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在北京那个动荡的季节，我任外交部发言人的时候，与出生于中国广西的记者阮次山进行了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会面。聊了什么，全忘了一一对于外交官和记者，这也许是好事，说明双方都基本没说什么错话，错话才不容易忘。我只记得他人很实在，普通话水平让我感到亲切，自那以后近20年，我只能在老同事刘长乐领导的凤凰卫视上听他“侃评”了。
　　在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我最眷恋的是家乡和祖国，正如我在纽约写的：“大洋彼岸的冷暖牵挂一游子薄梦的永恒追寻。”阮次山此书最能引起我共鸣的是他在香港说的那句话一“这个中国我是爱定了”；是他在凤凰台为四川大地震主持直播时胸戴黄花，两眼含泪；是他“与世界领袖对话”时，牢记中国人民的关切，立足本职，把对中国的爱化为有效的专业活动。
　　台湾问题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他专访我的老同事、美原国务卿鲍威尔时提了6个问题，前5个全是涉台问题，而且开门见山，穷追不舍。他得到了较明确的回答：美国“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很清楚，台湾没有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
　　阮在采访手记中写道：作为新闻工作者，他有时也成了“推手”，有“参与历史的兴奋”。
　　从阮次山对多位外国领导人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他崇尚朴实、廉洁、善良的品格，并呼吁最大的善良——和平。他不顾危险前往伊拉克采访塔拉巴尼总统时直奔主题：作为伊朗邻国的总统，您担忧布什会向伊朗宣战吗?回答是否定的。又问：为什么?答：有很多原因。现在美国不想开战，而且美国没有合理原因去开战，各国人民也不容许伊朗遭受战火洗礼。
　　当“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他采访了我的朋友、原外长、84岁时出任以色列总统的佩雷斯。后者坦言：我相信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国有许多大事要做，但绝不包括战争。中国可为全球带来和平与希望。
　　采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阮坦诚地、婉转地表示希望日本领导人不再参拜供有14个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安倍也婉转地作了建设性回应。
　　记者的水平体现在提问的简明、犀利和得体上。得体，大体上是指符合自己的身份、当时的气氛和大众的期待。读者和听众期冀记者替他们发问。记者一开口，听者就知道你的水平和态度。阮次山的采访注重追根究底，报道深入浅出。看得出，他是与时俱进，联系实际的。
　　采访原居中国哈尔滨犹太人后裔、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时，阮详细询问奥尔默特访问哈尔滨的印象、感受，还引出了一段有趣的话：中国领导人管理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固然不容易，他身为700万人的总理也不容易，因为每个以色列人都认为自己是总理。深刻和幽默的本质是真实，记者的基本功就是挖掘和展示真实。
　　一位记者和主持人的成功不会是偶然的。从本书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阮对每位采访对象都事先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调研，对每个话题都“做足了功课”。
　　采访孟加拉国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尤努斯前，他专门研究了孟加拉国现状，发现“穷人的尊严就是他们的担保”，而西方银行家则是“晴天给你送伞、雨天把伞收回”的那种主儿。为采访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的准备工作更为周到，甚至知道普京的女儿在学中文，这就使对话有了新的切入点，更丰富和融洽……
　　一般来说，付出多少辛劳就会收获多少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