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和视察调研南通中两次称赞百年前的张謇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2020年11月1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前往南通张謇博物苑，称赞张謇是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要求把南通博物苑和张謇故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张謇是清末旧知识分子，后毅然转身从事工农商业，投身救国兴国的生动实践，在南通成就了城市近代化现代化的开创性事业，其敢为人先、甘为牛马的丰富精神世界，值得新时代我国工商界和广大企业家学习，以汲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一、其人其事：“一个人与一座城”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祖籍地通州区，出生地海门区，主要成就地崇川区。近代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张謇出生在富裕农民兼小商人家庭，1894年他41周岁时考中甲午恩科状元，先后出任民国政府实业总长、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他是中国近代“实业救国”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近代民族棉纺织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创办以大生纺织公司为核心的企业集团是近代民族工业的翘楚。在他的带领下，万里长江入海口的南通从一个落后的小县邑迅速转变成一座名闻遐迩的近代工商业城市，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张謇的爱国主张和救国实践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张謇是一本厚厚的“大书”。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1895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面对甲午战争的国内危局，有三个人各自作出人生重大选择：孙中山选择革命，康有为选择改良，而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从实业起步，又贯穿始终，期间有艰难，更有光辉。很多人对张謇从状元到企业家的角色转换不甚理解，其子张孝若在书中披露了四点：一是祖父去世，父亲名场欲望低落;二是国势危迫，要使中国不贫不弱，唯有振兴工商业;三是为读书人出气、争面子;四是大暴雨中目击文武百官接驾太后慈禧的强烈刺激。
从张謇的成长道路、思想形成、维新理念、实业实践、社会贡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张謇在去世近一百年后荣登“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榜首，是因为他作为近代民族危难之时不断救国图强、奋力前行的历史转型期代表性人物，由农业立国到工业立国，其思想和作为不仅在南通，在全中国都有示范意义。他亲力亲为，历经三十年建成近代史上中国人最早自主建设和全面经营的城市典范，其起始之早、功能之全、理念之新、实践意义之强示范全国，在“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学术视野里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吴良镛指出：“他能在那时新与旧、中与西、保守与前进的撞击中摆脱出来，创造性地走自己的路。”
纵观国内所有大中小城市，像张謇一个人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对应关系如何紧密相关的似乎还没有，一方面张謇创设了近代南通城市典范，另一方面南通成就了张謇在近代史的城市辉煌，两者相辅相成、密切关联，不可分割、不可或缺。当初，张謇并没有选择在家乡海门常乐创业，也没有在更大城市开辟他的事业，而是选择通州这座江海交汇、偏居一隅、相对封闭和落后的封建县邑践行他所奉行的棉铁主义、村落主义。合适的才是最合理的，也是成功的前提。在张謇带领下，南通农工商三业并举，教科文卫体齐上，功能要素配置齐全，城市快速变革发展，建成走在中国前列的近代卓越城市，为南通及南通人民提供了必要的城市发展空间，并参与其中，既是支持者、参与者，又是受益者、得惠者。互动、互成，是张謇与南通关系的实质，其中重要的是张謇对家乡这座城市的创新引领和全面推动。一个人与一座城的故事经久传诵、终成经典。
二、近代地位：“一条路与一座豐碑”
从异乡再回故乡，从官场再战商场，张謇的人生可以粗略地分为前半生、后半生。1895年前，主体是学业，学国学，丰富人文精神，考学20多场次，答理论的卷子，为国家找道路;1895年后，主体是实业，学西学，履行科学精神，创办数十家企事业，答实践的卷子，为家乡辟新路，创造了南通近代辉煌。虽然没能实现读书、当官的传统意义上双峰，但创造了学业、实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双峰。
