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推荐辞：王禹偁的《待漏院记》是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看，该文属于一篇“厅壁记”，但实际上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李玲珑先生从立论、勾画、结构、经历、文论五方面旁征博引，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入探究了与“三”的关系，这是我们平时阅读此文压根儿都没有注意到的。今天，我们把《论王禹偁〈待漏院记〉与“三”的关系》隆重地推荐给读者朋友。
　　 三，是一个汉民族先民十分推崇的数字。早在《易经》中，汉民族就用三根横线和三根段横线来表示阳爻与阴爻。即八卦的基本符号。中国人推崇三的深层次原因，就是由我们祖先认识世界的特殊文化视角所致。《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由道而出，又产生了世间万物，三代表了“道”与万物。数字“三”在古先民的文化比附下，很快成了“天地人之道也”的代名词。这些观点将天、地、人视为宇宙的三个主体。在这种独特的哲学观基础上产生的“三才说”。班固说：“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师。”（《白虎通义·封公侯》）古代先哲对宇宙、时间、空间乃至于其他具体事务都可以进行这种宏观或微观的三分法，这种三分法认识论奠定了“三”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以“三”来概括事物的词语广涉典章制度、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军事地理，时令民俗、文学音乐等各个层面。
　　 宋代王禹偁的《待漏院记》，从立意、论述、结构技巧都与“三”有密切关系。此文大约写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作者当时36岁。拜左司谏，知制诰，判大理寺，故此文末尾曰“棘寺小吏王某为文”。
　　 一、立论：三才
　　 “三才”即天、地、人，视为宇宙的三个主体。“三才”要追求的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使之达到阴阳之和、天人之和、身心之和的至善境界。古代将天中央分为三块，合称“三垣”。其中的“紫薇垣”是“老天爷”居住的地方。人间贵为“天子”的皇帝，相对应的居住在“紫薇宫”，紫禁城之名由此而来。古代都城建筑“三大方位”布局：皇宫、太庙、社稷坛，则寓意皇权与天地、祖宗相联相通的关系。皇宫建筑“三大殿”，象征着天阙“三垣”。“三大殿”坐落在三层台基上，象征着天上的“三台星”。中国传统理念中，“三才”关系即人道则是效法天地之道。
　　 王禹偁的《待漏院记》一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与帝王的政治模式的关系。天道不言而运行，是“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论语》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因为有四时之吏，五行之官宣导天地阴阳四时之气，才化育了万物，使得万物滋生，农事收获，人民康泰。天子帝王的政治模式是在效法天地之道，是“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三公六卿辅佐君王，推行教化。这段话既是《待漏院记》要求宰相“勤政”的立论基础，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政治结构的认识。儒家经典反复申明的理想政治模式是“垂拱无为”。“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而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前提有二：其一，帝王圣人是道德领袖，是价值标准;其二，三公、六卿各司其职，用这种道德指示以教育百姓。这种政治模式不是帝王圣人创造的，而是“法乎天地”的。“天道”在儒家看来是道德的宇宙，为人类世界确立价值标准，提供模仿榜样。天官们负责司掌气息风雨，从而使得“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这种政治哲学反映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模式。
　　 儒家重要的人伦道德关系是“三纲”，即君臣、父子、夫妇。“君臣”关系为首纲，作为臣子必须对国君绝对服从，明君贤臣是其最理想的关系。作者例举了古之善相者，如皋陶、夔，唐代房玄龄、魏征等这些贤臣，指出这些贤臣并不是他们独有其德，而是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忠于君、“勤于政”。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二、勾画：三形象
　　 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第二段以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相、奸相和庸相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第一种宰相：“思”为公则贤，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
　　 第二种宰相：“思”为私则奸;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
　　 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第三种庸相，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他们“竊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贤相、佞臣、庸相三种宰相，三种境界，三条道路，是三面镜子。每个为官者可以对号入座，也可以选择自己的为官之路。宋时文人当政，宰相权力尤重。王禹偁有感于宰相人选在朝政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写了这篇很有时代特色的文章。《待漏院记》讲的是宰相职责，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士人的政治理想。作者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君王独断而无为于上，百官分职而勤劬于下，而作为其间枢纽的，就是宰相。不过，在现实政治中，奸相多而贤相少，庸相为数尤众，作者正是深感于此，才写了颇有规讽之意的《待漏院记》。
　　 三、结构：三层次
　　 《待漏院记》 虽然名为“记”，实际是一篇结构谨严、层次分明的议论文章。
　　 “勤”字开端。先泛论“古之善相者”的共同特点乃在于“勤”，从而引出“待漏院”的由来。古时东方未明，宰相早起于宫门外，玉漏犹滴，故称之待漏院。朝廷设置了“待漏院”，示大臣应勤政也。 　　 “思”字点题。次以设想待漏宰相所思所想来点明正题，引出作者对贤相与奸相的刻画和评价。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通过对比手法展开两种居于相位者不同的心态，不同的结局。文句整齐对应，带有骈文特点，大大增加对比的效果。通过鲜明的正反对比论述，作者完整而有力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作者顺带指出第三种宰相，即庸相也是“无所取”的。
　　 “慎”字总结。深化了“待漏”所蕴含的主题。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作者最后警醒为相者“慎”。“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与？”的确，为官者，天降大任于斯人，肩负着国家安康、百姓幸福之重任，不可不慎。
　　 全文论述如同剥笋，层层深入，脉络清晰，一气贯注。褒贬分明，“勤”、“思”、“慎”三个字是全文的线索，是全文的三个层次，也是宰相们三个行为准则，即勤于政、思于民、慎于行。
　　 四、经历：三贬谪
　　 作者的政治生涯与“三”密切相关。王禹偁对仕途充满抱负，曾在《吾志》诗中表白：“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他为人刚直，誓言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写作《待漏院记》之后不久，他就遭到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贬谪，追究深层原因，则是因其直言敢谏、得罪权臣，至“为流俗所不容”（《宋史·王禹偁传》）。王禹偁八年三次受到贬官的打击，乃作《三黜赋》。他先回忆了三次被贬的情况和给自己带来的困窘，接着列举历史上的一些不幸人物，既自勉、自慰，又是对邪恶势力的嘲讽。作者说楚子文三次被罢相也不生气，他就是我的榜样;柳下惠因行正道而三次被免职，我和他的情况又多么的一样！篇末以掷地有声的语言展现了他的铮铮硬骨。申明“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表现了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宋史》评价作者：“禹偁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可见，作者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
　　 五、文论：三结合
　　 王禹偁的文论观也与“三”有关。他以宗经复古为旗帜，提倡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精神。提倡“文”、“道”、“心”的三合一。 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在文以传道之外，他又要求文以明心，即可在传道之文里发抒自己的政见和内心感受。于“传道”外，提出“明心”，“有言有文”，这是王禹偁在理论上的一种贡献。所谓“明心”是指自己的内心世界臻于高尚，是指立身无愧，以文来明心和传道。《待漏院记》则是他体现“文”、“道”、“心”“三结合”的佳作。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李玲珑，高校教授，现居青海西宁。