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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王双楼村的王囤在村里挖出了一罐银元，被年近九旬的袁留香老太太得知后，让孙子王大全扶着，找到事发地，还找到了另外两罐银元。本以为可以证明物主，却不料引出了村里人如何分配“浮财”、保卫土改成果的老话题……
村长叫王丰收，是王囤的大哥的儿子。王囤是老小，所以就守了老宅。王丰收到了现场，先挨个看了看三罐长着绿毛的银元和银元宝，惊叹一番，又略略问了一下情况，然后才对袁留香和梁照清说：“银元是在这儿挖出的，具体数目大伙都知道，为了保护现场，所以要先放在我叔家，少一块由他包赔！因为情况特殊又复杂，村委会要专门为此召开一次会议，等研究好处理方案再作决定！都散了吧！”
众人都散了。
因为是村长说话，袁留香和梁照清也没得说，只是王大全有点儿不放心，一步几回头地望着那三坛银元，最后还有点儿不相信地看了村长王丰收一眼。
事实上，王大全的担心并非多余，就在当天夜里，几个老贫农团员集中在王囤家，见到当年地主家的浮财，现在终于挖出了，既高兴又感叹，他们先是沉浸在回忆中，有惋惜也有后悔，最后很郑重地举手表决，将一千多块银元作为土改成果全分了。而且还是按当时的政策分的：赤贫五块，雇农四块，贫农三块，下中农一块。贫农团员各加一块，贫农团长加五块。这一下，全村的贫农、下中农都惊喜万分，没想到土改运动过去了60年，还能享受土改果实！真是让人做梦都不敢想呀！
袁留香听到此消息，一下气病了。
王大全见奶奶病倒，银元被分，也没了主意，便急忙唤回在外打工的哥哥王大中。王大中上过高中，当年差几分没考上大学，后来就去了佛山，在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积攒了一些钱财，在家中还盖了小楼。世界经济出现问题之后，他从广东回到了省城，听到消息，急急赶回。他毕竟见过世面，一张诉状将王囤他们告上了法庭。
法庭接到诉讼，派一名叫常江的法官前去调查。常法官一进王双楼，村人就知道是大全兄弟告了状。常法官先到了王大全家，问明了基本情况，又去梁照清家调查了一番，最后才到王囤家，取出三个空陶罐，见到一大一小那两只陶罐上写的字，知道袁老太所言均为事实，而且有证有据。接着，他又向王囤一一核实了银元数目，发现无差错后，才找到村长王丰收，让他协助办案，负责召集分到银元的人家到村委会开会。人到齐后，王丰收代表村委会讲了几句官话，然后推出常法官。常法官也是按部就班地先说了此行的目的和调查的结果，然后就搬出法律条文，他说针对王双楼出土银元一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九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对于挖掘、发现的埋藏物、隐藏物，如果能够证明属其所有、而且根据现行的法律、政策又可以归其所有的，应当予以保护……
常法官开头说的一大溜法律条文名称村人听不大懂，但对第九十三条的规定都听得明白。一听说老地主家的财宝还受法律保护，不但王囤想不通，那些刚分到银元的人家也想不通。尤其是活着的几个老贫农团团员，不但不答应退钱，还大喊这个常法官把屁股坐歪了！当初共产党能得江山坐天下，全靠的是穷人。共产党就是俺穷人的党，不信读读党章，上面写的是什么？当年闹土改，我们的老村长被反共暗杀团刀卸八块，全家六口人被惨杀四口！再说了，我们斗地主容易吗？当年为挖这王老耀家的浮财，我们每天都陪他们熬夜，下雨下雪还照样跟踪盯梢儿贴墙根儿偷听他们的私房话，但这狡猾的家伙到底没交代！还有那个袁留香，包庇公爹，让她游街示众鞭打棍敲吊梁头之上让她吹灰，可她仍然顽固不化，还说我们犯了政策！怎么样，现在浮财挖出来了，当年斗她亏不亏？这一千块大洋不说，谁知他们放的还有什么宝物，说不定还有金砖金条没挖出哩！再说，谁知他们放的有没有变天账！当年的地契什么的始终也没找到，是不是找到地契了你们法院还准备把俺们分的土地还给他们？嗯？！
