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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喧嚣的年代，也是容易迷失的年代。”这是刘胜军先生《管理的力量：中国挑战的制度求解》一书的开卷语。
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位知名的年轻学者，刘胜军的选择是，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给喧嚣注入冷静，为迷失建立坐标。
走向娱乐化的商学院，日益偏离“服务于实体经济需要”的商学院，是正途还是歧路?
为什么中国企业总是过度关注组织之外的外部因素，如关系、资本运作、策划?
中国如何从“象征性的现代化”向“有选择的增长”转型?
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如何避免好大喜功的陷阱?
央企要克服自利性驱动，需要在公司治理方面进行怎样的改变?
股市低效、“老鼠仓”、PE腐败与管制环境之间是何关系?
创新型国家建设还有哪些制度障碍和文化障碍?
金融自由化的矛盾如何克服?
这只是刘胜军所关注问题的一小部分，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的兴趣是广泛的，立场是负责的。尽管每篇文章篇幅不长，多是千字文，但都言之有物、持之有据、论之有理，例如，在评论中石化156万元的豪华吊灯事件和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每天挥霍4万元的奢华时，他运用美国学者Michel Jensel)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指出，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自由现金流量应以分红形式返还给股东，但追求自我价值最大化的管理层则想方设法把自由现金流量留在公司，因为一般而言，支配的资源越多，给管理层带来的满足感越大。由此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扩大在职消费，二是不负责任地投资。这样的分析，比起那些慷慨陈词却空洞无物的泛泛之谈，当然要有价值得多。
通读刘胜军的著作，我最大的体会是，他是一位有责任感，有学术底蕴，有实践特色的理论工作者。
理论的真义究竟为何?是高头讲章和一大堆模型，还是别的什么?
追根溯源，“理论”(theoria)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其词源学的意义，“不仅是观看而且是对神圣活动的观照”。伽达默尔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中写到：“theoria一词的原初意义是作为团体的一员参与那种崇奉神明的祭祀庆祝活动。对这种神圣活动的观察，不是不介入地确证某种中立的事务状态，或者观看某种壮丽的表演或节目；更确切地说，理论一词的最初意义是真正地参与一个事件，真正地出席在场。”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王寅丽博士指出，一个理论者(a theoros)要么是城邦派去参加另一城邦神圣庆祝活动的使者，要么是派去向德尔斐神庙的女祭司咨询的使者，他到真理的源头为城邦的政治、法律、宗教权威带回神的话语。作为城邦和女祭司之间的中介者，他被要求清晰、完整地记下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增加或删改神的话语都是大不敬的。
因此，理论者需要理智上的准确、诚实和所有适合与神打交道的德性。渐渐地，这个词的使用更加宽泛，包括见证和参加各种宗教及体育庆典，这样，理论就意味着在比赛当中的旁观者所做的工作：观察、见证、审视和解释他所见的一切，他需要解释和理解他所见之事，需要区分对庆典、仪式来说是本质的东西和偶然的东西，然后把这样的知识以诚实、有益的方式传达给城邦的人。
在前哲学时代，理论从来没有被看作一种与行动无关的生活方式，而总是和城邦的公共生活、城邦的善有直接的联系，和行动结合在一起。
今天，理论工作者已经变成了一种职业，但是，理论和实践、行动、公共生活、善与责任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
一个喧嚣而容易迷失的年代，其实是理论工作者的“壮丽的舞台”，而关键在于，他们是否能带上理论的武器，真正地参与，真正地出席在场。
《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
[美]格里德尔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杜2010年5月版
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是一个硕大而又沉重的题目，本书尽可能地让书中的人物自己说话，以源于个体生命的体验和感知指出：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创伤痛苦，深刻到了难以从字面上理解的程度。作者格里德尔，中文名贾祖麟，哈佛大学博士，美国著名中国研究学者费正清和史华慈的学生，布朗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专长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史。
《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王润泽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转型时期，在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该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幻莫测的时局变迁，催生了生机勃勃的媒体、生动活跃的报人。以往对该阶段的研究多以批评揭露北洋政府对新闻业和报人的迫害为主，但实际上那时的媒体环境整体相对宽松，媒介发展比较迅速。
《旧事与新说》
宗璞 著 新星出版社2010年3月版
“20世紀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先生。”若不知晓他们之间的关系，看到这样的称呼还以为是冯友兰的某位同僚或旧好对他的评价，绝难料想是出自一个疼爱、尊崇父亲的女儿之心、手。一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年逾80，编成此书，从那些细枝末节的生活琐事之中，或许能更深地感受到冯友兰何以成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位知名的年轻学者，刘胜军的选择是，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给喧嚣注入冷静，为迷失建立坐标。
走向娱乐化的商学院，日益偏离“服务于实体经济需要”的商学院，是正途还是歧路?
