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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课是小班，我是班上唯一的中国学生。
教书先生克莱尔是个瘦小精干的女人，长着一对鹰一样的眼睛。米黄色短发贴着脑袋一丝不苟地立着，细边黑框眼镜夹在尖挺的鼻梁上，永远着一套浅灰色西装和宝蓝色袖扣。虽是退休律师，但也派头十足。
“上我这门课保证作业多、压力大。现在退选还来得及！”她上来就抛出直戳戳的开场白。我原本看到一屋子美国人，想到要和他们一起上演讲课，手心开始冒汗。但听了她的话，我反倒有不得不留下的理由了。事后想想，无事逞英雄是我很大的弱点。
周三早上，我把头发扎成马尾，身心愉悦地往教室走。走近了才看到门上贴的一张纸：“今天在地下室上课。”
顺着电梯下去，我一眼就看到克莱尔神情得意地站在走廊尾端迎接我们。“早上好，Winter！这节课分几个房间上。你进去左转进第二个房间。”我预感着自己走进了一个巨大的阴谋里，心一揪，连呼吸都急促起来。
房间里只有一盏小灯和一张窄窄的桌子，五张座位，五个人，大家都雾里看花，不安地搓手，颇像二战时期被关在暗房里试图破译德军密码的情报员。
过了十来分钟不见动静，忽然从身后传来一声巨响：“早上好！请打开座位下的黑色文件夹。里面是你们今天要完成的任务。”克莱尔冷峻的声音从嵌在墙里的音箱传来，我紧张地抖了一下，有种立刻冲去图书馆退选这门课的冲动。
想归想，但脚已经被缰绳套住，怎么也逃脱不了。我打开文件夹，上面写着：“洛杉矶市水源受污染，你作为市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既有角色扮演，还要用外国话即兴演讲，我紧张得左腿有些麻，自然又失去了首先登台的勇气。
第一个上去的美国同学平时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这会儿也慌张得呛住了，只顾上说：“呃，呃，我们觉得很抱歉，会尽快调查。”
看本地人也说得磕磕巴巴，我胆大的天性又爆发了，站起来走上前去，虽然脑子里仍一片空白。站定30秒，忽然来了灵感，我煽情地说：“各位媒体朋友，很抱歉发生这样的事。但请大家相信，现在洛杉矶市民的饮用水是安全的，我每天和大家饮用一样的水。市民的福祉永远是第一位的！媒体朋友若有疑虑，尽可放心发问，我会一一解答……”我把问题抛回去，也料到下面坐着的同学耷拉着的脑袋快撞到地面，不会问太别出心裁的问题。这样一来一回，五分钟的演讲也就成形了。
隔周发成绩，我“情景演讲”拿了A。评语是：“靠机智而非技巧取胜！”说得十分中肯，我发现克莱尔竟有些幽默感。
接下来几周是谈判技巧演讲。三人一组，就一个商业提案进行谈判，互相给彼此打分。我原是无牵无挂地坐着观察，但同组的男女争得咬牙切齿，常常一堂课下来，才给我留时间说两三句话。我岂有被人踩在脚下之理，便铆足力气抢话头。
几周下来，嗓子都喊不出声了。再下来的三周都在课上做说服演说，我们逐个上去就事先准备好的论点做阐述。克莱尔会根据说服力的大小以及表达方式打分。因为提前准备过，讲述部分倒不惊慌，但每天下午四点准时放出一篇有关“演讲与口才”的论文题，让我整整痛苦了三周。那每日千言论文是夹着跳舞、旅行、酒会、主题乐园和海滩一起完成的，写得零零散散不说，把我的睡眠时间也压缩到每天不足4个钟头。那阵子，我永远像踩着棉花团走路，浑身软飘飘，只能勉强保持存活。
好不容易熬到倒数第二节课，大纲上写着“总结”，应该是跷起腿开大会，没有再多的闯关游戏了。我精神全线放松，头低垂，快在椅子上睡过去。克莱尔简短总结陈词后，话锋一转：“现在让我们展现一学期的训练成果。每个人从门口的盒子里抽一张纸条，做即兴演讲。不用紧张，这次演讲不评分！”
