最好、最现代化的首都剧场。这个剧场是德国人设计的，舞台可以转动。三层楼内有数不清的厕所，但都是坐式马桶，对我们这些土包子来说，真是太不习惯了。我们认为别人的屁股坐过的地方是最脏的，自己无论如何也坐不下去，只好蹲在马桶座上。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要是有座垫纸就好了。
此前，北京电影厂和中央歌剧舞剧院当时各派两名编剧到甘南藏族草原体验生活，收集素材，我团也派了两位编剧一起去。在草原上生活了近一个月后，北影拍了部电影叫《金银滩》，歌剧院演出了一台歌剧叫《草原之歌》，他们的剧本大同小异，故事大概内容是：两个部落过去为争水草牧场成冤家，是世代仇敌，两世仇部落青年男女却相爱了，在当地干部劝导下，两部落和解，相爱男女得以在一起。这完全是莎士比亚《罗密欧与茱丽叶》旧瓶装新酒的翻版。
而我团的剧本完全摆脱了这种公式化、概念化的模式，话剧名叫《在康布尔草原上》，真实反映了在共产党正确民族政策的照耀下，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消除隔阂，紧密团结，一齐走上了建设新生活的幸福道路。
为获得更好的表演效果，我们在北京重新制景、重新制作服装，反复修改剧本。我们的努力得到回报，在之后的汇演中，荣获五个项目第一名、两个项目第二名的好成绩，论得奖数量，仅次于总政话剧团陈其通编导的《万水千山》，用今天的话说是“爆了冷门”。
那一晚，我们演出完时，突然接到通知：“不要卸妆，不要脱服装，到休息室等待，有人接见。”没有想到接见我们的竟然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非常平易近人，和我们五六十个演职员一一握手。我当时是剧团年龄最小的一个，饰演部落头人的儿子，最后被坏人刺了一刀。周总理和我握手时开玩笑地问：“刺痛了吗？刀伤好没好？”引得大家笑起来。
周总理亲切地问：“剧团成立多久啦？你们都是哪里人呀？你们的工资够花吗？”并表示，“国务院准备给全国文化事业单位免去三年税收，来减轻你们的负担，鼓励大家更好地发展文化艺术事业。这次把全国的话剧人才请到北京来，就是让你们互相学习，交流经验，提高艺术质量。话剧演员也要向京剧演员一样，要有真功夫、台词功力和文学艺术修养。话剧话剧，首先要把台词说好。”
周总理还把站在门口的戏剧家万家宝（曹禺）介绍给大家。我们请周总理和曹禺上坐，大家兴致勃勃地聊起来。周总理聊到兴头上，还跟我们说起他年轻时的“戏事”：“我年轻在天津南开上学时，和万家宝也非常热爱演话剧，那时叫文明戏，没有女演员，我俩就男扮女装。”
这时警卫员凑近总理耳语，提醒他时间太晚了，应该回去休息了。但是，总理精神十足，没有任何倦意，话也愈来愈多。
警卫员看总理说话多了，一定有点口渴，开门从汽车后备箱拿来水，让总理喝。总理一边喝水一边说：“我有个想法，想把你们这台戏介绍给毛主席看，如果有可能，我会通知你们。”听完大家兴奋极了。
警卫员催促总理三次后，总理这才和我们握手告别。谁也没有想到戏演完是十一点半，之后，总理居然在百忙中接见我们两个多小时。
三天后，接到通知去中南海演出。我们把首都剧场的布景拆下，装了三大卡车，团里20多个年轻小伙子，坐着中央派来的大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中南海，去怀仁堂装台。
1958年北京十大建筑建成之前，怀仁堂是中共中央所有重大、重要会议做决策的地方，也是当时能容纳观众最多的地方。
北京那时有十多个能演戏的剧场，最大的要数天桥剧场，加上临时座位，也就能容纳两千名观众。而怀仁堂打开左右大厅，还有后面大厅，再加上临时座位，足够坐三四千人；而且里面古色古香，富丽堂皇，到处有厚厚的地毯，音响设备非常好，在那里演出可是一种享受。
戏里有十多支真步枪作为道具，中南海负责安全部门的人把我们所有真枪枪栓内的撞针卸了下来。我们从福佑街进入中南海，刚进门门岗警卫让我们下车清点人数，之后上车到怀仁堂好大一段路，沿途很少看见行人或是警卫，里面的树木、建筑和北京的其他公园完全一样。我们在怀仁堂内随便走动参观，没有人看管把守。
中午时，我们在一个能容纳近千人的食堂就餐，四菜一汤，饭菜非常可口。在中南海我们就吃了这么一顿。