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起点上，回顾现代化在中国的历史，这是艰难曲折、不断探索的过程。现代化不外乎工业化和城镇化。欧美西方国家是这样，欧风东渐的日本也是这样，关键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1895年后张謇在南通所创企事业，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灿烂梦想，莫不是实质性地推进南通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他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理念，又借鉴日本东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实践经验，开始在家乡试验与探索，其实践结果卓著而誉满全国，连到访过南通的日本和西方人也啧啧称赞。张謇在南通大办工业，兴工促农、工农并举，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商业繁荣，初具现代城市经济体系，初具现代城镇格局，工业在全省居前三、在全国居前十二，纺织工业在全国居前六;他设计规划的一城三镇的城市布局合理、功能配置齐全，周边集镇发达，在南黄海沿岸一共兴建集镇二十多座。南通工业化、城镇化的巨大实践成果，分布在江海平原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为南通近现代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回望现代化历史进程，张謇的标杆性价值在于他的探索性实践、试验性建设，具有开创性、先导性意义。作为近现代化前驱，他是实至名归、名副其实的。张謇终成一甲第一名“状元”，创造了人生学业上的顶峰，但他没有走“状元宰相”的传统仕途，而是转身农工商诸业，大中小教育并举，并推广到城市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以其成功实践创造了实业上的另一座顶峰。纵观张謇一生，他首先是实业家、企业家，其次才是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张謇所言所行，这一切为了什么？他有这样的名言：“士负国家之责必自乡里始”，“不民胡国”。因此，爱国图强无疑是张謇企业家精神世界的灵魂和核心。一条路、一座丰碑，百年现代化道路上张謇塑造了“爱国企业家的典范”这一丰碑，耸立在中华大地。 企业家所激发和创造的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力量。张謇是如何创造人生高峰和事业丰碑的？
第一，艰苦自立，增进定力
张謇高度肯定洞悉“世界趋势、国家现状、地方大计”的重要性。张謇认为：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计民生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而实业不振，又无以为教育之后盾。他认为，西方国家农工商企业特别是现代工业的“实业”才是救国之路。他坚定秉持这样的理念：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可见，张謇是一直把农工商实业放在首位的。在农工商三业中，工业又摆在第一位。其中，工农关系他安排并实施这样的顺序，由工到农，由农到农，又由农到工、由工到工，由此及彼，城乡、工农循环往复，实业的“雪球”越滚越大、力量越来越大，形成了大生集团的产业链，继而形成了近代城市初步的经济体系。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自己的事情只能由自己扛，千斤重担大家挑。他亲自办的第一个企业是大生纱厂，创办过程堪称坎坷，在他自订的年谱中我们看到1897年、1898年在上海他两次卖字，为的竟是筹措出差旅费。到后来，他坚持不懈，坚忍不拔，办的和支持办的企业达到50多个，各类学校近400所。1922年张謇所办实业出现危机，日本财团委托驹井德三来通调查。他在《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中对张謇推崇备至，“（张謇）所怀之理想，数十年始终一贯，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建设，醉心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之学理，乃唯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他还把南通比作“江北首都”。大生纱厂在1905年注册为大生纺织有限公司，从一开始就是股份制，纺织机器由英国曼彻斯特生产，聘用外国专家，拥有“魁星”等一系列商标。
第二，创新图强，激发活力
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之源，变革出新也是清末民初张謇成就伟业的活力所在。吴良镛指出：“他能在那时新与旧、中与西、保守与前进的撞击中摆脱出来，创造性地走自己的道路。”可以说，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张謇“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辉煌业绩。张謇既创新，又务实，在创办纱厂以后，他凡事亲自领导、直接参与，在管理战略上，也充分体现了务实的理念，保证创新的推进和实现。
张謇以工业、农业为立国之本，深知欲振兴工农业，必须追踪欧美各国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动态。他一方面积极引进欧美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一方面在引进先进科技的同时加紧培养技术力量，从而实现企业的增量发展和存量创新。他在创办资生铁厂时，集中力量研究英国、日本和南美一些国家的织布机、开棉机、经纱机等设备，不仅为大生一厂、二厂生产、添置了纺织机器，而且使资生铁厂发展成为20世纪初年为数不多的民营机械厂。