“Winter，你先来。”克莱尔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
我忽然觉得头像要炸开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喝了太多咖啡，手开始不由自主地抖，心跳也不规则起来。我僵硬地走到门外，手伸到盒子里摸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你是美国总统，要向国会提议医疗改革法案。”
我的额头上开始冒冷汗，一边走，一边用剩下的几秒钟在脑子里迅速组织演讲架构，但只零散地冒出一些短语。“早上好，议员们！”我猛吸一口气，毫无意识地吐出这句话，接着教室天花板忽然旋转起来，眼前一片黑暗。后来发生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只隐隐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醒来的时候，我嘴上套着氧气罩，躺在救护车里，周围围着学校紧急救护组的人。大家看我醒了，赶紧帮我量体温，又关切地问我哪里不舒服。
“嗨！真是个勇敢的女孩！眼泪都没掉你看！”组长大概三十岁上下，很有经验地握着我的手和我开玩笑，平抚我紧张的情绪。我却像得了委屈的由头似的，一被抬出救护车，眼泪就哗一下涌出来。医生吓得赶紧推我去做血液检查，接着又照X光，还扫描了脑部。结论是：缺少睡眠。后来想想，当时倒下去可能是真的撑不住睡着了，并不是虚脱晕倒。
虽然有学校医疗保险，但医院还是从我口袋里抢了1000美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看这些钱都去喂了医院的仪器，医生的判断力越来越弱，美国的医疗系统真是贵成天方夜谭。我觉得被人平白割了块肉，心疼得很，倒把自己晕倒被救护车抬到医院的可怜处境忘得一干二净。克莱尔却被吓得不轻，我一回家就看到她发邮件慰问，可就是没说我两天后的最后一节课可以不去。也罢，被她折磨了一学期，也不想最后欠她的人情。
两天后，身体还没好利索，我几乎向所有课的老师请了病假，却坚持去上克莱尔最后一节课。我知道她是一个无法动之以情的人。一进教室，她就迎上来，眼神很温和，语气却依旧冷靜：“没事吧？”
“没事！睡少了。”我答得很简短，不想显出柔弱的样子，被她看轻。
“Winter，你好像还欠我们大家一样东西。”我刚在位子上坐定，克莱尔就把我点出来。
我知道她说的是上次讲了个开头的即兴演说。这甚至都不是一个打分的项目，况且我是在演讲的时候晕倒的，她怎么还好意思再逼我做完这件事？我有种想上去掐死她的冲动。其他同学默不作声，我前排的一个胖同学偷偷掉过头，给了我一个同情的眼神。
说就说，我憋了一股气走上去，故意把嘴咧得很大，给了她一个挑衅的微笑。人一生气脑子却特别有逻辑，我站着心也不慌了，逗趣地说：“总统大病初愈，提案继续……”同学们都笑了，有些还故意笑得刹不住车，我很感谢他们捧场，毕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啊。
五分钟的演讲我塞得满满当当，一个结巴都没打。克莱尔淡淡一笑，带头鼓起掌。我很诧异，也为自己强顶着完成任务感到得意。
学期结束时，我又收到克莱尔的另一封邮件，里面写着：“Winter，我知道作为班里唯一一个国际学生来上我的演讲课是难于登天的事，你做得很好！”我这才知道她这一路都在看着我。
时隔这些年，每每有人惊异于我英文纯正，我都会想起那年夏天的魔鬼式演讲课和克莱尔冷峻的面孔。有些路要自己走才知道累，可回头看看，每个脚印都是为跨向远方而踏。正如旅行时遇到种种不顺，暗暗发誓再也不出来折腾一样，但回家一翻照片，就觉得一切的艰辛都是幸福的回味，于是乎又兴高采烈地计划起下一次“折腾”。