常江见犯了众怒，急忙解释说：“乡亲们，1949年正是建国初期，咱们国家的法制还不太健全，当时的社会秩序主要是由政策调整，这种政策也是根据当时的时代特点制定的，所以，当时把王老耀家的土地、房产分给村里的贫农、下中农是符合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的。但别忘了，这涉及了法律和政策的关系问题。法律和政策并不矛盾，它们都是国家的上层建筑，都起着维护国家秩序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作用，但是它们也有区别，其中之一就是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党和国家根据一定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而变化，因此，政策的灵活性和变化性较大，其相对稳定性较小。而法律需要的是一定时期的稳定性。说明白一些，就是政策不能替代法律，法律对政策起着制约作用，党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大家都知道，如今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各种社会关系均由相应的法律法规调整。《宪法》及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都规定了公民个人依法享有财产所有权，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本案的事实有明确的解释，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一通有关法律的解释，庄户人听得似懂非懂，但听到最后还是明白了，就是转了一个大圈，绕了这么一个大弯子，银元还是应该归袁留香他们所有。众人哗然，都说过去的政策是共产党定的，现在的法律也是共产党定的，咋就变味了呢！几个老贫农团更觉得这事儿让他们想不通，说常法官若是按你所言，如果要是挖出地契来，你们保护谁？
常法官说：“老爷爷，这不矛盾，刚才我说过土地和房屋分给你们是符合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的！”
一个老贫农摇了摇头说：“那我再问你，如果这批浮财当时被挖了出来，应该归谁？”
常法官说：“如果当时被挖出来，按当时的政策应该归农会，属土改成果。”
“这不就对了！当时挖出是土改成果，为何现在挖出就变成地主家的遗产了？这谁会想得通？”
众人都应和道：“是呀，是呀！”
那老汉又问：“我再问你，当时王老耀和袁留香私藏财宝对不对？”
常法官想了想说：“按当时的情况，他们是不对的！”
那个老贫农团员一听这话，笑道：“这不就是了！当年他们是错的，现在他们错藏的浮财被我们挖了出来，就还应该算土改成果，俺们按当时的成分和人口将其分了，有什么不对呢？”
又绕了回来。
常法官无奈，只好又将刚才的那套言论叙说一遍，众人仍是不理解，七嘴八舌，没一个人愿意退回到手的银元，支书的老爹过去当过村干部，以长者的身份对常法官说：“法官同志，反正钱已分了，常言说法不治众，你回去给领导如实回报，就看着办吧！”
常江看案件比较棘手，只好回到法院，向院长汇报了情况，院长觉得此案具有典型意义，既然调解不成，只好在人民法院民事庭开庭审理。开庭那天，不但原告袁留香、被告王囤和几个老贫农团员全部出庭，连王双楼的群众也去了不少。通过一番争论，法院判决如下：被告王囤现居住宅院土改前系原告袁留香家所有，后挖出的银元系根据原告指认的地方挖出，其中一罐银元明确书写有原告王老耀的名字，该罐银元、银元宝应视为当时原告家的财产，应归还原告所有。被告王囤挖出的一罐银元，也因该宅院系原告家祖上所有，可排除他人埋藏的可能，罐内所藏333块银元确定归原告所有。另书有“王中立”名字的一罐银元，此罐银元的产权可能涉及他人财产利益，该部分事实不清，本院将另外审理。
王囤和几个老贫农团员以及王双楼的听众，一听法院坐歪了屁股，审来审去没了他们一点点儿，顿时哗然，法庭上一片乱哄哄，法官连连击槌也没挡住，最后只好宣布休庭。
法院通过核议，决定强制执行，一定要将分下去的银元收上来归还原告。
可是，强制执行的通知下达了好几天，村里分得银元的人没一个上缴的。
村人集体抗法，法院执行人员也犯了难。因为摊到每户的银元数目太小，总不能因几块银元就动法，没办法，他们只好向院长汇报。院长也觉得棘手，最后决定让地方政府出面协办，便给颍河乡的乡书记打了个电话，说明了情况，央求乡党委协助一下，也可借机给村民们讲讲法律。乡书记姓胡，是与院长同时从县委大院里走出来的干部，很熟。一听是这事儿，也犯了难，问法院院长说：“是不是你的法制不灵了，想利用我搞一回人治？”
院长笑道：“这也是无奈之举呀！”
胡书记说：“那好吧，我可以帮你摆平这档子事，但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院长问：“什么条件？”