祈通中西，这是张謇的学习效仿视角，也是其创新成事的境界。他认为，“沪地为万国竞争之场、商战之冲”，“居世界商业重要地位者近百年”。这是对上海地位的精辟阐述。而南通“距沪一水”，“折苇可渡”，这是张謇说的两地空间关系。所以，他实施沪通战略，到远东第一城市上海站在风口浪尖，勇做“弄潮儿”。他在沪建了一批企事业，成为南通的“前方”。他延聘了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其中不乏学贯中西的专家、大家。特别需要介绍的是，他在上海英文报纸做了中国城市第一个整版广告，列举南通成就，展示经济前景，邀约四海客人。
第三，奋勇拼搏，竭尽心力
作为状元企业家，在创办企业之初，张謇毕竟是一个书生，没有经验，也没有商誉。开始筹建大生纱厂，就遇到很大困难。历经曲折，44个月后才“樞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19世纪末的南通，依然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之中。作为近代化的前驱人物，他创业之初和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社会陈旧观念的阻力，资金的不足，外部的竞争，人才的短缺，不一而足。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张謇如巨人般地站了出来。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1926年8月1日，已经70多岁的张謇早上6时去往姚港勘查主汛期水利，回来之后竟一病不起，23天后走完73年堪称“伟大”的人生。
张謇说，“公仆”和“众仆”是有区别的。公仆为社会，众仆为企业、为股东、为职工，而他办企业立意高远，要“为世界牺牲”，先要做公仆，然后再做众仆，不只为个人财富、企业积累。张謇说，为这个社会，做一分，是一分。他最终成就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规模如此巨大的企业事业，号称当时中国最大的资本集团之一，名列前十。张謇说，只要那个人能胜任，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行。他求贤若渴，爱惜人才，启用了一批外国、外地和本地人才。他送青年才俊宋希尚出国，穿上马褂，整襟肃容，送至开启的正门，又鹄立门口，直至淮海银行转角不见为止。特来克去世，他希望时任总统徐世昌颁发褒词，得到认同，从而直接勉励了在中国勤奋工作的外籍工程师。
企业所获利润之部分，一用来办教育，二用来办公益和慈善，直到70岁时他仍为慈善筹款。终年奔波在南北西东，不分白昼与夜晚，勤奋踏实、事必躬亲。晚年他还以70多岁高龄到江堤视察，因此中暑而病倒不起，可见其一生所系的便是实实在在的干、实实在在的苦干，践行了“鞠躬尽瘁”的理念。
三、典范意义：“一百年与一种精神”
张謇的一生，集中体现了爱祖国与爱家乡的高度统一，为社会增添物质财富与创造精神财富的紧密结合，强毅力行与敢为人先的贯通一致，经营企业实业与经营乡里村落的有机融合。近代史学大家章开沅评价他“感动了中国”。对其家乡南通来说，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更为巨大，更为直接。可以说，是他为南通近代化、现代化打下了优于国内诸多城市的厚实基础，让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高求远。于20世纪末的中国工商界而言，42岁的张謇起跑虽不是最早，但实际的带动作用、示范价值、领跑意义显著。没有永远的企业，唯有永恒的企业家精神。
第一，爱国情怀。作为有着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的企业家，张謇继承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以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投身于救国的实践之中。与此同时，作为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一代儒商，张謇认为，爱国不是简单地喊几句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实际行动、具体工作之中。他在《垦牧乡志》中表示：“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张孝若在为其父亲所作的传记中也多次讲到其父亲的国家意识，书中写道：他认定，一个人要忠爱国家，先要忠爱地方。张謇立足家乡南通，从实业出发，经营地方，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使之成为全国所有县中的“模范”，人们亲切地称呼他“张南通”“张四先生”。 第二，创新精神。“科学发达时代，科学愈进步，则事业愈发展。”甲午战后，国事日非，而一般士大夫仍如井底之蛙识见短浅，认为物质文明如枪炮制造之类，中国自让泰西一筹;唯读书一事乃中国专长，决不可取法于外国。张謇与这些闭目塞听的腐儒不同，经过潜心研究，认识到外洋之强由于学，其工业因“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才能“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其农业则讲求土宜物性，以机器广种植、兴水利。张謇不仅大力倡导新学，还积极引进欧美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加紧培养技术力量，进行改良和仿制，实现企业本土化创新。
