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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初期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社会和谐的思想观点，包括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学说为社会和谐的理论基础、发展生产力以增强社会和谐的物质条件、建设民主政治为社会和谐提供政治保障、以统筹兼顾为社会和谐的基本手段、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社会和谐的外部支撑等。然而自二十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逐渐形成“左”的思想，阶级斗争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导致他的社会和谐思想处于次要乃至被忽视地位，深入分析其原因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重大启示意义。
一、时代局限：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完全搞清楚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更短，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有待继续探索。毛泽东与全党上下对迅速到来的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缺乏深刻认识。比如在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尽管中共八大作出过正确判断，但因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未完全展开，人们很难对其进行深刻认识；在党的角色转换上，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的党在新生事物面前未能成功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仍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来解决已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既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又使得建设时期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法出错——阶级斗争，而非发展生产。在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受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束缚导致人们对该事物的认识停留在特征层面，未深入事物的本质层面认识社会主义。
二、侧重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弱化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离开必要的物质条件，社会和谐便失去了基础。毛泽东在探索初认识到要以发展生产力为工作重心。但随着“左”的思想发展，他逐渐忽视生产力实际情况，不是通过发展解决矛盾，转而强调变革生产关系，夸大主观能动性，忽视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和谐的基础性作用。如他所说：“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他把生产关系看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片面提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正如1958年11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文件时指出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东西，我们叫做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内全党全民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和谐的构建失去相应的物质基础。
三、缺乏法治取向
法治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没有法治就无法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矛盾就得不到正确处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注意到了法律建设的重要性。“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7年，仅中央颁布的法律法规就达900多件。”这些法律的制定大多是在毛泽东领导和过问下进行的。毛泽东也非常注重遵守法律，中央决定重大问题时经常问是否符合宪法，并要求领导干部作守法模范。逐渐地，毛泽东淡化了法律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未将法律看成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准则，转而重视政策、人治、道德、群众运动等因素来解决矛盾。1958年8月他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靠法律治多数人……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他强调“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
四、对马克思主义存在认识误区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存在误解。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特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一种国家制度，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但毛泽东重视民主工具属性忽视其价值属性。他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认为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已实现，今后任务仅是在此制度下发展生产。但民主实现形式、保障机制、民主程序等却长期缺乏制度化建设。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平等思想存在误解。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平等的实现是一个与生产力水平提高相伴随的漫长过程。但毛泽东忽视了此预设前提。基于此，毛泽东便将真正的平等看成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即可实现的，使平等变成了脱离生产力的抽象原则，最终滑向平均主义。
再次，对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思想存在误解。马克思曾将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称作“资产阶级权利”。因该原则和资本主义商品等价交换中等量劳动决定等量价值原则都体现了交换双方平等权利，并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的性质改变了但形式还在。马克思还指出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以劳动者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前提。因为该原则忽略了劳动者工作能力和各自承担社会负担的差异。因此，马克思说这种“平等的权利”，“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但此不平等权利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按需分配才能消除。马克思也不认为此原则带有资产阶级剥削性，或具有可能导致资产阶级剥削性的任何属性。但毛泽东偏离了这一思想，把它变成可任意取舍的主观价值判断，他认为按劳分配本身带有资产阶级权利性质。其结果即是在抛弃按劳分配的同时又否认个人追求利益行为的合法性，最终只能选择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从而使得社会缺乏活力。
五、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缺陷导致理论脱离实际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也存在着理论缺陷，其一、“人民内部矛盾”概念具有双重性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手段过于单一，容易导致两类矛盾的严重混淆。其二、从思想上划分阶级。
“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的双重性质表现在：总体上说是非对抗性矛盾，但在局部又有个别对抗性矛盾；总体上说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在局部又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矛盾；意识形态上，许多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和问题既是认识上的是非问题，又不同程度的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因此，在实践中处理这些矛盾时便需要一个准确标准，但毛泽东未对此作进一步说明，从而导致其不够严谨和完善，实践中也不易操作。
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属于经济范畴，但毛泽东却提出了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新方法：“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种错误的阶级划分方法使毛泽东在实践中把大量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当作阶级矛盾来处理。
正是这些缺陷，导致了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社会和谐的思想最终未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第一，发展和谐党派关系思想与实践脱节。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随着“左”的思想发展而被搁置，民主党派机关受到冲击，被迫停止活动，和谐党派关系遭遇挫折。第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与实践脱节。随着“左”的思想发展，人们严重混淆两类矛盾，社会一度出现无政府状态、一部分群众对另一部分群众实行专政的混乱局面，人们无法享有真实广泛的自由与民主。第三，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与实践脱节。毛泽东提出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协同解决社会矛盾。但在经历混乱和失调情形后又从地方收权，权力集中后虽产生暂时平衡，但带来的是经济社会乏力，便又给地方放权。这样，二者关系一直处在收权—放权—再收权—再放权的恶性循环中。第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思想与实践脱节。毛泽东认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能包容事物的多样性。积极因素既指人，亦指建设所涉及的各方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任何有缺点、犯错误的人都要采取积极态度，团结教育帮助他们。但情形很快改变。反右派运动中大量知识分子受批判。大跃进中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庐山会议对不同意见猛烈批判。毛泽东所说的积极因素未充分调动起来。
参考文献：
[1]方义洁.过渡时期毛泽东构建和谐社会思想探析[J].求实,2005(10).