胡书记说：“就是你欠了我一个人情，有机会再让你偿还！”
院长一听是空头支票待填写，笑道：“老伙计了，这话说得有点儿外气！”
书记放下电话，就给王双楼的支书、村长打手机，要他们配合法院执行判决，尽快将分下去的银元收回来，三天以后，交到乡政府，再听候处理！
因为是乡书记下的命令，分量就不一样，王丰收和支书一商量，便开始在大喇叭里通知让得到银元的人家限期退还，而且是支书带头做爷爷的工作，第一个先交出了所得的十块银元，接着是村长王丰收的家人也交出了分得的六块。由于是村干部的家属带头，就再没人抗议，三天不到分下去的一千多块银元全部收齐，当天就送到了乡政府。胡书记很高兴，立刻给法院院长打了电话。院长更高兴，说既然收齐了，就将待审的300块留下，剩下的让原告打个收条领回去就行了。
王大全接到大队通知，急忙用三轮摩托带着老奶奶去了乡政府。颍河乡乡政府的府址是过去大地主崔二老家的宅院，三进深，内里大四合院套小四合院，生人进去如进迷宫。镇上人都称其为“老院”。崔二老的小儿子叫崔洪波，新中国成立前曾是县参议员，土改时被枪决。袁留香的母亲是崔洪波的大姐，因其下世早，袁留香几乎是在外公家长大。只是自从土改过后，她已近60年未来过这里了。过去的“老院”现在虽然面目全非，但袁留香一进大门立刻就走进了自己的记忆里，泪水止不住就流了出来。
胡书记对他们很客气，让人取出他们应得的那一大包银元，并对袁留香说：“老人家，这是你们家的733块银元，你点点吧，看对不对？”
袁留香感激地说：“不点不点，俺相信政府，相信政府！感谢政府对我们的保护！”
胡书记一听这话有点儿别扭，忙解释说：“应该说这是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袁留香连连称是，为拿出行动感谢书记，亲手从包里捧出一捧银元，对胡书记说：“书记呀，这捧袁大头，给你留着玩儿，毕竟是老辈子的东西，也是我老婆婆的一点心意不是？”
胡书记忙拦住，说：“老人家，这银元我可不能要！我不能执法犯法呀！心意我领了，谢谢您！”
袁留香见书记是实意，便不再让，只是一个劲儿地道谢，最后竟要让王大全给书记磕头，引来一片笑声。
交接完毕，王大全带奶奶急忙回了家。他们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数银元。袁留香对自己60年前的所藏之物重见天日，感激万千，她拿起一块，用没牙的嘴先吹了一下，然后急速地举到耳旁听银声。这是过去人们试银元真假的一种方法。当她连试几块之后，面色陡变，惊叫道：“全儿，大洋假了！”
王大全一听，大吃一惊，忙学着奶奶的样子试听，试了几块只有一块有银声，惊呼道：“奶奶，有真有假，咋办？”袁留香沉吟片刻，果断地说：“全试一遍！”说完，祖孙二人开始挨个儿试听。试听了两个时辰，733块中只有180块是真的，剩下的全是假货。望着那堆假银元，王大全简直傻了，愤怒地说：“肯定是有人调了包，走，咱们找书记去！”
袁留香面色凝重，抬头望了孙子一眼，说：“是哪个掉的包你知道吗？”
王大全一下听怔了，想想也是，银元是从各家各户收上来的，又经支书、村长送到政府，然后又有乡书记亲自交到他们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说不清！怕是连公安局都难查出哩！他望着那堆假货，颓丧地出了一口气，问奶奶说：“奶奶，咋办？总不能吃个哑巴亏呀！”
袁留香也一直盯着那堆假银元，许久了才说：“既是吃了哑巴亏，就别再声张！”
王大全说：“我咽不下这口气！”说完就要给哥哥打电话，被袁留香拦住了，说：“咽不下去也要咽！这是无头案，你告哪个去？别费那心思了，认了吧！银元虽假了，但咱总算争了一口气，赢了官司！这口气憋了我60年了，这回总算出来了！”
没办法，王大全也只好认了。
可是，袁留香虽然宽慰孙子，但自己却最终没咽下那口气，不久就病了。毕竟是熟透的瓜了，病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袁留香出身大户人家，知书达理，平常颇有人缘，再加上她属村里为数不多的长寿老人之一，众人都送了纸钱，葬礼办得很隆重。
只是王囤没去，因为他很恨袁老太太死得不是时候，若早死几天，自己到手的那一罐银元怎么会花落旁家！
他非但没参加袁老太太的葬礼，而且还很气愤地找出那三个盛银元的罐子，恨恨地摔了个粉碎……
只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所摔碎的三个罐子中，有一个是明朝宣德年间的青花瓷，价值不菲，能顶三罐银元总价值的两三倍！