“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这是胡适先生为张孝若编著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时至今日，人们徜徉于江海大地，仍能看到张謇所开创的诸多全国之最：南通博物苑——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通州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民办中等师范学校;伶工学社——中国第一所戏剧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学校;通海垦牧公司——全国第一个农垦股份制企业;南通盲哑学校——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盲哑学校;大生纺织企业集团——中国最早的民营资本集团。
第三，诚信守法。自幼浸润于儒家经典的张謇，对于“诚”“信”自不陌生，曾在诸多场合谆谆告诫其子张孝若与通海学子：“儿须自爱自重。自爱自重无他，在勤学立品。何以立品？不说谎，不骄，不惰，不自放纵任性而已。”张謇对于诚信的提倡并未局限、停留于个人道德范畴，而是将之与现代企业的信用联系起来。他以“忠信笃敬”解释信用，并对此作了具体解读：“忠则不贰，信则不欺，笃则不妄，敬则不偷。”从字面可以理解为：忠心无二，表里如一;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专心致志，踏实进取;爱岗敬业，积极有为。
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大都采用契约的形式。对于契约的履行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张謇深知严格履行契约的重要性，曾在对银行专修科学生的演说中强调“守法宜坚，不可假借”，不可稍有宽松，如果履行契约，所有条件稍有欺诈，则信用难以保持，何以招徕主顾？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张謇非常注重企业信誉，自觉诚实履行契约，即使资金周转困难，也想方设法加以解决，决不食言。民国初年，张謇应袁世凯之邀任农商总长，遂乘机着手进行经济方面的立法工作，试图推动信用制度建立，倡导依法经营，信守法律。商律、公司律等法律颁行后，张謇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开展经营活动，照章纳税，守法经营。
第四，社会责任。面对近代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现实，作为儒商，一步步艰辛走向成功巅峰的民营企业家，张謇既用自己的如椽大笔抒发对民间疾苦的同情，为民生福祉大声疾呼、慷慨陈词，也通过自己的实干苦干为改善民生做不懈努力，也正因为办了大生纱厂，农村穷苦的小脚女人转身成了收入稳定的纺织女工。
张謇通过兴实业、办教育、广慈善等多种途径，从生活资源到文教卫体，从普通百姓到弱势群体，从城区市镇到海滨滩涂，全方位、多层面致力于民众生活的改善，体现了其为百姓谋福祉、为社会作贡献、为政府担责任的思想，体现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儒家情怀。
第五，国际视野。洞明世界大势，才能竞会五洲文明。张謇在江苏省咨议局大会上表达了他一贯的主张：“不明世界大势，不能解决一国问题……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情，就要有一个省的眼光，办一个省的事情就要有全国的眼光，办一个国家的事情要有世界的眼光。”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张謇具有全球视界，始终关注着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趋势，从世界大势中寻找贫弱的中国、偏狭的南通可能多的发展机遇，发现可以用来借鉴的理念和经验。
张謇认识到近代中国已无法闭关自守，脱离世界，他说：“世界经济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对外而言，他是吴淞二次开埠的总督，规划了吴淞开埠。对内来说，过去做商人，以我們南通人的习惯，即使“闭门”也还能够自活，而今天做“闭门”生意，就不可能生存了。因此，张謇周围集聚了一大批外国友人。他除了通过兴办工贸金融企业、商会及举行劝业展会来培育人们经商意识外，还创办商业学校和各种专修班，培养出大批“开门商战人才”。
四、结语
一百年过去，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又到新时代，中华民族走在了伟大的复兴路上。前望必先回望，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新旧转换时期张謇那一代旧知识分子，在先进理念和西方思想影响下求变图强，“舍身喂虎”、甘为牛马，在创造个人事业的辉煌同时更促进了一方的兴旺，既有巨大的实践价值，又有伟大的先行意义。所以说，从封建士大夫向现代企业家完美转型的张謇与其说是旧时代的状元，不如说是新时代的榜样。他的事业成就地、精神孕育地在南通，然而他的企业家精神属于全中国、全社会。资本经营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人的生命有限，“若留一二有用事业，则与草木同生，而不与草木同腐”，张謇企业家精神中所集中体现的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思想品质是新时代、新阶段值得中国工商界特别是各类企业家学习的。