为什么中国企业总是过度关注组织之外的外部因素，如关系、资本运作、策划?
中国如何从“象征性的现代化”向“有选择的增长”转型?
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如何避免好大喜功的陷阱?
央企要克服自利性驱动，需要在公司治理方面进行怎样的改变?
股市低效、“老鼠仓”、PE腐败与管制环境之间是何关系?
创新型国家建设还有哪些制度障碍和文化障碍?
金融自由化的矛盾如何克服?
这只是刘胜军所关注问题的一小部分，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的兴趣是广泛的，立场是负责的。尽管每篇文章篇幅不长，多是千字文，但都言之有物、持之有据、论之有理，例如，在评论中石化156万元的豪华吊灯事件和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每天挥霍4万元的奢华时，他运用美国学者Michel Jensel)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指出，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自由现金流量应以分红形式返还给股东，但追求自我价值最大化的管理层则想方设法把自由现金流量留在公司，因为一般而言，支配的资源越多，给管理层带来的满足感越大。由此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扩大在职消费，二是不负责任地投资。这样的分析，比起那些慷慨陈词却空洞无物的泛泛之谈，当然要有价值得多。
通读刘胜军的著作，我最大的体会是，他是一位有责任感，有学术底蕴，有实践特色的理论工作者。
理论的真义究竟为何?是高头讲章和一大堆模型，还是别的什么?
追根溯源，“理论”(theoria)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其词源学的意义，“不仅是观看而且是对神圣活动的观照”。伽达默尔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中写到：“theoria一词的原初意义是作为团体的一员参与那种崇奉神明的祭祀庆祝活动。对这种神圣活动的观察，不是不介入地确证某种中立的事务状态，或者观看某种壮丽的表演或节目；更确切地说，理论一词的最初意义是真正地参与一个事件，真正地出席在场。”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王寅丽博士指出，一个理论者(a theoros)要么是城邦派去参加另一城邦神圣庆祝活动的使者，要么是派去向德尔斐神庙的女祭司咨询的使者，他到真理的源头为城邦的政治、法律、宗教权威带回神的话语。作为城邦和女祭司之间的中介者，他被要求清晰、完整地记下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增加或删改神的话语都是大不敬的。
因此，理论者需要理智上的准确、诚实和所有适合与神打交道的德性。渐渐地，这个词的使用更加宽泛，包括见证和参加各种宗教及体育庆典，这样，理论就意味着在比赛当中的旁观者所做的工作：观察、见证、审视和解释他所见的一切，他需要解释和理解他所见之事，需要区分对庆典、仪式来说是本质的东西和偶然的东西，然后把这样的知识以诚实、有益的方式传达给城邦的人。
在前哲学时代，理论从来没有被看作一种与行动无关的生活方式，而总是和城邦的公共生活、城邦的善有直接的联系，和行动结合在一起。
今天，理论工作者已经变成了一种职业，但是，理论和实践、行动、公共生活、善与责任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
一个喧嚣而容易迷失的年代，其实是理论工作者的“壮丽的舞台”，而关键在于，他们是否能带上理论的武器，真正地参与，真正地出席在场。
《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
[美]格里德尔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杜2010年5月版
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是一个硕大而又沉重的题目，本书尽可能地让书中的人物自己说话，以源于个体生命的体验和感知指出：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创伤痛苦，深刻到了难以从字面上理解的程度。作者格里德尔，中文名贾祖麟，哈佛大学博士，美国著名中国研究学者费正清和史华慈的学生，布朗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专长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史。
《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王润泽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转型时期，在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该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幻莫测的时局变迁，催生了生机勃勃的媒体、生动活跃的报人。以往对该阶段的研究多以批评揭露北洋政府对新闻业和报人的迫害为主，但实际上那时的媒体环境整体相对宽松，媒介发展比较迅速。
《旧事与新说》
宗璞 著 新星出版社2010年3月版
“20世紀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先生。”若不知晓他们之间的关系，看到这样的称呼还以为是冯友兰的某位同僚或旧好对他的评价，绝难料想是出自一个疼爱、尊崇父亲的女儿之心、手。一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年逾80，编成此书，从那些细枝末节的生活琐事之中，或许能更深地感受到冯友兰何以成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