[2]转引自虞崇胜著.政治文明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3]转引自耘耕.毛泽东的“人治”观新义[J].法学,1993(12).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莫智群（1985-）,男，湖北应城人，武汉体育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部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
一、时代局限：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完全搞清楚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更短，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有待继续探索。毛泽东与全党上下对迅速到来的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缺乏深刻认识。比如在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尽管中共八大作出过正确判断，但因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未完全展开，人们很难对其进行深刻认识；在党的角色转换上，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的党在新生事物面前未能成功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仍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来解决已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既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又使得建设时期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法出错——阶级斗争，而非发展生产。在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受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束缚导致人们对该事物的认识停留在特征层面，未深入事物的本质层面认识社会主义。
二、侧重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弱化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离开必要的物质条件，社会和谐便失去了基础。毛泽东在探索初认识到要以发展生产力为工作重心。但随着“左”的思想发展，他逐渐忽视生产力实际情况，不是通过发展解决矛盾，转而强调变革生产关系，夸大主观能动性，忽视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和谐的基础性作用。如他所说：“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他把生产关系看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片面提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正如1958年11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文件时指出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东西，我们叫做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内全党全民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和谐的构建失去相应的物质基础。
三、缺乏法治取向
法治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没有法治就无法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矛盾就得不到正确处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注意到了法律建设的重要性。“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7年，仅中央颁布的法律法规就达900多件。”这些法律的制定大多是在毛泽东领导和过问下进行的。毛泽东也非常注重遵守法律，中央决定重大问题时经常问是否符合宪法，并要求领导干部作守法模范。逐渐地，毛泽东淡化了法律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未将法律看成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准则，转而重视政策、人治、道德、群众运动等因素来解决矛盾。1958年8月他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靠法律治多数人……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他强调“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
四、对马克思主义存在认识误区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存在误解。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特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一种国家制度，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但毛泽东重视民主工具属性忽视其价值属性。他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认为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已实现，今后任务仅是在此制度下发展生产。但民主实现形式、保障机制、民主程序等却长期缺乏制度化建设。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平等思想存在误解。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平等的实现是一个与生产力水平提高相伴随的漫长过程。但毛泽东忽视了此预设前提。基于此，毛泽东便将真正的平等看成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即可实现的，使平等变成了脱离生产力的抽象原则，最终滑向平均主义。
再次，对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思想存在误解。马克思曾将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称作“资产阶级权利”。因该原则和资本主义商品等价交换中等量劳动决定等量价值原则都体现了交换双方平等权利，并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的性质改变了但形式还在。马克思还指出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以劳动者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前提。因为该原则忽略了劳动者工作能力和各自承担社会负担的差异。因此，马克思说这种“平等的权利”，“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但此不平等权利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按需分配才能消除。马克思也不认为此原则带有资产阶级剥削性，或具有可能导致资产阶级剥削性的任何属性。但毛泽东偏离了这一思想，把它变成可任意取舍的主观价值判断，他认为按劳分配本身带有资产阶级权利性质。其结果即是在抛弃按劳分配的同时又否认个人追求利益行为的合法性，最终只能选择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从而使得社会缺乏活力。
五、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缺陷导致理论脱离实际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也存在着理论缺陷，其一、“人民内部矛盾”概念具有双重性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手段过于单一，容易导致两类矛盾的严重混淆。其二、从思想上划分阶级。
“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的双重性质表现在：总体上说是非对抗性矛盾，但在局部又有个别对抗性矛盾；总体上说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在局部又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矛盾；意识形态上，许多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和问题既是认识上的是非问题，又不同程度的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因此，在实践中处理这些矛盾时便需要一个准确标准，但毛泽东未对此作进一步说明，从而导致其不够严谨和完善，实践中也不易操作。
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属于经济范畴，但毛泽东却提出了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新方法：“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种错误的阶级划分方法使毛泽东在实践中把大量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当作阶级矛盾来处理。
正是这些缺陷，导致了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社会和谐的思想最终未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第一，发展和谐党派关系思想与实践脱节。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随着“左”的思想发展而被搁置，民主党派机关受到冲击，被迫停止活动，和谐党派关系遭遇挫折。第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与实践脱节。随着“左”的思想发展，人们严重混淆两类矛盾，社会一度出现无政府状态、一部分群众对另一部分群众实行专政的混乱局面，人们无法享有真实广泛的自由与民主。第三，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与实践脱节。毛泽东提出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协同解决社会矛盾。但在经历混乱和失调情形后又从地方收权，权力集中后虽产生暂时平衡，但带来的是经济社会乏力，便又给地方放权。这样，二者关系一直处在收权—放权—再收权—再放权的恶性循环中。第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思想与实践脱节。毛泽东认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能包容事物的多样性。积极因素既指人，亦指建设所涉及的各方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任何有缺点、犯错误的人都要采取积极态度，团结教育帮助他们。但情形很快改变。反右派运动中大量知识分子受批判。大跃进中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庐山会议对不同意见猛烈批判。毛泽东所说的积极因素未充分调动起来。
参考文献：
[1]方义洁.过渡时期毛泽东构建和谐社会思想探析[J].求实,2005(10).
[2]转引自虞崇胜著.政治文明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3]转引自耘耕.毛泽东的“人治”观新义[J].法学,1993(12).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莫智群（1985-）,男，湖北应城人，武汉体育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部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