（作者系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通大学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
一、其人其事：“一个人与一座城”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祖籍地通州区，出生地海门区，主要成就地崇川区。近代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张謇出生在富裕农民兼小商人家庭，1894年他41周岁时考中甲午恩科状元，先后出任民国政府实业总长、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他是中国近代“实业救国”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近代民族棉纺织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创办以大生纺织公司为核心的企业集团是近代民族工业的翘楚。在他的带领下，万里长江入海口的南通从一个落后的小县邑迅速转变成一座名闻遐迩的近代工商业城市，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张謇的爱国主张和救国实践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张謇是一本厚厚的“大书”。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1895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面对甲午战争的国内危局，有三个人各自作出人生重大选择：孙中山选择革命，康有为选择改良，而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从实业起步，又贯穿始终，期间有艰难，更有光辉。很多人对张謇从状元到企业家的角色转换不甚理解，其子张孝若在书中披露了四点：一是祖父去世，父亲名场欲望低落;二是国势危迫，要使中国不贫不弱，唯有振兴工商业;三是为读书人出气、争面子;四是大暴雨中目击文武百官接驾太后慈禧的强烈刺激。
从张謇的成长道路、思想形成、维新理念、实业实践、社会贡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张謇在去世近一百年后荣登“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榜首，是因为他作为近代民族危难之时不断救国图强、奋力前行的历史转型期代表性人物，由农业立国到工业立国，其思想和作为不仅在南通，在全中国都有示范意义。他亲力亲为，历经三十年建成近代史上中国人最早自主建设和全面经营的城市典范，其起始之早、功能之全、理念之新、实践意义之强示范全国，在“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学术视野里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吴良镛指出：“他能在那时新与旧、中与西、保守与前进的撞击中摆脱出来，创造性地走自己的路。”
纵观国内所有大中小城市，像张謇一个人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对应关系如何紧密相关的似乎还没有，一方面张謇创设了近代南通城市典范，另一方面南通成就了张謇在近代史的城市辉煌，两者相辅相成、密切关联，不可分割、不可或缺。当初，张謇并没有选择在家乡海门常乐创业，也没有在更大城市开辟他的事业，而是选择通州这座江海交汇、偏居一隅、相对封闭和落后的封建县邑践行他所奉行的棉铁主义、村落主义。合适的才是最合理的，也是成功的前提。在张謇带领下，南通农工商三业并举，教科文卫体齐上，功能要素配置齐全，城市快速变革发展，建成走在中国前列的近代卓越城市，为南通及南通人民提供了必要的城市发展空间，并参与其中，既是支持者、参与者，又是受益者、得惠者。互动、互成，是张謇与南通关系的实质，其中重要的是张謇对家乡这座城市的创新引领和全面推动。一个人与一座城的故事经久传诵、终成经典。
二、近代地位：“一条路与一座豐碑”
从异乡再回故乡，从官场再战商场，张謇的人生可以粗略地分为前半生、后半生。1895年前，主体是学业，学国学，丰富人文精神，考学20多场次，答理论的卷子，为国家找道路;1895年后，主体是实业，学西学，履行科学精神，创办数十家企事业，答实践的卷子，为家乡辟新路，创造了南通近代辉煌。虽然没能实现读书、当官的传统意义上双峰，但创造了学业、实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双峰。