我们是多么的可笑，又是多么的无畏啊！
教书先生克莱尔是个瘦小精干的女人，长着一对鹰一样的眼睛。米黄色短发贴着脑袋一丝不苟地立着，细边黑框眼镜夹在尖挺的鼻梁上，永远着一套浅灰色西装和宝蓝色袖扣。虽是退休律师，但也派头十足。
“上我这门课保证作业多、压力大。现在退选还来得及！”她上来就抛出直戳戳的开场白。我原本看到一屋子美国人，想到要和他们一起上演讲课，手心开始冒汗。但听了她的话，我反倒有不得不留下的理由了。事后想想，无事逞英雄是我很大的弱点。
周三早上，我把头发扎成马尾，身心愉悦地往教室走。走近了才看到门上贴的一张纸：“今天在地下室上课。”
顺着电梯下去，我一眼就看到克莱尔神情得意地站在走廊尾端迎接我们。“早上好，Winter！这节课分几个房间上。你进去左转进第二个房间。”我预感着自己走进了一个巨大的阴谋里，心一揪，连呼吸都急促起来。
房间里只有一盏小灯和一张窄窄的桌子，五张座位，五个人，大家都雾里看花，不安地搓手，颇像二战时期被关在暗房里试图破译德军密码的情报员。
过了十来分钟不见动静，忽然从身后传来一声巨响：“早上好！请打开座位下的黑色文件夹。里面是你们今天要完成的任务。”克莱尔冷峻的声音从嵌在墙里的音箱传来，我紧张地抖了一下，有种立刻冲去图书馆退选这门课的冲动。
想归想，但脚已经被缰绳套住，怎么也逃脱不了。我打开文件夹，上面写着：“洛杉矶市水源受污染，你作为市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既有角色扮演，还要用外国话即兴演讲，我紧张得左腿有些麻，自然又失去了首先登台的勇气。
第一个上去的美国同学平时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这会儿也慌张得呛住了，只顾上说：“呃，呃，我们觉得很抱歉，会尽快调查。”
看本地人也说得磕磕巴巴，我胆大的天性又爆发了，站起来走上前去，虽然脑子里仍一片空白。站定30秒，忽然来了灵感，我煽情地说：“各位媒体朋友，很抱歉发生这样的事。但请大家相信，现在洛杉矶市民的饮用水是安全的，我每天和大家饮用一样的水。市民的福祉永远是第一位的！媒体朋友若有疑虑，尽可放心发问，我会一一解答……”我把问题抛回去，也料到下面坐着的同学耷拉着的脑袋快撞到地面，不会问太别出心裁的问题。这样一来一回，五分钟的演讲也就成形了。
隔周发成绩，我“情景演讲”拿了A。评语是：“靠机智而非技巧取胜！”说得十分中肯，我发现克莱尔竟有些幽默感。
接下来几周是谈判技巧演讲。三人一组，就一个商业提案进行谈判，互相给彼此打分。我原是无牵无挂地坐着观察，但同组的男女争得咬牙切齿，常常一堂课下来，才给我留时间说两三句话。我岂有被人踩在脚下之理，便铆足力气抢话头。
几周下来，嗓子都喊不出声了。再下来的三周都在课上做说服演说，我们逐个上去就事先准备好的论点做阐述。克莱尔会根据说服力的大小以及表达方式打分。因为提前准备过，讲述部分倒不惊慌，但每天下午四点准时放出一篇有关“演讲与口才”的论文题，让我整整痛苦了三周。那每日千言论文是夹着跳舞、旅行、酒会、主题乐园和海滩一起完成的，写得零零散散不说，把我的睡眠时间也压缩到每天不足4个钟头。那阵子，我永远像踩着棉花团走路，浑身软飘飘，只能勉强保持存活。
好不容易熬到倒数第二节课，大纲上写着“总结”，应该是跷起腿开大会，没有再多的闯关游戏了。我精神全线放松，头低垂，快在椅子上睡过去。克莱尔简短总结陈词后，话锋一转：“现在让我们展现一学期的训练成果。每个人从门口的盒子里抽一张纸条，做即兴演讲。不用紧张，这次演讲不评分！”
“Winter，你先来。”克莱尔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
