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第三子张懋修考中状元，同时考中进士的还有他的大儿子张敬修。消息传来，舆论哗然，众议嚣嚣。原来，就在3年前，张居正的二儿子张嗣修已考中了榜眼。张居正有六子，有人为此作诗讽刺：“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做探花郎！”无怪时人的非议，因为在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内阁首辅翟銮的两个儿子同登进士，时人讥之“一鸾（借指翟銮）当道，双凤齐鸣”，翟銮也因此被弹劾“有弊”。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将翟銮父子罢黜为民。而同样，嘉靖的做法亦非没有先例。早在北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宰相李畴之子、吕蒙正之弟本已取得殿试资格，但宋太宗却提出，“斯井势家，与孤寒竟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竟不许二人参加殿试。
　　在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中，关于官员子弟的应试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争论的焦点。相当一部分官员子弟并非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而是倚仗父辈的权势实现金榜题名乃至平步青云，这实际上也是对寒门子弟在政冶权利上的另一种剥夺。也因此，不少人有意识地将抑制官员子弟应试作为奖掖寒士、体现公平的一种手段。如唐代王起主持考试时，明确提出“科第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的状况。到了宋代，更专门创立了“牒试”制度，规定官员子弟、亲戚、门客须专送别处考试。康熙时亦曾要求大臣子弟参加考试单独编字号，规定取中名额，以实现“大臣子弟既得选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
　　尽管如此，纵观科举史，官员徇私、子弟舞弊的现象从未断绝。古代科举制下，人们对于高官子弟应试的关注，实质上是对权力滥用的担忧。
　　（摘自《学习时报》2012.3.19）B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