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起点上，回顾现代化在中国的历史，这是艰难曲折、不断探索的过程。现代化不外乎工业化和城镇化。欧美西方国家是这样，欧风东渐的日本也是这样，关键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1895年后张謇在南通所创企事业，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灿烂梦想，莫不是实质性地推进南通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他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理念，又借鉴日本东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实践经验，开始在家乡试验与探索，其实践结果卓著而誉满全国，连到访过南通的日本和西方人也啧啧称赞。张謇在南通大办工业，兴工促农、工农并举，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商业繁荣，初具现代城市经济体系，初具现代城镇格局，工业在全省居前三、在全国居前十二，纺织工业在全国居前六;他设计规划的一城三镇的城市布局合理、功能配置齐全，周边集镇发达，在南黄海沿岸一共兴建集镇二十多座。南通工业化、城镇化的巨大实践成果，分布在江海平原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为南通近现代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回望现代化历史进程，张謇的标杆性价值在于他的探索性实践、试验性建设，具有开创性、先导性意义。作为近现代化前驱，他是实至名归、名副其实的。张謇终成一甲第一名“状元”，创造了人生学业上的顶峰，但他没有走“状元宰相”的传统仕途，而是转身农工商诸业，大中小教育并举，并推广到城市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以其成功实践创造了实业上的另一座顶峰。纵观张謇一生，他首先是实业家、企业家，其次才是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张謇所言所行，这一切为了什么？他有这样的名言：“士负国家之责必自乡里始”，“不民胡国”。因此，爱国图强无疑是张謇企业家精神世界的灵魂和核心。一条路、一座丰碑，百年现代化道路上张謇塑造了“爱国企业家的典范”这一丰碑，耸立在中华大地。 企业家所激发和创造的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力量。张謇是如何创造人生高峰和事业丰碑的？
第一，艰苦自立，增进定力
张謇高度肯定洞悉“世界趋势、国家现状、地方大计”的重要性。张謇认为：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计民生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而实业不振，又无以为教育之后盾。他认为，西方国家农工商企业特别是现代工业的“实业”才是救国之路。他坚定秉持这样的理念：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可见，张謇是一直把农工商实业放在首位的。在农工商三业中，工业又摆在第一位。其中，工农关系他安排并实施这样的顺序，由工到农，由农到农，又由农到工、由工到工，由此及彼，城乡、工农循环往复，实业的“雪球”越滚越大、力量越来越大，形成了大生集团的产业链，继而形成了近代城市初步的经济体系。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自己的事情只能由自己扛，千斤重担大家挑。他亲自办的第一个企业是大生纱厂，创办过程堪称坎坷，在他自订的年谱中我们看到1897年、1898年在上海他两次卖字，为的竟是筹措出差旅费。到后来，他坚持不懈，坚忍不拔，办的和支持办的企业达到50多个，各类学校近400所。1922年张謇所办实业出现危机，日本财团委托驹井德三来通调查。他在《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中对张謇推崇备至，“（张謇）所怀之理想，数十年始终一贯，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建设，醉心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之学理，乃唯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他还把南通比作“江北首都”。大生纱厂在1905年注册为大生纺织有限公司，从一开始就是股份制，纺织机器由英国曼彻斯特生产，聘用外国专家，拥有“魁星”等一系列商标。
第二，创新图强，激发活力
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之源，变革出新也是清末民初张謇成就伟业的活力所在。吴良镛指出：“他能在那时新与旧、中与西、保守与前进的撞击中摆脱出来，创造性地走自己的道路。”可以说，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张謇“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辉煌业绩。张謇既创新，又务实，在创办纱厂以后，他凡事亲自领导、直接参与，在管理战略上，也充分体现了务实的理念，保证创新的推进和实现。
张謇以工业、农业为立国之本，深知欲振兴工农业，必须追踪欧美各国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动态。他一方面积极引进欧美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一方面在引进先进科技的同时加紧培养技术力量，从而实现企业的增量发展和存量创新。他在创办资生铁厂时，集中力量研究英国、日本和南美一些国家的织布机、开棉机、经纱机等设备，不仅为大生一厂、二厂生产、添置了纺织机器，而且使资生铁厂发展成为20世纪初年为数不多的民营机械厂。