两个月后，他得知了真情，又怕又心痛，他怕王大全得知后要索赔，更心痛自己摔烂了一笔大财，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村长叫王丰收，是王囤的大哥的儿子。王囤是老小，所以就守了老宅。王丰收到了现场，先挨个看了看三罐长着绿毛的银元和银元宝，惊叹一番，又略略问了一下情况，然后才对袁留香和梁照清说：“银元是在这儿挖出的，具体数目大伙都知道，为了保护现场，所以要先放在我叔家，少一块由他包赔！因为情况特殊又复杂，村委会要专门为此召开一次会议，等研究好处理方案再作决定！都散了吧！”
众人都散了。
因为是村长说话，袁留香和梁照清也没得说，只是王大全有点儿不放心，一步几回头地望着那三坛银元，最后还有点儿不相信地看了村长王丰收一眼。
事实上，王大全的担心并非多余，就在当天夜里，几个老贫农团员集中在王囤家，见到当年地主家的浮财，现在终于挖出了，既高兴又感叹，他们先是沉浸在回忆中，有惋惜也有后悔，最后很郑重地举手表决，将一千多块银元作为土改成果全分了。而且还是按当时的政策分的：赤贫五块，雇农四块，贫农三块，下中农一块。贫农团员各加一块，贫农团长加五块。这一下，全村的贫农、下中农都惊喜万分，没想到土改运动过去了60年，还能享受土改果实！真是让人做梦都不敢想呀！
袁留香听到此消息，一下气病了。
王大全见奶奶病倒，银元被分，也没了主意，便急忙唤回在外打工的哥哥王大中。王大中上过高中，当年差几分没考上大学，后来就去了佛山，在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积攒了一些钱财，在家中还盖了小楼。世界经济出现问题之后，他从广东回到了省城，听到消息，急急赶回。他毕竟见过世面，一张诉状将王囤他们告上了法庭。
法庭接到诉讼，派一名叫常江的法官前去调查。常法官一进王双楼，村人就知道是大全兄弟告了状。常法官先到了王大全家，问明了基本情况，又去梁照清家调查了一番，最后才到王囤家，取出三个空陶罐，见到一大一小那两只陶罐上写的字，知道袁老太所言均为事实，而且有证有据。接着，他又向王囤一一核实了银元数目，发现无差错后，才找到村长王丰收，让他协助办案，负责召集分到银元的人家到村委会开会。人到齐后，王丰收代表村委会讲了几句官话，然后推出常法官。常法官也是按部就班地先说了此行的目的和调查的结果，然后就搬出法律条文，他说针对王双楼出土银元一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九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对于挖掘、发现的埋藏物、隐藏物，如果能够证明属其所有、而且根据现行的法律、政策又可以归其所有的，应当予以保护……
常法官开头说的一大溜法律条文名称村人听不大懂，但对第九十三条的规定都听得明白。一听说老地主家的财宝还受法律保护，不但王囤想不通，那些刚分到银元的人家也想不通。尤其是活着的几个老贫农团团员，不但不答应退钱，还大喊这个常法官把屁股坐歪了！当初共产党能得江山坐天下，全靠的是穷人。共产党就是俺穷人的党，不信读读党章，上面写的是什么？当年闹土改，我们的老村长被反共暗杀团刀卸八块，全家六口人被惨杀四口！再说了，我们斗地主容易吗？当年为挖这王老耀家的浮财，我们每天都陪他们熬夜，下雨下雪还照样跟踪盯梢儿贴墙根儿偷听他们的私房话，但这狡猾的家伙到底没交代！还有那个袁留香，包庇公爹，让她游街示众鞭打棍敲吊梁头之上让她吹灰，可她仍然顽固不化，还说我们犯了政策！怎么样，现在浮财挖出来了，当年斗她亏不亏？这一千块大洋不说，谁知他们放的还有什么宝物，说不定还有金砖金条没挖出哩！再说，谁知他们放的有没有变天账！当年的地契什么的始终也没找到，是不是找到地契了你们法院还准备把俺们分的土地还给他们？嗯？！
常江见犯了众怒，急忙解释说：“乡亲们，1949年正是建国初期，咱们国家的法制还不太健全，当时的社会秩序主要是由政策调整，这种政策也是根据当时的时代特点制定的，所以，当时把王老耀家的土地、房产分给村里的贫农、下中农是符合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的。但别忘了，这涉及了法律和政策的关系问题。法律和政策并不矛盾，它们都是国家的上层建筑，都起着维护国家秩序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作用，但是它们也有区别，其中之一就是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党和国家根据一定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而变化，因此，政策的灵活性和变化性较大，其相对稳定性较小。