演出那晚，每个人的心里都很紧张，神经都绷得很紧，祈祷不要出意外，不要出事故；还希望戏演完，能获毛主席接见合影。
眼见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人，团长说：“接到通知，今晚毛主席和所有的中央首长都来看戏。我们要全力以赴，集中精力，向党中央汇报我们这一年多以来的成果，为甘肃人民争光。”
近三个小时的戏，非常顺利地演完了。大家互相鼓励，期待着最后的时刻。谢幕时台下灯亮了，大家的目光一下集中在第三排最中间的毛主席身上，他站起来后，坐在他身边的周总理也很快站起来。他们走到台前，向台上挥了挥手，便走出了怀仁堂，大家期待的握手、合影都没有。
在既兴奋又失望中卸妆时，周总理的秘书匆匆赶来说：“主席说，你们演得很好，很成功。布景不要拆，总理说让你们休息几天，等把剧本翻译好，印好外文说明书，再请你们给各国的驻华使节演一场。”大家听了后，原本失望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
因为要给外国驻华使节演出，要扬我国威，所以第一次进中南海演出后几天，剧团又进中南海搞了一次彩排。
十几天后，我们第三次进中南海演出，每个人都信心百倍，手里拿着一份印刷非常精美、但又一个字也看不懂的外文说明书，坐在毛主席与周总理坐过的第三排一号、二号座位上，在外文说明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演出的年月日，留下珍贵的纪念。
这次演出，大约有苏联、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蒙古、缅甸、瑞典、瑞士、印尼、巴基斯坦等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观看了，叫人终生难忘。
注：本文口述者杨强，原甘肃省话剧团演员，20世纪90年代移居美国。
我们提前一个月进京，住进北京当时最新、最好、最现代化的首都剧场。这个剧场是德国人设计的，舞台可以转动。三层楼内有数不清的厕所，但都是坐式马桶，对我们这些土包子来说，真是太不习惯了。我们认为别人的屁股坐过的地方是最脏的，自己无论如何也坐不下去，只好蹲在马桶座上。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要是有座垫纸就好了。
此前，北京电影厂和中央歌剧舞剧院当时各派两名编剧到甘南藏族草原体验生活，收集素材，我团也派了两位编剧一起去。在草原上生活了近一个月后，北影拍了部电影叫《金银滩》，歌剧院演出了一台歌剧叫《草原之歌》，他们的剧本大同小异，故事大概内容是：两个部落过去为争水草牧场成冤家，是世代仇敌，两世仇部落青年男女却相爱了，在当地干部劝导下，两部落和解，相爱男女得以在一起。这完全是莎士比亚《罗密欧与茱丽叶》旧瓶装新酒的翻版。
而我团的剧本完全摆脱了这种公式化、概念化的模式，话剧名叫《在康布尔草原上》，真实反映了在共产党正确民族政策的照耀下，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消除隔阂，紧密团结，一齐走上了建设新生活的幸福道路。
为获得更好的表演效果，我们在北京重新制景、重新制作服装，反复修改剧本。我们的努力得到回报，在之后的汇演中，荣获五个项目第一名、两个项目第二名的好成绩，论得奖数量，仅次于总政话剧团陈其通编导的《万水千山》，用今天的话说是“爆了冷门”。
那一晚，我们演出完时，突然接到通知：“不要卸妆，不要脱服装，到休息室等待，有人接见。”没有想到接见我们的竟然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非常平易近人，和我们五六十个演职员一一握手。我当时是剧团年龄最小的一个，饰演部落头人的儿子，最后被坏人刺了一刀。周总理和我握手时开玩笑地问：“刺痛了吗？刀伤好没好？”引得大家笑起来。