祈通中西，这是张謇的学习效仿视角，也是其创新成事的境界。他认为，“沪地为万国竞争之场、商战之冲”，“居世界商业重要地位者近百年”。这是对上海地位的精辟阐述。而南通“距沪一水”，“折苇可渡”，这是张謇说的两地空间关系。所以，他实施沪通战略，到远东第一城市上海站在风口浪尖，勇做“弄潮儿”。他在沪建了一批企事业，成为南通的“前方”。他延聘了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其中不乏学贯中西的专家、大家。特别需要介绍的是，他在上海英文报纸做了中国城市第一个整版广告，列举南通成就，展示经济前景，邀约四海客人。
第三，奋勇拼搏，竭尽心力
作为状元企业家，在创办企业之初，张謇毕竟是一个书生，没有经验，也没有商誉。开始筹建大生纱厂，就遇到很大困难。历经曲折，44个月后才“樞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19世纪末的南通，依然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之中。作为近代化的前驱人物，他创业之初和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社会陈旧观念的阻力，资金的不足，外部的竞争，人才的短缺，不一而足。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张謇如巨人般地站了出来。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1926年8月1日，已经70多岁的张謇早上6时去往姚港勘查主汛期水利，回来之后竟一病不起，23天后走完73年堪称“伟大”的人生。
张謇说，“公仆”和“众仆”是有区别的。公仆为社会，众仆为企业、为股东、为职工，而他办企业立意高远，要“为世界牺牲”，先要做公仆，然后再做众仆，不只为个人财富、企业积累。张謇说，为这个社会，做一分，是一分。他最终成就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规模如此巨大的企业事业，号称当时中国最大的资本集团之一，名列前十。张謇说，只要那个人能胜任，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行。他求贤若渴，爱惜人才，启用了一批外国、外地和本地人才。他送青年才俊宋希尚出国，穿上马褂，整襟肃容，送至开启的正门，又鹄立门口，直至淮海银行转角不见为止。特来克去世，他希望时任总统徐世昌颁发褒词，得到认同，从而直接勉励了在中国勤奋工作的外籍工程师。
企业所获利润之部分，一用来办教育，二用来办公益和慈善，直到70岁时他仍为慈善筹款。终年奔波在南北西东，不分白昼与夜晚，勤奋踏实、事必躬亲。晚年他还以70多岁高龄到江堤视察，因此中暑而病倒不起，可见其一生所系的便是实实在在的干、实实在在的苦干，践行了“鞠躬尽瘁”的理念。
三、典范意义：“一百年与一种精神”
张謇的一生，集中体现了爱祖国与爱家乡的高度统一，为社会增添物质财富与创造精神财富的紧密结合，强毅力行与敢为人先的贯通一致，经营企业实业与经营乡里村落的有机融合。近代史学大家章开沅评价他“感动了中国”。对其家乡南通来说，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更为巨大，更为直接。可以说，是他为南通近代化、现代化打下了优于国内诸多城市的厚实基础，让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高求远。于20世纪末的中国工商界而言，42岁的张謇起跑虽不是最早，但实际的带动作用、示范价值、领跑意义显著。没有永远的企业，唯有永恒的企业家精神。
第一，爱国情怀。作为有着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的企业家，张謇继承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以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投身于救国的实践之中。与此同时，作为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一代儒商，张謇认为，爱国不是简单地喊几句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实际行动、具体工作之中。他在《垦牧乡志》中表示：“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张孝若在为其父亲所作的传记中也多次讲到其父亲的国家意识，书中写道：他认定，一个人要忠爱国家，先要忠爱地方。张謇立足家乡南通，从实业出发，经营地方，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使之成为全国所有县中的“模范”，人们亲切地称呼他“张南通”“张四先生”。 第二，创新精神。“科学发达时代，科学愈进步，则事业愈发展。”甲午战后，国事日非，而一般士大夫仍如井底之蛙识见短浅，认为物质文明如枪炮制造之类，中国自让泰西一筹;唯读书一事乃中国专长，决不可取法于外国。张謇与这些闭目塞听的腐儒不同，经过潜心研究，认识到外洋之强由于学，其工业因“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才能“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其农业则讲求土宜物性，以机器广种植、兴水利。张謇不仅大力倡导新学，还积极引进欧美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加紧培养技术力量，进行改良和仿制，实现企业本土化创新。