而法律需要的是一定时期的稳定性。说明白一些，就是政策不能替代法律，法律对政策起着制约作用，党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大家都知道，如今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各种社会关系均由相应的法律法规调整。《宪法》及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都规定了公民个人依法享有财产所有权，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本案的事实有明确的解释，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一通有关法律的解释，庄户人听得似懂非懂，但听到最后还是明白了，就是转了一个大圈，绕了这么一个大弯子，银元还是应该归袁留香他们所有。众人哗然，都说过去的政策是共产党定的，现在的法律也是共产党定的，咋就变味了呢！几个老贫农团更觉得这事儿让他们想不通，说常法官若是按你所言，如果要是挖出地契来，你们保护谁？
常法官说：“老爷爷，这不矛盾，刚才我说过土地和房屋分给你们是符合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的！”
一个老贫农摇了摇头说：“那我再问你，如果这批浮财当时被挖了出来，应该归谁？”
常法官说：“如果当时被挖出来，按当时的政策应该归农会，属土改成果。”
“这不就对了！当时挖出是土改成果，为何现在挖出就变成地主家的遗产了？这谁会想得通？”
众人都应和道：“是呀，是呀！”
那老汉又问：“我再问你，当时王老耀和袁留香私藏财宝对不对？”
常法官想了想说：“按当时的情况，他们是不对的！”
那个老贫农团员一听这话，笑道：“这不就是了！当年他们是错的，现在他们错藏的浮财被我们挖了出来，就还应该算土改成果，俺们按当时的成分和人口将其分了，有什么不对呢？”
又绕了回来。
常法官无奈，只好又将刚才的那套言论叙说一遍，众人仍是不理解，七嘴八舌，没一个人愿意退回到手的银元，支书的老爹过去当过村干部，以长者的身份对常法官说：“法官同志，反正钱已分了，常言说法不治众，你回去给领导如实回报，就看着办吧！”
常江看案件比较棘手，只好回到法院，向院长汇报了情况，院长觉得此案具有典型意义，既然调解不成，只好在人民法院民事庭开庭审理。开庭那天，不但原告袁留香、被告王囤和几个老贫农团员全部出庭，连王双楼的群众也去了不少。通过一番争论，法院判决如下：被告王囤现居住宅院土改前系原告袁留香家所有，后挖出的银元系根据原告指认的地方挖出，其中一罐银元明确书写有原告王老耀的名字，该罐银元、银元宝应视为当时原告家的财产，应归还原告所有。被告王囤挖出的一罐银元，也因该宅院系原告家祖上所有，可排除他人埋藏的可能，罐内所藏333块银元确定归原告所有。另书有“王中立”名字的一罐银元，此罐银元的产权可能涉及他人财产利益，该部分事实不清，本院将另外审理。
王囤和几个老贫农团员以及王双楼的听众，一听法院坐歪了屁股，审来审去没了他们一点点儿，顿时哗然，法庭上一片乱哄哄，法官连连击槌也没挡住，最后只好宣布休庭。
法院通过核议，决定强制执行，一定要将分下去的银元收上来归还原告。
可是，强制执行的通知下达了好几天，村里分得银元的人没一个上缴的。
村人集体抗法，法院执行人员也犯了难。因为摊到每户的银元数目太小，总不能因几块银元就动法，没办法，他们只好向院长汇报。院长也觉得棘手，最后决定让地方政府出面协办，便给颍河乡的乡书记打了个电话，说明了情况，央求乡党委协助一下，也可借机给村民们讲讲法律。乡书记姓胡，是与院长同时从县委大院里走出来的干部，很熟。一听是这事儿，也犯了难，问法院院长说：“是不是你的法制不灵了，想利用我搞一回人治？”
院长笑道：“这也是无奈之举呀！”
胡书记说：“那好吧，我可以帮你摆平这档子事，但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院长问：“什么条件？”
胡书记说：“就是你欠了我一个人情，有机会再让你偿还！”
院长一听是空头支票待填写，笑道：“老伙计了，这话说得有点儿外气！”
书记放下电话，就给王双楼的支书、村长打手机，要他们配合法院执行判决，尽快将分下去的银元收回来，三天以后，交到乡政府，再听候处理！