周总理亲切地问：“剧团成立多久啦？你们都是哪里人呀？你们的工资够花吗？”并表示，“国务院准备给全国文化事业单位免去三年税收，来减轻你们的负担，鼓励大家更好地发展文化艺术事业。这次把全国的话剧人才请到北京来，就是让你们互相学习，交流经验，提高艺术质量。话剧演员也要向京剧演员一样，要有真功夫、台词功力和文学艺术修养。话剧话剧，首先要把台词说好。”
周总理还把站在门口的戏剧家万家宝（曹禺）介绍给大家。我们请周总理和曹禺上坐，大家兴致勃勃地聊起来。周总理聊到兴头上，还跟我们说起他年轻时的“戏事”：“我年轻在天津南开上学时，和万家宝也非常热爱演话剧，那时叫文明戏，没有女演员，我俩就男扮女装。”
这时警卫员凑近总理耳语，提醒他时间太晚了，应该回去休息了。但是，总理精神十足，没有任何倦意，话也愈来愈多。
警卫员看总理说话多了，一定有点口渴，开门从汽车后备箱拿来水，让总理喝。总理一边喝水一边说：“我有个想法，想把你们这台戏介绍给毛主席看，如果有可能，我会通知你们。”听完大家兴奋极了。
警卫员催促总理三次后，总理这才和我们握手告别。谁也没有想到戏演完是十一点半，之后，总理居然在百忙中接见我们两个多小时。
三天后，接到通知去中南海演出。我们把首都剧场的布景拆下，装了三大卡车，团里20多个年轻小伙子，坐着中央派来的大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中南海，去怀仁堂装台。
1958年北京十大建筑建成之前，怀仁堂是中共中央所有重大、重要会议做决策的地方，也是当时能容纳观众最多的地方。
北京那时有十多个能演戏的剧场，最大的要数天桥剧场，加上临时座位，也就能容纳两千名观众。而怀仁堂打开左右大厅，还有后面大厅，再加上临时座位，足够坐三四千人；而且里面古色古香，富丽堂皇，到处有厚厚的地毯，音响设备非常好，在那里演出可是一种享受。
戏里有十多支真步枪作为道具，中南海负责安全部门的人把我们所有真枪枪栓内的撞针卸了下来。我们从福佑街进入中南海，刚进门门岗警卫让我们下车清点人数，之后上车到怀仁堂好大一段路，沿途很少看见行人或是警卫，里面的树木、建筑和北京的其他公园完全一样。我们在怀仁堂内随便走动参观，没有人看管把守。
中午时，我们在一个能容纳近千人的食堂就餐，四菜一汤，饭菜非常可口。在中南海我们就吃了这么一顿。
演出那晚，每个人的心里都很紧张，神经都绷得很紧，祈祷不要出意外，不要出事故；还希望戏演完，能获毛主席接见合影。
眼见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人，团长说：“接到通知，今晚毛主席和所有的中央首长都来看戏。我们要全力以赴，集中精力，向党中央汇报我们这一年多以来的成果，为甘肃人民争光。”
近三个小时的戏，非常顺利地演完了。大家互相鼓励，期待着最后的时刻。谢幕时台下灯亮了，大家的目光一下集中在第三排最中间的毛主席身上，他站起来后，坐在他身边的周总理也很快站起来。他们走到台前，向台上挥了挥手，便走出了怀仁堂，大家期待的握手、合影都没有。
在既兴奋又失望中卸妆时，周总理的秘书匆匆赶来说：“主席说，你们演得很好，很成功。布景不要拆，总理说让你们休息几天，等把剧本翻译好，印好外文说明书，再请你们给各国的驻华使节演一场。”大家听了后，原本失望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
因为要给外国驻华使节演出，要扬我国威，所以第一次进中南海演出后几天，剧团又进中南海搞了一次彩排。
十几天后，我们第三次进中南海演出，每个人都信心百倍，手里拿着一份印刷非常精美、但又一个字也看不懂的外文说明书，坐在毛主席与周总理坐过的第三排一号、二号座位上，在外文说明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演出的年月日，留下珍贵的纪念。
这次演出，大约有苏联、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蒙古、缅甸、瑞典、瑞士、印尼、巴基斯坦等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观看了，叫人终生难忘。
注：本文口述者杨强，原甘肃省话剧团演员，20世纪90年代移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