“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这是胡适先生为张孝若编著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时至今日，人们徜徉于江海大地，仍能看到张謇所开创的诸多全国之最：南通博物苑——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通州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民办中等师范学校;伶工学社——中国第一所戏剧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学校;通海垦牧公司——全国第一个农垦股份制企业;南通盲哑学校——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盲哑学校;大生纺织企业集团——中国最早的民营资本集团。
第三，诚信守法。自幼浸润于儒家经典的张謇，对于“诚”“信”自不陌生，曾在诸多场合谆谆告诫其子张孝若与通海学子：“儿须自爱自重。自爱自重无他，在勤学立品。何以立品？不说谎，不骄，不惰，不自放纵任性而已。”张謇对于诚信的提倡并未局限、停留于个人道德范畴，而是将之与现代企业的信用联系起来。他以“忠信笃敬”解释信用，并对此作了具体解读：“忠则不贰，信则不欺，笃则不妄，敬则不偷。”从字面可以理解为：忠心无二，表里如一;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专心致志，踏实进取;爱岗敬业，积极有为。
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大都采用契约的形式。对于契约的履行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张謇深知严格履行契约的重要性，曾在对银行专修科学生的演说中强调“守法宜坚，不可假借”，不可稍有宽松，如果履行契约，所有条件稍有欺诈，则信用难以保持，何以招徕主顾？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张謇非常注重企业信誉，自觉诚实履行契约，即使资金周转困难，也想方设法加以解决，决不食言。民国初年，张謇应袁世凯之邀任农商总长，遂乘机着手进行经济方面的立法工作，试图推动信用制度建立，倡导依法经营，信守法律。商律、公司律等法律颁行后，张謇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开展经营活动，照章纳税，守法经营。
第四，社会责任。面对近代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现实，作为儒商，一步步艰辛走向成功巅峰的民营企业家，张謇既用自己的如椽大笔抒发对民间疾苦的同情，为民生福祉大声疾呼、慷慨陈词，也通过自己的实干苦干为改善民生做不懈努力，也正因为办了大生纱厂，农村穷苦的小脚女人转身成了收入稳定的纺织女工。
张謇通过兴实业、办教育、广慈善等多种途径，从生活资源到文教卫体，从普通百姓到弱势群体，从城区市镇到海滨滩涂，全方位、多层面致力于民众生活的改善，体现了其为百姓谋福祉、为社会作贡献、为政府担责任的思想，体现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儒家情怀。
第五，国际视野。洞明世界大势，才能竞会五洲文明。张謇在江苏省咨议局大会上表达了他一贯的主张：“不明世界大势，不能解决一国问题……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情，就要有一个省的眼光，办一个省的事情就要有全国的眼光，办一个国家的事情要有世界的眼光。”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张謇具有全球视界，始终关注着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趋势，从世界大势中寻找贫弱的中国、偏狭的南通可能多的发展机遇，发现可以用来借鉴的理念和经验。
张謇认识到近代中国已无法闭关自守，脱离世界，他说：“世界经济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对外而言，他是吴淞二次开埠的总督，规划了吴淞开埠。对内来说，过去做商人，以我們南通人的习惯，即使“闭门”也还能够自活，而今天做“闭门”生意，就不可能生存了。因此，张謇周围集聚了一大批外国友人。他除了通过兴办工贸金融企业、商会及举行劝业展会来培育人们经商意识外，还创办商业学校和各种专修班，培养出大批“开门商战人才”。
四、结语
一百年过去，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又到新时代，中华民族走在了伟大的复兴路上。前望必先回望，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新旧转换时期张謇那一代旧知识分子，在先进理念和西方思想影响下求变图强，“舍身喂虎”、甘为牛马，在创造个人事业的辉煌同时更促进了一方的兴旺，既有巨大的实践价值，又有伟大的先行意义。所以说，从封建士大夫向现代企业家完美转型的张謇与其说是旧时代的状元，不如说是新时代的榜样。他的事业成就地、精神孕育地在南通，然而他的企业家精神属于全中国、全社会。资本经营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人的生命有限，“若留一二有用事业，则与草木同生，而不与草木同腐”，张謇企业家精神中所集中体现的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思想品质是新时代、新阶段值得中国工商界特别是各类企业家学习的。
（作者系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通大学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