我忽然觉得头像要炸开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喝了太多咖啡，手开始不由自主地抖，心跳也不规则起来。我僵硬地走到门外，手伸到盒子里摸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你是美国总统，要向国会提议医疗改革法案。”
我的额头上开始冒冷汗，一边走，一边用剩下的几秒钟在脑子里迅速组织演讲架构，但只零散地冒出一些短语。“早上好，议员们！”我猛吸一口气，毫无意识地吐出这句话，接着教室天花板忽然旋转起来，眼前一片黑暗。后来发生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只隐隐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醒来的时候，我嘴上套着氧气罩，躺在救护车里，周围围着学校紧急救护组的人。大家看我醒了，赶紧帮我量体温，又关切地问我哪里不舒服。
“嗨！真是个勇敢的女孩！眼泪都没掉你看！”组长大概三十岁上下，很有经验地握着我的手和我开玩笑，平抚我紧张的情绪。我却像得了委屈的由头似的，一被抬出救护车，眼泪就哗一下涌出来。医生吓得赶紧推我去做血液检查，接着又照X光，还扫描了脑部。结论是：缺少睡眠。后来想想，当时倒下去可能是真的撑不住睡着了，并不是虚脱晕倒。
虽然有学校医疗保险，但医院还是从我口袋里抢了1000美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看这些钱都去喂了医院的仪器，医生的判断力越来越弱，美国的医疗系统真是贵成天方夜谭。我觉得被人平白割了块肉，心疼得很，倒把自己晕倒被救护车抬到医院的可怜处境忘得一干二净。克莱尔却被吓得不轻，我一回家就看到她发邮件慰问，可就是没说我两天后的最后一节课可以不去。也罢，被她折磨了一学期，也不想最后欠她的人情。
两天后，身体还没好利索，我几乎向所有课的老师请了病假，却坚持去上克莱尔最后一节课。我知道她是一个无法动之以情的人。一进教室，她就迎上来，眼神很温和，语气却依旧冷靜：“没事吧？”
“没事！睡少了。”我答得很简短，不想显出柔弱的样子，被她看轻。
“Winter，你好像还欠我们大家一样东西。”我刚在位子上坐定，克莱尔就把我点出来。
我知道她说的是上次讲了个开头的即兴演说。这甚至都不是一个打分的项目，况且我是在演讲的时候晕倒的，她怎么还好意思再逼我做完这件事？我有种想上去掐死她的冲动。其他同学默不作声，我前排的一个胖同学偷偷掉过头，给了我一个同情的眼神。
说就说，我憋了一股气走上去，故意把嘴咧得很大，给了她一个挑衅的微笑。人一生气脑子却特别有逻辑，我站着心也不慌了，逗趣地说：“总统大病初愈，提案继续……”同学们都笑了，有些还故意笑得刹不住车，我很感谢他们捧场，毕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啊。
五分钟的演讲我塞得满满当当，一个结巴都没打。克莱尔淡淡一笑，带头鼓起掌。我很诧异，也为自己强顶着完成任务感到得意。
学期结束时，我又收到克莱尔的另一封邮件，里面写着：“Winter，我知道作为班里唯一一个国际学生来上我的演讲课是难于登天的事，你做得很好！”我这才知道她这一路都在看着我。
时隔这些年，每每有人惊异于我英文纯正，我都会想起那年夏天的魔鬼式演讲课和克莱尔冷峻的面孔。有些路要自己走才知道累，可回头看看，每个脚印都是为跨向远方而踏。正如旅行时遇到种种不顺，暗暗发誓再也不出来折腾一样，但回家一翻照片，就觉得一切的艰辛都是幸福的回味，于是乎又兴高采烈地计划起下一次“折腾”。
我们是多么的可笑，又是多么的无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