因为是乡书记下的命令，分量就不一样，王丰收和支书一商量，便开始在大喇叭里通知让得到银元的人家限期退还，而且是支书带头做爷爷的工作，第一个先交出了所得的十块银元，接着是村长王丰收的家人也交出了分得的六块。由于是村干部的家属带头，就再没人抗议，三天不到分下去的一千多块银元全部收齐，当天就送到了乡政府。胡书记很高兴，立刻给法院院长打了电话。院长更高兴，说既然收齐了，就将待审的300块留下，剩下的让原告打个收条领回去就行了。
王大全接到大队通知，急忙用三轮摩托带着老奶奶去了乡政府。颍河乡乡政府的府址是过去大地主崔二老家的宅院，三进深，内里大四合院套小四合院，生人进去如进迷宫。镇上人都称其为“老院”。崔二老的小儿子叫崔洪波，新中国成立前曾是县参议员，土改时被枪决。袁留香的母亲是崔洪波的大姐，因其下世早，袁留香几乎是在外公家长大。只是自从土改过后，她已近60年未来过这里了。过去的“老院”现在虽然面目全非，但袁留香一进大门立刻就走进了自己的记忆里，泪水止不住就流了出来。
胡书记对他们很客气，让人取出他们应得的那一大包银元，并对袁留香说：“老人家，这是你们家的733块银元，你点点吧，看对不对？”
袁留香感激地说：“不点不点，俺相信政府，相信政府！感谢政府对我们的保护！”
胡书记一听这话有点儿别扭，忙解释说：“应该说这是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袁留香连连称是，为拿出行动感谢书记，亲手从包里捧出一捧银元，对胡书记说：“书记呀，这捧袁大头，给你留着玩儿，毕竟是老辈子的东西，也是我老婆婆的一点心意不是？”
胡书记忙拦住，说：“老人家，这银元我可不能要！我不能执法犯法呀！心意我领了，谢谢您！”
袁留香见书记是实意，便不再让，只是一个劲儿地道谢，最后竟要让王大全给书记磕头，引来一片笑声。
交接完毕，王大全带奶奶急忙回了家。他们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数银元。袁留香对自己60年前的所藏之物重见天日，感激万千，她拿起一块，用没牙的嘴先吹了一下，然后急速地举到耳旁听银声。这是过去人们试银元真假的一种方法。当她连试几块之后，面色陡变，惊叫道：“全儿，大洋假了！”
王大全一听，大吃一惊，忙学着奶奶的样子试听，试了几块只有一块有银声，惊呼道：“奶奶，有真有假，咋办？”袁留香沉吟片刻，果断地说：“全试一遍！”说完，祖孙二人开始挨个儿试听。试听了两个时辰，733块中只有180块是真的，剩下的全是假货。望着那堆假银元，王大全简直傻了，愤怒地说：“肯定是有人调了包，走，咱们找书记去！”
袁留香面色凝重，抬头望了孙子一眼，说：“是哪个掉的包你知道吗？”
王大全一下听怔了，想想也是，银元是从各家各户收上来的，又经支书、村长送到政府，然后又有乡书记亲自交到他们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说不清！怕是连公安局都难查出哩！他望着那堆假货，颓丧地出了一口气，问奶奶说：“奶奶，咋办？总不能吃个哑巴亏呀！”
袁留香也一直盯着那堆假银元，许久了才说：“既是吃了哑巴亏，就别再声张！”
王大全说：“我咽不下这口气！”说完就要给哥哥打电话，被袁留香拦住了，说：“咽不下去也要咽！这是无头案，你告哪个去？别费那心思了，认了吧！银元虽假了，但咱总算争了一口气，赢了官司！这口气憋了我60年了，这回总算出来了！”
没办法，王大全也只好认了。
可是，袁留香虽然宽慰孙子，但自己却最终没咽下那口气，不久就病了。毕竟是熟透的瓜了，病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袁留香出身大户人家，知书达理，平常颇有人缘，再加上她属村里为数不多的长寿老人之一，众人都送了纸钱，葬礼办得很隆重。
只是王囤没去，因为他很恨袁老太太死得不是时候，若早死几天，自己到手的那一罐银元怎么会花落旁家！
他非但没参加袁老太太的葬礼，而且还很气愤地找出那三个盛银元的罐子，恨恨地摔了个粉碎……
只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所摔碎的三个罐子中，有一个是明朝宣德年间的青花瓷，价值不菲，能顶三罐银元总价值的两三倍！
两个月后，他得知了真情，又怕又心痛，他怕王大全得知后要索赔，更心痛自己摔烂了一笔大财，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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